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吳其融 (地球公民基金會兼職研究專員 )

日治時期，大台北地區已是台灣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但因為原料運送受限，整體工業發展仍然仰賴各地的物產，工業聚落並未有高度聚集的問題。台北車站的後站，逐漸成為初級工業產品的製造、批發中心，並有日資為主的各個製冰、瓶蓋工廠；大稻埕的洋行、商行，則會收購台北盆地周遭丘陵地帶的茶葉，運用淡水河系的河運輸送，擴大生產基地範圍，並利用三重地區種植的秀英花、黃枝花與茉莉花，為包種茶進行薰香。因為有人力聚集，紡織業也以此為核心發展。

與此同時，最早的水力發電則是1905年興建、位於新店一帶的龜山水力發電站，此外，台灣容易開採的煤炭礦脈，除了世人所熟知的瑞三煤礦、台陽煤礦以及海山煤礦外，現今的文山一帶也有許多因煤礦開採而形成的聚落，以上都是為北台灣發展工業打下基礎的動力條件。本地人口大量聚集，更是為早期勞力密集輕工業的發展提供助力。雖然日治時期的軍需重工業一路到二戰爆發前，多以兵工廠或日本獨資的方式由日本人壟斷，但是戰爭末期美軍轟炸臺北，軍需工業的生產基地，逐漸移轉至台北市周遭的衛星城鎮。

國民政府來台後，大量勞動力及資金伴隨著外省人社群聚集北台灣，貿易對象也從日本、中國轉向自給自足優先。因為海上貿易存在不穩定性，各式原先負責買賣的布業經營者，也隨著中國紡織業者的設廠、日資紡織廠的撤離，開始投入紡織事業的生產，最早設廠者以外省企業家為主，位於三重中央南路的華南紗廠最早設立，隨後又有了慶祥棉織廠和中興紡織，台人企業家則除了三重仕紳創辦的愛鳳棉織廠外，其餘仕紳多半先在住居地興建紡織廠，1950年代起再依序逐步於大台北地區成立新式紡織廠房，甚或向政府購買取得日資紡織廠。

從外省企業家設廠的位置，也能窺探到一點端倪，大型資本企業家，例如遠東紡織於1949年在板橋設置遠東針織廠，並招聘工作人員，而中小型的企業家則是運用鄰近台北市大量人力聚集的特性，先在三重台北橋一帶興建紡織廠，接續幾年，外省企業家也陸續於新莊台一線一帶，興建了勤益紡織（1951）、信華毛紡（1960），為塭仔圳周遭的工業發展奠定先聲。

這樣的發展路徑，也與交通硬體建設有關，1952年以前，現在的公路路網，只有台一線的基隆到桃園段以及台南到高雄段，有鋪設混凝土或者瀝青鋪面，所以人力高度密集的台北，從火車站後站一路蔓延至迪化街、台北橋，均成為重要的製造業生產腹地，到了1960年代前後，許多廠家運用著銜接台北到桃園段、硬體較為完善的台一線公路，跨出三重一帶的密集生產區，陸續拓展到新莊、迴龍一帶，沿著公路興建各式大型廠房。

而各式鋼鐵、金屬及機械製造工廠，除了台北的大同鐵工所，以及高雄的唐榮鐵工所兩大業者外，早期還有新泰陽造機廠（三重，1931）、台灣申鐵公司（1945）、大興鐵工廠（社子島，1949年前後）、金剛鐵工廠（1949）、中央鉛錫工廠（1949年前後）等多個需要仰賴勞力的鐵工廠，陸續在台北郊區設廠。這些鐵工廠均有生產軍用砲管、彈殼機器的紀錄，裡頭的工作人員獲取生產經驗後陸續創業，因為取得1970年代日本製造業生產基地外移的生產技術和新型設備，從而奠定北台灣機械製造業的基礎。

台灣從1960年代開始發展紡織輕工業，一路從農業（資金）培養工業、農業（人力）培養工業，到農業（土地）培養工業，台灣的工業發展長期鑲嵌在一個「犧牲想像」的發展模式，但台灣在這個工業發展過程中，工業聚落如何生成，並且如何自我群聚，並進而與城市的紋理對話，這個環節卻被我們一概忽略。台灣若仍舊是一個「工業台灣」，我們大概得更清楚地面對，到底台灣的「工業台灣」這個面貌是可以長成什麼模樣，而「工業台灣」如何跟「農業台灣」更清楚地放置到同個台灣裡頭，這需要我們對於這些產業有更多的想像，甚至去理解那個「工業台灣」所產生的面貌。

在那個工業開始發展的年代，台北車站後站的旅舍，離開農村北上工作的年輕男女，經常擠在擁擠的旅舍中入睡，僅僅數坪的地板上得要塞入十幾個人，等候著隔天一早拉往台一線沿線兩側的工廠。訪問現在淡水河流域兩側的都市原住民部落耆老，許多人都還記得在未滿12歲前，就搭上那班從部落開往都市旁工廠的巴士，開始生產雨鞋、雨傘。

台北工作的數年，我曾經走訪過新北市三重、新莊及中和的現行都市計畫工業區，以及過往台北市的工業聚落。透過籌組「走讀工廠」社群，我慢慢在過程中瞭解到後村圳的發展脈絡，以及隨著石門水庫的興建以及上游樹林地區的工業發展，導致新莊地區的農地逐步難以種植，也意識到包括南京西路、三重一帶的工業聚落，有許多口述歷史需要大規模重建，才能理解隨著都市化的進行，工業聚落是如何溢散，除了以大型企業為標的的歷史資料採集工作，更需要對於外圍的工業聚落進行完善的調查。因此，針對塭仔圳違章工廠工業聚落的業者進行訪查，不僅是為了掌握整體製造業發展脈絡及脈動，更有利於研擬長期製造業的空間及用地規劃，在理解歷史資料與現實情況中，找到下一步的對話空間。

其實，我們一般社會大眾，也能試著糾集朋友，試著用一點週末或者平日晚間的時間，用雙腳踏入工業聚落，其實這些工業聚落都離大家不遠，無論是早期黑手起家的赤峰街、紡織輕工業起家的艋舺、三重的中正北路工業區或者中和的二八張工業區，再遠一些些，五股的新北工業區、樹林的木器工業區及其周遭工業聚落，均可以找到不同的歷史痕跡或地景，在地人更是重要的歷史記憶載具。

這些聚落都有各自的有趣模樣，只是人們的視角往往不會去注意到，當你有機會坐在某個工業聚落外圍的米粉湯店吃著午餐，傍晚到越堤道周遭揀著便宜貨，過程中不妨試著想像一下，工業聚落如何靠著工匠的技術，來維繫著產業、克服原先機械設備無法達成的難題？在這裡頭，有許多有趣的事物，去拼湊成人與地景與物的樣態。工業聚落總是有它不一樣的氣息，呼應著周遭的變遷，我們如果對這些模樣不夠熟悉，對於政府所談論的「新產業」，就會缺乏想像力，只能被迫接受著或者反對著。

我們的確能夠爭辯，到底這些都市工業聚落，是否有可能促成或轉型成類似荷蘭Eindhoven的工業設計聚落，或是參照日本的老工業聚落燕三条，透過限時開放，運作起工場的祭典，但我們對於現實世界及大台北製造業的歷史過程，仍遠遠不足。慶幸的是，近年來，三重中正北路工業區裡頭，有間工廠掛起「黑色聚落」的招牌，從事著工業設計及周遭工廠主的訪談工作，與此同時，我們也看見塭仔圳的違章工廠工業聚落，因為市地重劃威脅之故，組織了自救會，串連起社區大學從事更多口述調查和走讀活動，甚至還有一群在裡頭工作的年輕人，舉辦起爛泥發芽音樂祭。展望未來，如何讓爛泥發芽不僅僅只是作為都市青年逃離城市喧囂的場所，而更能意識到這當中錯綜復雜的愛恨情仇，將會攸關下一步我們將走往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