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像幽靈的集體沒有名字，我們不曾真的接觸了解

《工寮》是來自台南的導演蘇育賢在2018年完成的紀錄片作品，整部電影的故事線主要圍繞在以「H」為首的五名外籍移工。H是從一間工廠逃離一年多的印尼籍移工，為了躲避移民署與警察的追擊，他開始搭建「工寮」當作臨時的避難所。在他流亡期間，陸陸續續有其他移工因為不同原因而來到H的工寮內避難，也因此展開了一系列的故事……。

一波三折的創作，開始！

蘇育賢導演，台南人。很多人都說一個藝術家的創作會與他生活周遭的人事時地物發生關聯，而他也不例外。導演在2013年時因為拍攝其他作品，進而發現原來台灣也曾經有過「黑奴」，就是所謂的「烏鬼」，如果仔細用Google map去搜尋的話，可以發現台南公園周遭也有個烏鬼井。同時剛好公共電視那時有一個補助拍片經費的計畫，導演一行人就浩浩蕩蕩地前往「烏鬼洞」，也就是現在的小琉球。

就這樣每天考古、看海龜的日子天天循環，在訪談時他就講了一句，他當時覺得：「一點都沒有啟發性啦！」也因為如此他果斷地放棄這個拍攝計畫。後來，導演又回到台南，因為公視策展人不停地鼓吹，勸他不要放棄這筆經費，深思熟慮之後，他決定把以前未成的一個計畫搬回來，重新開始！

早在2012年，那時蘇育賢導演自行成立一個非法電影公司，顧名思義，裡面的成員都是無證移工，原本只是想秉持一種阿Q精神勝利法去運作，卻因為移民署的關切，使他當時放棄這個想法。這次不成立公司，而是成立一個電影工作坊，號召移工們一起來拍紀錄片。他也偷偷和我們分享，尋找移工的過程不困難，不是花費大批人力舉辦什麼海選、試鏡，而是到台南公園去挖角，直接開口一句「欸我們是拍電影的，有沒有興趣演戲啊？」再加上一些後續的洽談工作，自然而然，就有那麼多移工朋友出現在鏡頭前。

「擅離職守」的生命狀態

「隨著這些生命因為某種躲避公權力的狀態，他們在那個山上就像一位藝術家，落下一座一座雕塑作品，一種用藝術語言去翻譯現實正在發生的事情、話語。」《工寮》裡的那棵樹是一個絕對的特徵，給了導演這個靈感的，是蔡崇隆導演與阮金紅導演共同執導的《再見可愛陌生人》裏頭，無證移工靠著樹所搭建的工寮，這個臨時性建築表達了這些人們的不確定性，卻又給了這些不確定性一個暫時能休息的所在。那棵樹最原始的樣子來自於偏遠的山上，移工們因被驅趕或躲避追捕而離開後，工寮就如同時光寶盒停止在那，成為了他們停留過的證據。而薩繆爾‧貝克特的《等待果陀》裡提到，樹就像主角的心境或脈絡，這一點，導演說拍的時候並沒想那麼多，但他也不否認，反而覺得滿浪漫的。

電影的最後是樂團進到工寮裡，像是一個MV拍攝現場。那天樂團在排練，大家聽了很放鬆、很嗨，每個人間距越來越小，一個一個衝進去、不斷地疊加，攝影師走來走去，注意到這顆鏡頭滿好看的，就從裡面安安靜靜地拍。那個畫面拍出來是意外，但這個意外最後變成了決定性的鏡頭，導演說：「這整部片是否具有意義，是由那顆鏡頭幫它做決定。」

導演喜歡那樣的東西，因為很真實，它沒有敘事，也沒有故事，當下是一個臨時性的生命狀態，不管是演員、工作人員或是樂團，大家一同隨著音樂舞動，這個地方是工廠，甚至還是一個片場，但這些人脫離了工作岡位、擅離了職守，卻是導演特別喜歡的，他說：「我喜歡人在怠忽職守的時候，我喜歡事情處在脫臼狀態，這樣你才會看到一些比較動人、比較真實的東西，他沒有在執行他的任務的時候，那個人會最好，所以那個畫面會很好，沒有人在演戲。」整個工廠是一座巨大的音樂盒，不斷震動。

鏡位的用意跟趣味

在「工寮」這部作品中，它的鏡位呈現一直是非常特別的設計，也是這部作品的特色之一。

聊到鏡頭的擺放位置時，導演說這部作品的鏡頭一直都藏在被搓洞的牆壁上面，是以一種針孔攝影機的形式去呈現，只有在移工們開始說話時才會開機攝影。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要增加這部作品的真實感，真實地記錄下每一個移工在面對不同困難時的看法與觀點，不論是在移工談論生活上的困難或是對於台籍老闆的不滿，更或是一些感情曖昧的言語，都可以用這種最直接的方式記錄下來。

從工作坊開始，整個團隊就只有一位翻譯能聽懂移工們說的話，帶著他們做劇本的發想和表演的練習，所以其實導演和劇組無法聽懂移工的對話內容。因此導演提到在拍攝時，看到移工很認真開口說話就隨即開機錄影，但很多時候只是移工在閒聊而已，並不是在「認真討論」某件事，這也是這部作品在拍攝期間很趣味的一點。

他們的故事和消失的聲音

「阮國非，一位越南籍逃逸移工，在106年8月31日，在喝了酒及施打毒品後，將身上的衣服全部脫下，跑到新竹縣的鳳山溪河床處，撞毀了兩台當地居民的車，並與居民發生了衝突。警方接到報案之後趕往現場，阮國非拒捕、激烈的反抗，不論警察說什麼他都不予理會，在他爬上岸試圖開警車車門時，警察為阻止他行動舉起了槍，朝他的下半身連開九槍……」這是2017年一起警察槍擊移工的真實故事，其實這樣的故事不少，但有些甚至沒有被人記住名字。導演說，移工在我們生命中出現的，多半是在影像、文學作品、歷史事件等，他們就像是幽靈一樣的集體，沒有名字，我們不曾真的接觸及了解。

舉上述阮國非的故事為例，因為當事人已經死亡，所以只剩下警方的說法，這些移工們好像總是不在場，永遠都不在場。影像表現出來的，或是說我們接收到的，好像都是台灣的治理、台灣人怎麼處理這樣的事、如何「表述」他們、如何營造出移工的樣子，而身為當事者的他們，好像不曾真正講過任何屬於他們自己的話語。仔細回想，的確，不論是在新聞或是文學作品，談到移工的狀態、困境或是與我們社會產生的連結等等，那些我們看到的，似乎從來不是直接出自於他們自己的口。

導演在聊到工作坊時有提到，他們在帶移工們進行劇場遊戲或是表演創作的時候，都堅持讓移工們說他們自己的語言。因為一旦開始說中文，不會講中文的人會想讓講中文的人「代言」，這麼一來就會有一些人的聲音被漸漸淡化。在訪談過程中，我們反覆提到「聲音」這個詞，那些在電影裡嘈雜的聲音，他們有那麼多想說的話，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卻很少聽到。

「我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我不知道自己在幹嘛，但同時我自由的不被那些字詞的框架給限制住。」蘇育賢導演不只拍電影，同時還是一位藝術家。

創作對他來說是一種「直覺」，以及當下被「觸發」的感受，拍攝《工寮》也是一時興起臨時去台南公園找演員。在談到「創作核心」時，導演笑著說：「我以前在研究所，教授都會問說你的『終極關懷』是什麼？那時我就很痛苦，因為我沒有『關懷』這件事情，它是一個直覺，但這個直覺是可以被辯證的，你自己很清楚你不是任憑直覺在作用，這些東西會在腦中像一個小會議討論，但又不是很感性，我覺得我創作其實一直都沒有一個核心，我沒辦法很嚴肅地去討論一個議題。有些靈感放在筆記本裡面一陣子，偶爾翻一下，突然覺得好像可以喔！這可以（拍攝）！看過一些事情或者生活經驗就想要把它拍出來，出發點很『直覺』，這東西有讓我感動到，或感覺到特別的氣氛就會拍下來。」

在前面也提到了導演在小琉球的時光，曾為了創作去了解過去的歷史，卻越來越感到淒涼，「難道做藝術創作到後來就變成業餘的文史工作者了嗎？」他開始思考作為一個藝術家的身分定位。後來導演聊著聊著，給了我們一個有趣的回應：「我想起來我的創作有一個核心，就是保持『不知道』，這是一個核心關懷沒錯，但我不知道這個核心可以維持多久，當然就是勉勵自己可以堅持下去。」導演並提到曾經有畫廊邀請他合作，要寫自我介紹，他寫上「我不知道，自己在幹嘛」，他說：「今天還不知道但明天可能就會知道，我希望保持『我不知道』，不希望折磨自己，假如今天我有給出了一個答案，那就變成這個答案的奴隸，我就是昨天的奴隸或今天的奴隸，別人就會提醒我說，喔！蘇育賢你是做這個的。如此一來我就被限制住了，那我不要。」

導演的拍攝手法不同於傳統紀錄片，有很多似劇場演出的安排，某種程度上也在嘗試讓觀眾感受不一樣的紀錄片。我們覺得與其說是去「看」這部片，倒不如說，希望觀眾去「感受」，感受整部片過程中看不懂或是可以理解的部分，像是有人認為某個片段可能跟《等待果陀》有關，或也許根本無關，從《工寮》這部片裡你可以看到很多，甚至是自己延伸更多。

——原文刊載於關鍵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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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紀錄片之外 x 「我們」與「他們」

場次資訊：

05/01(六) 18：50 新光三廳*（導讀志工：張瀞）

05/03(一) 12：00 新光一廳

(*青少年評審映前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