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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軒豪 / civicue
※本篇獲「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2013 年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目擊者在記者尚未到達時，第一時間把現場慘狀用手機拍攝並上傳到推特 Twitter（現改名 X），從此改變了公民記者在網路科技時代的定義。網路社群媒體的崛起讓許多人的第一手新聞來源從傳統新聞媒體變為交友圈之間的轉載，但口耳相傳的模式卻也帶來更多以訛傳訛的現象，再加上近年來人工智慧 AI 在語言和圖像生成上的突破，科技創新所帶來的問題已不亞於其貢獻，真真假假的訊息不僅能以金融詐騙的方式影響民生，也能透過輿情的操作而控制選舉，進而影響地緣政治。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透過臉書影響英國脫歐與美國總統大選的醜聞，象徵著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後真相」世代。
後真相一詞在 2016 年被牛津字典選為年度字彙。雖然中文翻譯普遍將 post 以字面上「後」去做翻譯，但實際上描述的是一種「當訴諸主觀情感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民意」的社會現象，因此 post 以「不重要」或是「缺乏」作為解釋會比用「後」來的更為貼切。換句話說，Post-Truth 是形容當真相不被看重時的社會現象，或是當真相缺乏絕對性時的模糊狀態。
此篇閱讀心得源自於 John Keane 在 Revolutions and Counter Revolutions 系列文章中的其中一個篇幅，曾刊登在雪梨民主網絡和澳洲非營利媒體 The Conversation。Keane 是一位研究公民社會理論的學者，在英國西敏寺大學和澳洲雪梨大學都有教學和研究經歷，是世界公認的民主大師。他常以妙趣橫生的詼諧幽默作出發人省思的論述，並曾多次受台灣民主基金會邀請訪台進行演講。Keane 在文章中表示，雖然新興科技是散播假訊息的主要來源之一，但利用民粹主義煽動人心的領袖、政黨、政府，恐怕才是此現象問題背後的始作俑者。民主社會的集體決策需要建立在你我他的共同認知上，也就是俗稱的「真相」。為此 Keane 呼籲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鼓勵以多元意見、獨立思考、分權運作的機制作為「真相」的意義建構，並且應極力避免將「事實查核」視同如萬靈丹一樣的權威。
後真相的傳播 Post-truth communication
Keane 主張「後真相」並不是「真相」的對立面，即使這是普遍從字面上得到的第一印象。他認為後真相其實更複雜，它像是餐桌上的一道大雜燴，綜合許多不同，卻又息息相關的元素。Keane 將後真相分析為三種呈現方式。
謊言 Lie，傳播者知道何謂真假，但選擇做出非事實的言論
胡扯 Bullshit，不知道也不在乎真假，言論不經大腦深思，想到就脫口而出
打諢 Buffoonery，有意識地像丑角以滑稽方式吸取注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發言、俏皮話
精心策劃的缄默 Engineered silence
但 Keane 最擔心的是這些傳播方式佔用掉媒體的版面，導致社會大眾對於真正重要的公共議題（例如貧富懸殊、氣候變遷）反而未能重視。他甚至認為，這種狀況是有心人士故意造成的，目的是要轉移觀眾的注意力，利用一般人的資訊落差和政治冷感，如此一來就能夠強化自己的主導權和鞏固利益。如果說鎂光燈下的談吐是表面的浪花泡沫，那因焦點轉移而無聲無息的事實真相就是那底下深不可測的海水。這也是為何 Breaking News 即時頭條新聞的「快訊播報」方式讓許多記者成了後真相的幫凶，大家都在搶快、追求版面和點閱率，忽略發展較緩慢但卻意義更深遠的事件議題（而且，搶快所發出的即時新聞，往往也含有許多來不及查證的錯誤訊息）。不過，從正向觀點來看，這樣情形給了像「報導者」這種以深入調查報導（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為主的新聞媒體一個必須存在的理由。
雜耍歌舞劇與煤氣燈效應 Vaudeville and gaslighting
Keane 認為後真相是政治文化裡權力鬥爭的工具，如同二十世紀初期的雜耍歌舞劇一般，將上述的謊言、胡扯、打諢、缄默以五花八門的呈現方式用於取悅觀眾，藉此贏得選票、結黨結派，打擊政敵。而後真相最惡意的效果是「煤氣燈效應」。當公眾人物極力否定並拒絕為所做所言負責時，會透過否定、誤導、矛盾、提供錯誤資訊的方式來操縱心理，讓人民逐漸感到迷惘並懷疑自己的記憶力、感知力、判斷力，最後只能聳聳肩，漠視自身利益以外的公共事務。例如前菲律賓總統杜特蒂曾經被詢問有關反對派市長（Rolando Espinosa）在獄中被暗殺一事，他不慎地對記著透露出政治迫害的動機。但事後政府發言人（ Ernesto Abella ）卻四兩撥千金地以「師出有名」的反毒戰爭來轉移焦點，並輕描淡寫地解釋總統是因為菲律賓語訪談的翻譯錯誤而被誤解，而自己作爲發言人的職責就是替總統「釐清」。一般人很難判斷為什麼會有這樣前後矛盾的說詞。
後真相的前世今生 What makes post-truth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雖然後真相一詞是於 2016 年時被牛津字典選為年度字彙，但它並不是現代社會的產物，而是具有悠久的歷史。為此 Keane 舉了三個例子。柏拉圖（Plato）所謂的「高尚的謊言」Noble Lie，馬基維利 （Machiavelli）主張的「偉大的偽裝者和假好人」Great Pretender and Dissembler，以及前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稱呼水門事件的尼克森（Richard Nixon）為「撒謊的混蛋」Lying Bastard，都說明了後真相政治在人類歷史上都一直存在著。
然而，在今天網路科技的加持下，後真相已經進化成更難對付的怪獸。早期的假網站問題在社群媒體興起後變成了網軍問題，而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1984》裡描述政府透過網路監視和數據分析來操控輿情的科幻情節，也已經出現在極權國家裡。但現在，由生成式 AI 所產出的文字、圖片、影音，正讓真假難辨的訊息以更快速跟低廉的成本被製造出來。
不過，Keane 認為後真相在這個時代最新穎的運作方式，卻是領袖、政黨、政府像操控人偶般地以民粹主義來影響成千上萬的網路社群。而助長當今民粹主義的政治入侵，卻是源自代議民主中選舉制度的衰敗，以及人民對政客、政黨、政治口水日益增長的不滿。民主體制未能有效地應對來自「反民主」陣營（跨境企業的富甲敵國、社會不平等的加劇、政治獻金的黑箱）的挑戰，讓兜售「人民主權」口號的領導人、政黨、政府如虎添翼，煽動對社會現象充滿無力感的族群，勾出他們心中的怒火。而這些長期被忽視的族群也樂於支持願意替他們發聲的煽動者，因為不管煽動者的承諾或願景有多麼不真實或不可行，至少滿足了這些支持者想發洩怒火的心態，如同二次大戰希特勒以民粹主義號召德國人的手法一樣。
真相不是解藥 Truth is the answer? Don’t believe it
對 Keane 而言，後真相之所以在資訊時代擁有無與倫比的傳播力，是因為現代社會廣泛地質疑並抵制過去社會對「真相」自以為是的盲目信仰。許多批判者將此現象歸咎於數十年前興起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認為其中的相對主義論（Relativism）顛覆了真相原本「單面向」的定義，鼓吹了其「多面向」的解釋，因此造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天下大亂。
但究竟什麼才是真相？在「真相產業」裡工作的新聞記者、律師、科學家，有不少人往往認為「真相」是「後真相」的解藥，且只有一種版本，並能像數據一樣被肉眼觀察到，因而可對應到現實。這樣的思維只把「真相」與「後真相」以對立角色看待，並沒有發現它們是以一體兩面的關係共存著。若不能公平地對「真相」與「後真相」同時存疑時，則會忽略「真相」有隨著空間和時間而改變的本質。
真相隨著空間與時間改變 Truth varies through space and time
Keane 接著解釋真相是如何在人文的發展上不斷地演化。空間上，真相在不同的地理環境有著不同的定義，從城鄉結構對居民認知的形成可以找出跡象。在澳洲中部原住民皮詹加加拉人 Pitjantjatjara 的母語裡，「真實故事」一詞具有「漫長時間」以及說故事者與聽眾之間的一致共識。「漫長時間」可以被解讀成「傳統」，泛指原住民們未出生前就既有的民情文化。另外有趣的是，原住民們對「真相」的理解是建立在「信任」之上，但這在現今主流社會的觀點裡似乎已經喪失其重要性。
另一方面，「真相」的必要性在別的地理環境可能會因為民粹主義或是人生安全的關係，導致「善意的謊言」有存在的必要，例如當緬甸軍人欲搜刮民宅綁架婦女時，羅興亞父親只能撒謊說家中沒有女兒。
Keane 也從時間的角度來探討「真相」的演變。古希臘時期的「真相」在語源學上代表揭發透露和開誠佈公的透明性，但到了後中古時期幾乎產生了截然不同的認知。從基督教約翰福音14:6 裡的「道路，真理，生命」可以看出端倪。近代歐洲在十五到十九世紀的初期時，曾因宗教為上的因素對「真理」的意義產生了激烈的爭論。社會上呼籲社會大眾該容忍宗教以神秘主義的方式享有「善意的謊言」之特權，且能代表無所不能的上帝為人民解答一切的「科學原理」問題，例如教會長久以來一直是地心論的簇擁者，直到哥白尼、伽利略、克卜勒花了兩個世紀的時間說服了全世界。
真相的歷史演變也包含了基督新教因馬丁路德對天主教會的公開質疑而興起，並延伸到一個重要的觀念：我們該慶幸我們不知道何謂真相，且鼓勵每個人表達各自認可的真理。也因為如此，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觀察現代民主革命時才會對當時「女性和奴隸具有天生劣根性」的普世觀感產生強烈的質疑。
民主對後真相和「真相」皆有存疑 Democracy doubts both post-truth and ‘the truth’
「真相」在過往封建制度下是具有權威性且不容置疑的，只能由統治者來做定義。但在今天民主社會裡卻是充滿爭議性而分庭抗禮，因為多媒體資訊革命而興起的監督式民主使公眾認為真理的主張可以有各執一詞的空間。監督式民主促進了公共空間的成長，培養了人們挑戰並質疑權威的習性。因此維根斯坦（Wittgenstein） 建議，與其說「我知道」，不如改說「我相信我知道」。後真相政治，其實就是從對教條的照單全收轉變成多元獨立的批判性思考。
然而有趣的是，就像非信徒在日常生活中會脫口說出「老天爺」和「上天」的詞彙，人們在聊天時仍會以日出日落的錯誤方式來表達天體運行，儘管哥白尼以太陽為宇宙中心的日心論已經被廣泛接受。因此，「真理」其實是人們透過彼此而共同建立的認知。更白話或果斷地說，很多時候，多數人覺得是對的，就是對的。
從 Keane 的角度來看，與其說後真相政治威脅了民主，不如說民主打破了「真理至上」的錯覺。民主作為一種普世規範，致力於捍衛複雜的平等、自由和差異，是各種生活詮釋（例如：安樂死、同婚、居住正義）的守護者。監督式民主（Monitory Democracy）的獨創性在於堅持人類生活並非一成不變，無論擁有多少「真理」或權力，任何人或群體都無法永久治理他人。世界上不應該有「斬釘截鐵」的黑白論，而能對抗這種「切確的幻象」的最佳武器就是民主。民主讓人們意識到自己的局限，反對武斷性的真理，因為沒有任何人有資格宣稱自己講的是真理，並永久地主宰其他地球上的人事物。因此有句話是這麼說的：「若一個人不能為一個議題的正反兩方進行理智的辯論，則表示他對這個議題的理解還不夠深入，不配擁護任何一方的立場和論點。」
Keane 雖然下了一個彷彿在抨擊「事實查核」的文章標題，但他其實並不是要民眾放棄這樣的機制。Keane 的本意其實是在提醒讀者，與其相信他人的查核，自己也需要具備獨立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如同電影「末日之戰」裡以色列指揮官告訴布萊德．彼特的「第十人法則」，如果有九個人都持有相同看法，那第十個人就有義務提出反對立場。所以在民主社會裡，到底誰可相信？Keane 認為，民主其實是懷疑論 ，而追根究底來說，就是科學研究裡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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