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种责任 - 张连红
侵略战争和违反人道的暴行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对恶魔，但人类似乎乐于记忆战争本身，却容易遗忘战争暴行对人类伤害的事实与教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洲新兴帝国日
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时，在其所占领地区所犯下的违反人道的血腥暴行，至少有将近半个多世纪为世人所淡忘，如果不是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事实的挑衅，我们无法想像今天我们还能否知道诸如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强制劳工、军票掠夺等日军暴行！
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日本向一战之后在远东形成的太平洋华盛顿体系发起挑战，中国东北首先成为牺牲品。自此之后，日本对亚洲侵略战争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1937年7月7日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战火燃向华盛顿体系的霸主美国，随后，日军兵锋直指东南亚、南亚。日军铁蹄所到之处，人类文明与尊严受到无情践踏与蹂躏。近十余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二战期间日军在华暴行诸如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细菌战与化学战、慰安妇、强制劳工、重庆大轰炸等的调查与研究取得了很大突破。但是，作为华人一分子，日军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所犯下的暴行我们却知之甚少，从1992年开始，马来西亚华人孙建成先生坚持不懈地执着调查，其所获得的宝贵资料为我们揭开了几乎被遗忘的一页。
一、 新马华人成为日军暴行的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马来亚为英国的殖民地，辖地包括马来亚半岛的中部、南部以及新加坡。马来亚半岛位于亚洲大陆的最南端，其南端的马六甲海峡是联结欧亚澳非四大洲的交通要冲，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发动了大规模侵略东南亚的战争。占领马来亚是日军整个南进政策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因为只要占领马来亚，一则可以控制通往南亚和印度洋的咽喉要地马六甲海峡；二可以摧毁英国在新加坡建立的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和维多利亚空军基地，而解日本南进后顾之忧；三可以获取马来亚半岛的锡、橡胶、石油等战略物资。
1941年12月8日，日军先遣队分别在泰国宋卡、北大年和吉兰舟的哥打巴鲁登陆，迅速占领飞机场和克拉地峡，与此同时，日机对马来亚各地机场进行大规模轰炸。12月10日，英国远东舰队的两艘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和“反击号”(Repulse)在关丹以东的海域被击沉。12月12日，日军突破马来亚北部的主要防线——日得拉防线，并缴获了英军大量物资和武器。19日，日军占领槟榔屿的空军基地。1942年1月11日，吉隆坡陷落。1月31日，英军被迫炸毁马来亚长堤，退守新加坡。2月9日，日军分两路强渡柔佛海峡，14日，占领新加坡水库，切断城内供水。2月15日，英国马来亚陆军总司令白思华（A. E. Percival）将军率8万守军向日军马来亚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投降。
日本占领马来亚半岛之后，实行民族分化政策，以马来亚人的解放者自居，宣扬“马来是马来人的马来”，他们一方面将英国殖民势力彻底赶出马来亚，另一方面将迫害矛头指向占马来亚人口近半数的华人。当时在新加坡，华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在同英军谈判的过程中，山下奉文虽然答应饶恕平民的性命，可是在随后的几天里，“许许多多的欧洲妇女和儿童被逮捕，关进章宜监狱，大批大批的华人毫不留情被处决。”［英］约翰·科斯特洛著，王伟、夏海涛译：《太平洋战争1941—1945》上册，东方出版社1985年，第245页。 在日军统治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新马华人遭到日军残无人道的屠杀、掠夺与迫害。“无论是肃清或是奸杀掠夺，日军只对付华裔平民，而且每一次的搜捕行动，皇军都会让半岛的非华人清楚看到日军并不打算干扰华族以外的居民。这可能是东京发动大东亚战争，准备长久地掠夺东南亚的资源时所厘订下来的极重要战略。”白铁儿：《肃清的背后》，马仲汉主编：《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亚太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8月版。
另外，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马来亚华人纷纷支持祖国抗战，此举早为日军间谍报告日本军部，日军认为马来亚华人都是抗日分子。全面抗战爆发后，230万马来亚华人每月捐款寄给国民政府的金额达420万元国币，平均每人每天捐款近2元。据陈嘉庚估算，抗战初期5年，华侨直接汇款回国给家人加上义捐之数达到50亿元。据何应钦称，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为18亿元，由此可见南洋华侨的贡献。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72页。在人力方面，许多华侨更是纷纷回国参战，如1939年在陈嘉庚的发动下，有3193名司机分九批由海路到昆明参加重修滇缅公路的艰巨工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日军对新马华人的暴行是对他们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的一项“膺惩”行动。
二、 大屠杀、死亡铁路与军票
日军“膺惩”新马华人最为残酷的暴行是对华人进行的所谓“检证”和“肃清”大屠杀。在日军进攻马来亚半岛和统治初期，日军发动的大规模的集体大屠杀就有：在新加坡进行的大检证，在吉隆坡进行的大肃清，在槟榔屿的两次大检举，在马六甲的大镇压，在新山、麻坡、马力四隆、文律进行的大屠杀，在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等村进行的清乡屠杀，另有较小规模的屠杀达29次之多。据称，即使不计华人义勇军的死亡人数，日军在马来亚所屠杀的华人总数亦当在15万以上。李恩涵著：《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2页。在新马华人惨遭屠杀的暴行中，新加坡“检证”大屠杀最具典型，它同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大屠杀被后人列为日军在亚洲所犯的三大暴行。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为了稳固其统治，山下奉文下令从2月18日开始展开扫荡行动，以搜捕敌对的华侨，其搜捕标准共有9条：1. 曾经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积极活动之人士。2. 曾经最慷慨地捐输给筹赈会之富裕人士。3. 南洋华侨救国运动领袖陈嘉庚之追随者以及校长、教员和律师。4. 海南人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属共产党分子。。5. 凡在中日战争以后来到马来亚之中国出生华人。6. 凡是文身之男性在日本人看来，文身的男子皆为秘密会党的成员。。7. 凡是以义勇军之身份，替英军抵抗日军之人士。8. 公务员以及可能亲英之人士。9. 凡是拥有武器，并尝试扰乱治安之人士。明石阳至著，张清江译：《日本对马来亚华侨的政策》，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20页。在这次大“检证”中，所有18—50岁的华籍男居民被日军指定到5个地区集中检证，凡认为可疑人员均被押上卡车送到海滨或用船只送到海面上以机枪扫射，许多华人仅仅因为自己是华人就遭到逮捕屠杀。据李恩涵先生研究，在新加坡检证大屠杀中，华人死亡人数在2.5万—5万人之多。李恩涵：《1942年初日军对星洲华人的“检证”屠杀之役考察》，见李恩涵著：《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蔡史君：《日军检证大屠杀人数之商榷》，见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868—871页。
强迫华人劳工修筑“死亡铁路”是日军在新马所犯的另一暴行。1942年初，日本帝国大本营决定在暹罗和缅甸境内修筑一段铁路，试图将已有的仰光至丁那沙宁铁路和新加坡至曼谷铁路连接起来，这两条铁路之间大约为250英里。铁路要通过崇山峻岭、跨过湍急河流和经过蛮烟瘴雨之地，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通常需要五至六年才能建成，但是，日军为了战略需要，要求这条铁路必须在18个月内完成。日军在征调英美等战俘从事修筑的同时，还通过强征或欺骗的手段使用了大约15万名民工，其中华人劳工约占总数的20%以上。据幸存者回忆说：他们“清早6时被号令起床，洗刷后，没有食物裹腹，取了工具便前去工作地点。中午11时，有专人将食物送去工厂。午餐休息半小时，11时半继续工作至下午5时。放工后回到宿舍、沐浴、进餐。6时再度工作，至下午12时，夜间，没有食物，挨饥入睡。同时要挨饥至翌日中午10时才有食物。……一个苦力不幸死亡，就如死去一条狗那么简单。”参见本书载《南洋商报》（柔佛版）1993年12月2日。由于粮食很少，生病后缺医少药，且无人照顾，病人死亡率很高，据统计惨死者有6万余人，伤残者4万人，也就是说每一里长的路轨，是用64名战俘和240名民工的性命换来的，因此这铁路被称为“死亡铁路”。马来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编印：《精魂忠骨，永昭日有：日据时期殉难同胞追思活动1995年—2001年纪念刊》，2002年8月，第14页。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有2.4万余人滞留在曼谷，其中约有4000余名是华工。除了泰缅“死亡铁路”外，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也有一条120多公里的“死亡铁路”。1944年4月，日本强征一批华人前往印尼苏门答腊岛，他们被迫建筑一条从巴干峇鲁直通马鲁的铁路，这条铁路途径大片森林，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疟疾丛生，他们受到的虐待与超负荷工作如同泰缅“死亡铁路”的劳工一样，“由于不能忍受当时恶劣的环境，而有约半数人身亡。”而侥幸生存下来的劳工也是百病缠身，战后生活异常艰难。
日军对新马华人的经济掠夺更是厚颜无耻。在占领新马初期，他们强迫华人自动交纳“奉纳金”5000万元以示惩罚。由于时间紧迫，华侨协会到期只筹集到2000余万元，在无法筹足的情况下，华侨协会只得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贷款凑足，山下奉文在接受奉纳金时训话说：“华侨在战前，因为受到英美反宣传的影响，更由于重庆政府的欺诈和怂恿，曾有过排日的行动。更甚者，是参加英美宣传和帮助英美攻击日军。这种行为，本来应该以敌人论，但华人数千年来，在孔子及孟子的道德熏染中成长，所以最后能翻然觉悟，痛自反省，而以自愿的态度，发起筹募捐奉纳金。但你们必须深加明了，大日本是注重精神的，你们切勿以为奉献了奉纳金以后，各人的责任就已经完尽了，你们必须痛改前非，勇于改过。如果还不理解自己的过错，仍然必须受到严厉的惩处。”马仲汉主编：《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亚太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8月版，第223页。这篇训话讲稿充分暴露日军的强盗逻辑。
除了赤裸裸地强迫华人交纳“奉纳金”外，日本在占领新马期间更为险恶的掠夺手段是通过大肆滥发军票因日军发行的军票10元票面上有香蕉图案，故军票俗称香蕉票或蕉票。日军在马来亚地区发行的军票上印有“保证可以兑换”字样，但是日军战败后这些军用票立即成为废纸。的方式掠夺华人财产，据估算日军在占领新马期间共印发军票70亿到80亿元。《日本滥发军票与搜括物资一斑》，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14页。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重新收复接管新马的英国政府拒绝承认此项军票，因此，日本发行的军票一夜之间成为废纸。据1946年1月调查统计，仅新加坡一地普通华人和华人商会军票损失达270822000元。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年，第379页。
在日占新马期间，华人所遭受的痛苦远不止上述数种。岁月的流逝虽然冲淡了众多受害者对当年日军暴行的痛苦记忆，但有心人前赴后继的调查与研究将给历史留下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三、 寻求历史真相与伸张人类正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政府曾成立市民咨询局对日军在占领新马期间的暴行进行调查登记，南侨总会成立新加坡市内外调查委员会曾逐户分发调查表格进行调查，1946年6月成立的新加坡集体鸣冤委员会也对受害情况做了一些登记，许云樵教授经过20余年的艰辛努力，到1971年时已寻找调查到新马华人殉难名单8500个。但是，由于受到冷战体制的影响，战后新马地区华人受害调查同亚洲其他受害国一样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得到充分展开。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事实的挑衅引起了亚洲受害国民众的极大愤慨，一些学者和普通民众为了寻求历史真相与伸张人类正义，踏上了漫长的调查日军暴行的征程，在这一群人当中，马来西亚华人受害幸存者孙建成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42年3月16日，在日军一次大屠杀中，当时只有7岁的孙建成全家有9个亲人惨遭杀害，他由于机智躲避才侥幸逃脱日军的屠杀。在日本友人的鼓励下，1985年，他开始参加揭露日军暴行的活动，1992年，他发起成立了“日治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呼吁受害华人积极协助提供受害事实，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经过近10年的努力，他调查搜集了560余份受害华人的资料，其中屠杀受害调查210余份，建筑“死亡铁路”受害调查120余份，军票受害调查220余份。另外，新加坡华人柯冰蓉女士长期以来一直热心参与受害调查，本书收录的李桦卓、黄再炎、叶尚友等8名新加坡受害华人资料则为柯女士提供。由于孙建成先生和柯冰蓉女士的艰苦努力和执着追求，为我们再现了半个多世纪前一幕幕惨案的历史真相，为人类共同反省战争暴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
在调查新马华人受害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来自于加害国日本的部分学者和普通民众也参加和推动了新马华人受害事实真相的调查。日本国立琉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高岛伸欣先生，在他还是一名中学教师的时候，他就到马来亚半岛调查二战期间日军暴行。据了解，20余年来，他先后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达上百次，足迹几乎遍及整个马来亚半岛。除此之外，他还利用有利条件，在日本国内广泛查阅档案资料，如他曾调查发现一份原日军《阵中日记》，该日记中记载1942年3月日军在森美兰州一个乡村就屠杀居民1500人。另外，日本“想念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争牺牲者铭刻于心”组织，每年8月都邀请亚洲包括马来西亚的受害者，到日本各地举办证言集会，日本横滨的亚洲论坛组织也自1996年开始，每年邀请一位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受害者前往日本作证。实际上有许多有远见的人们都在努力，促使加害国与受害国国民能真诚面对悲惨历史，以寻求加害国与受害国国民之间的真正和解。
四、 历史是一种责任
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马来西亚日军暴行资料已相继出版多种，如，1984年许云樵、蔡史君主编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1996年李业霖主编的《太平洋战争史料汇编》、2000年出版的《奉纳金资料选编》；1999年出版的冯仲汉主编的《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芙蓉出版社也曾出版森州华族蒙难史料。这些资料集对我们深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东南亚的暴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现在汇集整理而成的《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是孙建成和众多受害人近10年的辛勤劳动。从1992年12月开始，孙建成先生便开始调查搜集日侵时期新马华人个体受害事实，难能可贵的是每份投诉资料都有受害人姓名、受害地点、受害事实和投诉人联系地址，而且还附有大量的受害人或投诉人照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这份资料汇编并不是全部新马华人的受害投诉，只是其中一部分受害人的资料，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资料已足以让我们震憾不已！
本资料集共编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新马华人遭日军屠杀的投诉材料共222份，其中8份新加坡华人的受害调查是由柯冰蓉女士提供的，总共蒙难人数为687人。第二部分是关于新马华人被强征建筑“死亡铁路”的投诉材料，此类投诉材料共有126份，其中有70多名华工在建筑铁路时死亡。第三部分是关于华人军票损失投诉材料，此类投诉材料共226份（其中有2人未登记具体数额），虽然同孙建成联系的军票持有人很多，但更多受害者则未能前往登记（据报道1994年4月10日有200余名报名，但实际前往登记的人只有50余人），仅就其登记的226份投诉资料统计，其军票数额已超过850万元。在编辑每一部分投诉资料时，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有关投诉材料的背景，我们还编辑了同部分投诉材料相关的新闻报道以及受害人和投诉人相关背景资料的列表。
由于孙建成先生提供的投诉资料初稿几乎全都是手写记录的，且多为口语化语言，文字则有中文、英文和马来文三种文字，这给我们的整理编辑工作增加了很多难度。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理解，我们作如下几点说明：1. 关于语言文字。全书原则上统一译成中文，但是凡涉及人名、地名是马来文或英文时，如果有比较准确翻译的我们将它译成中文，无法确定者则保留原文。另外，由于投诉资料均为手写体，因此，部分人名和地名可能会出现差错。一些人名中无法确认的字，则以“×”或“某”代替。2. 关于语言的表达方式。由于用语习惯，新马华人有许多称呼和用语同我们表达的方式并不一样，如自行车在新马一带则被称为“脚车”，卡车被称为“罗厘”，日军则被称为“蝗军”，为了便于国内读者阅读，在投诉材料中，我们都将此类名称改为习惯用语。另外，在忠于原文和投诉人感情的基础上，我们对投诉材料作了一些改动，对一些明显的错别字作了修正，对一些表达过分口语化的用语也作了适当调整。在军票投诉资料中，许多投诉人投诉内容有许多表述语句相同，我们则作了必要的删减。而对于所附新闻报道，其内容和用语我们则完全忠于原文，未作任何改动。3. 关于图片的使用，在孙建成先生提供的投诉材料中，绝大部分都附有受害人或投诉人的照片，原则上我们以收入直接受害人的照片为第一选择，没有受害人照片的情况下则收入投诉人的照片。4. 关于部分投诉材料的处理，在孙建成搜集的投诉人材料中，还有极少部分投诉材料不是反映华人受害事实，但考虑到史料的重要性，我们也将其收入，以供读者参考。
在本资料集的整理过程中，杨国誉、张启祥、许书宏和王艳飞付出了很多艰苦劳动，张朔人、谢刚和钱春霞也协助校对了本书初稿，王艳飞还承担了全书照片扫描等后期出版的许多工作。为了促成本书的整理出版，邵子平先生和柯冰蓉女士多方努力，柯女士在得到李氏基金会的支持后还专程从新加坡前来南京指导，最后，本书能顺利出版，还要特别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吴源社长的大力支持。
经过近一年的整理与编辑，《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终于付梓出版了，它凝聚了孙建成先生、柯冰蓉女士和众多投诉人以及关心支持这一工作人们的心血，我们期望此书的出版能给人类提供更多反省的素材，为呼唤人类和平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历史是一种责任，它不仅为了过去、为了今天，更是为了明天。“历史正义不能随意被颠倒，为了让逝者得以安息，生者得以安慰，让年轻一代得以坦对历史，让所有掌权当政者在作任何决策中有所警惕，有所借鉴。……（我们）不应视历史为包袱，而是一种责任，从而思考我们对历史所该负有的责任。”参见《南洋商报》2001年8月14日。
2003年12月28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