隕歿的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
文/圖:楊宏祥
教育部九十二年教學卓越獎‧葫蘆墩季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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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赫若,本名呂石堆,祖籍廣東饒平,1914年生於豐原鎮潭子栗林村,上有兄長,是小地主家的二兒子。呂赫若不僅是文學家,音樂、戲劇方面也有優秀表現,還通曉英、法、義、日語等多國語言,才華洋溢。其生涯跨日治至光復後,並以1945年臺灣光復作為日文和中文的創作分期。呂赫若的作品表現出當時殖民地人民心靈的苦悶吶喊,並控訴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和家庭組織的病態。其作品大多發表於報刊雜誌,在世時只有出版日文短篇小說集《清秋》一書,但他在小說藝術的成就與對文學的信念實踐,使他成為台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據說呂石堆之所以用呂赫若為筆名,是希望自己成為如朝鮮作家張赫宙一樣的作家。呂赫若出身地主階級,因而有機會接觸新式教育,一九二九年入臺中師範學校就讀,當時正值社會主義思潮澎湃,農工階級運動昌盛之際,呂赫若受到時潮之衝擊,對於其日後的文學理念與社會實踐,都有相當大的影響。一九三四年,呂赫若自臺中師範學校畢業,擔任峨嵋國小老師,後因語言不通,轉調南投營盤國小,也在這個時候開始寫作生涯,以呂赫若為筆名,創作文學作品。
一九三五年,呂赫若的第一篇小說《牛車》於日本的《文學評論》發表,當時他年方二十二,初試啼聲即備受文壇矚目。小說敘述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的牛車夫,遭遇到現代汽車載運的挑戰,和法律的束縛,逐漸喪失了生存能力,以至於妻子被迫賣淫,自己不得不偷盜而被捕的悲劇,是一篇充滿人道關懷的寫實作品。一九三六年,呂赫若又以《牛車》與楊逵的《送報伕》、楊華的《薄命》,一起入選中國作家胡風所編的『朝鮮臺灣短篇集─山靈』,成為最先被介紹到中國的臺灣作家。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發動侵華戰爭,此時期日本統治者除對台灣言行高壓政策和加強經濟掠奪之外,也強化推行「皇民化運動」,試圖消滅台灣人民的民主意識和抵抗精神。同時楊逵也成立「臺灣新文學社」來反應臺灣現實生活,說出臺灣人的聲音,帶領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反資的新文學運動。而此時的呂赫若也活耀於《臺灣新文學雜誌》,可惜這本雜誌卻抵不過日本政府當局的壓力,後來終究遭到廢刊的命運。
1939年,臺灣寫作環境越來越惡化,呂赫若就到東京轉而學習聲樂,進入武藏野音樂學校聲樂科,並積極參與文學、音樂、戲劇活動。畢業後,還曾參加東京東寶劇團《詩人與農夫》的演出。當時一家人在東京,呂赫若同時在出版社上班編字典,也在劇場工作、演出。音樂和戲劇的活動與演出之餘,他仍然積極地閱讀,而且不斷地鞭策自己寫作,堅決要走文學的道路。在留學兩年之後,1942年,呂赫若因肺病返回臺灣,居住在臺北士林。
1940年初期的臺北正是生氣蓬勃的時候,回到臺灣後呂赫若加入張文環的《臺灣文學》擔任編輯,和日本人西川滿主編的《文藝臺灣》形成競爭的態勢;之後並擔任興南新聞記者。他同時並行文學與音樂兩種藝術工作,不但在《臺灣日日新聞》、《興南新聞》擔任新聞記者,更與作家張文環、音樂家呂泉生等人組成「厚生演據研究會」,台北永樂座公演《閹雞》。呂赫若在戲劇、音樂與文學方面都頗有造詣,因而被譽為臺灣第一才子,不過他還是最鍾情於文學的創作。一九四四年出版<清秋>小說集,收錄〈鄰居〉、〈財子壽〉、〈石榴〉、〈合家平安〉、〈廟庭〉、〈月夜〉、〈清秋〉。為其文學的精華,也是當時臺灣作家中唯一出版的個人別集。其文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皆已粲然成熟,擁有不容取代的創意與特質。後來,他進入興業統制會社電影公司,一邊上班、一邊創作,認識前來應徵的蘇玉蘭女士,日後成為他的紅粉知己,兩人也育有一子一女,元配不以為杵。喜愛小孩的呂赫若,和元配林雪絨(左一)生有六子三女。
1945年8月,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呂赫若無比熱情地歡迎新時代,他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擔任臺中分團籌備處股長,以善盡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除了在建中北一女當音樂教師,在中山堂舉行演唱會外,他認真學習華語,用中文創作小說,發表〈故鄉的戰事〉、〈月光光〉等作品。然而,政策不良,時局板蕩,呂赫若逐漸發現,與強權的對抗尚未結束。1946年,他擔任一份敢於直言批判的媒體(人民導報)的記者,挖掘戰後台灣政治經濟的黑暗面。1947年,呂赫若在(台灣文化)發表其最後一篇作品(冬夜)。(冬夜)以日治末期至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為舞台背景,透過一名女子的淪落與悲運,描寫當時臺灣社會經濟惡化、官僚貪污、民生凋敝等社會問題,並預言了一場社會風暴即將來臨。
一九四七年,臺灣爆發全島性的二二八事件,呂赫若對當時的國民政府徹底失望,思想更全為左傾,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戰後目睹來臺接收的國民政權及官僚作風腐化使他深感失望,所以拋棄「白色祖國」,積極的改造社會而「現身革命」;另一因素則是思想深受建中校長陳文彬影響之緣故。呂赫若更加苦心思索,身為一個作家,如何發揮更大的社會改革力量,如何以社會主義思想改造臺灣,他主編左翼媒體《光明報》,甚至變賣家產,開設「大安印刷廠」,即印製社會主義理念的宣傳品。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全體撤退到臺灣,這年也發生了所謂的「光明報事件」、「基隆中學校事件」,許多左翼份子被捕,呂赫若身分被暴露,走離家鄉,一方面逃亡,一方面仍然積極參與對抗運動,一九五一年,因參與「鹿窟武裝基地事件」於鹿窟基地據傳為毒蛇咬死,並且埋葬在鹿窟山區。〈鹿窟事件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逮捕行動中,株連人數最多,也最荒謬的政治案件,導致當年臺北縣石碇鄉的玉桂村完全清鄉滅村,從此從地圖上消失。〉鹿窟據稱是當時臺人的反抗武裝基地,呂赫若那時擔任無線電發報的工作,因為老式的發報機功能不佳,同時也為了逃避國民政府的偵查,常跑到路遠的地方發射,所以工作多為晚上進行。而鹿窟當地晚上蛇特別多,據當時同在鹿窟基地的同志回憶說,呂赫若是被草叢的龜殼花咬傷,加上又延誤了急救時機,因此而喪命,享年三十八歲。石碇鄉蚯蚓坑28號正對面的山坡竹林區,據說就是呂赫若被毒蛇咬死之處。該處也正位於石碇永定國小的對面山坡。呂赫若身後的手稿及書籍因家人對政治肅殺的恐懼而悉數掩埋於家前的荔枝園,僅有一本日記(記錄昭和17-19年)因為詳實紀錄了子女的出生年月日而保留傳世。
呂赫若一生身處於兩個不同政權的交集:日本殖民統治和228以至白色恐怖時期國民政府之跋扈專權的時代。而他所發表文學作品風格和思想,也有著此時代相同的沉重犀利,他以「理性分析」為手法,「人道關懷」為發皇,寫出被欺凌、壓迫、剝削人群的心聲。他的創作生涯共13年,從1935年的處女作《牛車》掀開了創作序幕,至1947年發表最後作品《冬夜》為止,跨越了戰前及戰後兩個時代。戰前日治時代以日文創作,戰後國民政府統治後,改以中文創作。呂赫若的作品以反對封建與家庭的病態為主要創作對象,但是呂赫若小說中的女性題材也是比較特殊的。其中《暴風雨的故事》、《婚約奇談》、《女人心》等作品,特別能反映時代、描繪出當時女性與殖民地人民受壓迫的悲哀。在日本殖民時代裡,無論當下環境多麼惡劣,呂赫若始終沒有離開過,更沒放棄他追尋文學、藝術的理想;1945年光復之後,他更積極地把戰前與戰後被日本及228以至白色恐怖時期國民政府專權統治下的人民經驗,利用寫作寫實表現出來,勾畫出那段時代的面貌。身為左翼知識份子的呂赫若,當然他的小說一定具有某種程度的社會主義思想,因此他創作小說的發想必定要反應社會問題,包括階級問題、性別問題以及專制統治的問題等等,這些都是他深思熟慮過的。因此他的作品從未脫離臺灣社會,同時也在文壇裡發揮了他社會現實主義的文學品格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