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診斷得胰腺癌

幾年前，我的導師、德高望重的整形外科醫師查理發現自己肚子上出現一個腫塊。他找外科醫生做了檢查，診斷為胰腺癌。這位外科醫生是治療胰腺癌的權威之一，發明過一套新型手術流程，將患者的五年生存期比例增加三倍（從5%提高至15%），儘管談不上什么生存質量。

第二天他回到家中，關閉診所，從此再沒踏入醫院一步。他盡可能地多與家人相處，於數月後在家中去世。他沒有接受化療、放療或手術治療，也沒用多少醫療保險。　

醫生的死亡的方式與其他人不同

儘管不常被人談起，但醫生的確也會死。而且，他們死亡的方式與其他人截然不同。他們不同於常人的，不是比大多數人多用了一些治療手段，恰恰相反，他們極少治療。儘管總是時時刻刻在幫助別人抵禦死神，但當他們本人面對死亡時，往往極為淡定。他們清楚地知道會發生什麼，有什麼選擇，但凡想要的醫療護理，一般均能獲得，但他們只是平靜地離去。　 

當然，醫生不想死，他們想生存。然而，他們太了解現代醫學了，知道它並非無所不能。他們會與家人談到這一切，確保在自己的那一刻到來時，家人不會試圖採取任何誇張的救護措施——他們不想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還被人打斷肋骨去做什麼心肺復蘇術。　

徒勞的關懷

幾乎所有醫療專業人士都親眼目睹過人們所受的“徒勞的關懷”。在生命臨近終點時，醫生將尖端技術施加在危重患者身上，令其在病痛之餘，還要忍受無謂的苦難。病人的身體會被剖開，插進導管，與機器相連接，灌入藥物。所有這一切都會在重症監護室中進行，每天的費用高達上萬美元。最終花錢買到的是什麼？只有痛苦，一些我們甚至不願強加於恐怖分子身上的痛苦。

已經不知道有多少次醫生同事輕聲對我說：“答應我，如果你看到我受這種罪，就殺了我。”他們不是開玩笑。一些醫務人員隨身攜帶徽章，上面印著“不予急救”字樣，告訴醫生不要實行心肺復蘇術。我甚至看到有醫生將其做成紋身。

醫生為什麼不願意接受得天獨厚的醫護服務？原因很複雜，與患者、醫生和醫療系統都有關係。要了解患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請設想一個場景：某人失去知覺，被送往急救室。患者家屬恐懼萬分，當醫生詢問是否要“竭盡全力”時，他們的回答必定是肯定的。於是，患者的噩夢上演了。其實，家屬的意思常常只是“盡一切合理的努力”。問題是，他們不知道哪些措施是合理的。身處困惑和悲傷之中，他們也不會對醫生提出疑問，或者聽聽醫生怎麼說。在醫生這方面，當然就會“竭盡全力”，不管措施合理與否。　　

心肺復蘇術

上述情況司空見慣。問題的根源是人們對醫生的能力期望過高。很多人認為，心肺復蘇是一種有效的急救手段，其實，其效果往往微乎其微。我曾在急救室接收過無數經心肺復蘇術搶救無效的病人。如果患者病情嚴重、年老或罹患絕症，心肺復蘇術的效果就更不值一提，而就此引起的疼痛卻令人難以承受。知識貧乏和錯誤預期會導致一系列糟糕的決定。　　

當然，患者並非產生問題的惟一因素，醫生也有責任。麻煩的是，儘管醫生們明白自己在“徒勞關懷”，他們仍必須找到一種方式，滿足患者及其家人的願望。再次想像一下急救室裡滿是悲痛欲絕、甚至可能歇斯底里的患者家屬的情景。他們與醫生互不相識，在這種情形下，信任和信心的建立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為了節省時間、金錢或精力，人們早已做好了相信醫生的心理準備，當醫生建議需要進一步治療時，他們會言聽計從。

醫生面臨無謂 的壓力

有些醫生的溝通能力比他人更強，有些醫生則更為固執，但他們所面臨的壓力都是相似的。從醫數十年裡，每當生死攸關的時刻患者家屬提出不合理要求時，我會站在外行人的角度，將事情的風險清楚明白地解釋一遍。如果患者或家屬仍堅持要採用我認為毫無意義或有害的治療方式，我會將其轉到另一位醫生或醫院進行治療。 　

但這些被轉出去的病例仍令我無法釋懷。我最喜歡的一位患者是位律師，出身於著名的政客家族。她患有嚴重的糖尿病，血液循環很不好，而且，腳部已經出現疼痛。考慮到住院治療對她的病情不利，我盡一切努力讓她避免做手術，但她在醫院外諮詢了專家，而這些專家與我沒有聯繫。對於她的病情，專家們並不像我那樣熟悉，他們決定為其雙腳做血管搭橋手術，以便消除存在已久的血栓。手術並沒有改善她的血液循環狀況，刀口始終無法癒合。患者的雙腳都感染了壞疽，最終被雙雙截肢。兩週後，在一家著名的醫療中心，最壞的事情都發生了，她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在這個故事中，顯而易見，醫生和患者都難辭其咎，但在很多情況下，雙方都不過是一種更大系統——鼓勵過度醫療——的犧牲品。在一些不幸的病例中，醫生們採用“醫藥費報銷”的模式來做每件事，不管它多麼沒有意義，只要能賺錢就行。更常見的情況是，醫生怕被投訴，對患者言聽計從，為了避免麻煩，極少提出反對意見。　 

醫療系統的干涉

即使人們已有準備在先，這個系統仍會使人喪命。我曾有一位名叫傑克的男病人，78歲，常年患病，曾經歷過15次大型外科手術。他對我說，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想再用呼吸機了。然而，一個星期六，傑克嚴重中風，失去意識，被送進急救室。醫生們想盡辦法令他甦醒，並在重症監護室裡給他用上呼吸機。這是傑克最不願經歷的噩夢。當我趕到醫院接手治療後，我跟他的妻子及醫院的工作人員交談，出示傑克留下的護理委託書。然後，我拔掉了呼吸機，坐在他床邊。兩小時後，他過世了。　

儘管親手寫下了自己的願望，傑克卻沒有如願死去，醫療系統干涉了他。可事後居然有一位護士將我的做法報到院方，認為我在實施謀殺。當然，此事無果而終：傑克的心願明白無誤，他已經白紙黑字寫下來了。但警方的調查仍然令所有醫生心有餘悸。對我來說，不顧傑克的心願強行使用呼吸機，將他的生命與痛苦多延長幾週，要容易得多。如此一來，我還能多掙幾個錢，醫保也將額外多支付50萬美元。無怪乎這麼多醫生寧願過度治療。

更適當的方式

但醫生絕不會將過度治療用在自己身上。他們成年累月地看到這樣做的後果。幾乎每個醫生都能找到適當的方式，更好地減少痛苦，在家中平靜地死去。臨終關懷的宗旨，是為病人提供舒適和有尊嚴的照顧，讓他更好地度過人生的最後時光，而非徒勞的治療。　　

幾年前，我的表哥托什癲癇發作，後被查出是肺癌轉移到腦部。我安排他看了不少專家，得知要治好他的病，必須採取積極的治療手段，包括每周到醫院化療三至五次，他也許能活四個月。最終，托什拒絕任何治療，只是吃藥控制腦水腫。他搬來與我同住。

在接下來的八個月裡，我們做了很多他喜歡的事，享受到了幾十年來未曾有過的歡樂。我們去了迪斯尼樂園，他還是第一次去那兒；我們在家門口閒逛，每天吃我做的飯。吃著中意的飯食，而不是醫院裡的病號飯，托什甚至還長胖了些。他並不覺得特別疼，一直情緒很好。一天，他沒有醒來。之後的三天他始終處於半昏迷狀態，然後，他故去了。八個月來他的醫保只用於購買一種藥物，總花費約20美元。

托什不是醫生，但他知道，人需要一種高質量的生活，而不是活得久。這不是我們大多數人的追求嗎？如果在生命臨終護理中存在著一種完美狀態，那就是有尊嚴地死去。

至於我，醫生們已經知道了我的選擇。不需要誇張的拯救，我將靜靜地步入永夜，像我的導師查理一樣，像我的表兄托什一樣，像我的醫生同事們一樣。

——本文來源:《海外文摘》；作者：（美）肯·穆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