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整理、撰述、攝影／曾福全

訪談、逐字稿／簡雯萱

台灣從1960年代社會由農業經濟轉為出口導向的工業發展，使得大量人口移往都市與工業城鎮，原住民社會也因此受到影響，不可避免的受到市場經濟而改變，從傳統的農作、狩獵、捕魚的生活模式中走出來，1960年代開始原住民陸續離開部落到都市生活，年輕人紛紛遷移到漢人為主的都市當中，造成原住民人口大量外移。

阿美族人認為新店溪沿岸溪水清靜、空氣新鮮，很像原來原鄉部落，因此才想打造niyaro（部落），加上居民以建築板模工人居多，他們打造家園全靠自己，以板模搭建起木板房屋，除應用阿美族傳統的知識與技術來建造家屋，同時也應用他們在都市中工作所學到的營造知識，來建造安全舒適的家。但由於缺乏金錢資源，部落族人巧妙地運用廉價材料與二手回收建材，透過傳統集體換工的互助合作方式，彼此幫助自力造屋。

王儀光大哥也是在年輕的時候來台北工作，因為在鄉村比較沒有工作機會，大多數年輕人都成為移工來到都市賺錢，王大哥從事過開車、木工、直銷、建築等工作，比較長期穩定的工作是建築業，其餘的工作就當作副業經營，只是建築業（營造業）就是要靠天吃飯，直到30歲時才搬到溪洲路跟姊姊與幾個朋友們一起居住，在溪洲部落有比較多原住民文化、活動，因喜歡辦文化活動所以也都努力的去進行、運作，希望原住民可以在都會區有個安身立命的所在。

溪洲部落居民在離開原鄉前就已經有鄰居、親戚、同學的關係，加上北上工作遇到的同事，就建立起一個綿密的關係網絡，讓這群人在溪洲部落有共同的凝聚力。每年颱風來政府就會用遷村、安置的措施要求溪洲部落配合，只是安不安置部落，對部落的人來說都一樣，因為從事靠天吃飯的建築業，無法穩定的有收入，是無法在都市生存下去的。都市對原住民來說是陌生的環境，還會受到其他人的排擠，在工作上漢人說話都比較大聲，原住民跟社會的距離比較遠，有被欺負的感覺。

王儀光大哥在溪洲部落居住八年左右，溪洲部落過去比較偏僻、牧草較多、較高，從外面是看不到溪洲部落，比較有原鄉的感覺，像在鄉下的生活，而且可以經驗、感受到原住民在一起的凝聚感，隨著時間過去，政府慢慢得知部落的存在，居住在溪洲部落也開始產生緊張感，因為怕被撤離，同時政府也不希望原住民有組織性，在此處蓋房子對政府來說會造成環保問題，所以一直要趕原住民走，接著部落進行長期的抗爭，房子常常被拆除、居民被政府趕走，溪洲部落又地處低漥地區，颱風時也常鬧水災，政府覺得這樣很危險，為了安全希望把部落拆遷，造成長期住在溪洲部落的居民都會比較緊繃，害怕目前的生活維持不久。

面對溪洲部落，政府可能為了趕走部落居民，就疑似放火燒部落，當時中秋節的晚上就失火，有人說是烤肉引起的、或是小碧潭放天燈活動引起的、煮飯忘記關引起的，但對於長期居住在裡頭的居民而言，跟政府抗爭這麼多年拆遷問題，有可能造成這樣的結果。目前溪洲部落的房子仍然維持當年的樣子，因為破壞房子就像是破壞當地的地景。

民國77年台北縣政府推動新店溪畔「萊因」計畫，有計劃的拆遷溪園路部落、溪洲部落、小碧潭部落，後因居民的抗爭，在民國82年獲得當時任台灣省長宋楚瑜允諾中央及地方（縣、省）政府三等份出資購買中正國宅丁區原住民住宅，安置溪流河畔阿美族族人，並允諾中正國宅為永久安置專案住宅。

王儀光大哥38歲那年，政府專案希望拆散部落居民，不過大家都只想著就地居住，對於凝聚、團結比較有效果，且跟地方也有感情，沒有辦法說走就走，但政府開始文攻武嚇說何時要拆，也不斷的寄公文到各戶遊說中正國宅可以提供居住，端看居民的意願，但當時大家都很團結，認為住在這裡就很好，團結就不會被趕走，所以到目前為止，從溪洲部落搬來中正國宅的僅7戶，而他們會想搬過來的原因是想讓小孩子有好的環境，王儀光大哥也來到了中正國宅。

中正國宅遷入時間

搬遷到中正國宅後又得重新認識環境，期望讓孩子更了解社區，所以也常常舉辦活動促進這裡的凝聚力，像是舉辦母親節、父親節活動，後來也去申請成立協會，但在這之前有想過要成立自治委員會，不過政府不肯，辦協會的目的是希望政府跟社會可以知道中正國宅的原住民文化傳承。

身為發展協會總幹事的王儀光大哥就希望社區生活可以過得很好，跟政府爭取、抗爭、提出要求，因為身為百姓選出來政府有義務要照顧人民，希望未來中正國宅可以長期是原住民的居所，世世代代都可以繼續住下去。

在中正國宅H棟的56戶都是原住民，但也跟其他漢人有友好關係，因為漢人覺得原住民樂觀、開朗、好相處。居民月薪大約2～3萬左右，但生養的孩子多，養家就比較困難，工作性質常常是零時工，一天兩千、兩千五，又從事建築木工靠天吃飯，工作上不穩定。

中正國宅剛開始的時候有展望會的協助，讓一些大學生來提供協助，希望可以提供教育上的輔導，讓孩子有的好的教育環境，這些大學生也有持續的輔導一段時間，畢竟族人都希望孩子有個好的教育，但某方面原住民也會有一些問題，例如因為工作後的放鬆時間太長，導致沒有時間去教育孩子，所以也希望下一代能夠走得更好、讀得更好，這需要靠父母努力的教育，中正國宅的小孩也慢慢的跟都市小孩接軌了。

當初搬進中正國宅的時候，政府與族人簽的合約，因趕著找地方居住，有些人其實並沒有看仔細，沒有注意到合約內容有兩個方案，分別是「安置拆遷的住戶」及「政府邀請的住戶」兩種類型，被拆遷安置的住戶有要求說要永續居住在這裡，但其他來登記的住戶，如果不是中低收入戶的話就必須離開，但當初政府也沒跟居民講清楚，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件事。

同時政府對於中正國宅居民所訂定的許多規定，讓居民只能按著規則去走，不得已被撤離的族人也是跟其他人有感情的，所以只能繼續跟原民局斡旋，希望可以先做到宣導，才有後續的動作。

過去專案國宅的簽約都是三年簽一次，直到現在是兩年簽一次，現在的合約跟過去的合約有一些差異，過去原住民是簽約的甲方，是可以要求政府乙方的配合，只是現在變成原住民是乙方，要配合政府甲方的施政，所以每次政府來跟居民簽約都要想辦法進行小規模的抗爭，因為希望來到中正國宅的族人可以繼續住下去，雖然僅僅只是四、五千元的租金，但因為謀生能力的差異，很多人還是繳不出來。

繳不出來的原因有很多種，像是很多公司對於年齡的歧視，到了五、六十歲就被人解雇，而且養育小孩常常要花費很多金錢，所以有一種怎麼賺都不夠用的感覺，加上新一代的年輕人比較不願意扶養長輩，可能他們自己賺也不夠，這些因素都影響到簽約時能不能繳出房租，長期在生活國宅，原住民有個很奇妙的一個組織，希望能傳承從祖先傳下來的文化，藉由組織可以維持原住民彼此間的互動。所以才會希望社區可以是原住民長期的一個支持，只是財產權不屬於原住民，期盼能用以租代購的方式繼續進行，但這部分政府還沒釋出善意。

中正國宅居民在豐年祭（ilisin）之前會緊密的排練舞蹈，排練地點就在中正國宅的屋頂上，在傍晚的時候大夥一起在天台上跳舞、聊天、唱歌，對於都市生活的壓迫有一個短暫的出口。

在阿美族的母系社會底下，參與公共事務的部分還是女性較多，婦女很主動的爭取活動機會，從民國84年開始中正國宅原住民就辦過第一次的都會豐年祭（ilisin），為期一天，而溪洲部落的豐年祭（ilisin）就較為傳統，但整體而言，相較於原鄉豐年祭（ilisin），都會豐年祭(ilisin)在時間長度上仍然較為都會化。

中正國宅的活動中心在民國97年由展望會幫忙輔導、佈置，目前有電腦室，未來規劃增加教育室及運動室，放些健身器材讓大家來這邊運動，不過電腦室目前比較少人用，因為家家戶戶都有電腦。這也顯示原住民進入都會區後的現代化生活需求基本上已與漢人無異。

部落跟都會區的生活有很大的差異，在都會的生活壓力龐大，養家活口、為事業奔走，但在部落生活還能維持生存的基礎，如：吃自己種的米。

在台北住習慣的原住民到老了還是想繼續在都市生活，畢竟是從年輕時期就來台北工作的一群人，對於都會有些感情，只是對於原鄉的老人就無法有所照料，但對於更下一代的孩子來說，可能認為他們原本就是住在都市的，並沒有原鄉經驗，反而是夾在中間的第一代遷移者，就只能一邊想著要扶養原鄉的父母跟都會裡的小孩，努力生活。

都市化的原住民社群，在現代化的生活當中，原住民的文化傳統逐漸被吞噬，對於他們而言，造成一種逝去的壓力，究竟該如何維繫、復興、尋找在所謂進步社會的發展脈絡底下的過往，是對於失落的過往悼念。

在中正國宅當中的原住民，在教育子女上有著殷殷期盼的心態，希望子女能夠在好的教育底下有更好的發展機會，成為一名現代人該有的樣貌，但同時間對於自己身上所背負的傳統文化價值又有一股不能放棄的焦慮，在兩者之間前進的複雜心情，可能就是居住在都市當中的原住民寫照。

國家機器在這過程當中也不曾缺席，對於規訓原住民仍然不遺餘力，努力的包裝自己是對於原住民友善的，期許可以形象上扭轉漢人殖民原住民的現實，但某種程度上又對其不斷的壓迫。

長期被噤聲的都市原住民，在制度性的結構壓迫底下，常常發不出聲音說明自己的困境，只能在不斷強化的抗爭當中於主流媒體中留下刻板印象，而逐漸同化的都市原住民也就像是現代人一樣消失在高樓大廈建築當中，沒有了自己文化的身影，僅剩相同的穿著、生活模式、現代娛樂的包圍，主體消逝在多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