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的那年夏天遇到鄭性澤——月月送餐到中所

講者｜蘇紋雯、蘇朝明（魚麗人文主題書店‧魚麗共同廚房）

時間回到去年的10月13日晚上，#必須保衛社會 特展第二場專場，邀請到臺中魚麗共同廚房的蘇紋雯和蘇朝明來分享鄭性澤救援大隊各類敘事中的「魚麗版」。

當時年紀還小的蘇朝明（魚麗團隊和夥伴們都喚他「小螃蟹」）先是說起了第一次到臺中看守所的經驗。他說，當時每週四都會帶會客菜去看守所看鄭性澤，自己的經驗是常常遇到他們規範、標準不一致的狀況，像是我到底能不能進去會客。當時因為年紀太小被擋在外面，就常常坐在會客室等待會客時間過去，但有一次就先被拒絕，但之後又說可以進去。「我被櫃檯拒絕接見時，常被說小孩有沒有進去很重要嗎，這也反映出小孩的支持力量是被低估的。」

和第一次到監所者經驗類似，大家都會對收容人的三餐展示櫃充滿好奇。蘇朝明說，我們發現看守所的菜色好像特別豪華，但台中監獄又打回原形。落差很明顯。我記得第一次看守所時有認真研究冰箱，上面還有寫伙食費，除一除發現一餐大概幾十元，我發現這跟我們學校營養午餐價錢一樣。蘇紋雯補充說，鄭性澤的漁麗便當就是起源於這個想法，發現小螃蟹的 #同理與同情。

蘇紋雯接著說，第一次去會客什麼都不懂，一個人覺得恐怖，但帶著孩子就比較安心。去之前有打給認識的蘇案當事人劉秉郎，詢問探視時應該帶些什麼去？得到的答案是，可以下飯的。我當時心裡想，這很簡單啊，炒個臘肉帶去就可以了。當時是夏天，我還特別泡了鳳梨茶放在冷凍袋心想著可以降暑。卻怎麼也沒想到，監所不能送液體進去，鳳梨茶送不進去。阿澤吃素，炒臘肉也不行。原本想說魚麗用吃的打招呼是最擅長的了，沒想到第一次就遇到挫折。於是才有送便當的想法。

▌與鄭性澤的第一次見面

在和阿澤接觸的過程裡，蘇紋雯和蘇朝明母子都感受到大家說「阿澤的狀態很好很樂觀」的意思，但隱約之中又感受到，需要的是更多、更穩定的支持。因此，魚麗團隊就以 #儘速建立和阿澤穩定的關係 為目標。所以雖然第二次見面是颱風天，去到監所一身狼狽但也順利見到面。阿澤說：「外面在下大雨，我的心也在下小雨」，蘇紋雯感受到之間的信任關係建立了，之後也約好了每個月就是固定這個時候去見他。

鄭性澤不是魚麗團隊接下的第一個死刑犯救援案件，之前也曾雇用過劉秉郎。憶起那段時間隨著開庭的起伏，一邊接替原本劉秉郎負責的外場工作，一邊注意手機裡的訊息，又同時近距離地看見劉炳郎面對各種不確定的感受，「面對冤案死囚的壓力是很大的」，這樣難以負荷的經驗使得一開始蘇紋雯對鄭性澤案是保持距離的。

對蘇紋雯而言，並不打算朝向社會工作的專業方法，而是想靠近當事人、建立真實關係。關係未必有開跟關、沒有上班下班。建立關係對她而言是工作上與生命上的極大承諾。而魚麗的當事人集中在性暴力、家庭暴力的倖存者，光是親近一個男性當事人，對魚麗團隊而言就是非常不習慣的，所以當紋雯跟團隊討論開啟這個計畫時，她是需要慢慢等待成員們參與的意願，每個成員都無法被強迫，所就是讓成員自主參加。

最初魚麗的夥伴是不支持的，當時紋雯希望廚房能做出足夠的菜讓她帶去會客時，就會「偶然地」出現做錯菜、做不夠的狀況，但她還是持續行動，慢慢建立關係，從她跟阿澤、到小螃蟹與阿澤，再到魚麗與阿澤，這是漸進式的。

蘇朝明也分享說，最初要去看守所肯定不是他規劃，所以「#其實我會怕」，當初也有問過同學要不要去。去之前他已經看過這個案子很多相關的資料，要不要參與其實是一個考慮很久的決定，也在釐清自己的意願究竟為何。再加上監所在想像中就是很可怕，就像學校的訓導處，你不太明白裡面在幹嘛，但感覺就很可怕，監所像是巨大版訓導處。

後來就是決定先去看看，先從看到本人開始，想說可以看到資料以外的。第二次去看阿澤時，阿澤感覺很感動，蘇朝明說，「但其實我也被感動到了。」至於廚房的狀況，真的讓送餐的難度提高。再加上阿澤也不是會表達自己的喜好的人，什麼都不會講，我們也更難去抓到他喜歡什麼，我們就每個月都做不一樣的東西。阿澤第一次明確表達自己的喜好，是離開看守所那天，那天在魚麗的餐桌上，他就指著一盤菜說：「這你吃了嗎？這很好吃。」

▌沒有血緣關係的家人

蘇朝明接著表示，魚麗特別的地方就在於「深」，用阿澤的話說，就像「沒有血緣關係的家人」，雖然家人未必等於溫情，應該是說如果是血親就有一個血緣聯繫，但另一種形式的類家庭，你也很難說彼此肩負有什麼義務，所以關係就是透過行為去建立起來的，是透過時間慢慢積累而成的，他有時候真的比血親家族有更高的支持力量。其實大家都對我很好，也可能是年齡優勢，有趣的是，每個人會有其各自的低潮，很多人常常在這個情況會暴走，但有小孩在場，暴走的機率就比較低。

▌和魚麗一同長大的小螃蟹

長大會遇到很多離奇的事，像是家暴前科的父親跑到魚麗門口找女兒。我媽有個習慣就是會問我說我怎麼想，從我小時候開始，我未必可以講出個所以然，但她會慢慢引導你去說出自己的感受。我發現隨著我年紀漸長，我講出來的東西也慢慢更容易被人家肯定，這樣是過度溺愛嗎？還是什麼非主流家庭教育？這是因材施教吧。現在的角色的話，首先我作為一個年紀最小的成員，除了前面講到的團體動力觀察，現在多出一些新的東西就是，我現在在台大念心理跟經濟，有時候意外有些效果，比如說面對身心科的個案表示自己不想服藥，我在跟對方討論時就可以去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基礎，去跟對方說明。對此，紋雯的感想是，她發現在小螃蟹長大後，如果有人狀態不好，由她來講或是由小螃蟹來講，整個呈現出的狀態、結果其實會不一樣，由小螃蟹來講反而會好像比較入耳動聽。

這樣的經驗，也實際發生在台義雙親爭親權訴訟的當事人——那位寫信給蔡英文總統的小妹妹。去年春節原本小妹妹要被強制執行送到義大利，蘇紋雯與小螃蟹去和小妹妹與她的媽媽見面時，有些話題像是「當學生」就只有小螃蟹和小妹妹可以聊，不同的視角會有不同的發現。

▌飲食的意義——信任的表現

蘇紋雯首先說，魚麗賣吃的，廚房裡的人怎麼做菜，你是看不見的，你願意相信一個人在廚房裡做一個你不知道在幹嘛的事，其實這是非常信任的表現，所以我覺得飲食就是信任的表現，他可以是建立關係的基礎。我覺得要跟收容人建立關係的話，非常推薦帶著食物。

但是監所對於送入飲食的規定非常繁瑣，常常會在櫃檯跟工作人員爭論一些相關規定，則讓小螃蟹印象深刻。對此，蘇紋雯指出，他認為送菜進去之後的保存，其實是一套可以設計的流程，比如放個保溫箱什麼的。我相信規定的存在有它的意義，但我一直記得說，之前過年時有送一些大菜，旁邊就有一個阿嬤在跟工作人員求情，因為她帶了自己做的蘿蔔糕，有澱粉就送不進去，但阿嬤不知道，她這麼遠專程扛一大塊來一趟，而且也不好帶，監所都在距離非常偏遠的地方，交通真的非常不方便。這個蘿蔔糕對於想念家中味道的收容人一定是意義重大，我們也了解監所規定，但我們也真的很不忍心看著那個阿嬤這樣的心痛，我就真的常常在想這些東西有沒有可以兩全的可能，我常在想這件事，但都不知道可以怎麼應對。

陳惠敏說，但其實對收容人而言，看到小孩其實真的是很大的心理支持，對女性收容人尤其如此。可以理解監所戒護壓力很大，但其實他們只要多在一些規定上加入一些貼心的細節，其實對於穩定囚情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阿澤出來的第一感受

紋雯最先注意到的是衣服。已是幾年前的事，紋雯說起仍是激動。她說，當時我們已經在等待開啟再審，我想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是阿澤的服裝，他一定沒有一套很正式的衣服，可能只有被執行要穿的那套衣服，，不過從監所走出來的那套衣服可能是他們沒有準備的。我當時就很精心為他準備衣服鞋子等他。但都準備好了，我們也送進去了，我們也想了很多很多，當時也有非常多攝影機在拍，不過我看到他出監那天穿的衣服，就還是原本破破的衣服，因為台中看守所不讓他換。他出所時帶的東西也很多，提著大包小包的，顯得非常狼狽，明明都協調好了卻都不行，我就看的他自己搬兩個行李箱，拿著一袋衣服，以一個我並不期待的樣子出來，我現在還是好生氣。

我覺得國家都願意去重新審判他，為什麼還不願意在釋放他的時候給他一個作為人的基本尊嚴？我非常不能忍受。這就像當初最後開庭時，宣判前法官還特別說什麼無論結果如何都請大家不要喧嘩。#如果今天國家要還他一個真實無辜的清白，#你們不該這樣還，因為我作為一個陪伴者，我一樣受到折磨，我以為我應該是要開心的，但我沒有得到一個無罪確定應該得到的釋然。

憶起當天，紋雯接著說，當時我們回到魚麗，有一個宴會在慶祝無罪確定。當人都走了以後，我就坐在空空的魚麗痛哭了一場，#這個國家憑什麼這樣折磨我們？作爲一個幾乎是阿澤代言人的我，在這麼多年來我從來不敢公開說出一句我質疑這個國家的監所單位任何一句話，只要他還有一個案件，就算是國賠在法院打，我都噤聲，不說任何挑戰這個國家的話。

在無罪推定的隔天，我還是好難過。我很抗拒看八尺門，作爲一個非常關注這個議題的人，我還是必須要看，但那個感覺實在太像在工作。八尺門有一句話很打動我，就是當事人與救援團隊，你會看到他們之間關係的堅固，我特別可以感受這件事，但我的創傷被八尺門勾起了，我非常有資格講這句話是，#鄭性澤案我們風雨無阻紮紮實實探視了三年，#阿澤釋放後又跟我們共同生活三年，#但這個案件結束了嗎？沒有，阿澤最近受傷，第一個趕到急診的還是我。我代替國家，做了一件國家應該要做的事、還了要還給當事人的公道。我的人生跟他的人生幾乎交疊在一起，不只是六年。

小螃蟹接著說起在開庭時印象較深的事，他帶了一個行動電源，法院就當成在錄音；有個女生在綁辮子，被叫說不要綁辮子；有個學習律師在說話，被法官喝斥開庭要看自己而非旁聽席⋯⋯這些都看得出一些東西，也感受不到法院的嚴謹。無論是去監所或是去法院，小時候不禁都會感覺大人的世界好隨便，怎麼可以草率地做了決定，卻又抗拒去承認錯誤？當時就覺得大人也沒有他們講得那麼認真工作。

▌回到社會

小螃蟹說，回歸社會很重要，阿澤離所後住在魚麗的一個房間，他說自己就好像是去山裡看人家下棋，結果出來外面已經過了十年。他對高鐵、手機都非常驚訝，他有魚麗作為一個緩衝，他就比較有於於漸進式地適應然後回歸。

監所關注小組陳惠敏最後表示，有時也會感覺救援團隊跟家庭是兩個世界，前者可能會在救援後關係結束，但你一定也知道他會有一些創傷、關係也可能從救援團隊轉為朋友，這個關係可能會隨著救援結束而漸趨不穩定。當事人在監所成熟的時間，比在外面成熟的多，所以出監後其實很可能失去跟外界說話的能力，這也是司法系統、國家對國民留下來的傷害，你對這個人做了這些事，居然都不用負責、都沒有一套方法去接住他重新回到社會，甚而要求他表現出一個大家期待冤案當事人應該表現的樣子，視而不見當事人有很深很深的創傷。魚麗的經驗，在所有的救援行動中是很獨特的，也很全心全意耗神費力的，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阿澤所說的「沒有血緣的家人」確實接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