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月亮
新年伊始，车厢里稀疏坐着过完元旦赶回纽约上班的人们。不过下午四点左右，天已黑了。间或窗外一片亮，那是进入市区，出了城又是一片灰蒙蒙的树林、旷野。很冷了，可暴风雪还没刮过来，期待中的“白色圣诞”过得阴嗖嗖的。
我手上拿着本杜拉斯的《街心花园》，心不在焉的翻着。
“这些布列塔尼人本事很大，他们成千上万地在巴黎火车站下车。
……
这些人脑子里只想一件事，那就是继续生存下去：千万不要死于饥饿，无论如何每天晚上能有个栖身之处。
此外，他们也偶尔遇到个人，一块儿聊聊。说说大家的不幸，谈谈各自的艰难。这一幕幕发生在某个夏天，发生在街心花园里，列车车厢内，市场咖啡馆，那里人群络绎不绝，还有吹拉弹唱。照他们的说法，没有这些，他们大概无法摆脱孤独与寂寞。
真是本闲书，讲一个作小商贩的男人和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佣没完没了的谈话。我打了个哈欠。暖气开得太大了，无聊假期的结束和又一个无聊学期的开始令我烦躁欲睡——如果守着冰箱，我会烦躁欲吃——索性拿了书垫在扶手上，一头栽了下去。
“看！日月同辉！”我拉拉厉放的袖子。
“嗬，真的。”眼镜片后他那双梦游似的眼睛难得的聚一聚焦。
我从来没在正午时分看到过这样的情形。蔚蓝的海水、漫步沙滩的白鸽和身后的大西洋赌城都因了这对望着的红日和圆月显得有些诡异。
“能不能都拍下来？”
他摆摆手中的小破相机，对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懒得回答。
他是我知道的最懂得节省体力的人。除此之外，厉放同志还有其他许多优点，比如像康德一样按时散步（以及按时吃喝拉撒等等）。十几岁的时候他称这样有利长寿，的确是个从小就有远大志向的人。如今谁若嘲笑这些习惯，他不再解释，只摆出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表情。
我们上次出游是他出国前的夏天，在昆明植物园里好歹还呆了五个小时，回家的火车上梦见大团大团五彩缤纷的花。今年大西洋城只逛了三小时，赌了十元，输输赢赢，最后用筹码换回七元半——别人一换就几十成百上千，可我们没有信心在短时间内输光，更不指望能赢……现在半梦半醒之间还能看见日月同辉，真睡着了，保管梦里什么也没有。
幸亏没睡沉，不一会就听见New York Penn Station[1]到了。我读书的地方离纽约还远着呢，得换乘灰狗。顺着人流走出站台，一抬眼就看见greyhound[2]的标志。来的时候可和火车站不是一个地方啊，不管如何，我打算先看看这个车站再说，时间还早。再一看指示标——乖乖！是不是做梦啊？这是Newark Penn station[3]，我下错站了。
对于Newark我并非一无所知。当初就想坐灰狗到这离普林斯顿近些的，可厉放说Newark黑人太多，我又是晚间到，绝对不可，他接都不行。考虑到这是他头回对我的安全发表意见，这个城市恐怕算得上臭名昭著了。
候车站只有二十平房左右，没有电子显示屏，门外也没有车道；厅内挤满了拖儿带女的黑人，售票口只有一个女人，一个黑女人。我还算是沉得住气的，先问了售票小姐车次，审时度势还是在这等巴士好；转回去坐火车，一动不如一静。给厉放打了个电话——如我所料他不在，必是到实验室上网去了；如果一天不能在电脑前坐八个小时以上，这人会坐立不安如没奶喝的婴儿——我在的这些天就这样。我不清楚他整天在网上干什么，以前还好奇过，现在不想了。偶尔我也在网上乱逛，看到“手指插进去感觉不到女友的处女膜是怎么回事”一类的帖子，会想象一下厉放敲键盘的样子，觉得有些滑稽。
我留言没说下错站，只说“到了再给你打”，这样如果一切平安，就少给他一次说我糊涂的机会；如果我失踪了呢，可以按来电纪录追查到Newark。至于我为何半路下车，又如何出事，就是侦探小说的内容了。一边犹自浮想联翩，一边却在闷热的厅里冷不丁打了个颤。
如果不是这么多黑人，这倒有点像国内的车站。有人抽烟，还有打嗝打出来的啤酒味；明明只有一个口售票，队却歪歪斜斜站了好几排；位置还有空的，可都脏得没法坐，还有几个家伙横躺着。我看中了窗边一个位置，取了份免费报纸垫上坐了。下班车大概还有一个钟，过路车，售票的小姐也不确定时间。既来之则安之，我又掏出《街心花园》。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街心花园里碰见了，聊聊天，说说各自的经历、困惑、梦想或痛苦，平淡无奇得没什么不能相信的，可在我的生活中从没发生过。首先，我只在小时候和父母一起去过市民广场，很少外出独坐；其次，旅行中我可能会和老人、妇女、学生聊天，可绝不会和陌生男人搭腔，这是一定的；最后，我没试过和生人讲任何复杂的、私人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除了大学里和女朋友们谈烂掉外也很久没和人讲了。真奇怪啊，我们关注浮光掠影的东西，比如购物、足球、减肥和网络，却不习惯现实中人与人的交流，尤其是关于自己本身的，不借助任何外物——比如女明星的日本军旗装——的话题。
我有路途中顺身带书的习惯，大概是当年背单词养成的习惯。无论如何，我是真心喜欢书。十年前读书是为了学会思考，现在读书是为了少想，任由作者牵着自己，苦也好悲也好平步青云也好生离死别也好，书一合故事还是人家的，自己什么也烦不上。倒反没有书，恐怕还会不小心生出些幽恨闲愁来。
不过眼前的这本书有违我读书的初衷，它太琐碎，节奏太慢，以致我不得不思考。
“我忘了告诉您：有个人时不时在注视您。”
“我知道。是不是走近了？”
“对，走近了。”
“没有理由吗？”
“没有理由。这时，交流就不再泛泛而谈了。”
“那又怎么样，先生，那又怎么样？”
“我在一个城市从不超过两天，小姐，最多三天。我卖的东西没必要让我呆那么长时间。”
……
猛地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一抬头，眼前的男人好似从书中跳出来——尽管我没设想过主人公长什么样——冲我龇牙咧嘴的一笑：
“小妞，往哪去？”
我吓了一跳，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人已站起来：
“对不起”，我习惯性的嗓子里哼了一声，拎着包逃到对面。慌里慌张之中踩到了某人的脚，小声又说了句“对不起”，对方的回答却是豪爽的一阵大笑。刚才问话的黑人向同伴挤了个鬼脸，两人移到我面前，瞪圆眼似笑非笑的直直望着我。
理论上说我相信黑人做鬼脸和白人、黄人没什么不同，我也不是种族歧视主义者，可就是害怕。一张张脸夸张的扭动着，感觉像置身在热带丛林和猩猩在一起——害怕有什么办法啊！我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熬过这几个钟，都不行吗？
我逃也似的出了候车厅。门外还有一层半敞着的玻璃门，两层门之间大概4平方的空间，堆了几件还没运走的行李，侧面又有扇门，紧闭着，应该是通往行李房的。靠着这扇门，坐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
流浪汉？乞丐？
一个白人，年轻人。
他的样子很怪——并不是丑，只是线条过于僵硬，给人一种狰狞的感觉，让我想起学校海报贴的暴露狂头像——可这种感觉在他看过来的一瞬间消失了。确切的说，他并没有看我，只是把头转过45度角，与我正面对了一下，我丝毫感觉不到他目光在我身上停留，连蜻蜓点水的接触都没有，尽管我们面对面，两米内的距离。
一张忧虑的脸，希腊式方正的轮廓，浓眉凹眼，可是目光是空洞的，嘴角向下紧抿着 ——忧虑，我不自觉用了这个词，其实我先感到的该是英俊，英俊的面孔才善于表达这种深沉的情绪。
他的身边有个圆柱形的锡皮盒。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啊，去年这时候好像还有人愁钱花不出去，前年的圣诞餐具才用了一次又换新的，桌布没铺出来就不想要草莓图案，第二天又去买张卡通的。然后不知何时，萧条啊，失业啊，股票跌市啊，像雪球一样在人们嘴边滚过，圣诞老人的口袋换成了街边接钱的帽子。而且，伸出的手并不衰老、虚弱；相反，像这样精壮的年轻男子似乎多于老人妇女。这真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
我有些犹豫——退回去是不想了，外面？——门口灌进一阵冷风。
他突然嘀咕了一句什么。
“啊？”我不确信他是在跟我说。广场上不时有要钱的向我招呼，从来没试图听懂过。
他晃晃盒子里的钱币“小姐，我收工了。”
他还是不看我，只盯着盒子里面，脸上浮起大男孩特有的顽皮的笑。他的睫毛又长又卷，给苍白的脸平添了几分天真。
我想他或许比我还小呢，离家出走吧？想着，就在他旁边的几张废纸壳上坐下了。
奇怪的，这下反倒放松了。
这两层门之间的地盘刚刚好，不那么热，也没有难闻的味道，空气清冽，我好像这才从下错站的昏眠中彻底醒过来。
厉放还是会问我为什么半路打电话的吧？他那种科学动物，有对万事万物寻根究底的强迫症。出于他对我一贯的“有罪假定”，推测出我下错站不费吹灰之力。问题在于，他听到留言的时候，会不会把它当作一个问题？记不清他已经没把我、我的一切举动当成问题有多久了。进一步说，专业以外，对于这世界，我们每天吃喝拉撒嬉笑怒骂的世界，他已经很久没发现一点问题了。
我也好久没把他当个问题这样想想了。靠在墙上，我听见自己叹了口气。
十来年前，当厉放哥哥还是升旗手，每周做“红旗下的报告”时，还是个好高谈阔论，整日跟同学老师甚至我老爸争执不休的家伙。我不大明白他说些什么，可是他的眼睛，熠熠生辉的眼睛，明白无疑告诉我他是对的！我从没怀疑过他，就像一个最坚定党员。只是过一段，他又否定自己。
“可是你上次说……？”
“我没有。”
“有。”
“你肯定记错了，我是说……。”
“我没有。你说……”
“……就算我说过，笨笨，万事万物是变化的嘛，有点发展的眼光好不好？”
或者“不要尽信我啊，学我点怀疑精神。”
直到某一天，校园里一个有蛙鸣的夏日夜晚，我们一次比较有意义的长谈中，他通知我，虽然实践范畴作为科学工作者，他坚持唯物论，相信科学；但是，本质上，他是个不可知论者。他跟我谈到量子力学，宇宙和人类历史以及该死的哥德尔定理——该死是我的看法。原来这个世界以及我们的存在并不是确定的，不过是个概率分布；原来根本分不清真伪，甚至没有“非”的定义，任何一个我们信奉的、赖以生活的定理都是不完备的；未来不是给定的未来，而是一种“构造”（天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还说到哲学——他读研以前，我尚在中学，有几年只凭书信交流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读起西哲——这原是他成为准科学工作者之前不屑的；那时候他认为研究现象就够了，哲学只会是聪明人糊涂。他推荐我看加缪的小说——比如《局外人》，既然我不会去读纯理论书。我抬抬眉毛，做了个“老天”的表情。我知道加缪说自杀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这话让人一听就郁闷——然后他说算了，别费事看了。他又第一千遍讲起他那个跳楼的导师，可和每次一样，和校方一样，对这位中年有为的教授为何轻生语焉不详、讳莫如深。
最后，在我疲倦的觉得大脑吸收不了更多信息时，他看着我说：
“你什么都没经过，看得少，我说的你还不明白。”
我一直是他的好学生，况且我长大了，这一次，我听得比以前好多次更明白。是的，我长大了，不会再把他语气里的无所不知、沧桑和厌世——好像有那么一点——太当回事。男人就是这样的，尤其是他这种。总想显得比别人能。其实我都明白，我不说，不让他知道我有多明白。想到这，我狡黠的笑了。
十九岁的月亮……我想我现在对他那时候的话更明白一点了，后来我也对一两个朋友发表过类似的宏论；可是他大概又update[4]了，至于怎样变的，他不说了。我想问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问以致忘了。我就眼看着他向着一团雾气滑去。
身边人数了数盒子里的钱币，大个的捡进了口袋，其他的硬币在手中转了一圈，叮叮咚咚投回去，又倒出来。
“嗨，虽然下班了，我还想问问——你有零钱吗？”
我拍拍口袋耸耸肩，“没，我是个很穷很穷的学生。”
我笑了。从没和乞丐搭过腔呢，在国内也没有。
“噢。”好像也不失望。
我突然想和他说说话，我好像好久都没和人好好说说话了。陌生人？男子？外国人？乞丐？我们之间有很多沟壑，可是和我一个大院长大，认识同一类人，做过差不多的事，进了一间大学又到了一个国家的人，我跟他还有什么好说呢？
你念过多少书？
你是本州人吗？
你有兄弟姐妹吗？
为什么到这里？又要去哪里？
你会在地铁口吹口琴吗？
你晚上有地方睡吗？是不是政府的那种市民广场旁的房子？
你会不会也在街心花园和流浪的姑娘聊天？——啊，你有过女朋友吧？
……
可是我什么也说不出，看着他掏出一把小刀，细细的修着锡皮盒的边缘。
一把黑柄的刀，刀刃比手指稍长，似乎很锋利——也可能锡皮不经削，轻轻一下，一圈就掉下来。已经很平滑了，他却还不满意，盒子在他手中短了一截。看来他并不期望盒子有一天盛很多很多的钱啊。
我看得太久、太直接了吧，超过了礼貌的界限。幸亏他并不注意我。还是想不出如何开始对话，算了，我又掏出小说，虽然光线不太亮了。
记不住看到哪了。男主角流浪天涯，仅能吃饱，看不到改变生活的希望，却满足；女主角目标明确——嫁人，嫁一个愿意娶她的人，却一肚子困惑。这样的对话，放之四海，各个种族，职业，性别、年龄的两个人之间都能写成一本书。活着、幸福、未来……一千个花园能有上万个版本的对话，可说来说去，也差不多，不是吗?有些人就是这样执著于繁琐的细节，执著于活着，如何活着以及为什么活着；还有些人，什么都看透了淡了，挥挥手不说了。以前以为看透很难，得经过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可不。
我就觉得我比我爸看得透。
可他过得比我有滋味。我羡慕他有文革抄家、下乡、做帮运工、30岁背着我写论文的苦难史，这使他的奋斗有了参照，有了意义。时代的浩劫分散了他的心思，使他一生为一个个细节殚精竭力；社会的不公使他可以怨天尤人，而不用归罪自己，更不用思考什么形而上。我觉得老爸有时候很天真，50多的人了，没有一轮分房他不气——自己有了三居室还替人不平。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意外的，贪污腐败、党同伐异都是社会的必然。我不相信任何人类足迹所到之处有绝对的公正、民主、平等、自由，我只相信自己。
其实只有自己才是我真正怀疑的。活了二十几年才发现我所作的选择都不是选择，只是凭借惯性，一步步，走到今天。现在驱使我选择的惯性力量越来越小——所谓有了自由——我好像得自己生发出点力；可让我接着滑的社会惯性越来越大。我没理由不，我找不出更好的路径，我其实别的什么都没尝试过；如果达不到应该的那个高度，我只能怪自己。可是我“自己”真的在乎吗？
想得我有点烦了，这些念头本来就荒唐、幼稚。
没有意义……
“你是中国人——？”
他望着我手上的书，突然问。
“是啊，中国大陆。”在学校，我习惯这样明确出身。
“中国。”他用中文说这两个字，“我以前的女朋友也是——中国人。”
“啊？哪里？中国哪里？”我有些惊喜，像是他乡遇故知。
他仰着头，神奇的吐出三个字：
“马鞍山。”
这么小的地方！必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了！离我家还那么近呢！
如果不是大学时代一个来自马鞍山的同学，恐怕我对这个小城根本没什么印象。记忆中这个女孩还鲜活活的。刚进校军训的时候，扎着根老鼠辫儿，不情不愿的排在我后面。两天后熟了，就冲我嚷嚷说“我们两个好，我们两个合伙买棉袄。我白天穿，你晚上穿；我冬天穿，你夏天穿。”天真得受不了……
是对这个地方太陌生了吧，一提起马鞍山的女孩，我觉得就是她了——这么可爱的女朋友呀！
“她现在——？”我很好奇，却不知怎么问。
“嫁人啦，嫁了个老头子。”
哦，这样的故事，比如她为了身份，比如他的家庭反对，比如他们俩本来就是一场游戏……？
他埋着头，双手插在头发里。
“她抛弃了我，她抛弃了我。”
有辆车来了，一群人从候车厅拥出来。我跟着走了几步看看——不是到纽约的，又折回来坐下。再不来到纽约只能坐半夜车了，可我居然不急。
他的头发有些脏了长了，却还没有油腻得卷成一缕缕。十指纤细修长，一般被认为是好出身的表现——也许他甚至进过大学呢！也许他们是同学呢！谁知道，这些美国孩子，什么都来得太容易了，不知道珍惜。就好像一场游戏，规则太简单，他们反出局了。都说不清是为什么。若说潦倒是因为一个女孩，我是不信——更瞧不起。厉放出国的时候给过我什么承诺了？我不也过五关斩六将的闯过来了吗？那两年我每晚上都死盯着上铺的钢丝床咬牙切齿的想象他来接机的那一天，所有的目光都追逐着我，我将昂首挺胸、目不斜视的走出机场——那是我的出头之日。
来接我的不是他，机场乱糟糟的。学校的车把我们几个一起拉走了。没人注意我，我也没失望。
得到的已是鸡肋，但好歹是辛苦换来的。
今年暑假。厉放走后，妈妈拉着我，喜滋滋的左看右看，又看看老爸，说：
“我们家的女人都是一个命哟，只能嫁给穷教授啊！”
虚荣！知识分子的虚荣！自以为是！故作清高！势利！
“谁说他能作教授了？”
“呵呵，人家要去硅谷哟！”
老妈也知道硅谷？哼，像捡了多大的宝似的，我敢说厉放没来这几天她着实捏一把汗！现在，跟我高考结束一样，松了一大口气——从此我在她眼里就是完成式了。
我怎么就从没让他们失望过？
门现在大敞着，我对着月亮坐了。残缺的，淡黄的月亮。像是被冬夜的寒空冻僵似的缩在那。
“那弯弯的一轮新月，分明暗示着，怀抱未来的圆满。”——这是谁说的？
诗人！诗人就可以不顾常识的情绪化——明明月亮圆了还会缺嘛,有什么意义呢？
我看这月亮像黄油，淡点色的margarine[5], 被冻住了，太阳出来才会化。
想得我倒饿了。出门时厉放好像塞了点什么在包里，尽管我说多余。
“你去过马鞍山吗？怎么样？靠江是不是？”他突然没头没脑的问我。
会这样追问前女朋友的同胞，应该是很想念吧？
有人说，“我爱过，我知道爱是什么样子。”，呵呵，我见过猪走路。
包里有一个香蕉和柚子。香蕉是他一直推荐旅途吃的：水果，又管饱，不用洗手、削皮。可我讨厌那股又甜又腻的味。出来后，发现美国的香蕉又大又便宜，据说是贫民必吃，我才买。其实我很喜欢酸甜的柚子，可天知道他干嘛让我路上吃这个。他很少做超出我估计的事。
我都掏了出来“你挑一个。”
他看了看，狡猾的一笑：“女士优先。”
算了，现在根本没法吃柚子。我只好把香蕉给了这位绅士。
他谢了我接过，却好像并不急着吃。举着香蕉对天晃了晃，小孩看星星一样指着月亮说：
“香蕉月亮。”
“什么？”
“《香蕉月亮》，一本小画书。香蕉月亮、巧克力房子、蓝莓海洋……没看过么？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你是说一切都可食？”我试着从心理学角度分析。
他笑笑，没回答我。眼还望着月亮，手开始剥皮。香蕉奶白的果肉露出来了，柔软、香甜。我几乎可以感到它在嘴里化掉的过程。
“我有刀。”
“啊，谢谢，不用。”怎么会用那把脏刀呢！何况我看清了，柚子是化好的。
厉放化柚子的本事是老妈表扬过的——破皮、不出水。也没什么难吧，细心而已，反正老妈看他什么不顺眼。我就由他表演，一渴就嚷着要吃柚子。
撕开皮，和每次一样，还没吃我就怕酸得积起口水。手指按住缝隙用力一掰，“噗”的一声，黄黄红红的多汁的果肉就在掌中了。突然想起“纤手破新橙”来，呵，真有点诗意呢！
我笑了。
一根香蕉看出一个世界
一个柚子里一座天堂
把无限抓在我的手掌里
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可不可以借我一个dime[6]?”一个勾着背的大妈从街边走来。
我照例摇摇头，一想，钱包里还真有个dime。第一次，在美国我为这种事掏了钱包。
“土不土？包里还装100的钞票！信用卡呢？”看到钱包，厉放的声音又响起来。
我无可奈何的笑着，翻着抖着找那个dime。
电光火石的一刹那，一只手夺去了我的钱包。
“啊啊——”我在他跑出门厅时抓住他的衣角。
另一只手挥过来，拿着刀。
我放开了，我看见我圆润的中指指甲笔直的裂开一条缝，殷红的液体从缝里汩汩的流出来，很快汇成一路，顺着手背往下滑。
“纤手破新橙”，没来由的我又想起。
我跪倒在地，按着中指，好似这样可以抵挡尖锐的势如破竹的感觉抵达心脏。
有人围过来。
那个身影冲到了街对面，就要消失了。
他回头望了我一眼。
我们目光交接了。
月亮作证：这不是幻觉。
[1] 纽约宾夕法尼亚火车站
[2] 灰狗:美国最主要的大巴士公司之一，服务遍及北美绝大部分地区。
[3] 纽瓦克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名称和纽约站相似。
[4] 更新
[5] 人造黄油
[6] 十分硬币
2002．1．4-8
2004-2-13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