象徵-經驗取向家族治療

Carl Alanson Whitaker（1912—1995）

Whitaker是象徵-經驗取向家族治療（symbolic-experiential family therapy）的創始者，有「最離經叛道的家族治療師」之稱。

照片取自《午夜冥思：家族治療大師華特克回憶錄》

歷史生平背景

Whitaker生於美國紐約州的雪城，並在那裡完成了高中、大學和醫學院的學業，並於1936年獲得雪城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並在路易斯維爾大學接受精神醫學訓練。他於1938年開始在一間精神病院工作，並開始對治療精神分裂症患者產生了興趣。

Whitaker退休後繼續廣泛從事教學和演講工作，並與他的妻子一起為世界各地的家庭治療師提供諮詢和指導。

照片取自《午夜冥思：家族治療大師華特克回憶錄》

理念源流

Whitaker在農場出生長大，童年隨著父母過著充實忙碌的維生日子；青春期時出現思覺失調症狀，上大學時搬家到城市，適應不同的生活，一些身心症狀在成人時期有時也會隨著壓力與忙碌出現。

當住院醫師時曾有過婦產科經歷，之後選擇到精神科，當醫生時有接觸許多精神病患的經驗。他觀察到，一些似乎已經康復的病患在回家後又開始產生同樣的問題，因此，他開始將整個病患的家庭作為治療對象，而不只是治療病患本人。

Whitaker的妻子也是他施行家庭治療的協同者，他們育有六個子女；家庭生活交織在職業生涯中，也對其治療理念與取向有很大的影響。

人性觀/性格結構

家庭是一個統合的整體，而不是分別的個體集結起來的群體；家人間的團結和凝聚力與家庭成員的個人成長有非常大的相關性。

人的真實經驗常內隱在心中，並以「象徵」的方式展現在家庭系統；相對於推理、解決外在所呈現的問題，探索隱藏在表面語言下的內心世界才是重點。

家庭藉由情感或情緒經驗而改變、而非透過認知學習，因此家族治療很倚重情感邏輯而非認知邏輯。

特定理論

表徵世界

人們用侷限的思想架構來過濾他們的生活經驗，因此這些架構的豐富性或貧乏性，決定了主觀的生活經驗。若內在世界愈豐富、多樣化，自由度和創造力就愈高；因此如果能幫助案主家庭擴展他們的象徵性世界，他們就能享有更豐富的人生。

特定家庭表現他們表徵世界的方式，雖然可能會隨著時間改變，但通常會保留基本的模式；可從觀察家庭成員間的相處之道來窺探他們的核心模式。例如早上的慣例、晚餐時間的慣例、假期中的運作狀況...等等，這些事都能顯示他們的世界是如何組構的。

做父親的如何反映文化所設定的堅強形象？做母親的如何反映文化所設定的慈愛形象？男性的陽剛和女性的陰柔是如何界定和表現的？家庭凌駕於個人的權力是過大還是不足？在個體化與歸屬感之間，他們如何取捨？他們如何安排假期？這些事往往能顯示出他們是什麼樣的家庭，也就是家庭的象徵性表徵系統。

象徵-經驗取向治療（symbolic-experiential therapy）

象徵性治療工作是直接切入生活的層次，而不是停留在思想、言談或推理層次，所以這種療法不會把家庭提供的資訊當作資料來處理。

象徵性治療工作試圖將案主推入一個較整體性的生活領域，包含身體動作、感覺、整體性的覺知，而不是困陷在思考層次；某程度來說這是從舊有的格式塔模式推演出來的，。

象徵性治療有一個核心概念，那就是人生有一些沉重的普世議題，以至於我們常常只知道用掩飾或逃避的方式來因應；故而象徵性治療的重心是讓人們能夠比較自在地面對他們的生命，不再對它感到那麼驚恐，並將它與自己的具體生活較完整地統合在一起。

誠實地鼓勵人們大膽進入如此駭人的領域，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利用治療師本身。治療師必須願意揭露自己的一些象徵性經驗，透露個人的信念系統。比方說，倘若治療師一開始就讓案主家庭知道他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或者透露出他的依賴、恐懼或困惑，對方可能也會跟著檢視自己的內心。採用這個方法，是為了提供他們一個反觀自照的機會，讓他們更深入地探索，甚至揭露自己的信念系統。

「死亡」、「瘋狂」、「自殺」、「殺人」、「性欲」等都是重要的主題。例如，Whitaker會對家庭成員說：「要是你真的瘋掉，你會做什麼？拿起一把步槍到塔樓對著下面的人練習打靶？逃到樹林裡變成一棵樹？你會如何具體呈現你個人的瘋狂？」鼓勵他們以一種不具毀滅性的方式外顯出內在的生命狀態，不但有可以檢視自己衝動世界的機會，且無須擔心自己會真的失控。面對它們就能開始接納它們，而不是隔離在某處；企圖隔離和否認衝動通常只會強化它們，以致當它們真有機會顯現時，就比較可能不受控制地爆發出來。

治療目標

使家庭成員們能打開心房，更全然展現真實的自己。

更宏觀去看待他們的生活經驗，讓潛藏在經驗當中的象徵浮現。

使案家以較豐富的方式去經驗生活，在歸屬感與個體化之間找到彈性與平衡點。

關係建構

治療師積極、強烈的真情投入和關懷，是引發家庭改變、增進家庭成員間彈性互動的最佳途徑。

治療師角色特質：有意願成為自己、立即性、有活力、一定程度的透明性、治療過程中願意表現出個人的反應。

治療師的角色在治療過程可能會彈性改變：

一開始是專家/權威的角色，運用沉默技巧促使家庭體驗焦慮，讓成員看看彼此的互動型態。

到了適當時刻，轉換成一個擁有資源、可以隨時支援的顧問角色。

後期讓成員為自己的生活及改變擔負起責任；當家庭變得更獨立成熟，治療師也會變得更具個人性、較少介入家庭系統、並尊重家庭主動的提議。

核心策略/技術

Whitaker認為在臨床工作中，理論是一種阻礙，他更傾向於運用治療師自身資源的直覺式方法，傾聽潛意識行為的衝動和象徵，並挑戰案家對事件所抱持的象徵性意義。他看待情境的方式強調的是選擇和體驗，而不是疾病或病理。

反移情

他的方法特色是運用反移情（他自己對案主的反應）。由於案主和治療師會互相影響，因此在治療的各個階段，彼此都會扮演病人和治療師的角色，這種互動促進了家庭成員之間以及和治療師之間人際關係成長的目標。

協同治療

Whitaker倡導偕同治療的作法，以確保自己在使用極具煽動性的技巧來升高家庭的情感溫度時，能保持一定的客觀性；可以和協同者分享與討論治療過程中自己的情感涉入或潛意識的反移情、增添彼此治療技術的色彩、也為家庭示範良性且富創意的互動關係。

混淆

Whitaker認為要幫助人們拓展生命經驗，幫助他們敞開心，要打破他們的固有模式、瓦解固有的信念，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混淆的力量，象徵性地揭開家庭基礎建設。

更精確地說，心理治療過程的任何部分若直接在案主家庭尋常、制式的思考歷程下進行，都無助於成長，也沒有任何益處；混淆是破除過去的學習和重新學習的真正要素，沒有混淆就不可能有改變或進展，除非打破模式，否則它們會愈來愈牢固。

他會設法加以更改、修飾或扭曲某個家庭成員說的話，好留給他們深刻的印象，提供他們可以嘗試的新選項和新思維，開啟他們探索新領域的契機。

另一個策略是自由運用他對人和家庭持有的普世觀。刻意強調所有家庭都有某些共通性，他們就比較不會壓抑；認定任何一個家庭所承受的壓力、所出現的正常和反常現象，也存在於其他每一個家庭。

有很多方法可將混淆或錯亂的益處有效地帶入會談，Whitaker最喜歡的其中一個就是玩角色混淆遊戲，以角色來重新界定他所看到的互動。例如，對責罵媽媽不守承諾的男孩，他可能會說：「想想看，如果你是媽媽的父親⋯⋯你這麼責備她，嗯……那你不就成了自己的祖父了？」

或對一個在暴躁的丈夫面前不敢吭氣的妻子說：「妳知道嗎？我敢打賭他這麼生氣，是因為妳剛才對待他的方式稱不上是好媽咪。」諸如此類地戲弄他們的角色，雖然乍聽之下覺得可笑，卻能在他們決定改變生活方式時發揮顯著的作用。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在對方央求指點迷津時，提出一連串荒唐的「解決之道」。這可以讓他們意識到他們需要為自己負責，而不是想方設法從治療師這裡取得。

使用雙關語或獨創的詞語，或是將字面的意義和語境中的意義混淆在一起，也可以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比方說，一個初見面的家庭一進來，丈夫就斥責妻子沒給他買壁爐點火器當聖誕禮物。他忿忿不平地抱怨她給她父親和哥哥各買了一支，卻沒買給他。當她回嘴說他為了這件事讓她覺得自己好像犯了什麼滔天大罪似的，我說：「你們知道嗎？我剛才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聽你們說話的時候，壁爐點火器在我腦子裡勾起了一個意象，那竟然是跟性有關的東西。」他們倆聽了哈哈大笑，然後表情尷尬地表示來求診其實就是為了他們之間的性問題。

治療/改變階段

開始階段：治療師會爭取主動權來建立結構，例如決定誰要出席治療會談。

中間階段：治療師積極處理家庭問題，並適時引入大家庭成員。為了促成改變，他會使用對質、誇張或荒謬的手法；當他發現病人身上有荒謬之處時，他會以此為基礎，直到病人意識到並能夠改變自己的做法。

結束階段：處理的是家庭（和治療師）的分離焦慮，以及逐漸脫離彼此生活。

整個治療過程中， Whitaker的風格充滿了活力、投入和創造力。

治療階段與策略－以《與家庭共舞》一書為例

結構之戰

剛開始接觸一個家庭時，要採取一個明確的立場，治療師必須一開始就了解案主家庭的提案，然後提出任何你認為可讓事情順利進行下去的異議。初次的交流可決定接下來的互動基調，這初始角力就叫「結構之戰」（Battle for Structure）。

在這個階段，治療師的首要之務是正視信守個人和專業原則的必要性。必須按照你的信念行事，你若背叛自己的信念，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結構之戰其實就是堅守自己的信念，然後向他們表明這一點。那不是一種技巧或權力遊戲，而是在會談開始前確立你要求的最低條件。

需要對案主家庭確立「我立場」（I position）；當他們開始聆聽、理解我所提出的條件和限制時，就會自動開始整合他們自己的「我們立場」（we position）。引發這種團結一心的過程，是家族治療很重要的部分，它是讓家庭成員對家庭產生忠誠的第一步，他們對家庭的認同感和榮譽感自會更加清楚地浮現。

思考這些治療條件時，至少需要注意兩個層面。

一個要素是現實的部分—例如誰參加會談、先請誰說話。治療師的信念和價值觀決定什麼是可以討論的、什麽是沒得商量的。設定這些條件，是為了將案主家庭帶入一個導向體驗性交流的互動過程。若要治療過程發揮影響力，它就必須是真實的體驗，而不只是頭腦的活動。

另一個要素，就是治療師必須能善待自己，不要為案主家庭犧牲自己。放棄或違背自己的信念、標準和需求，會讓自己無法恪守原則，最後讓治療師油盡燈枯。

建立超然立場

一開始要去建立一個超然於案主家庭的立場，要他們更加了解我能為他們做什麼、我對他們的期許是什麼。這不是為了建立一種同儕關係，而是要他們了解在扮演治療師這個角色上，我是他們的長輩。

棒球隊教練是形容這種關係的一個極佳隱喻。身為教練，我無意成為球隊的一員，我只要教導他們如何把球打得更好；要是我禁不起誘惑去充當他們的一壘手，就很難再回到教練應有的超然立場（meta position），他們會順理成章地期待我為他們下場打球，也會傳遞一個訊息：我等於在告訴他們我的作法比他們優越，等於是在迂迴地說服他們放棄開發自己的資源而來使用我的方式，這對他們毫無益處。

召集家族

在開始諮商前試圖召集整個家族，這是為了讓案主家庭意識到他們是一體的，並確立每個成員的重要性。同時並迫使他們接受一個信念：生病的是整個家庭。

若在沒有召集到所有關鍵人物出席的狀況下展開諮商，缺席的成員可能會因為其他成員認為他們對整個家庭的運作無關緊要，而覺得遭到漠視；難免也會擔心其他成員在背後說了他們什麼，而變得疑神疑鬼。一旦出現這兩種反應的任何一個，破壞的種子便開始生根。我之所以要求案主家庭全員參與，是因為任何一個缺席的成員若存心削弱家庭的成長能力，通常都會成功。

全家人出席可能會讓他們的焦慮感明顯升高，因為他們不能在背後議論任何成員、不能不計人際後果地去責怪任何成員、也無法否認他們討論了什麼，但這種焦慮感通常有助於引發改變。

只跟部分成員的接觸，會增加原可避免的錯誤或扭曲，就像三個瞎子摸象的故事，每個瞎子僅僅根據自己摸到的一部分去描述一頭大象。大象的軀幹、耳朵和腿所提供的不同觀點，都具有重大意義，但都不是完整狀態。家庭亦是如此，只跟部分成員會面不良後果包括：剝奪了他們體驗最佳治療情境的機會、無法讓整個家庭團結起來、容易導致三角關係或同盟的形成。

從爸爸開始

開始首次會談時，我還會另外採取一些策略。一般來說，我會要父親告訴我這個家庭實際的運作情形，以正式展開會談。因為我相信男人對家庭投入的情感沒有女人那麼深，與家人相處的時間也比較少，如果爸爸的情感能被激發出來，成為一個真實的人，就可能為整個家庭帶來意想不到的希望。我不會讓爸爸表現得像是住在隔壁的大叔似的，我要他搬進來。

以這種方式開始，不只是為了先把焦點放在爸爸身上，更重要的是為了把這個情感上的局外人拉進來，不容他置身事外。爸爸的參與可以改變格局，開啟新的可能。我的標準程序，是把媽媽和任何被指認的問題人物留在最後，我要先跟所有其他家庭成員談過之後，再將焦點轉移到他們身上。

擴大症狀

家庭前來求診時，通常是因為某個成員出現了一個令家人憂心的症狀，他們會告訴你這是他們家唯一的、甚或是最大的問題，但千萬不要相信這種說法。我的目標是盡快擴充他們的問題以及前來求診的原因。

例如原本案家只是因為小孩拒學而求診，藉由治療師與家庭的互動越來越深入、面質越多，症狀的框架會擴大，爸爸的婚外情、媽媽自我毀滅的暴飲暴食、以及夫妻之間的隔閡...問題一一浮上檯面。即使他們也許不完全認同這些推測，但他們離開的時候，思考的問題會比原來多。他們認同與否並不重要，我的責任是將他們原本被扭曲的家庭實相、過度簡化的問題複雜化。

另一個層面凸顯的是治療師的「刻薄」能力。「刻薄」不僅表示我願意誠實地回應他們，也表示我不願背棄原則，假裝去撫慰他們。我有責任幫助他們鼓起勇氣檢視自己。掩飾憂慮和忽視問題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那是他們自己在家裡就能做的事。

我盡我所能地誠實，是為了引發真心實意的互動，而不是局限於人際角色的扮演。因為我要的是更坦誠的互動，所以較傳統的那種一味關懷的姿態，就顯得太膚淺了。唯有以誠實為基礎，關懷才可能真摯。我的「刻薄」，是以一種反其道而行的方式來代表我關懷的能力。

主動權之戰

經過上面的階段，此時案主家庭可說已經屈從於你的要求，可能因此變得意興關珊，讓你來主導局面。這時的重點是鼓勵案主家庭更加積極主動，他們需要為療程中發生的事負起更多的責任。

緊繃的氣氛和焦慮的靜默是這個階段常有的現象。重點在於使案主家庭成為主角，他們需要與彼此搏鬥，我是在邀請他們如實地展現自己，不再演戲。

他們指望我提供解決之道，這對他們來說是有害無利的。當他們有意把改變的可能直接交託在我的手裡時，他們就等於在削弱自己的力量。我要他們面對一個實相，那就是他們才是實際上場打球的人，但我會讓他們知道我是個稱職的教練。

這樣的學習必須透過體驗性的交流，而非不帶情感的說教。我傳達這個觀念的另一個方法，就是從不主動提議再次會面，那必須由他們提出，他們需要共同決定要不要回來。如果他們不提，我也不會提。

【書中舉例】

第二次會談開始時，常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爸爸：嗯，我們該談什麼呢？

卡爾：我也不知道。

爸爸：你還有問題要問我們嗎？你還需要知道什麼嗎？

卡爾：不，謝謝，我覺得現在這樣很好。

（靜默）

媽媽：你認為我們應該繼續上次的談話，還是你想進入一個新的話題？

卡爾：都可以。

（靜默）

爸爸：嗯，我個人是希望你給我們一點指引。畢竟，我們付錢是希望你能提供專業知能，而不只是坐在那裡。

卡爾：我不怎麼想告訴你們該談什麼，因為你們比我還了解你們自己。我的專業知能告訴我，此時我的想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們選擇如何對待彼此。

爸爸：那你對我們還有什麼用處？我們幹嘛還需要你？

卡爾：我不確定你們需要我。我的工作是想辦法促使你們更積極、坦誠地面對彼此。我不會試圖告訴你們該如何生活，因為那是愚不可及的作法，我的生活模式並不比你們的可行。我們的會談得由你們來啟動。

（在治療的這個階段，目標是讓案家鼓起勇氣採取主動去面對自己，而不是指望治療師來替他們做事或想辦法；需要讓他們不再妄想治療師會讓他們的一切獲得改善。）

醫病同盟

成功通過結構之戰和主動權之戰，一個醫病同盟的關係就形成了。確立我們之間的關係本質，以及他們將掌控權握在自己的手裡之後，我們才算準備就緒、可以前行。

我的意圖是把這整個家庭當作我的病患，而無意把他們眼中的害群之馬當作患者；我總是能將他們視為一個多面的有機體，彼此密不可分地連結在一起。

到了這個階段，我們的互動少了很多明爭暗鬥，多了幾分親密的色彩。從角力戰中掙脫出來，我們比較能無礙地自然流露、發揮創意。我愈來愈能探觸到自己內在的聯想與意象，可以自由自在地對他們做出反應，但不去替他們承擔責任。

案主家庭通常比較願意接受我拉近關係的舉動，也能接受我疏遠或抽離的決定。我可以在不過於扭曲實相的狀況下獨立出來，或融入他們。他們顯然不再那麼依賴我，對自己也比較有信心。我們愈來愈能自如地抽離和融入，這不僅反映出真正的成長，也顯示我們已經變成一個較能變通、較健全的系統。

也就是在這個階段，案主家庭開始改變。他們向前邁進，比較願意冒險，不再把他們的主訴問題當作擋箭牌。他們所踏出的每一步都很重要，而我要確保他們知道改變是他們的功勞，不是我的。我試圖鼓勵他們前進，但我不下指導棋，過程中我們可能會對照彼此的經驗、分享彼此的夢想等等。

終結

在案主家庭成長的過程中，他們會運用愈來愈多自己的資源。他們建立起足夠的信心，不再對我言聽計從，開始比較信任自己的想法。他們愈來愈能看到我的人性，包括我的弱點，他們可以自在地揶揄我的錯誤或愚蠢的想法。實際上，他們開始把我當作一個人，而不是一個角色。他們成為自己的治療師，開始願意為自己的生活負責。

離開必須由他們決定，畢竟那是他們的人生。如果治療進行得順利，他們離開時心中會充滿更多的愛，也比較能自在地做一個真實的人。當意識到這個階段的來臨時，我甚至會開始留意他們準備離開的暗示或跡象，一旦覺察到，我就會將它們攤開來談。終止的決定必須小心應付，試圖干預他們離開的決定只會產生反效果。你必須尊重他們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