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天權

大公報 10。10。 2011

革命推動者

        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不是由少數人促成的，而是集眾人之力，分工合作才取得成果。近期香港出版許多有關辛亥革命的書籍，當中有部分專門介紹與革命有關的人物。由於參與者眾多，書中只重介紹前線人物，但幕後默默推動革命的人也作出過不少貢獻，值得紀念。一九○六年加入中國同盟會香港分會，成為第一批會員，出錢出力籌募軍餉和資助革命報刊。一九一一年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後，譚肇康不顧危險為犧牲的烈士料理身後事，安葬黃花崗。革命成功後，林、譚二人分別獲邀出任官職，但他們均力辭不就，因而被譽為「革命完人」。

        祖籍廣東新會、自小接受西式教育，後來經營建造業的林護（又名林裘焯）和譚肇康（又名譚永年），是其中兩位幕後人物。他們於林護於一九三三年病逝，終年六十二歲，下葬薄扶林基督教墳場。其墓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題字，孫中山兒子、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孫科撰寫墓誌。林護生前撥出部分遺産設立「林護基金」，捐款建立中小學校，在教育事業上不遺餘力。

有份創立香港建造商會的譚肇康，一九五八年編寫了《辛亥革命回憶錄》，為歷史留下許多珍貴資料。他於一九六一年逝世，享年八十七歲，葬於荃灣華人永遠墳場。譚肇康後人在清明重陽會到其墳前拜祭，但現今大眾對這位歷史人物卻已忘記了。

註:

當時清政府下令通緝革命黨人，無人敢認領烈士屍體。同盟會成員潘達微想領回屍體，但不便露面，遂請譚肇康到廣州協助。

        四山－一個偶然會聽到的名字，原來是指九龍四山，一個多世紀前，分別由牛頭角、茜草灣、茶果嶺和鯉魚門四條客家村落所組成。這四條村之所以得名是由於位此處的花崗岩，石質良好，適合建築之用，因此此處開採石礦以作建材蓬勃，因而得名。 

        其實香港開埠之初，客家人在此聚居而以採石礦為生者，為數不少，客家人所指是客籍人士，以白長樂嘉應州、惠州為最多，亦有來自五華、東江、淡水等。而香港採石工業，並非只在四山出現，港九各地均有石礦場，而四山則因為石質最優良而為人熟悉。

        香港開埠初期，因為需要進行大量建設，對石材需求殷切，令客家人在港採石的人數越來越多，而採石業的蓬勃，造做了一批因石材致富的華人。而當中，曾大屋主人曾貫萬最有代表性，曾氏來自五華的，而此後相繼有曾氏同鄉，鄧元昌及曾氏族人等人。

        十九世紀，石行的分工及傳承十分強調血綠關係，而這批來港的客家人，互相扶持。憑藉個人經驗，令整個打石行業於十九世紀中起處於高峰期，期間香港城巿面貌，以致重要建築物所需的石材均來自本土出產。而維多利亞城的存在亦有賴此本土的天然資源。

        香港自十九世紀中乃內地艱苦謀生的其中一個出路，一些會在此空間停留工作及居，有更多的內地人會透過香港此轉口港的地位到世界各地當華工。而熱門地除了舊金山三藩巿之外，還有澳洲等地，當中後來在香港建築業、教育及教會的建築均有影響的林護，便是其中之一。

        他十三歲便由新會經香港到澳洲，成為虔誠的基督徒，25歲在回港的過程中，遇上經澳洲教會介紹的建築師，而因為他懂英語的原故，留港充當翻譯，後來自立門戶，與兄林裘謀合組建築公司。香港多項填海及著名大廈均有參與興建。建築工程公司日益壯大之餘，他熱心參與教堂的興建，時至今日，他有參與興建的聖瑪利亞堂、聖保羅堂等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仍然存在，另外他亦支持辛亥革命，由公司出資資助革命軍餉，同時資助中國日報、革命報刊等。另一同期好友，同是經營建築事業的譚肇康，亦熱心於革命，甚至1911年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譚肇康便為犧牲的革命烈士料理身後事，足見他們除了在社會上擔任建築事業之餘，亦熱心於社會及國家事務。

        1911前有熱心於國家事務的建築商，但1911之後，崛起的建築精英，既受革命運動的成果，雖然沒有參加革命運動，但仍在克苦的環境中，苦學成功，成立建築公司。何耀光便是其中一個較為突出的，時至今日，他的建築公司仍然存在，何氏亦是最提倡教育的，他撰寫的新思想與舊道德，曾指出：「為了全人類的幸福繼續發展，和進步起見，時代化的舊道德是必須繼續保持和發揚光大，使全人類都能在道昌明下共同生活。」在這背景底下，他亦熱心辦學，而辦學亦是建築界中常見的，目的是希望下一代可以得到新知識，以貢獻社會。而由打石開始，建造業的發展歷史，不單是行業的歷史，也是與香港歷史發展同步，而遺下的痕跡，亦足以反映他們在歷史中擔當過的角色，只是較少人有組織地追尋他們現在的痕跡。

助導：林翠芬

編導：利子良

監製：李耀明、利子良

本書作者透過這一百七十年，幾代建造業精英的奮鬥經歷及建造業的現代化過程，探討近代香港社會結構轉型及經濟崛起的關鍵，進而分析西方經濟體制對十九世紀以後的香港、中國社會以至全球華人社會發展的影響。

◎ 當香港在國際上獲得成功與認同的同時，作者呼籲港人勿忘卻百年建造業者曾經為我們辛勤建造的努力與奉獻。每一代人的成功歷程，都有著不同的經驗，值得今人借鑑與重視。

本書特色：

◎ 首本全面介紹香港建築業發展的圖文書，由香港建造商會提供第一手檔案文獻。

◎ 作者是擅長著述香港史的歷史學者，本書可供研究香港史、香港建築史人士參考。

◎ 書中以殖民政府前後的香港建造業為主線，對香港建造業背景、東西方商業法則、管理和方法進行分析和探討，具體入微，有很強的可讀性。

◎ 書中梳理一百七十年的香港建造業發展史，脈絡清楚和扼要，讓一向關注房地產發展的香港讀者可以瞭解到這座城市舊時的住房情況、和住房問題等。

Through this book, you can take a peek into how the constructors took the leading role, how they led Hong Kong, a small island with few natural resources, to grow from a place where clans and local communities only served to increase personal power to a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which is known for its “Hong Kong Model” and managed in accordance with commercial principles, which values capital circulation and employs talents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and which enables fair and free trading of techniques and becomes a role model for others.

作者簡介：

何佩然，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李和聲香港歷史資源中心主任及逸夫書院校董會成員、香港市區重建局非執行董事、勞工及福利局香港太平洋戰爭紀念撫恤金顧問委員會成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物館專家顧問，以及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杜篷客座教授。何佩然教授致力從事社會及經濟史研究，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她曾出任法國巴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研究顧問，

近年關注近代香港都市化問題，曾出版多種有關香港及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專書，如《地換山移 ─ 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建城之道－－戰後香港的道路發展》、《點滴話當年：香港供水一百五十年》等。

Prof. Ho Pui Yin is the Director of Lee Woo Sing Hong Kong History Resource Centre of Shaw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ember, Board of Trustees, Shaw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on-Executive Director of Hong Kong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Honorary Advisor, Hong Kong War Memorial Pensions Advisory Committee,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Bureau,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useum Expert Advisor,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Visiting Professor Chaire Dupront, Universite Paris-Sorbonne.

She is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ian who previously worked as a research consultant at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in Paris, she now teaches 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r current researches are mainly on urbanisation of modern day Hong Kong. She has published numerous books and articles on Hong Kong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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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蛇 2008-4-25 00:06[quote]原帖由 [i]pashwawa[/i] 於 2008-4-22 22:27 發表

記得維工是在救世軍街與活道交界的紅磚屋﹐該建築物是20年代將摩李臣山移平後的早期建築﹐為二十年代與填海有關的一個中國工程師所建(在校門有一石紀其事)。紅磚屋應在八十年代被拆。

這位工程師名譚肇康, 是香港早期著名建築商, 承接過很多香港政府的基建工程, 如大攬水塘及維工學校等等. 譚先生亦是著名革命家, 屢次幫助孫中山籌募經費, 是辛亥革命的重要一員. 他箸有一本講述民國辛亥革命一書, 內有孫中山臨終前興眾同志的照片, 譚先生亦在其中.

譚先生為人十分低調, 自俸甚樫. 雖擁有家財干萬(50'年計), 全無富翁駕子, 很多時收工夜了, 為免勞煩司機, 寧願自已乘三等电車回家. 有次夜歸, 他独自一人回家, 來到大宅花園的閘門, 發覺忘記帶鎖匙, 為免嘈醒家中佣人, 遂自顧爬牆, 適有巡警經過, 見他衣式平凡, 身材瘦削, 面無幾両肉, 認定是道友偷竊, 强行帶往北角警署. 譚先生最後迫於無奈, 打电話回家叫司機來警署替他贖身. 北角警署知道錯把大享作宵少後, 全警局由上至下出來向譚生道謙.上述趣聞乃由我已過世的岳丈講述, 他與他是連襟兄弟, 应該不會假.  幾十年前, 我曾到過他的大宅作客, 頗有亭院深深之客. 我從未見过譚生(已逝), 與他後人亦只有數面之緣.

choihung 2008-4-25 00:08

quote]原帖由 [i]牛奶蛇[/i] 於 2008-4-25 12:06 AM 發表

這位工程師名譚肇康, 是香港早期著名建築商, 承接過很多香港政府的基建工程, 如大欖水塘及維工學校等等. 譚先生亦是著名革命家, 屢次幫助孫中山籌募經費, 是辛亥革命的重要一員. 他箸有一本講述民國辛亥革命一 ... [/quote]

牛師兄，welcome back!!!   I miss a lot your interesting and informative articles!

pashwawa 2008-4-25 00:51

quote]原帖由 [i]牛奶蛇[/i] 於 2008-4-25 00:06 發表

這位工程師名譚肇康, 是香港早期著名建築商, 承接過很多香港政府的基建工程, 如大攬水塘及維工學校等等. 譚先生亦是著名革命家, 屢次幫助孫中山籌募經費, 是辛亥革命的重要一員. 他箸有一本講述民國辛亥革命一 ... [/quote]

加一點關於譚肇康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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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肇康(1875-1961) ，曾用名時年、永安、永年。廣東新會雙水上凌冲人。

出身世代書香小康之家。少年時醉心繪畫，喜愛工程。青年時在香港聖保羅書院肆業。後往大連攻讀建築工程 ，學畫圖則。曾在大連船塢當工程師、大連工務局、天津馬廠工務局監工。 清光緒末年(1908年)回香港，任香港工務司署監工，後在生利建造公司任監工兼英文書記。譚肇康以精湛的技術承建大量工程而獲利。後獨資創辦永利建造公司，業務大發展。又和伍華創辦裕利建造公司，譚肇康任司理。與邑人林護創辦的聯益建造公司皆擴充經營至內地，在廣州等地設立分支公司，承建大量工程，飲譽省港建築界。 譚肇康不僅是建築師，而且也是民主革命者。 光緒末年，響應孫中山的號召，參加中國同盟會香港分會 (後改稱南方分部) ，參與籌款運械，不遺餘力。 

辛亥“三二九”黃花崗起義失敗，七十二志士壯烈犧牲，曝屍街市，黨人潘達微多方設法收埋，因不便露面，即邀譚肇康由港來穗，出面處理。譚肇康出錢出力，終于將烈士遺體安葬于黃花崗。 民國肇造 ，廣東軍政府大都督胡漢民 ，奉孫中山命任譚肇康為“財政名譽員”，負責在港籌款及制訂捐款獎勵章程 ，並為參議員。受命後，譚參與楊西岩等人的籌款活動，得款數百萬，因而多次受到孫中山接見和鼓勵，被任為廣東都督府實業司建築工程師，並由該司司長介紹加入中華工程師學會。 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譚任籌餉委員並擔任保管、會計等工作。曾和楊西岩、餘斌臣等籌餉委員在兩天內籌款六七十萬元，支持廣東革命政權。 1920年，香港建造商會成立，譚肇康是創辦人之一，被推舉為司理、會長。 1922年當選為主席。他熱心社會公益事業，1932年先後任東華醫院總理、保良局總理。 1933年初親率同人沿門募捐，得款20餘萬元支援淞滬抗日的十九路軍。 1936年香港籌建工業學院，譚被聘為義務監督。此外，他還擔任香港譚氏宗親會、四邑工商總會、五邑工程總會名譽會長。他關心家鄉文化事業。曾在上凌鄉建成“光超書室”並邀國民黨元老鄒魯題字。 譚肇康生性淡泊、平易待人 。胡漢民贈有“不從文士角詞峰”句，故人稱他為“清風煦人”。 譚肇康曾主編《香港五十年工程回憶錄》、《中國辛亥革命回憶錄》等書，並刊行于世。

pigone 2008-4-25 10:33

[quote]原帖由 [i]pashwawa[/i] 於 2008-4-22 22:27 發表

記得維工是在救世軍街與活道交界的紅磚屋﹐該建築物是20年代將摩李臣山移平後的早期建築﹐為二十年代與填海有關的一個中國工程師所建(在校門有一石紀其事)。紅磚屋應在八十年代被拆。

現在是否已經拆卸了?

記得去年曾經路過, 好像已經變成白色? 不知有否記錯?

另外對面的樓房也人去樓空, 但建築很有特色...

譚肇康：挺身而出安葬七十二烈士 

2011-6-6 江門日報 第7919期 A6版

上凌村的村道由譚永廉捐款修建，以爺爺譚肇康的名字命名為肇康路。

在辛亥革命史上，譚肇康和少數幾位革命友人一樣，做的是不為人知的幕後籌餉工作。盡管在商界闖出一片天地，但他對自己很“孤寒”，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為辛亥革命籌款卻不遺餘力。 最值得一提的是，這位低調的民主革命者，在黃花崗起義後，不顧生死，挺身而出，為曝屍街頭的72位烈士收屍並妥善安葬他們的忠魂。

激情歲月

A 從打雜勞工到蜚聲香港建築業

    譚肇康的嫡孫譚永廉告訴記者，譚肇康並非出生于小康之家，而是窮苦人家。年幼時，父親去世，家境貧困。自年少起，譚肇康為了養家糊口，四處奔波討生活，歷盡艱辛。 譚永廉說，1890年，15歲的譚肇康去香港打雜，因為出生于傳統的農村，譚肇康幾年後回鄉娶同村一女子為妻。婚後，為了能多掙點錢養家，爺爺和鄉人去加拿大做勞工。 兩年後，譚肇康回到香港半工半讀，學會了一些英語。再過兩年，譚肇康和一幫朋友去大連一家俄羅斯建築公司做學徒。 輾轉多年，四處奔波，譚肇康目的只有一個：掙錢養家。

兩三年後，就在他大兒子八九歲的時候，家鄉發生了一場瘟疫，兩天之內，譚肇康的媽媽、發妻以及大兒子命喪黃泉。二兒子即譚永廉的父親當時6個月大，僥幸逃過一劫。家人急急給身處大連的譚肇康去信，收到信後，譚肇康以為全家人都死了，悲痛萬分，心想著自己生活不易，心中已是孤獨無依，于是想自殺。 被同行的朋友極力相勸，譚肇康回到家鄉安葬家人。三位親人離去，但活下來的兒子需要撫養，生活還得繼續。

        譚肇康將二兒子託付給其他兄弟照顧後，回到香港一家建築公司繼續打工，寄錢回鄉。因為譚肇康學過英語，這在當時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成了工作中最大的優勢。他接了很多工程，掙下了一些錢。之後，譚肇康自立門戶，更專心于研究建築業務，專業水平日益精湛。旗下的永利、裕利建築公司在香港逐漸打響了名聲。多年來，在建築界，由譚肇康設計、承建的香港公、私工程數不勝數。

香港中區船政公署、黃泥涌幫辦樓、植物公園地下蓄水池、銅鑼灣填海等等，都由譚肇康負責繪圖設計，其中多項工程由于管理以及工料較佳，並提早竣工而得到巨額獎金。 　

B　挺身而出安葬烈士遺體 　　

        闖蕩商界多年，終于在香港立足的譚肇康在性格上形成了一個鮮明的特點：講道義。這讓他不論是做人還是做事，都受到了朋友或者業界的贊許，享有一定的江湖聲譽。很快，譚肇康在友人胡漢民的影響下，加入同盟會。學者溫華湛一篇文章裡提到，1907年10月，同盟會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革命宣傳深入人心。看到清政府如此昏庸腐敗，譚肇康受身邊朋友的影響，加入同盟會。他和楊西岩、林護、餘斌臣等人被孫中山委任為香港籌餉局委員。在籌餉局內，譚肇康負責保管、稽核、會計等工作。 譚肇康參與楊西岩等人的籌款活動，得款數百萬元，因而多次受到孫中山的接見和鼓勵，被任命為廣東都督府實業司建築工程師，並由該司司長介紹加入中華工程師學會。根據《新會縣志》的記載，民國肇造，廣東軍政府大都督胡漢民，奉孫中山命任譚肇康為“財政名譽員”，負責在港籌款及制訂捐款獎勵章程，並為參議員。 用譚永廉的話說，爺爺主要是做幕後工作，不抓槍。這在相對開放的香港來說，爺爺的革命工作並沒有想像中那樣危險。 然後，正是這一位不張揚的人，在關鍵時候挺身而出，做了其他人不敢做的事情。 1911年，“三·二九”廣州起義失敗後，72位壯士犧牲，當時曝屍街頭，包括親友在內，都不敢現身出來收屍。這時，譚肇康站出來，以香港商人的身份來到廣州收屍，並籌款和畫家潘達薇在廣州東郊外的黃花崗公園建造七十二烈士墳場，妥善安葬烈士忠魂。 這是譚肇康在辛亥革命中除了籌餉之後做的最轟動的事情

。 譚永廉說，後來潘達薇被捕入獄，在獄中咬破手指，用血畫下了10幅觀音像，其中一幅送給了譚肇康作為紀念此事，至今這幅畫還掛在家中。

C 為革命作貢獻不求回報

和其他人不同，為辛亥革命作出了貢獻的譚肇康並不求任何回報，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奮鬥目標，並在大潮中急流勇退。 

廣州獨立後，1912年，胡漢民組建政府，並推舉譚肇康出主新會及江門市政局事。對此，譚肇康婉言謝絕。理由很簡單：自己不是做官的料。說到做到，譚肇康繼續回到香港經營自己的事業，不再過問。

對于友人的高風亮節，胡漢民作詩“時與高人商出處，不從文士角詞峰”贈與譚肇康。如今，這首詩仍掛在譚永廉家中。

遠離仕途，但譚肇康並沒有因此而結束他的革命工作。相反，他和其他民族革命者一樣，一聲不吭地繼續著幕後的籌餉工作。

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譚肇康和楊西岩等人在兩天之內籌款六七十萬元，支持廣東革命政權。

為了表彰譚肇康在辛亥革命中所作出的貢獻，軍政府除頒發給他特級一等勳章二枚之外，還在廣州越秀山畔鎮海樓旁建石坊，以紀念他在辛亥革命中所作出的貢獻。後來，日寇侵華時石坊被毀。抗日戰爭勝利後，政府撥款改建成紀念亭。

故地尋訪

A 家鄉無人不知譚肇康

時年技校、肇康市場、上凌村肇康路、時年小學……在新會，以譚肇康命名的建築屢見不鮮。這些建築，大多數是譚永廉以爺爺的名義為家鄉所作的貢獻。近日，廉叔回到新會探親，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在更多鄉人的眼裡，譚肇康是一位善長仁翁、歷史上的民主革命者，而在嫡孫譚永廉眼裡，爺爺是一位“厚人薄己”的人，嚴于律己，寬于對人。 在廉叔位于會城的家中，滿屋子掛的都是譚肇康的油畫像。

在廉叔的熱情帶領下，我們來到雙水鎮上凌村。提到“譚肇康”或者“廉叔”，鄉人無人不知。

“譚肇康是大慈善家，闊別家鄉多年，卻從來沒有忘記過家鄉，心裡裝著鄉親。你來我們村走一圈就知道。”上凌村時年小學一位老師告訴記者。

從村裡的水泥路到自來水廠，從小學、中學到村委會，處處都留下“肇康”或者“時年”二字。廉叔說，多年來，譚家給上凌村以及會城地區捐資建設的總價值超過4000萬元。

這些建築，大多數是廉叔以爺爺的名義捐建的，“爺爺一直有這些想法，我在幫助他完成遺願。” 和爺爺譚肇康一樣，廉叔出生于雙水鎮上凌村。因此，廉叔和爺爺一樣，對家鄉裝著濃濃的深情。6歲左右去香港讀小學，10多歲時回到新會讀初中，後來繼續回香港讀高中、大學。學有所成後，廉叔去馬來西亞謀生。在香港生活多年，廉叔一直和爺爺同住一個屋簷下。

廉叔的爸爸是譚肇康的二兒子，因為大兒子去世得早，譚肇康對二兒子尤其寵愛，甚至到了溺愛的程度。

“我爸爸一直生活在上凌村，由家裡的親戚帶大，爺爺在外面謀生活，一直顧不上照顧爸爸，能做的，就是每個月都寄錢回來給爸爸。因為大伯去世得早，爺爺對爸爸異常寵愛，寄回的錢任爸爸花。無人敢管的爸爸成了一個紈褲子弟，後來，爸爸在40多歲時因病去世。”廉叔說，可能是從爸爸身上看到了寵愛教育的惡果，爺爺對他的管教極其嚴格，同時也深深地影響了他後來的人生道路。

“我記得三四歲的時候，全家人一起吃飯，我突然很想吃豆腐撈飯，于是哭鬧著非吃不可。爺爺一聽，火冒三丈，認為我浪費家裡的糧食，揍了我一頓。”廉叔說，在爺爺那裡，他和爸爸的境遇完全不同，“爺爺幾乎不給我零花錢，上了大學，我要去做兼職掙錢花。”

B 造福家鄉源自爺爺教誨

雖然譚肇康在香港是建造業商會的會長，並已在香港商界打拼出一定的地位，但在生活上，譚肇康吃穿專挑便宜貨，從來都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錢。“在我們家裡人看來，爺爺很節省，他在香港有實業，也有地位，家裡還請了工人。可是，爺爺經常自己去市場買菜，而且專買便宜的菜。”廉叔說，沒有人會想到，對自己如此“孤寒”的人，對辛亥革命事業卻不遺餘力，捐錢捐物從不手軟。

“爺爺多次和我說辛亥革命的故事，對于他在辛亥革命中所作出的工作，他認為自己為國家出了力，做得很值。”廉叔說。

也許是爺爺嚴厲的教育，廉叔讀完大學後，獨自去馬來西亞謀生，最終靠自己的能力闖出了一片天地。

事業有成後，廉叔謹記爺爺的教誨，為家鄉多次捐建，建小學、建中學、為村民修路，為村委會蓋樓…… “爺爺臨終前對我說，讓我挑起家庭的重任，對家鄉要心存感恩之心。我不會忘記爺爺對我的教誨，我也會遵照爺爺的遺願完成他的心願。”廉叔說。

學界述評

新會區方志辦副主任、中國炎黃文化出版社特約編審趙茂鬆： 為譚肇康大無畏精神所震撼

香港建築商譚肇康，由于從小受家庭教育和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忠臣烈士事蹟的影響，年少便立下報國之志。青年時期因目睹清廷昏庸腐敗，憤然響應孫中山號召，加入中國同盟會，被孫中山委任為中國同盟會香港籌餉局委員。譚肇康不辱使命，為孫中山發動或領導鎮南關起義、雲南河口起義、廣州起義、武昌起義等辛亥革命活動籌集經費，為此，他多次受到孫中山的接見和鼓勵，更被胡漢民稱為民族貞士、革命完人。

更難能可貴的是，譚肇康敢冒被清廷殺頭誅族之險，與林護、潘達薇等人收殮安葬在廣州起義犧牲的七十二烈士。1911年3月29日廣州起義失敗後，徐佩旒、勞培等參加起義犧牲的七十二烈士暴屍街市，逼于清廷淫威和恐受“亂黨”株連，烈士的親友也不敢前往認領遺體。

時值南方春夏之交，氣溫高濕度大，烈士遺體很快便腐臭，烈士英魂不得安息。廣州黨人潘達薇雖多方設法籌辦收殮事宜，但因不便露面，遂邀請譚肇康來穗出面處理。譚肇康獲悉後，即與林護等人，冒死前往廣州，以港商的身份出面與清廷當局交涉，出錢出力，終于將七十二烈士遺體安葬在廣州黃花崗。

今天，我們在瞻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緬懷為民族捐軀的辛亥革命烈士的同時，聯想到譚肇康等人冒死收殮的義舉，心靈深處難道不被他們當年的那種大無畏精神所震撼和折服嗎？

相關鏈接 

譚肇康(1875─1961年)，曾用名時年、永安、永年，廣東新會雙水上凌衝人。出身世代書香家庭，少年時醉心繪畫，喜愛工程。青年時在香港聖保羅書院肆業。後往大連攻讀建築工程，曾在大連船塢當工程師、大連工務局、天津馬廠工務局監工。清光緒末年(1908年)回香港，任香港工務司署監工，後在生利建造公司任監工兼英文書記。譚肇康以精湛的技術承建大量工程而獲利，後獨資創辦永利建造公司，業務大發展。又和伍華創辦裕利建造公司，譚肇康任司理。與邑人林護創辦的聯益建造公司皆擴充經營至內地，在廣州等地設立分公司，承建大量工程，飲譽省港建築界。

1920年，香港建造商會成立，譚肇康是創辦人之一，被推舉為司理、會長。1922年當選為主席。他熱心社會公益事業，1932年先後任東華醫院總理、保良局首席總理。1933年初親率同人沿門募捐，得款20餘萬元支援淞滬抗日的十九路軍。1936年香港籌建工業學院，譚被聘為義務監督員。此外，他還擔任香港譚氏宗親會、四邑工商總會、五邑工程總會名譽會長。他關心家鄉文化事業，曾在上凌建成“光超書室”並邀國民黨元老鄒魯題字。

譚肇康曾主編《香港五十年工程回憶錄》、《中國辛亥革命回憶錄》等書，並刊行于世。

文/圖本報記者 馮瑤君 通訊員 陳文卓

總策劃：譚樂生、鐘篠村

統 籌：傅 健、李夕菲

顧 問：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林家有 

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院長張應龍 

五邑大學教授張運華 

中國華僑歷史學會理事、江門市華僑歷史學會副會長梅偉強 

五邑大學教授張國雄

【多維歷史】

在廣東新會，“時年技校”、“肇康市場”的名稱幾乎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然而很少人知道“時年”和“肇康”是同一個人的名字。譚肇康一百年前追隨孫中山先生積極參與辛亥革命活動、獲頒特級勳章的事跡卻鮮為人知。

前不久，筆者幾經周折，與身處香港的譚肇康的長孫譚永廉先生取得了聯繫。譚永廉特意專程返回新會，在會城的住宅接受筆者的訪問，還攜筆者前往雙水鎮上凌村瞻仰了譚肇康銅像，參觀了譚肇康故居。譚永廉深情地憶述了祖父的革命事跡，憶述了同爺爺在上凌和香港一起生活的片片往事。此外，筆者還擇日在新會區政府區志辦校驗和補充了訪問材料。

從做童工到蜚聲香港建築業

譚肇康（1875—1961年），曾用名時年、永安、永年、廣東省新會縣雙水上凌鄉人。幼年喪父，家境日困，15歲赴香港當童工。 20歲返回上凌娶同村一女子為妻。婚後不久便和一班鄉人遠涉重洋赴加拿大當勞工。 2年後，譚肇康又回到香港半工半讀，學會了一些英語。再過兩年，譚肇康和一幫朋友北上大連在一家俄羅斯建築公司學習建築設計。輾轉多年，四處奔波，譚肇康目的只有一個：為了掙錢養家。 2、3年後，就在他大兒子8、9歲的時候，家鄉上凌發生了一場瘟疫，2天之內，譚肇康的媽媽、髮妻以及大兒子命喪黃泉。二兒子即譚永廉的父親當時6個月大，僥幸逃過一劫。家人急急給身處大連的譚肇康去信，收到信後，譚肇康以為全家人都死了，悲痛萬分，心想著自己生活不易，心中已是孤獨無依，於是想自殺。

在同行的朋友極力勸導下，譚肇康回到鄉下安葬家人。然而，三位親人離世，活下來的兒子需要撫養，生活還得繼續喲。譚肇康將二兒子託付給其他兄弟照顧後，他回到香港一家建築公司繼續打工，努力賺錢寄回家鄉。因為譚肇康學過英語，這在當時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成了工作中最大的優勢。他接了很多工程，賺了錢有了積蓄。之後，譚肇康便自立門戶，更專心於研究建築業務，專業水平日益精湛。旗下的永利、裕利建築公司在香港逐漸打響了名聲。多年來，在建築界，由譚肇康設計、承建的香港公、私工程數不勝數。香港中區船政公署、黃泥湧幫辦樓、植物公園地下蓄水池、銅鑼灣填海等等，都由譚肇康負責繪圖設計，其中多項工程由於管理以及工料俱佳，提早竣工，獲得巨額獎金。 

在同行的朋友極力勸導下，譚肇康回到鄉下安葬家人。然而，三位親人離世，活下來的兒子需要撫養，生活還

挺身而出收斂烈士遺體

闖蕩商界多年，終於在香港立足的譚肇康在性格上形成了一個鮮明的特點：講道義。這讓他不論是做人還是做事，都受到了朋友或者業界的贊許，享有一定的江湖聲譽。

很快，譚肇康在友人胡漢民（孫中山得力助手，廣東番禺人）的影響下，加入同盟會。根據學者溫華湛一篇文章裡提到，1907年10月，同盟會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革命宣傳深入人心。看到清政府如此昏庸腐敗，譚肇康受身邊朋友的影響，加入同盟會。他和楊西岩、林護、余斌臣等人被孫中山委任為香港籌餉局委員。在籌餉局內，譚肇康負責保管、稽核、會計等工作。

譚肇康參與楊西岩等人的籌款活動，得款數百萬，因而多次受到孫中山接見和鼓勵，被任為廣東都督府實業司建築工程師，並由該司司長介紹加入中華工程師學會。根據《新會縣志》的記載：民國肇造，廣東軍政府大都督胡漢民，奉孫中山命任譚肇康為“財政名譽員”，負責在港籌款及製訂捐款獎勵章程，並為參議員。

用譚永廉的話說，爺爺主要是做幕後工作，不抓搶。

這在相對開放的香港來說，爺爺的革命工作並沒有想像中那樣危險。然後，正是這一位不張揚的人，在關鍵時候挺身而出，做了有的人不敢做的事情。

1911年，“三•九”廣州起義失敗後，72位壯士被清朝軍隊殺害，當時曝屍街頭，包括烈士親友在內，都不敢現身出來收屍。這時，譚肇康冒被清廷殺頭誅族之險站出來了，會同林護、潘達薇等人，以香港商人的身份來到廣州收屍。在畫家潘達薇（廣州人）的大力協助下，廣籌善款在廣州東郊外的黃花崗公園建造七十二烈士墳場，妥善安葬烈士忠魂。辛亥革命勝利後，為表彰譚肇康等人的義舉，廣州市政府特撰文刻石，在越秀山鎮海樓前建立“光復紀念牌坊”，後被日寇侵華炮火炸毀。抗日戰爭勝利後，譚肇康向廣州市政府申請獲准改建為“光復紀念亭”。

這裡歷史事件，在《新會縣志》以及溫華湛《譚肇康傳略》中均有詳細的記載。這是譚肇康在辛亥革命中除了籌餉之外做得最轟動的事情。為紀念此事，歷經百年的這幅血畫如今還掛在香港譚肇康家中。

命作貢獻不求回報

和有的人不同，為辛亥革命作出了貢獻的譚肇康並不求任何回報，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奮鬥目標，並在大潮中急流勇退。廣州獨立後，1912年，胡漢民組建政府，為廣東軍政府大都督。當時胡漢民推舉譚肇康出任新會及江門區域的行政長官。對此，譚肇康婉言謝絕。理由很簡單：自己不是做官的料。說到做到，譚肇康繼續回到香港經營自己的事業，不再過問政事。對於革命同志的高風亮節，胡漢民作對聯一副“時與高人商出處，不從文士角辭年”贈與譚肇康。如今，這副對聯仍掛在譚永廉在會城的住宅中。

遠離仕途，但譚肇康並沒有因此而結束他的革命工作。相反，他和其他民族革命者一樣，一聲不吭地繼續著幕後的籌餉工作。 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譚肇康和楊西岩等人在兩天之內籌款六七十萬元，支持廣東革命政權。為了表彰譚肇康在辛亥革命中所作出的貢獻，軍政府頒發給他特級勳章二枚。

(甄嫣 編輯)

內容簡介

2011年適為辛亥革命百周年，作者特地把數十個已查知，長眠香港與辛亥革命有關的人物資料加以整理，編纂成書，以饗讀者。包括孫中山的親人、良師、益友；興中會、同盟會的會員；投身革命活動的志士；捐助革命經費的商人等，透過每位人物的故事及其長眠香江的原因，分析香港在辛亥革命中所扮演之獨特角色。

本書除人物小傳及相關圖片外，還附有各人物的塋墓位置表、地圖及參考書目，讀者不僅可藉此多認識香港與辛亥革命，以至整個中國近代史的關係，更可按圖索驥，到各革命志士墓前憑弔一番。

是次增訂版，作者於同盟會會員部分增添了一名革命

作者簡介

丁新豹
丁新豹，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研究範圍包括晚清外銷畫、香港華人社會史、廣州及澳門歷史等。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及名譽高級研究員；英國皇家亞洲學會 (香港分會)名譽院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客席助理教授；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香港特別行政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專家顧問；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委員；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理事會成員；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長；香港及廣東省多所博物館名譽顧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