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本文將會叙述一些傳譯員在工作環境中出現的實況──都是一些難受且痛苦的例子──當中包括聾人對傳譯員的態度與行為，反之，也包括傳譯員對聾人的態度和行為。每當要談論到這些話題時，我們除了覺得難以開口以外，在言談間難免變得十分情緒化，甚至感到生氣或因此而受傷。當然，每當討論這些議題時，我們很難保持中立。在發表我個人的相關見解時，我為這些真實事例感到難過，難以持平。不幸的是──有時候我也會變得自以為是，更會壓迫其他人。這並不是我心裡想要做出來的，而是我們實實在在地面對著誘惑──就好像是一個傲慢的人剛剛開始學識謙卑，或是一個剛剛戒煙的人看到香煙和火機一樣。因此，這篇文章會由我個人的懺悔作為開端，帶著非冒犯性的態度，和熱切與大家溝通的渴望，真誠地與你用心去交流。

在討論這個話題時，我的「用語」可能會讓你覺得奇怪，但這些用詞其實是來自Harlan Lane所撰寫的文章裡所提到的「語言的力量（language of power）」，它把所有人分成兩類：受壓迫者（the oppressed）和壓迫者（the oppressor）。在美國[註1]，白人、中產階級、健聽人和異性戀者經常會覺得這些用語過份尖銳，太過「黑與白」，這是因為他們看不到真相的另一面。然而，來自其他國家──拉丁美洲、南非及菲律賓──的人則非常熟悉這個語言的用法；甚至是比在這個國家的某些群族──比如說是黑人和聾人（Deaf people）[註2]──更加熟悉這個語言。一些女性也會用這個語言去形容她們的經歷。

首先，我假定了每一個人都有受壓迫的經驗，你會因壓迫而受到傷害，有誰貶低你、令你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或是你因為一些無故且不公平的緣故，而被剝奪了應有的機會。另外，我也假設了每個人都曾經壓迫其他人──我們故意讓其他人覺得比自己低等、或是佔了他人的便宜、或是透過捉弄他人去讓自己看起來更優勝。以上的兩種情況，我們未必會用到「壓迫」相關的語言用詞去談論個人的經驗，但我們每個人都經歷過什麼是壓迫（oppression）。

世界上，某類人或某階級的人會受到壓迫。在很多國家──好比是薩爾瓦多和危地馬拉──當地貧困的農民受到財雄勢大的富商所壓迫；[註3]美國則有群起的白人在壓迫黑人和美洲原住民。在你們當中，可能有人會表示手語傳譯員也屬於受壓迫的一群。我想透過這篇文章帶出的是──聾人身為小眾，如何被身為大眾的健聽人所壓迫。

我想要帶出的四個基本重點如下：

（一）聾人是一個受到極度壓迫的群體，他們表現出許多與世界上其他受壓迫群體相同的特徵；

（二）基於傳譯人員身為「健聽」的一份子，加上他們的工作環境，他們做出壓迫性行為（oppressive manner）的風險甚高；

（三）通過分析權力（power）和操控（control），並緊記聾人受壓迫的狀況，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傳譯員在工作中所面對的衝突;

（四）通過明白這些衝突，聾人和健聽人之間可以更加互相信賴，緩和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

受壓迫者的特點（Characteristics of oppressed people）

這種污名化（stigmatization）和負面定型（negative stereotyping）對受壓迫的小眾成員有什麼影響呢？

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1963）、巴西社會學家和教育家Paulo Freire（1970）、還有聾人思想家和作家Ben Schowe（1979）──三位分別在各自的著作中描述受壓迫者對被貶低抹黑和對被灌上污名的感受。Goffman將這種感覺描述為矛盾心理（ambivalence），指出被污名化的人傾向於接受將自己與主流大眾分隔出來的特徵，將這個特徵視為他們身份認同的重要構成元素，但也正因此而將自己和其他小眾成員一同跟主流大眾比下去。後者表明他們默默地接受了大眾的觀點；前者則能夠用一句句子去表述：「黑就是美」、「我是同性戀並以此為傲」、「我不就是女人嗎」，還有用手語打出的：「我是聾人」──在手語的表達形式中，表達「聾」的動作既大且用膨起一邊面頰去作出強調。[註7] Schowe指出，對這些污名化特徵（stigmatizing feature）表示積極正面認同，正正是導致「社群團結一致」的關鍵，而對這些特徵的負面認同，則會導致成員之間的「自我仇恨（self-hatred）」。

Freire還談到了這種矛盾心理，並將之稱為「存在主義的二元性」。一方面，受壓迫的人們希望擺脫壓迫者，變得自由自主，說出自己的想法並採取行動，變得有選擇權，還要打破沉默。例如，在過去幾十年來，婦女主張有權在家庭以外工作並擔任公職；同性戀者放棄了他們的沉默──或是走出所謂的「衣櫃」──要求社會接納他們，停止因為他們的差異所做出的制裁。

受壓迫者對自由的渴望也從他們對壓迫者的怨恨甚至仇恨中可以體會得到，他們甚至對壓迫者有復仇的幻想。這些都表明他們渴望從壓迫者的腳底下走出來，並擁護他們應有的自由。

存在主義二元性的另一方面則是，受壓迫的人往往希望能變得像壓迫者一樣，他們內化了統治集團的價值觀，並以壓迫者優勢的方式思考。受壓迫者被壓迫者本身所吸引，也羨慕其生活方式，這種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他們更想模仿並遵循壓迫者的生活方式。黑人嚮往擁有大汽車、大房子和大電視。女性穿著西裝和領帶，試圖成為強大的行政管理人員。聾人則經常跟同伴在說笑時，故意說一些以口語同音字為笑點的雙關語。

有些人會比其他成員更深地體會這種矛盾心理，他們也可能體驗過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這種經歷。例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美國的黑人解放運動中出現一個現象──一些在過往曾模仿白人的黑人曾經燙直頭髮、臉帶微笑、試圖用白人英語的方式說話，在解放運動當中，他們開始表明「黑皮膚就是美」，頂著圓蓬式髮型（Afos），穿著非洲民族服飾大席吉裝（dashiki），並高調地在公開場合說自己的方言（例子包括rappin’、jivin’getting’ down］等等[註8]）──在解放運動過後，他們這些行為相繼被白人大眾的一些成員模仿複製。同樣地，有些聾人在過去常常假裝他們理解健聽人在說什麼，並常常透過眼角去偷看其他健聽人的反應，去配合什麼時候應該一起笑，以堅持他們有權利去理解現狀和強調自己是聾的身份（Deaf）。有些聾人現在則會說：「不要再以那些歌曲或手語歌或建基於口語同音字的笑話來煩我了。」

Freire注意到受壓迫者傾向於用壓迫者所用的字眼去嘲諷自己，以鸚鵡學舌般地複述：「我就是無知、懶惰、病態、無生產力和低劣」。他們缺乏自信，也不信任其所屬小眾的成員，當然，他們認為其他成員也有著同樣的自卑感。Sussman（1976）是一位聾的心理學家，他指出「個人的自我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其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他綜合了許多研究的發現：聾人有消極的自我概念和自卑感，並有較低的自尊。

Freire發現受壓迫者的另一個特徵是「橫向暴力（horizontal violence）」。受壓迫的人傾向於以激烈暴力方式向同伴發洩挫折和絕望。例如，黑人暴動者經常燒毀其他人的家園和企業，燒毀的這些物業是屬於黑人的，而不是白人的所擁有的──即使白人才是那些引起他們憤怒情緒的人。受壓迫者通常覺得自己無法反擊壓迫者，反而是向同伴出手──因為這樣做更加安全。

受壓迫者的另一個特點可以稱為「奴隸意識（slave consciousness）」或「宿命論態度（fatalistic attitude）」（Freire，1970，1973）。受壓迫的人對自身的被壓迫狀態變得順從和被動，感到「我對此無能為力」，這正正是人的適應力在作怪。受壓迫者的另一個特色是，他們對壓迫者的權力有著幻想和信仰，認為權力的擴散是無懈可擊且刀槍不入的（Freire，1970）。強大的壓迫者從來都不會在語言[註9]上犯錯，他們擁有他們想要的一切，他們很容易獲得工作和賺取金錢，他們的生活一定很輕鬆。

受壓迫者對壓迫者有著情感上的依賴，深信他們需要壓迫者來維持自己才可以繼續生存（Freire，1970）。他們需要壓迫者為自己做一些自以為無能為力的事情。因此，當他們面臨「自由解放」的可能性時，將會經歷非常深刻的「對自由的恐懼」。他們甚至會抵制與自我相關的解放運動，因為他們擔心這樣的行為會導致壓迫者帶來更大的鎮壓。因此，去年，加路德學院（Gallaudet College [註10]）的一位聾人管理人員告訴我，在1984年加路德通過傳譯政策，禁止使用美國手語（ASL）時，我們應默默地接受，因為如果我們說點什麼的話，事情可能會變得更糟糕。

綜上所述，以下是受壓迫者的一些特徵：

• 身份特徵所造成的矛盾──擁護自己與大眾的差異並正面接受塑造身份的關鍵特徵（導致社群團結一致），或是因這個特徵而自我誹謗並貶低其他社群成員（導致自我仇恨）。

描述矛盾心理的另一種方式是存在主義的二元性（existential duality），在這種二元性當中，受壓迫者既想擺脫壓迫者，又想變得更像壓迫者本身。

• 自我貶低、鸚賦學舌般嘲諷壓迫者對小眾的負面評價；缺乏自信
• 基於自卑感，不信任自己和同伴
• 橫向暴力
• 被動、適應現狀、宿命論
• 對壓迫者產生依賴情緒
• 對自由充滿恐懼（害怕失去依賴）或出現抵觸（害怕有更糟的壓制）

我讀過的文章（例如Higgins，1980； Showe，1979； Sussman，1976； Barrigan，1983； Padden，1980； Glickman，1984）以及我在過去十年中觀察所得，其他受壓迫者的情況和相關描述，在很多方面都與許多聾人的經歷和態度是相類似的。事實上，在過去兩年間，我親眼目睹一些聾人個人和團體按照這些方式來分析自己。這並不是說對其他受壓迫者的分析研究能完全準確反映了聾人的情況。然而，這些明顯的相似性值得我們必認真關注，特別是在幫助我們理解聾人如何表達自己，以及注意如何與健聽人交流的方式。

與傳譯的相關性

以上列出了受壓迫者和壓迫者的特點，它們如何幫助我們去理解傳譯員在工作中需要經歷的許多緊張關係和衝突呢？

很明顯，大部分被認可的傳譯員都是健聽人[註13]，而且他們自動地成為聾人眼中強大的主導群的一員。因此，聾人對壓迫者的想法和感受都會影響他們自己如何與健聽人相處，但這些相處和交流，其實都需要通過傳譯員。同一時間，當傳譯員在與聾人進行交流時，他們很可能受到壓迫者自身對受壓迫者的思考和感受而有所影響。

讓我們看看一些具體情況，去了解這些事情是如何發生的。（請僅記我們現在正在考慮的是一般趨勢，凡事總有例外的。）

你們有多少傳譯員經常得到聾人對你的傳譯表現的意見反饋？（觀眾[註14]的回應：「很少，非常少。」）如果聾人因為傳譯質素問題而看不明白一個講座，為什麼你認為他們願意默默坐著而不作出任何控訴？聾人在不明白健聽傳譯員的手語時，為什麼不要求對方澄清？

詢問聾人以上這些問題時，我們發現他們很習慣「不理解」和「不明白」，而且他們為此感到自責。他們總是假設：健聽人聰明而且表達得十分清楚，如果聾人不理解，顯然是聾人的錯，想必是因為他們在智力上較差。在普遍情況下，導致受眾困惑在某程度上是傳譯員的過失，但即使在這個情況下，聾人仍然經常責備自己。為什麼他們願意默默坐著、即使不明白對方也不作出控訴呢？這正在反映的就是被動性和宿命論──「對此沒有什麼可以做的；我們無法改變或改善我們的狀況。此外，我們不希望指出自己的問題而顯得更加愚蠢。」

許多聾人在話語中，甚至在一個句子中突然作出「語碼轉換（code-switch）」，也就是說，他們在自然手語和中文手語[註15]之間來回轉換。為什麼會這樣呢？一些聾人表示，如果他們使用自然手語，他們擔心看起來會很笨。又或者，他們並不相信傳譯員的能力，認為傳譯員不能理解、看不明白他們的手語。許多聾人對手語感到矛盾──「這真的是一種語言嗎？真的跟口語同等嗎？其實手語比口語劣等吧？！即使透過上文下理，手語能表達我心中所想的事物和概念嗎？是的，跟口語和中文手語相比，我更喜歡用手語，但其他人會怎樣看我呢？是的，我更喜歡使用手語，但我應該使用口語才對。」因為教育而令聾人對其語言感到矛盾，正正是造成在傳譯時出現混亂的常見原因之一。

在你們當中有多少人認為，聾人對傳譯員有太高太多的期望？不管是在一天中的什麼時間，整段傳譯時間有多長，或者聾人之間所用的語言偏好有多不同，傳譯員應該能夠處理任何事情。傳譯員也應該理解每一個聾人和健聽人，傳譯員也擁有完美的口語能力[註16]，並使一切順利進行。你們當中有多少人對這種誇張的描述產生共鳴呢？（觀眾回應：痛苦的笑聲，許多人舉起手來。）

你們感受到的這些壓力，是受壓迫者對壓迫者的一種信仰，他們認為壓迫者擁有無堅不摧的魔法。你的脆弱被忽視，你是強大且有力的，你有能力讓事情按照你想要的方式進行。

以上這些只是一些常見問題的例子，通過考慮受壓迫者的思考和行動特色，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這些問題。我希望身為傳譯員的你們，在遇到許多其他問題時，進行同樣的分析，看看這對你有什麼幫助。

現在我想稍微轉換角度去考慮一下，傳譯員在與聾人溝通時出現的一些常見行為。看看這些行為在聾人受壓迫的經歷中帶來什麼意味？

我們可以很合理地說，大多數以「傳譯員」身份工作的健聽人，他們的手語其實並不流利，他們大多數是直譯（transliterate）而不是傳釋（interpret）[註17]。即使手語是聾人的首選交流方式，但當「傳譯員」不懂得、也不使用手語時，他與聾人是怎樣溝通的？這是不是間接告訴聾人手語不值得學習？或者說明手語不是一個真正的語言？手語不是一種可行和可敬的溝通方式嗎？這是否在告訴他們，聾人總是有責任去配合健聽人的需要、配合健聽人的方式去溝通、配合傳譯員的偏好嗎？

當「傳譯員」說：「哦，我懂手語」後，他只是單單把一些口語文法標誌「是」、「在」和「對」等剔走，這為聾人帶來的訊息是什麼？這是健聽人隨意貶低聾人的語言，並且假定自己懂得一些他們根本不認識的事物。或者更糟糕的是，聾人心底裡認為這些健聽傳譯員是智慧和力量的模範，因此會對這些虛假陳述感到更困惑。

當傳譯員自行創造新的手語詞彙，這為聾人帶來的訊息是什麼呢？（操德語為母語的口譯員需要把德語翻譯成英語，如果自己不懂得英語裡的相應詞彙，他會不會因此而自行創造一個新的英語單詞呢？）這是否意味著「聾人你們沒有自己的語言，我們強大的健聽人能任意地、隨著自我喜好去改變你的語言」？或者，這是否告訴聾人──他們的語言是貧乏的，而且聾人無法用手語既有的語法創造新詞彙來滿足自己的溝通需要？

當傳譯員教聾人手語的時候，這對聾人說明了什麼呢？或者更糟糕的是，當傳譯員糾正聾人的手語時，這對聾人說明了什麼呢？這是否說明聾人身份最根本的部分──他們的語言──都能夠由健聽人操控？而健聽人有權去批評聾人如何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

當傳譯員使用那些「人為創造」的手語詞彙時，這對聾人說明了什麼呢？這是否跟聾人說：「你們的語言不夠好，需要改善，好變得與口語更近似？」（試想像一個外國人突然闖進來，對你的語言指手劃腳，說要改變你的元音和輔音，使它們聽起來更像德語，而最後你會用「tsong」而不再是「song」[註19]。你會有什麼感受？試想像一下，你從小到大被灌輸德國人是最優秀的，你應該試著變得像德國人一樣。當這個外國人闖進來，並試圖改變你的語言時，你不會感到困惑嗎？）

在餐廳裡，當一位傳譯員告誡你：「降低你的音量！」，這對聾人說明了什麼呢？是不是所有傳譯員都要為聾人社交行為負上責任呢？傳譯員是不是就好像孩子的父母一樣，有權命令聾人按照健聽社會的規範來行事呢？

當我思考以上這些問題時，我發現「傳譯員操控聾人」的這個主題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從傳譯員不尊重聾人的語言和聾人的語言權利這些例子當中，更反映出家長式管治主義和貶低聾人的觀點。我再一次重申，聾人和傳譯員之間的衝突本身，其實可以用聾人社群在受壓迫和壓迫者之間權力鬥爭的形式去分析，以上我所提到的例子僅僅只是冰山一角的情況。

作為總結，本文提出了一些苛刻的現實，這些例子很可能已經激怒了你們當中的一些人。無論你今天有什麼樣的感受，我寄望你都會在心底裡考慮一下我所提到的這些事情。我希望你會繼續與聾人和其他傳譯員談論這些問題。我也希望你能從壓迫和權力的方向去分析聾人與健聽人之間的相互作用──希望你跟我一樣──透過這些分析幫助到你個人和專業的發展。而我也肯定我會為自己的一時衝動和繼續深入了解這些人與事繼續奮鬥。

原作者致謝

在RID會議之前，我與幾位同事──Betty Colonomos、M.J. Bienvenu、Dennis Cokely，特別是Bill Isham──的對話，讓本文更充實。當然，所有的闡釋都是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