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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政治學報》延伸閱讀：
第三十九卷第二期司法鎮壓：「揣摩上意」在台灣威權時期軍事審判中的影響
「你是軍人，還是法律人？」[4]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在訪查任職於台灣威權統治時期的軍法官時，反覆向他們確認這個問題。軍人的職責簡明，需要服從上級命令，在威權統治時期還要效忠領袖。相較之下，軍法官的身分有些特殊，他們不只是軍人，還受過法律專業訓練，在法庭上需要依法審判，也應能理解憲法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以及權力分立的分際（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2:72-87）。那麼，當有權介入審判的領袖──例如蔣介石──是個沒有法律專業素養的獨裁者，可以輕忽法律規範而作成「死刑可也」的裁示時，此時坐在審判席上的你，應該當一個軍人還是法律人？
我們先後發表了兩篇作品（2021、2024），對威權統治與司法鎮壓進行研究，而對軍法官有了不同的認識，我們期待這樣的研究成果，可以對威權政體、國家鎮壓下的司法體制與台灣研究有更多的貢獻。
一、「揣摩上意」在台灣威權時期軍事審判中的影響
當代許多威權政府採用司法制度懲治異議，依據政治考量進行審判成為威權統治的顯著特徵，且司法鎮壓還可鞏固威權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台灣威權統治時期政府將懲治政治異議的案件，送交軍事審判處置。依照軍隊層級節制控制的運作方式，可以想見審判過程將受嚴密控制，不會產生出乎意料的結果，且在軍事法庭降罪於政治異議的同時，還可彰顯威權統治下，獨裁者似乎很遵守程序規範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不過，軍隊與法院的運作方式有著根本的矛盾：軍隊的行動是跟隨在命令之後，但法院作成裁判之前不應有命令指示。獨裁者即使介入與控制判決結果，也不可能在每案事前皆作成指示與安排，獨裁者建立與運用司法制度懲治異議，是期待政治鎮壓可以制度化地運作，以拱衛獨裁者自身的權位與利益。但在這樣的期待之下，軍法官必須先於獨裁者作成判決，並理解其判決後續可能會被獨裁者審查與否決。為了降低被獨裁者否決並進而懲處的風險，可以推測軍法官在作成審判時，必然會將上級（包含獨裁者）的偏好納入考量，以「揣摩上意」的方式審理案件。軍法官先於所有上級所作的第一次裁決（初審），就成為觀察軍法官是否「揣摩上意」的指標。
為了解軍法官如何進行軍事審判，我們運用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觀察軍法官與總統之間的互動。除了總統之外，參謀總長在威權統治時期作為總統軍事決策的執行者，也作為軍法官的上級而介入審判，故也納入觀察研究的對象。既有研究與蔣介石的日記皆顯示，他個人偏好明確，傾向以重判懲治「叛亂」。
我們發現，當總統在前一年否決下級判決的比例增加時，當年參謀總長更有可能否決下級機關的審判結果，也更有可能對單一個案進行多次審查，上呈總統前個案受到審理的整體次數也會增加，且更可能在初審中受到重判。亦即，軍法官們與參謀總長為了避免被總統否決，必須揣測總統的偏好，因此會審慎斟酌判決結果，直到認為判決符合了總統的偏好，才會上呈總統。
換言之，即使軍法官因為審判程序的特性而可先於總統作成裁決，他們也不會使判決逸脫獨裁者的偏好，最終還是可以服務威權統治的利益。那麼軍法官究竟是軍人還是法律人，似乎已了無爭議了嗎？
二、1956年的軍法改革：兼顧依法審判與職涯考量的策略性量刑
我們注意到1956年立法院訂定通過《軍事審判法》，對軍事審判進行法制化。這個法制化的主要效果，在讓軍事審判程序、法官職權與被告權益受到更多規範與保障，解除過去以命令運作而使各案審判過程不一致的問題。此一對於軍審程序的改革，並未改變任何「實質」懲治叛亂的法規。也就是說，在叛亂行為的法律定義與相應刑度不變的情況下，立法院僅對處置叛亂的「程序」進行更為嚴謹的規範。那麼此一法制化的效果，對於軍法官與總統的影響是什麼？
就程序而言，軍法官依法可以預期，手上的案件在怎樣的條件下會送交總統審查。雖然早在1950年政府就公布〈國防部軍法案件呈核標準〉，依案情與刑度的嚴重性讓總統、參謀總長與軍法官分層負責結案。然而這項標準僅為行政命令，無法對審判程序產生太多影響，因此軍法官即使審理的案件案情輕微，仍需擔心案件後續可能會送交總統審查，故而需要「揣摩上意」。
然而1956年《軍事審判法》通過後，依法僅有聲請「覆判」且量刑嚴重（如死刑、無期徒刑）的案件需要送交總統核定。若總統認為判決不當，也僅能否決一次，依法將該判決發交「覆議」。這項法案高度限縮總統介入軍事審判的程序與權力，行政部門為了維持對於軍事審判的控制而進行研議，在總統蔣介石與軍事幕僚的運作下，仍將總統可以核定的範圍盡可能接近〈國防部軍法案件呈核標準〉，其中關於審判平民叛亂的政治案件，以15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與死刑等刑度作為送交總統審查的門檻。
我們同樣以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為資料來源研究軍法官的初審判決，我們發現，軍法官行為有不同的面貌。具體來說，在1956年的改革之下，軍法官們作出了因應總統審查的「策略性量刑」：當總統審查的案件限定在特定門檻之上時（台灣案例是平民15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法官會策略性地將刑度減至門檻以下，降低案件被總統審查的可能性。不過，這些策略性減刑的效果僅出現於超過門檻些許的邊緣案件，明確高於門檻的重罪與明確不需要送總統審查的輕罪，並沒有因為1956年的改革而改變。
對於軍法官減刑的行為，可以有許多想像。在嚴謹的統計因果推論輔以政治檔案研究後，我們認為，審查門檻的確立等同賦予軍法官獨立審判的空間，軍法官必須小心運用這樣的空間，一方面在被允許的範圍內強化自身依法審判的職權，另一方面降低獨裁者對於審判的影響。在1956年改革之前，蔣介石所作諸如「死刑可也」的批示與介入審判的程度，使軍法官必須「揣摩上意」而非依法審判。在1956年改革之後，會送交總統審查的重罪仍需要「揣摩上意」，按照獨裁者的偏好從重量刑；不過接近總統審查門檻的案件，軍法官可在職權範圍內依法量刑（減刑），故而傾向將刑度降至門檻以下，以避免獨裁者後續介入審判的影響。不過這樣的增減不能引起獨裁者的注意，因此僅針對超過門檻一點點的案件，以免遭致獨裁者介入甚而危及自己的職涯。
我們在控制諸如犯行類型（如洩漏軍機、持有武器等重罪）、時代差異（如1950年初期案件量較高、中後期案件量低）與軍人身分等因素的影響後，上述的發現仍然成立。因此，我們可從軍法官的「策略性量刑」說明，軍法官其實偏好法律人更勝於軍人，但這個隱藏特質只在特定條件下──獨立審判空間確立時才比較容易被發現。
三、台灣的經驗與啟示
既有研究指出，若威權政府欲以司法鎮壓異議，為了讓法院的判決服務威權統治的利益，就必須削弱司法獨立性。為了達到此一目的，簡單粗暴的方式是控制司法人事制度，移除堅持獨立審判的司法官；或者威權政府可以建立特別法庭，一方面將獨裁者關切的政治案件指派給特別法庭審理，而特別法庭的組成將由獨裁者決定，另一方面將一般法庭與司法官的管轄範圍，限縮在處理無關政權核心利益的案件，使之無法產生任何阻礙與威脅。
台灣威權統治時期的軍事審判是特別法庭的代表，負責處理攸關威權統治核心利益的政治案件，運作法庭的軍法官則受到相當嚴密的控制：其人事任用與獎懲由軍方掌握，且審判過程也受到獨裁者以降的層級節制控制。即使軍法官受到如此高度的控制，我們的研究還是指出，只要給予行使職權與獨立審判的空間，軍法官仍可能追求司法獨立與依法審判。
我們的發現在實踐上可以作成兩個貢獻：首先是關於法官的理解，過往對於法官在民主與非民主體制的角色，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我們發現法官即使身處於不同類型的政體，仍有共享的特徵與偏好，尤其是依法審判與司法獨立，只是威權統治下的法官較為隱晦且不易察覺。不過也由於威權統治與司法權力有著難以調和的矛盾，因此長期而言，當控制條件出現變化時，法官對法治與獨立審判的偏好終將影響甚至弱化威權統治。
其次是關於轉型正義的討論，僅將法官視為司法鎮壓的工具，不只過度簡化法官與獨裁者之間的關係，也將忽視法官如何在有限空間內依法審判被告的可能性，並低估法官對於法律專業的觀點與堅持。換言之，我們認為需要深化對於威權統治複雜性的研究，才能正確評價法官在威權統治下的角色與影響。
四、參考書目
蘇慶軒、王奕婷、劉昊，2021，〈司法鎮壓：「揣摩上意」在台灣威權時期軍事審判中的影響〉，《東吳政治學報》，第39卷第2期，頁55-93。
Liu, H., Su, C.-H., & Wang, Y.-T. (2024). The Law or the Career? Autocratic Judiciaries, Strategic Sentencing,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0(0). https://doi.org/10.1177/00104140241290212.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2，《任務總結報告 附錄III》，台北市：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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