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曉雯
撰於2019年10月17日
香港市民
四個月以來我都在思考自己可以做的事，我的身份絕對多於一個，我的崗位也不止於一個。
身為老師－－
有時候，我也會問自己在這一刻還在做老師的原因是什麼，有人質疑是我們這些老師在大學裡鍊成了暴徒。一笑置之後，也開始想想為什麼被質疑。也許發問者就是一個沒有獨立思考的人吧？又也許這個人只是不相信學生們都有獨立思考能力吧？我的教學理念很簡單，是思辨，我最喜歡見到的是學生提問和反駁，我最想要有學生能清楚反駁我的論點，告訴我「這不對！」
看著一班年青人上街抗爭，看著一班學生在課室裡變得情緒波動起伏，我身為老師可以做的是做我職權以內及以外能做到的事。制度的無理不公我可以擋著它，他們要一個支緩點，我可以變做那個錨。我不要讓他們感到自己是孤獨的，我更不要他們為了公義所做的決定，要跟我連聲道歉，單純地為了跟我說一句：「我上不到課。」對課業和對公義，他們比誰都有責任心，他們比誰都愛惜我們這個家。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可以為他們站出來，抵抗壓迫者的極權。
身為手語譯者－－
有時候，我們要選擇出鏡與否，有人問我為什麼2019年之夏我突然願意出鏡。很簡單，白色恐怖需要的是一個不怕的人。一直以來，我不願意出鏡的原因很簡單：「莫讓多一個健聽人在鏡頭前用手語做這個紀錄了，手語是聾人的母語，請用一位小眾去演譯小眾的語言去流傳紀錄。」說了一遍，下一刻是自己出鏡去。願意除下口罩在鏡頭前，因為白色恐怖比聾人的資訊權益來說，根本算不了什麼。我的工作是建基於聾人的資訊權上，我做倡議工作的基礎是人權二字。不用猶豫，做吧。
看著身邊的譯者們一個又一個去想自己可以做什麼，在什麼語境下去擔當這個譯者或翻譯的角色，明顯地，我們都選好了顏色吧。大大方方地站在人前，就是我能為住在香港這個家的聾人朋友們做的小事。因為良知，我們不會怕被滅聲。因為初心，我們不會停止工作。唯一要考慮的是大家如何維持生計，仍然大量大量地接這些無償工作。對於我個人來說，更要處理的是創傷後遺症和二次傷害的情緒起伏。
身為香港人－－
我帶著一個港英餘孽的心態，認為民主是好東西，也相信中英聯合聲明是一份有效的文件。我帶著一個特區市民的期盼，認為基本法賦予我們權利，也相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不是說了算。我帶著一個廢中的枷鎖，認為香港的未來不單是廢老和我們的，也深信年輕一代的香港人可以比我們活得更自由民主。
當香港摧向一個Police State，我們可不可以再多走上前去，為衝衝子去擋子彈？當香港警察對被捕者施以酷刑、性暴力，我們可不可以不止流於拉人鏈和唱國歌，為孩子們發聲去、爭取去？我們已經退無可退，只能夠求身邊的街坊都群起去守護每一個社區，只求每一位市民都不再躲在鍵盤後。
身為一個人－－
每天我都活在恐懼裡，我怕有一架車駛出來，把我攔著拉上車，送到荒山野領去。我不怕死，我怕我要經歷那些被捕者已經歷過的事，我不是怕他們要對我做什麼，我是怕我不能再為其他香港人做什麼，我更怕這些國家機器繼續要對其他香港人施暴去。
We are all born free，然而極權想要把我們的自由剝奪走，當權者想要操控我們的人權，因為他們怕！他們怕失去現有的權勢地位。社會的建構是每一個人一同去造就的，沈默的你是因為怕？還是因為你誤信在極權社會裡你還有一丁點的力量去維護自身的安全？從來都不是極權搶得走我們的自由，只有我們主動去放棄與生俱來的權利，要是向暴力和白色恐怖低頭，我們將要永遠活在威權之下。
生於斯、長於斯，也死於斯。我會繼續抵抗極權去，因為我很想和你們一起去見證香港的真正民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