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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鑲著細黑鐵條方格的窗前，望著窗外異鄉淒迷的雨季，絹絲細流沿窗而下，輕柔的滑過我體內，猶似春夢，不著一點痕跡，卻凝匯成一條遙長的水線。
於是，我憶起了臺北的童年，夏日黏熱的午後，和幾個稚年的妹妹被陣雨困在屋裡，默然站在木製日本式窗前，凝視著雨滴成串墜下，那也曾是一條晶瑩閃亮的細流，和緩而平淡的流過我的軀體。奇怪的是，相隔了幾十年的歲月，千萬里的汪洋與大陸，那種微微顫動的感覺，卻是了無變異，毫不陌生。
站在植物園後門，一眼就可看到愛國西路和中華路交口處的小南門。由那座活進二十世紀的清代城樓沿愛國西路東行，穿過重慶南路和女師專的南垣，到了南昌街口，又可看到面對師專附小的另一座城樓 ─ 南門。如果向南行，越過舊時貫穿廈門街的鐵道，就是昔稱淡水河的新店溪，溪上跨著通往永和的川端橋（今中正橋）。這塊街域隸屬舊古亭區，包括了植物園，建國中學，國語實小……等等。
我的童年就是在城南這塊略大於一平方公里的街域裡度過的。
臺北的變化太快。年事漸長，記憶逐漸散失，城南那段日子，如果不記載下來，終將雲消霧散。許多年前，當我的母親還年輕時，她曾寫過一些文字，追憶她在北京的童年往事。
我的母親是臺灣人，日據時代隨外祖父和外祖母由臺灣遷往中國大陸，她的「城南舊事」在北京。我出生於北京，卻是在臺灣長大，我的城南舊事在臺北。
民國三十八年，內戰失利，大批軍民緊急撤退到臺灣，頓時住屋分配不足，我們只得和王家同住在重慶南路三段十四巷口的一幢日本式房子。房間窄小，內鋪榻榻米，不能擺設多少家具，寢具放在紙門後的壁櫥裡，晚上拿出來鋪在榻榻米上睡覺，夏天掛一朵蚊帳。我的父親大學念的是外文系，卻是個典型的中國文人，安貧樂道，喜歡喝茶，在家裡穿一種寬鬆繫褲腰帶的中式衫褲。他最大的樂趣似乎是在他那間三蓆大小的書房兼臥室裡寫文章及看書。案頭及榻榻米上堆滿了書籍雜誌。我和幾個妹妹有時進去翻翻，看看圖片。他不在，撕幾張下來疊紙人。
紙門邊是一條木柱，父親在我們伸手不及的高度打了一隻小釘子，釘子上掛著一隻手表。那隻表也是一座鐘，因為當時物資匱乏，全家就那麼一個計時器。手表屬粗馬表，每年起碼要上一次油，否則就不走。表帶是淺灰夾帶淺藍的塑膠帶，顏色俗氣固然可想而知，表帶稍用力一拉，還可伸長，放了手又慢慢縮回去。父親出門時由釘子上取下來戴上手腕，回到家再掛回去，母親也是如此。我出去玩則不戴手表，因為踮起腳也搆不到，同時也不需要有時間觀念。妹妹們更是不必，因為她們根本看不懂分針和時針的標示。
到了我進入小學五年級，生活得到改善，父母買了新手表，哪個粗馬表就歸我了，是我此生所擁有的第一個比較貴重的財產，但是卻在一次幾乎沒頂的游泳後被人摸走。
家裡有張小小的舊書桌，似乎是母親的堂兄林汀烈大舅送給她的。大舅的名字很大和味，他在日據時代服務於「放送局」，也就是中國廣播公司的前身。我們六蓆大的客廳裡只有一張日式矮腳四方桌，客人來聊天盤腿席坐，也很大和。幾年後添置了許多新家具，那是因為我父親中過一次愛國獎券，大概是合幾個月薪水那種中級獎，因為我不記得家裡有過暴發戶的場面。
日本房子院子緊窄，用一道竹籬笆和大街隔絕。籬牆外陽溝邊長了棵番石榴樹，夏季結滿番石榴，不等成熟，路過的小孩就爬上去採光。小孩在樹上搖搖欲墜，隨時可以斷枝跌下，也給屋裡的人造成相當的困擾。每年夏天，我父親要和樹上的孩子們就樹的屬權問題展開辯論。孩子們認為樹長在牆外，誰都可以上去採果子，我父親則強調在陽溝這邊就屬於我們家管轄。小強人們不讓步，每年要辯論一夏天，直到有一年颱風把樹和牆一起吹倒。
十四巷是一條寬不及三米的窄巷，巷內大多是獨門獨院的各機關宿舍，清一色日式平房。主要的機關包括電力公司和法院。電力公司職員多屬福州籍，因為當時的總經理是福州人。我也因而從玩伴那兒學會一些永遠不能被外人了解的福州話。現在只記得吃飯叫「塞崩」，玩叫「卡六」。否定式則用「一乃」表示，所以不吃飯叫「一乃塞崩」，不玩叫「一乃卡六」。我和王家的老二小方是那種到處捅蜂窩，壞事幹了不少的小孩，巷子裡的大人看到我們倆就頭痛。我們年紀小，但是也有自知之明，兩人有一次到斜對面去敲門，一位老太太應聲開門，看到我們倆立刻皺起眉，急促的搖手，連續說了幾聲：「一乃 一乃 一乃……」我倆一言不發，掉頭就走。
還有一句福州話和英文很像，「醬油都沒有了」叫 see you tomorrow。
巷子裡全是大陸遷臺的外省人，只有鄰長是本省人。言語和習俗的隔閡使他對巷子裡的公務和住戶漠不關心，見了面頂多面無表情的點個頭，連寒暄都免了。只有我們家有臺籍，鄰長太太有時來找我外婆，兩人坐在玄關上用閩南語和日本話聊天。彷彿記得，外婆住在我家那一陣子，她大部分的朋友都操閩南語。她是個帶有一點兒日本味兒，典型的臺灣老太太，儉樸、整潔而有禮。也是個平凡的典型中國婦女，不到三十歲開始守寡，帶了一大堆孩子辛苦過日子，從無一句怨天尤人的話。
有時我們出去叫三輪車回家，外婆總是告訴車夫拉到「龍口町二丁目」。
當時二二八事變的陰影仍然存在，本省籍與外省籍絕不通婚，我卻是在這樣一個微妙的環境裡成長：父系是外省人，母親是臺籍，念的是國語實小，大部分的親戚又是臺灣人。
那時的「龍口町二丁目」尚未鋪柏油路，在重慶南路三段十二巷和泉州街五巷之間有一塊蔬菜田，四周籬牆上爬滿牽牛花和鮮紅色的燈籠花，我們一早上學沿街走過就順手擷一些花。早春三月臺北的清晨沐在一層溫溼的薄霧中，青綠的蔬菜田散出新鮮的朝氣，再加上小鳥的呢喃，那是一種很美妙的感覺。韓國詩人許世旭曾說過「臺北是一隻雲雀」，我想那隻雲雀早就飛走了。
後來蔬菜田蓋起一排像是違章建築的灰房子，變成許多收入不豐公教人員的蔽身之所，也有了街上唯一的一間雜貨店，糖果、麵包、龍口粉絲、罐頭、草紙一應俱全。一星期七天，一大早就開門。主事人是兄弟倆，哥哥態度溫和，臉色慘白，據說原本是空軍地勤人員，經年累月在防空洞裡上班，潮氣侵蝕了身體。弟弟大板牙、禿頭，操江浙口音。小店對熟客戶採賒帳制度，用藍皮面的英文單字本記帳。以後那個哥哥娶了一個愛看歌仔戲的女人，最迷的角兒是小豔秋。
那女人平板的臉上塗著鮮紅的口紅，白粉搽得不比戲裝上的小豔秋少，又有一層油光，究竟是先搽油再抹粉，還是先抹粉後上油，常是我心裡的一個疑問。
被喚作老闆娘的年輕女人還有一大堆姊妹淘，常來探望她，一起出去逛街和看歌仔戲 大概是很要花錢的那種事。後來小店開始在附近街坊搞會，彼時大家的收入都不好，入會的人卻不少，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種心理，在經濟上是哪種打算，我不清楚。
有一天早上我拿了那個英文單字本去買配稀飯的小菜和鹹蛋，店沒開門。一小時以後再去，木板門還是緊閉著，門口圍著一大堆人 店已經倒了。
說是因為負債太多，兄弟倆和那個女人逃到南部去，所有上了會和借錢給小店周轉（也許是投資）的人都吃了虧，我們家卻還落了一點小便宜 英文單字本上的帳要到月底才結。
後來附近的小孩都在傳說，負債的原因是老闆娘花了太多的錢請客和看小豔秋的歌仔戲。
大概是年紀太小，又是比較胡塗的小孩，我的小學生活永遠是遙遠而模糊的。印象中，建國中學的紅磚大樓俯瞰著國語實小的大操場，中間是一大堆斷垣殘石，橫七豎八的亂堆成一座小石山，上面長著野草。這些二次大戰盟軍轟炸的廢跡，卻因內戰的混亂而多年不得清除。實小後院臨近和平西路的牆邊挖滿了防空壕，雨季壕內積水盈尺，乾季實小的男學生在壕內作騎馬戰。
有一年，實小課室的玻璃窗貼上米字白紙條，據說這是為了防禦共軍的空軍渡海轟炸，白紙條可以減少震碎的玻璃碎片傷人。
重慶南路三段的大街上也開始有消防訓練和演習。負責訓練的是一個體格壯碩、面孔黝黑的本省籍中年漢子。他的表情很嚴肅，頭上戴著一頂暗綠色的呢質日本野戰軍帽，似是當年參加大東亞聖戰倖而生還的士兵或軍夫。
中年漢子外八字走路，用帶有濃厚臺腔的國語向消防隊員發口令，不但訓練認真嚴格，而且隊員的動作一致，面部表情和回覆命令雄偉的聲調，讓人錯覺是置身於一部日本現代戰爭片中。如果和「火燒摩天樓」裡那些美國救火員的自在、紊亂，個人英雄表現來比，卻又有點小題大作的感覺。
十四巷口是個三輪車班頭，車夫們的年齡大致和戴小呢軍帽的漢子相似。這些人平日個個閒散無聊，不是用車馬炮打四色牌或在牆角小便，就是斜躺在車座上哼歌仔戲小調和東洋歌曲。
有年輕標致的女傭走出巷子，呼聲更是不絕於耳。他們似乎受到皇軍本土決戰式訓練的感召，思古之情油然而生，也紛紛自動要求納入訓練組織。戴小呢軍帽的漢子面有得色，權威性的點頭讚許。當然，能夠被納入體系應是一種很大的光榮和恩惠。
站在路旁參觀的，除了大批小孩、女傭和無所事事的老人，也偶爾有幾個住在機關宿舍裡的男人。我不知道他們在大陸上有沒有看過日本兵操練，但眼神裡顯然對那頂日本軍帽頗不以為然。
小時我曾和母親回到她中部的家鄉，也看到一些鄉親戴那種皇軍帽，外八字走路。
有一次一個新進的三輪車夫在回覆命令時，不小心脫口而說出一句簡短的日本話，立刻引起其他隊員嘖嘖讚許，戴小呢軍帽的漢子稍微搖了搖頭，嘴角擠出了難得一見的笑容。一個站在路邊參觀的男人出了一聲：「媽的。」憤憤然掉頭就走。
小學生有個大願望，就是起個大早趕去學校搶第一個敲大門。我由家裡走向國語實小是穿過十四巷到泉州街，再由泉州街左轉入南海路，走到盡頭就是實小。泉州街上一大清早總有空牛車經過，我們這些男孩就跟在車後，然後倒掛在牛車尾板上。個子小，有時一輛牛車後面能有三個小孩倒吊車尾。這些倒掛在牛車上的小孩，有的現在是大學教授、影視紅人、政經界要角；也有一個在地方民意代表選舉中「吊車尾」。
如果起得特別早，偶爾會在泉州街上遇見軍用大卡車，押著五花大綁的人立在敞篷後座的前排。那是送去川端橋旁馬場町（現今「青年公園」）處決的犯人。我想大多是為了替中國大陸作間諜，其中甚至可能包括我們認識或知道的人。
那些人的年齡或面部表情我從未仔細注意過。他們面臨死亡，站在卡車上想的是什麼？榮耀、壯烈、視死如歸？還是悔恨、被騙、不值得？有些人該是很年輕，他會知道為什麼要斷送如此年輕而美好的生命嗎？
戰爭的陰影仍然籠罩著臺灣，孩子們則生活在一個沒有空氣污染，沒有滿街汽車，只有燈籠花和晨霧無憂無慮的世界裡。生活普遍的艱苦，物資匱乏，但唯一讓我們擔心的，似乎是如何應付課堂上的功課。
入了中年級，那位老得連話都說不清楚的級任老師換成了年輕的陳老師，蘇州女師畢業，膚色白晢、性情溫柔，細聲細氣的講話，好像永遠不敢發脾氣，我想她該是屬於那種很令男士傾心的少女。面對我們這群吵鬧不休的小男孩，她是一籌莫展，我們也就鬧得更兇。如果她真生了氣，頂多嬌嗔的嘟著嘴，從不敢大聲罵誰。
陳老師開始教我們造句，她要我們用「偶爾」造個句子，我是個胡塗的小男孩，造的句子是「森林裡忽然跑出一隻大偶爾來！」
春季遠足那天，陪伴陳老師來的是一位英俊挺拔的青年男士，穿著剪裁合身的淡灰色夏季西裝，和陳老師並排站在隊伍面前。陳老師向我們介紹那是她的未婚夫，我們爆出如雷的歡呼，男士彬彬有禮的向我們微微點頭，老師露出羞澀的淺笑。多少年後，我依然記得那個嫵媚動人的笑靨。
課程漸漸步入軌道，我們和老師變得熱絡，彼此有了信心，老師開始選讀《愛的教育》給我們聽。她溫柔的音調確是娓娓動人，我們也聽得入神，逐漸安靜下來。
我們越來越喜歡陳老師，不只是因為她的溫柔美麗，還有她不經意間流露出的愛和關懷。那個年齡，可能很難分辨一個小學女老師的愛和母愛。
陳老師在學期近結束時離開我們，她竟然感傷得無法啟口，背過身在黑板寫下她因病弱而不得不離開。全班同學看著黑板，頓時鴉雀無聲。在她步出教室時，許多同學已泣不成聲。
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到離別的傷悲，也是第一次感受到「愛的教育」。
許多年後，我回到臺北看陳老師，她的幾個孩子都已長大，老師的先生卻以英年而罹不治之疾，行動言語失卻控制。老師長年在病榻旁伺候丈夫，身心俱疲，雖只步入中年，卻已滿頭雪白銀絲；老師已皈依為虔誠的基督教徒。
我和老師坐在向南的窗前，老師為我沏了一杯熱茶，窗外是臺北陰暗的冬季。我們談著實小那短暫的一年相處，談著這些年的人物滄桑和變遷，老師的音調仍然如往日讀《愛的教育》那樣平緩與動聽。「偶爾」，提到她以前的學生，老師臉上露出了光輝，嘴角出現了淺笑。光明的一剎那，飛快的閃回到那次春季遠足，老師和先生並排站在隊伍前，也曾是掩不住滿心喜悅的淺笑；而老師那時是那麼年輕，那麼美麗與幸福。
接替陳老師的是一個更年輕的席老師，梳著兩條大辮子，剛從新聞專科學校畢業，她教了我們兩年，實行新式的開放教育，對我們的啟蒙有相當大的影響。她常在課堂上講她剛看過的電影劇情，分析社會案件及世界形勢時事；這些和初中聯考無關的常識，是當時一般小學不屑一顧的。
席老師和陳老師在我們畢業後成為我們的朋友，協助我們度過那一段青澀、苦悶、混亂和反叛的青少年時期。不便和父母講的，不能和冷漠的中學老師溝通的，沒有顏面向同學傾訴的，都可在她們面前暢所欲言。
小學老師在各級教師中學歷最淺，待遇最薄，但他們肩負的教化責任卻最重，對少年人格塑造的影響也最深遠。
實小面對植物園，我們一下課就往植物園跑。當時國語日報在植物園一幢日本人遺留的「建功神社」裡，那裡置放客死異域的日人骨灰。國語日報遷出後，建功神社裝修為國立中央圖書館以後又在附近加建歷史博物館、科學館和藝術館等。
夏季的植物園，池塘裡長滿了青綠的荷葉，有人說用荷葉煮粥味道奇香，所以，我們千方百計的要在池塘邊折一片荷葉，但是似乎永遠沒有小孩採到過，手不夠長，有幾個因此倒栽蔥掉下去弄得滿頭爛泥。樹上的蟬聲是另一種誘惑，用幾根竹竿連在一起，竿頭塗上瀝青，眼力好的一個下午能黏到四、五隻蟬，擺在火柴盒裡，用手指輕壓牠的背部就會出聲。
國語日報還沒有遷出前，我們到國語日報最開心的事是磨著一個年輕的編輯要他講故事。
這個年輕的編輯斯文清瘦，臉上掛著一副細邊眼鏡。說話和和氣氣，不像學校裡的老師那樣老管著我們。他是屬於那種隻身在臺的流亡大學生。
這位林先生後來去考師範大學國文系插班生。他的文科程度雖高，數學卻奇差。師大國文系數學科考試一共出五題，第一題是求由一加到一百這一百個數字的總和。林先生就由一加起，一節考下來，別人已作完五題，他那一百個數字還沒加完。
雖然如此，林先生居然也考上了大學，後來並用子敏的筆名寫了包括《小太陽》等幾本出色的散文書和得到中山文藝獎。而且也成為兒童文學專家。如果沒有我們當年磨著他講故事，他今天不會有此成就。
在實施九年義務教育之前，初中和小學代表著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在門外，一個在門裡，中間隔著一道聯考的窄門。然而，初中又似乎是高小的延續，尤其建中（當時還有初中部）和國語實小只是一牆之隔，兩邊的校長都是河北人，兩個學校都採自由式的教學與管理。
考上建中，在家裡看來是理所當然，我得到一枝美國製的自來水筆作獎賞（好像還有一雙皮鞋）。
這種興奮立刻被新的困惑沖淡 來自全市各國民學校不同家庭背景的新面孔；每個課目不
同口音、年齡參差不齊的教員；操著河北鄉音，和我們有嚴重代溝的導師；還有那些怎麼念都念不出的、要命的英文；更具威脅性的是班上居然有近十個高頭大馬的留級生。
隔壁王家的兩個孩子，老大念建中高三，是個從不運動、永遠考第一的大頭（現在是中央研院院士，加州大學醫學院教授）。老二小方剛考上建中高一，玩的門檻樣樣精通。順理成章，我和小方變成了好朋友。雖然說不上什麼「生死哥兒們」，卻也在一起泡了三年，直到我考入建國高中，他也考入臺大電機系。但是建中的老師都說他是運氣好，瞎矇上臺大的。
小方雖然從來沒連過莊，功課卻一直不出色，可能和他哥哥一樣，真正的興趣不在理工，但是在那種環境的壓力下，又不得不如此。以後他雖在美國一流的大學任電機系教授，卻棄教職去拍電影。「北京故事(The Great Wall)」一片讓他在美國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他也是世界上唯一擁有電機工程博士學位的導演和電影明星。（編案：小方即「北京故事」導演王正方。）
小方對我的功課並無助益，如果有，那就是英文。我和大多數初學英文的孩子一樣，無法念出奇奇怪怪的字母組合出的生字。小方在課本上替我寫出中文或注音符號發音，譬如星期一到星期六是蒙臺，吐絲臺，瓦斯臺，奢侈臺，弗來臺和殺得臺，然後再加一個遜臺。他最大的一次手筆是替我把整課英文注為中文。第二天上課，兇悍的英文老師把我們一個個叫起來念，然後罵，然後罰站。到了我時，我滿懷信心，大聲而流利的把全課用中文發音念完，然後從容不迫的自動坐下。英文老師呆若木雞的站在那裡，張大了嘴望我，一句話也說不出。那種腔調，我想她只差沒昏倒在講堂上。
我勉勉強強的升入初二，和附近幾條巷子的孩子開始有較多的來往，晚飯後在街上閒蕩聊天的時間顯著的增加。這些孩子家庭背景和就讀的中學都不一樣。即使年齡上相差不過一、兩歲，有些已經發育，「懂得的事不少」。有些還是懵懵懂懂，和小學生差不了多少。
我們在街上常看到一個中年的女人從一條巷子走出來，身材略胖，穿著露臂膀的碎花旗袍、高跟鞋。她的臉我從未仔細注意過，只記得眼圈是青黑色，神情相當疲憊，永遠一副懶洋洋的姿態。有個年紀較大的孩子問我們知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女人眼圈是黑的，沒有人答得出。於是他低了嗓門兒，很神祕的告訴我們：「這個女人因為『縱慾過度』，所以眼圈是黑的！」聽到這種似懂非懂的名詞確是驚駭，雖未再深究，卻也趕緊奔相走告。以後再見到她走過，總有小孩會皺著眉頭很嚴肅，很權威的來上一句：「這個女人因為『縱慾過度』……」。其他小孩也會嚴肅的點頭表示同意。
在街上閒蕩的原因，是青少年時期逐漸開始獨立自主的生活，朋友變得重要。那時候臺北的人以腳踏車和三輪車代步，站在街上沒有被汽車輾過的危機。另外一個原因是正值發育時期，隨著生理的變化，展開在面前的是一個嶄新的世界。在家裡，這是個隱祕的內心世界，於是必須要到街上去和狐群狗黨交換情報和心得。情報的內容，大概不出愛情和性。
有一年寶斗里大拜拜，我大概是念初二，班上有個年齡較大的同學就住在那附近，邀了我們一批同學去「開開眼界」。雖然後來沒有膽子去成，卻也在他家大嚼了一頓。他的父母在三樓給我們開了兩桌酒席，每個人都喝了一點兒酒。酒後決議每人輪流說出心裡最仰慕的女孩子。班上兩位比鄰而居的同學，一致透露他們最欣賞的是對面裁縫店裡的一個念初中的女少東。這件事在課室裡曾經喧嚷過一陣子，兩個人也躲躲閃閃、守口如瓶的過了一年，任憑其他同學怎麼套也套不出來。那次真相大白，足足讓我們消遣到初中畢業為止。這種微不足道的事在當時為什麼會那麼重要，我想應和青春期男孩的心理狀態有關。
那天晚上我招認的是一個白衣黑裙的中山女中（當時也有初中）學生。我曾在初三那年騎腳踏車跟過她一陣子，並沒膽子真湊上去過。她是個漂亮又出名的女孩，雖然初三寒假過後從未再見過她，一直到高中、大學還常聽到她的點點滴滴；她是屬於學生界的四大名女人之一。多年以後，在國外某一社交場合又遇見她，經人介紹之後，面對眼前這個癡肥的歐巴桑，還有她身旁面目可憎的丈夫，頓時有人生如幻之感。
讀初中那個年齡，如果對某女生有意，是絕對沒有膽子上去約的，頂多寫信。寫信也有危險，可能被對方家長抄到。第一封信大多是稱某某同學（實際上並不同校），然後寫些無關痛癢的話。接下去大概是互勉努力讀書一類的小型八股。最後是敬祝「學安」：這兩個字是在尺牘上或小學國語課本上抄來的。這種信多半是單行道，但是居然也有人接到過回信，而且還魚雁往返數回合。於是接信的人固然寢食難安，周圍的親密戰友也被弄得茶飯不思。但是往往略有起色的時候，對方忽然來了一封哀的美敦書，大意跟第一封裡的「學安」有關，即大家年齡還小，為了不負父母期望，所以要「努力讀書」，不必再繼續通信了。
本來這種事該就此打住，少女的心捉摸不定，而長滿了青春痘的少男，其實面皮比紙還薄。要命的是有些回信裡居然有「請原諒我的苦衷」這種話，大家研判之後，一致認為是「好詞兒！好詞兒！」應該繼續幹下去！起鬨的和出招兒的儘管口沫橫飛，寫信的少年卻是比維特還煩惱，一副流水落花春去也的表情。此類韻事下場如何，是可想而知了。
不成熟的性教育，使得「生理衛生」在我們心目中有一層神祕和嬉樂的色彩，恰巧生理衛生教員又是個年輕的女老師，這下子上課可就有得瞧了。上那節課時，臺上的老師吞吞吐吐的述，臺下則低著頭竊笑。居然還有大膽的同學舉手發問，老師就脹紅了臉回答。好不容易挨過去了，我在旁邊又鼓動他：「再問！再問她一個問題！」於是發問的同學再度舉手，皺著眉頭，滿臉嚴肅不解的表情：「老師，我還是不太懂……」
開始長鬚毛的同學，也變成了注意和取笑的焦點。傳聞是拔了以後就不會再長，於是他們就偷偷的用指甲尖拔鬍子。後來又有人說，聽大人說拔鬍子會「倒陽」，就沒有人敢再拔了。也有人用冷茶泡便當吃，後來有個從中壢通學來的客家籍同學說，隔夜的茶會使男人產生「下消」的現象，新理論著實又嚇壞了不少人。
由於物資的匱乏，當時小孩子的玩具相當有限，也因為青春發育較晚之故，我到了初中二年級還爬在地上打玻璃彈珠。
我們在對街兩條巷子之間，未鋪柏油的一個弄子裡挖了幾個小洞彈玻璃珠。雨後弄子的地乾了，小洞卻還有積水，用手把水撩出來，仍然可以玩。有時洞裡的水冒出騷味，那是因為有小孩故意往裡面小便。
弄子裡又有個支出去的小衖堂，裡邊一連數家黑幢幢低屋簷的矮房子，屋簷下的竹架上曬著衣服，一出門，眼前就是骯髒的陽溝，陽溝邊又是一堵後牆。那種潮溼、陰暗、緊窄充滿垃圾腐臭的環境，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說，似乎又是另外一個世界。我不知道那裡面住的人做什麼職業？夏日溽暑，他們要如何生存在那種環境裡？他們的孩子是不是要比我們堅強好鬥而又兇狠得多？
我們絕少進入那條陰溼的衖堂，但我知道裡面住的人有個沿街叫賣西瓜的，身材高瘦，嘴裡有幾顆金牙。他似乎外面有個女人，每隔一陣子，他太太就要在大街上向他叫罵一陣，然後兩人大打出手。他一邊打太太同時又一邊哄太太，軟硬兼施的手法和他向我外婆推銷西瓜的策略極為類似。
儘管他和他太太的鬧劇引起四鄰圍觀，第二天他仍然若無其事的到各家敲門，開瓜、講價、辯論，作假秤，連哄帶騙的把瓜塞給家庭主婦。
如果他有可愛的一面，那就是脾氣好和磨功強。每次到我們家來，外婆總以長者的語氣教訓他，教訓完了留一個瓜下來。他走了後，外婆總說瓜買貴了，以後不再向他買，但是第二天還會再買一個。
衖堂裡還有個年齡和我相仿，眉清目秀的女孩，氣質和她居住的環境完全不相稱。她的膚色細緻白嫩，像是天生麗質，又似是那種不見天日的慘白。她經常牽著兩個衣衫襤褸，和她一樣瘦弱的兩三歲小女孩走過。每次經過我們面前總是低著頭，催促著兩個小女孩快走。
女孩該是初中適學年齡，很明顯並沒有在上學。其他的孩子告訴我她是個「婊子」（又是個很時髦的新名詞），因為暑假過後，聽說她就要被送去寶斗里「見習」。
幹那種事是奇恥大辱，作「婊子」而長得眉清目秀更是令人失望與憤怒。每次她經過，我們禁不住要輕蔑的瞄她兩眼，在背後來幾句惡意的批評。而她躲躲閃閃，一副受氣小媳婦的態度更讓我們覺得理直氣壯。不成熟的道德感支配著我們對她的敵意與日俱增，最後竟是毫無顧忌的出言譏諷。她一定也聽到了，只要我們在，她就不敢再出來。
「看不到她，眼不見為淨──」話是這麼說，似乎又有些悵然，因為失去了一個無力還擊的敵人，也不見了一張清麗的面龐。
然而那個單薄的背影卻一直在我心中揮抹不去。想到她未來的日子，想到那麼柔弱的一個女孩子，我們卻用那樣的態度對待她。而更懊惱的是，我竟然不敢挺身而出，制止其他孩子對她羞辱──因為那會陷自己於一個比她更糟的地位。
再看到她時，夏日已近尾聲。開學前一天，最後的一次聚會，我在弄子裡等其他的孩子出現。等得無聊，退到屋簷下避太陽，無意中聽到一陣輕盈的木屐聲，猛一回頭，一定是把她嚇著了，她牽著兩個小女孩突然拔腿快跑，有個摔了個跟頭，坐在地上放聲大哭。她焦急的回過身拉她的小妹妹，而小女孩就是不肯起身，兩個人在那裡拉拉扯扯。她懼怕的看著我，猜測我的下一步舉動是什麼，汗珠從她焦急的臉上涔涔淌下。
望著這個受了驚、年齡和我相仿的女孩，心裡忽然有千言萬語想對她說。我要不顧其他孩子怎麼想，告訴她我對她的同情；問問她我能怎樣幫助她；叫她不必再躲著我們，我們只是一群紙老虎，什麼也吞不下……
走到她面前，幫她扶起地上的孩子，愣然望著她，張大了嘴，我卻一句話也說不出；都嵌在喉嚨裡了！
她對我突來的善意似是驚訝，牽起小女孩的手，感激的向我望了一眼，轉身離開。
我悵然站起來，蹲得太久，有點暈眩，那幾個熟悉而枯萎的背影反襯在戲劇化的白花花的巷口，我突然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熱剌剌的太陽照在我背上，彷彿聽到蟬聲，那麼，夏天也將結束了。過了夏天，她就要去了……
開了學才發現體格已在加速成長中，興趣也逐漸由孩童的遊戲轉移到體育上。幾個巷子的初中生合組了一支籃球隊，由有限的零用錢居然擠出一套球衣球褲來，參加自由杯少年組。隊名幾經折衝，最後定名為富有詩情畫意的「曉星隊」，意為清晨掛在天邊的星星，充分的反映了少年時期羅曼蒂克的心態。
「曉星隊」打了幾場，似乎是全軍盡墨。事後檢討並不認為是技不如人，而是名字取壞了。「曉星」與「小星」同音，就是別人的姨太太！
游泳是另一項熱門的運動。由重慶南路三段南行，穿過橫七豎八的一堆巷子，再經螢橋火車站和廈門街，就到了舊稱川端橋的中正橋。橋下淡水河緩緩流過。徐鍾珮女士在《我在臺北及其他》一書中對四周的田園景色曾有過刻意的描述：夕陽踱步橋上，堤邊白鵝引頸，牛兒啃草，犬吠偶傳，還有幾個花裙女孩在清澈緩流的河邊洗衣濯足（如今淡水河因為污染而被易名為黑龍江）。但是徐女士忘記了，河中還有我們這一群載浮載沉的青少年哩！
當年橋下游沙洲上（也就是如今填平的青年公園）有個商辦的螢橋游泳場。但是為了省入場費，我們都在毫無安全設施的上游戲水。河水被採砂石的船挖了許多洞，每年總有一些孩子和年輕人沒頂。大部分的家庭嚴禁孩子去橋下游泳，父母檢查孩子有沒有偷偷去過的方法是用指尖在手臂上劃一道，如果有明顯的白線出現，那就是剛剛游過水不久。
我曾偷偷帶斜對面巷子念小學的三兄妹去玩過一次水，約好回家不准說開來，但是還是輕易的被套了出來，三兄妹面對窗口罰跪一小時，竹籬外大批小孩扒縫看熱鬧。
那個老二幾年後在省運泳賽中大放光彩。
念小學時，我也曾和幾個年長的孩子去螢橋釣魚。我沒釣桿，也不會釣，他們分配給我的工作是用手指把蚯蚓捏成一小段一小段給他們作釣餌。他們盡興之後才借桿子讓我玩玩，以後我就不去了。
也有一年冬天，有一天反常的熱，我和小方忍不住相偕游到沙洲上挖竹筍。玩昏了頭，回程時天色已暗，氣溫下降，我在冰冷的河水中竟因肌肉收縮而小腿抽筋，即使忍痛奮力向岸邊游，仍然連喝了好幾口水，身子下沉，沒命的掙扎，我以為這下是完了，沒想到腳下忽然胡亂的踢到一塊軟綿綿的東西 原來是河底爛泥。我站了起來，水面剛好到下巴。小命是撿回來了。
早期的建中在賀校長領導下採取寬鬆的教學政策，可能是考進的學生素質高，有恃無恐之故。賀校長在抗戰時期做過敵後地下工作，也曾任河北省教育廳長，所以建中的教員以河北人為多。教員宿舍就在校內日本人留下的劍道場，號稱「河北大院」。
河北大院裡住著一位單身的外國歷史教員王老師，身量矮小，禿頭，兩眼炯炯發光直逼著你，什麼鬼花樣都別想逃得過。我們從來沒捉弄到他，倒是有時被他捉弄到。記得第一次小考因為準備不及，全班覆沒。王老師發布分數之前先聲明全班都考得很糟，很令人失望，「但是有一位同學考得很不錯，他考了九十分，他的名字叫……」當他念出我的名字時，我幾乎昏倒，自己心裡有數，實在很難相信有九十分，但是既然老師這樣講，也就很高興，有點意外之財的感覺。他說完在黑板上寫了阿拉伯數字一○○，然後接著說：「九十分就是一百分減十分。」說完用板擦抹去「一○」留下一個「○」字。然後他指著我大聲說，「這就是你的分數！」
王老師臉上從無笑容，說話乾脆俐落，句句擊中靶心。教課更是條理分明，把要說的全都推銷到你腦子裡，沒有任何雜枝旁節。他沒有文科教員輕鬆浪漫的特性，倒有點像後來我在以效率著重的美國大學工學院裡遇見的教授。這樣也好，起碼這一科高中聯考可以讓我們輕鬆些。
但是在敬畏之外，大家對他的嚴峻和不通人情也頗為反感，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建中學生重理工、輕文法，這中間有複雜的社會因素和影響。
就這樣，在抱怨、緊張和飽受威脅的狀態下度過了一年。
外國歷史接近尾聲，有幾節課是講授二次大戰的中日戰史部分。前兩節課王老師一如往常，清晰的交代了中日之間的歷史關係和戰爭的進度，第三節課卻發生了不同尋常的景象。
進了亂烘烘的教室後，我們才發現門窗外站滿了高中生，這些高中生彼時幾乎全畢業於建中初中部。我們覺得很奇怪，但是閡於習慣，也沒人問他們站在窗外幹什麼。
老師開始上課後不久就導入正題，宣布這節課是專門講述南京大屠殺！他要我們永誌不忘這個近代中國歷史上的悲劇。
王師生動的描述了日軍在攻破首都南京城後那幾天的活動，困苦無助的中國人在裝備優良、鬥志旺盛的日軍刺刀下零星或整批的被凌辱屠殺，秦淮河、揚子江上浮屍處處，江水染成國旗的鮮紅色。那一代的人曾度過一個悽慘無告的年代，一個飢餓血腥的年代，一個潰敗羞辱的年代。他們的心境，又豈是我們這群在風和日麗的臺灣成長的孩子所能了解的。但是，我們也深深的被王師迴盪在教室中的悲壯聲調所震撼，全場屏住氣息，鴉雀無聲。轉眼窗外，來重溫這節課的高中生也一個個神情肅穆。
王師說著說著突然停頓下來，喉間重重的嚥了一口口水，努力的忍住即將奪眶而出的淚水，他背過身去，無意識的低首用板擦在黑板上輕劃，良久不能轉身面對我們，坐在前排一個住眷村的同學，已泣不成聲。
就在那一刻，王師平時在我們心目中冷酷無情嚴厲的感覺一掃而空；我們從未和他如此接近過。
多少年後，建中校友在海外話舊時，也會念念不忘提到這著名的一課。前兩年和建中同學某君重提此事，他當年念的是最好的一班，班上同學有多位直升保送臺大醫科和工學院。他告訴我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當王師轉身低首不能自己時，班上兩個優等生卻在竊竊私笑，看這個道貌岸然的老師居然也有失態動情的一天……
這使我想到，知識教育和人格教育究竟孰重孰輕？我亦好奇：那兩個優等生究竟後來成為社會中堅，還是人精之精？
建中東北角鄰近如今美國文化中心的地方，原是一片空地，沿著牆邊挖了一些防空壕，上面有大榕樹遮陰，是個理想的遊樂談天場所。防空壕邊初一前五班的教室一字排開。每年總有幾次空襲演習，那也是最快樂的一段時光。警報聲一響，初中生完全忘了平日師長諄諄訓誡的演習規定，興奮的大聲喊叫，撇開老師衝出教室，有人往前跑，也有人往後跑──因為事情發生突然，忘了攜帶隨身法寶啦！最後以從戰爭片學來的姿態躍入防空壕，掏出隨身法寶來，總要在壕裡玩樂一陣子，直到警報解除。
到我們升入初三，防空壕填平了，空地上蓋起平房，租給協防的美國空軍第十三航空隊，司令是一位黑人空軍准將。美國人個性率直友善，和建中雖有一牆之隔，卻也和天真的學生建立起不成熟的友誼。大多數的美國軍人年輕活潑，玩心重，很像一群大孩子。到了農曆新年期間他們又和隔牆的留校僑生以沖天砲互相攻擊，玩得不亦樂乎。
這個蜜月期沒有維持太久，住在北投美國陸軍雷諾軍士和劉自然君糾纏不清的關係，最後導致劉君被雷諾軍士鎗殺斃命。而美軍軍事法庭竟在歡呼聲中宣判雷諾軍士無罪，五二四事件因而在臺北街頭爆發，這是大陸棄守來臺後第一次的街頭事件。位於北門附近的美國駐華大使館在當天下午被憤怒的國人砸毀，晚上又圍攻中山堂旁的臺北市警察局，流血事件因而無法避免，有兩個建中學生倒在血泊中，肩上還背著書包。
衛戍部隊開入城，驅散了人群，我們才由中山堂蕩回南海路，一路上內心澎湃不已。國家、民族，王師悲壯的南京大屠殺……一下子全湧到了眼前。
十三航空隊門前已是黑壓壓的一大群憲兵，有一輛旅行車正由門內駛出，大家一湧而上，攔住車子，有人大喊：「翻掉它！」憲兵的人數遠超過學生，卻能表現出相當的自制（在那個時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一再的說好話勸導學生離開。我們看到駛車的是一位女士，也表示絕不傷女人和小孩，讓車子安全駛離。實際上，車的後座有毛毯蓋著一個男人。
第三天學校停課，武裝部隊進駐校內，學校對面的植物園大門口，面向建中架起一挺輕機鎗。
那年夏天，同學和少年的夥伴走上了不同的旅途。不管考上明星高中或昂貴的私立高中，只要塵埃落定，其餘的事就讓大人去憂心了。但有些少年夥伴的道路卻是坎坷而艱辛。
住在小雜貨店附近一個高瘦、沉靜、有點娘娘腔的男孩，和我們小學同班。他愛哭又喜歡和同班的女生玩（那是一種很令我們不屑和敵視的行為），他溫順細膩的性格，更給了我們攻擊和找樂子的機會。進入初中，他念夜校，但是週末和寒暑假總還是在街上廝混。我逐漸發現附在他身上的藝術氣質和多愁善感的個性。他的父親和他一樣高瘦，文質彬彬的書生，據說在某單位擔任文職工作，境遇似乎不很好。他像大多數具有藝術氣質、充滿幻想的男孩一樣，創造力超過學習力，功課總是跟不上。
高中聯考榜上無名，那個暑假他一直躲著我們。但是他的存在與否，永遠影響不了什麼。他是個幽靈，是一頭孤鷹，沒有人注意到他。有幾次，我想到去看看他，也有點好奇，他到底作何打算。轉念之間，似乎又覺得他的命運一向是注定的，又何苦多此一舉。
開學前幾天，雖是夜晚，臺北依然罩在溼熱的籠子裡，我終於忍不住，敲他家臨巷的窗子，把他叫了出來。
我倆站在搖搖欲墜的街燈下，好一刻無言相對，四周蚊蚋之聲盈耳。他比我高出半個頭，昏暗的燈光把他的脖子拉得更長。他腦後有一圈光暈，讓我有一種很好笑的感覺──想到了在洋畫片上看到的耶穌受難圖。
「家裡孩子多，他們說無法負擔私立中學的費用，所以只好輟學。」他開了口，聲調沙啞一如往常，像是個成熟而單調的中年人。「家裡認識個人，在一家小印刷廠工作，他們說要送我去那兒做學徒，還可對家裡有些貼補。」
街頭傳來賣餛飩清脆的竹片聲，看我無言，他繼續那個年輕而又蒼老的故事，臉上寫著茫然。
他的喉頭抽動了一下：「你們……下星期要開學了……」
我點點頭，想到此後歡樂的世界不再屬於他；此後他的青少年黃金歲月，將要消磨在油墨、粗話、滿地髒紙和師傅的怒聲斥喝裡。我們站得如此近，眼前鋪開的卻是幽明相隔的兩條路。
因為成長於一個文人的家庭，我自小就觀察到家裡來往的文人和藝術工作者天真無助的特性；他們熱情，憤世，不懂得用手段，心腸不夠狠，也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甚至不知道怎樣照料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我隱隱的看到，他也將走上這一條相同的路，更讓我迷惘和感傷的是，以他出自一個讀書人的家庭，卻將徘徊於弦歌不斷的窗外，豔羨的看我們度過那段黃金年華，
那將是何種的滋味呢？
我們在螢橋下的淡水河裡大游大鬧時，他只敢在岸邊淺灘處，用簡單的蛙式來回划划水。
他告訴我他常練習用一隻腿游，為的是預防那天抽了筋，他還可用另一隻腿游回來。他又曾告訴我，如果有一種死的方式不會帶來任何的痛苦，那麼，他願意就此了斷。
那是聯考放榜前的事，我當時並沒想到他說這話時的心情。多少年後，當我為人之父後，才斷斷續續的把這些事聯結起來。而那段少年期的青澀，早已隨著時光飛逝而去了……
念感師恩，天長地久，別師兮淚涔涔，前途茫茫，何時相見，相見兮在何方……
驪歌聲中，我告別了如夢的年華，歡樂的笑聲，步向另一段落英繽紛的啟程。人生本多聚散，那些曾是相識的人物，一個個從舞臺上消失，多少年後，卻又乘著雲雀歌聲的翅膀，栩栩如生的回來。
我走過城南的大街小巷，我走過我少年的歡笑與迷惘。臺北的城南，城南的臺北，那些浮光掠影，遙遠而親近，熟悉而陌生。他們在我四周飛旋，久久不去。於是，我想，我要把它們寫下來，寫在我多雨的窗前，寫在我庭院的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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