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人类休息与工作发展史来看，我们的科技日新月异，开拓了全新的工作模式，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我们对于工作与休息之间的微妙平衡。

        对于古人来说，休闲不只是从工作中得到休息，而是用来思考、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人类社会演变至今，渴望闲暇时光似乎成了一种奢侈，甚至是“可耻”的。

        据剑桥辞典，hustle一词拥有多重的含义。作动词时，它可以指“催促、推搡、粗暴地推挤”。但现在，它更常用于描述一种长时间紧绷、疲惫、高强度工作的生活状态。即你工作得越久，你让自己越忙，你不断提升自己，你就越光荣，越觉得自己离你想要的东西更近，但其实心底还是非常虚，没有根基。

        奋斗文化赞颂辛劳忙碌的“工作狂”，不光要热爱你的工作，还得牺牲你的休闲时间作为“足够热爱工作”的证明，甚至会因为有想要缓一缓的念头而感到惭愧，进而否定自己的价值。当过度崇尚奋斗文化，甚至会对于一些向往朝九晚五，安于现状，按部就班的人感到嗤之以鼻，把他们归类为“浪费生命”的失败者。

        许多企业大佬推崇工作至上的信念，赞颂把每分每秒都奉献给工作的“祭坛”方式，宣导长时间忘我地奋斗是走向成功的条件。比如Elon Musk曾经发推文说：“没有人能靠每周工作40小时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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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第2期 pg. 30；C738.605（0109538）

城市空间是资本的扩张，
土地高楼是资产分配的结果；
空间的本质是政治，
当我们谈“建筑”，
应谈“建筑究竟为谁而建”。

疫情下政治乱象，
国会不开，街道封锁，
民众诉讼和商议的空间在哪里？

如果说城市是各种社会力量交织的场所，
那么社区就是角力博弈，
下放权力的自组织形态；

行动管制下5公里的邻里单位，
从个体无助感到社区意识的建构，
让空间公共化，为民间互助、
资源共享、经济重振提供依存！

工程作业停摆，自然生态喘息，
绿色经济的提倡已成各国共识，
单一知识赶不上数学经济的多元需求，
跨界斜杠已成必然趋势。

疫情催生时代转型。
我们被推到工业4.0革命的风口，
我们要与疫情共存，踏出舒适圈，
不确定性既是新可能性。

回溯历史，
世纪浩劫既是另一个文明的新生；
所谓危机，
也是旧日常和新常态之间的过渡期；
后疫情时代，
我们可以如何重塑对空间的想象？
——踏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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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第1期 pg. 6；C738.605（0109537）

        ……大学毕业工作后，我们开始知道这个社会的运作，我们被现实的大风吹着在各个角落求生。我们学大人们开始买房，我们也开着车子穿梭在城市道路里谋生，我们也想要有自己的事业，我们偶尔也想要放纵，想要自由，去了解那个我们不知道的世界。我们偶尔也像小时候画图草稿未来，但是我们却有了更多考量，更多焦虑，也有更多想不明白的事。

        小时候大人们总对我们说未来是属于你们的，但当我们已经一步步走到我们以为的未来，却发现这可能也根本不属于我们的。这个城市，这个地方，单靠自己浪漫的理想，已经很难让我们存活下来，我们需要学习更多，认识更多，才能知道要怎么度过一道道的生活关卡。没有人知道谁活在谁的梦里？越来越多的商业建设，越来越多的住宅高楼，这些前辈们规划留下来的产业是否真的适合被互联网影响长大，向往自由的我们。我们不禁要思考什么样的环境和空间才是最适合当下的我们。

        青年，建筑，梦境，这三个词是紧密关联的，这三个词也是对追求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但也因为被赋予这样的期望，当今的我们不甘于被安排和规定，加上被政治和资本控制，在另一面就会出现厌世，反抗，躺平，放纵等各种负面标签，来满足自己空虚或者怎么努力也无法实现目标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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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第3期 pg. 217；C738.605（0109549）

       出生在科技媒体迅速发达的洪流中，加上父母辈已经將最好的“资源”都留给我们。我们没有经历过他们刻苦的岁月，也没有太大劳力换取生存的空间。反而我们不愁吃不愁穿，不以长辈们的成家立业，买车买房为人生的目标。在这挑战普世价值的时代里，我们希望活出自我，特立独行，寻找生命的意义，以期不辜负此生对自我及生命价值的探索。

       那么到底我们对自由憧憬的是从何而来？该从何而去？

       自由是青年对人生的一种探索，也是在人生里不断学习及体验过程的代名词。我们自由地成长，也在自由地学习，更自信勇敢地开创新的未来。

       谈“自由”背后的思想及未来的方向，我们要回到接受一切信息的最早起点，我们究竟是如何接受教育，接受新知识，融入这个社会的——

       因为向往自由的想象往往是从教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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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第4期 pg. 87；C738.605（0109549）

       如果说空间是各种社会力量交织的场所，那么公共空间的形成就是消解社会阶层和阶级矛盾的过程，消除身份的差异性，尊重每个人都有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力，其中也包括非法外籍移工、流浪汉、难民等，然而这些人常因为影响市容而消失在公共场合。

大家的顾虑也是因为在其他非公共空间里，他们处于权力不对等的最下方，几乎都是最基层劳工群体。亦或者有的根本失去了固定住所，丧失了社会身份，更没有消费能力，被排除在空间之外。于是当大家共处在公共空间，会有一种权力对等转换而产生的不适感。

在城市的高速发展下，衍生了许多无人管辖的畸零地块——“灰空间”或“负空间”，如：工业废地、高架桥下，这些空间暂时失去了私有权和法制效用，也没有集体共识来约束空间行为。于是这片阴影成了边缘群体避难所的天然屏障，人们越是不敢靠近，他们越是自在。所谓一群人的安全隐患其实是另一群人的安全堡垒。或许对他们而言，公共空间的能见度反而是一种目光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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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第1期 pg. 24；C738.605（0109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