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保衛社會：當代生命治理的系譜

講者｜李茂生 教授（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名譽教授）

辦一場監所和談受刑人的展覽，沒有邀請李茂生老師，是奇怪的！小組在去年的展覽最後一場，就是由李茂生老師來做閉幕演講，講題是由小組指定，當然也是一種量身定作。請大家一起來溫習去年10月中，在剝皮寮陽光灑落落地玻璃窗的這場光與影的交會，直接說破透過被權力監控的不舒服帶來的竟是安全，檔案的建構成為人被認識的唯一方式，被取消的人已是保衛社會的說詞了，不只是被監禁者，也是你我。

必須保衛社會閉幕演講——《必須保衛社會：當代生命治理的系譜》，於去（2023）年10月15日下午舉行。講者是長期耕耘少年、刑事法與監所議題的臺大名譽教授李茂生老師。

監所關注小組陳惠敏在開場時就提到了她在大學時期閱讀傅柯著作的經歷。當時就讀土木系的她許多好友都是法律系，一起跟著李茂生老師閱讀傅柯的相關著作，而後來李茂生老師也持續地在法律系講授相關主題（當然後來也延展到權力系譜學和生命政治的阿岡本等）。事實上，必須保衛社會的展題，從文字上來看或許會造成誤解，而誤會整個展覽的觀點與方向，而恰好趁這樣的機會邀請李茂生老師來做一個完整的講題。

李茂生老師以前些日子結束的日本行作為演講的起手式，以旅程中所展現的諸多慣習，切入了規訓權力於日常生活的深刻影響。而無論是監視器、網路監控或者智慧路燈的提議，事實上無一不是規訓權力的展現與網羅，而在過程中，透過巨大的眼前利益，以換得被權力監控的不舒服感，而如此權力技術的展現，更可以在醫院中見到最具體與最原初的起源；李老師以醫院為例，處在醫院的病人與醫生，實際上都處在整個權力機制的監控之中，無論是身體健康素質或是手術過程與紀錄等，都可能作為個人，甚至政策部門的決定，而李老師也接續著在演講中重新溯源了醫學與死刑的交錯關係，從死刑執行與解剖學和醫學的發展關係，到政府試圖透過都市更新將墓地移往近郊的衛生考量，無一不是生命政治的發展過程。

而李老師也在演講中重新爬梳了生命權力與死的權力的區別所在，過往死的權力雖然以一種壓抑性的方式作用於個體之上，但若與君主保持距離便不再恐懼，事實上也有著機會遠離死的權力作用於自己身上的可能存在；而與此不同的是生命權力的展現，傅柯透過牧羊人對於羊群的管理，指出了生命權力的兩種作用，其中包括對個體的保護，以及對集體的引導。

而由此，演講從抽象的權力論述轉向了具體的案例實踐，李老師以監所中所實施的累進處遇制度為例，指出累進處遇制度透過在入監所時剝奪一切權力的方式，事實上正是透過Bios跟zoe的切割，試圖讓受刑人達致一種裸命的狀態，而當前的監獄實際上也正在進行一種實驗，一種要如何透過最低成本以維持人群基本存在的實踐方法。而監獄中的實驗，終究也將在實驗成功後回到社會進行運用，這從過往學校與醫院的例子中就可以見得，而所謂透過最低成本以維持人群基本存在的實踐方法，也會出現在遊民收容所，宗教性質的收容所與輔育院等。而當前的刑事政策正在試圖製造一群被社會排除的邊緣人，來讓我們覺得遵守法令是高尚的，讓邊緣人變成防衛社會的最佳高牆。

演講的最後，李老師提到，面對這些情勢，往往會有一群菁英份子說，應要維護人權，應該要透過憲法訴訟，但事實上問題最大的也就在這，我們相信比例原則，我們相信人權，但正義存在嗎？還是解決這個問題，下個問題又會出現。而在這樣的安於現狀中，人們可能會興起心懷一種期待，有一種未來的光明，但如果懷有希望，認為有進步的未來，如果你這樣想，你其實就是生命政治的被控制的對象。而作為法律人，#法律正是必須保衛社會中的核心的核心，我不革命，因為我不破壞法律，他背負很多人的期待，我也沒這個能力，但我會不間斷的刺激著他們，激起那些講著正義、人權保障的心理，在鬥爭的過程中，可以成就自己。而在生命政治的被歸訓的環境中，如果可以保留淨土，知道自己在哪，我想我可以活得比醉生夢死的人權保障者還開心一點。

李：教育－規訓。監視器：隱私換侵害保障，同意後利益歸零，回到監視社會。為何警察可以用153條搞這些人，監視器與網路監控。智慧路燈，醫院本身就是一個監控環境，資料、心跳等，醫生與病患都在監控之中，被記錄，而無法反抗，因為不被監控就會病死，所以此時就會把被監控的不舒服歸零。醫院的整個監控系統，做主管會有健康檢查，會發現自己不正常。做了以後，全台灣的資料弄上去，衛福部會控制糖分使用。監視下去改變人民生命狀態，往好的方向發展，就是生命權力，就是生命政治，18世紀末期，洗手與衛生，生命治理，沒有衛生就會感到羞愧，這就是國家為了保障社會。

衛生是從醫學開始。醫生開始洗手，法國一般人民死刑凌遲，斷頭台是人道，是死的權力。劊子手是解剖學的開展。醫學缺乏對於人體解構的理解。西醫一開始的元裡也是，如何固本以及了解與自然的關係，人與環境的調和，中西醫開始產生的變化是從德國人發明針筒，侵入性的工具開始，侵入性而非調和變成醫學的王道，而在此之前需要先了解身體的結構。死刑執行時可否讓我們（醫生）在附近看，甚至可以自行操作，而醫學與劊子手已經近乎沒有區別。問題是死刑受刑人沒有這麼多，所以他們去雇用流浪漢挖屍體出來（挖屍體是重罪），老醫生開始割屍體，大家都會看，醫學就在此環境中蓬勃發展。

法國政府開始都市計畫，讓都市乾淨，為了要讓都市中心的墓地遷到郊外，流浪漢去挖，野狗去咬，變得衛生不好，所以都市計畫把墳墓遷到郊外，有人去挖就是死刑，生命政治的起源，生命政治的第一步。

生命政治是權力運作的結果，一定有行為人與對象，但未必是有壓抑，權力是人際關係間流動的某種力量，需要做出某種部署，會形成一個很大的圖像，而這就是生命政治。傅柯在轉型後期，提出一個新的權力運作方式，從死的權力（明暗的對比，皇帝在不在皇位不重要，重點在於皇位的位置，肉身與皇位，是國王的兩個身體，而皇位更重要，眹即法律（施密特）），轉到生的權力。

以為選舉就是主權者嗎？

命令是依附於王位，王位是依附於死的權力，一種無可奈何的服從。但是死的權力，天高皇帝遠，只要不靠近他，皇權就不會落到你頭上。蠢貨就是蠢貨，不會因為民主制度就變成主體，人民在死的權力之下，只是作為被操控的對象，每個人都有恐懼，必須隨機執行權力，才會把恐懼極大化。一旦有人被監視與執行，其他人就會害怕。只要不怕，離得更遠，死的權力就不會落到你身上。

牙醫所創造的例外狀態，大家同意，因為大家會怕死。死的權力，一定與死亡連結在一起。明暗區別，無所不在。不要那麼怕，天高皇帝遠，不要碰到皇位，皇位行使者就不會在意。

另外一個權力。生命權力，牧羊人的權力。與監控這些不會混在一起，不是要你去死，而是要去掌握你的生活模式的權力運作，這一種運作模式，就是牧羊人的模式。牧羊時，每一個羊都要保護，個體保護、個體規訓。但是同時也必須注意羊群，整體的品質，所以要管草，不分個體差異，都必須要一體適用的羊群福利的提升。生的權力的兩種施行方式。

規訓與懲罰，只有第一章是談死的權力，後面幾張都是講生命權力的運作，就是生命政治。生命政治要用牧羊人權力的行使模式才會發散出去，他一開始只講個體，所以只借用全景敞式。1990年，巴特勒，談規訓，談佛洛伊德的超我本我與自我，深層心理學的模式，去解釋為何外部監視手段，會內化到被監視者的身體之內，並自覺是順從之人，監視使規訓內化至身體。

從監獄就可以知道，我們利用什麼方式去把一些概念內化到內心裡面變成人生的規矩，這是個體的規訓，每一隻逃出去的羊，我都不放棄，期待每一個人都有內化的規矩，監獄制度有一個台灣都還不放棄，恐怕未來只有台灣與中國會使用這個制度，「累進制」，進來就先剝奪所有，不是監獄主管監視你，是整個制度都在監視，主管自己也被監視。

學校，八角形課堂，老師被監視，明的監視，受刑人、同學則是暗的，從背後監視，跟圓形監獄一模一樣，學校就是監獄，監獄就是學校，要乖乖坐著，聽老師的話，人生就有光明，就會滲透到你的心理，要有成就感，你才會更愉悅地陷入體制，而這個就是點數制，就是剝奪至無，就是阿岡本的裸命。Bios跟zoe是可以切割的，生物性生存與社會性生存其實是可以在強而有力的作用下，被拆開來。從奧許維茲就可以看到。李維，介於猶太人與納粹間的存在，負責幫忙把猶太人殺死，猶太人因為都被殺死，所以其被害無法證言，只能找到李維代言。猶太人只剩zoe，李維則存在另一種bios。平常難以區分bios 跟zoe，但是從收容所跟精神病院可以看到兩種的分離，監獄利用累進制，首先把bios 跟zoe拆開，讓你知道zoe擺在那邊，讓你了解到赤裸裸的存在，國家只支給一次衛生紙等，未來要靠自己，自己去幫別人洗內衣褲。我去台中監獄坐無差別殺人事件，生命吶喊，無法知道他在說什麼，已經完全剩下赤裸裸的生命存在，他不是一個社會性，而只是一個物理性的生存，我完全聽不懂，但是看護聽得懂，說縱然聽不懂，但可不可以亂勾一下，然後給他200元，因為他沒有作業金，沒辦法生存，他無法幫別人洗內褲，國家給他一點用剩的牙膏，所有社會福利不會進去，只能由矯正署負責。

投票權，可以引起立法委員對監所的重視。

赤裸裸地剝奪以後，你只要聽話，給你生活跟作業、品德上的考核，可以升級，可以多買50張衛生紙，先把人權剝奪以後，你聽話再還給你，二等以後，可以假釋，但假釋不是聲請，權力在監所方，監所提申請，法務部核准，行政可以改變司法內容，我一直主張不要累進制，人民受刑已經透過自由的剝奪，與痛苦的負擔，不斷地贖罪，贖到差不多，應該把自由還給人家，至少讓人有申請的權利，很多人不去談，也沒人鳥你，請問大法官懂這些嗎？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知道怎麼反抗都沒用，所以開始服從，為了達成最終目標。學校的學分制也是如此。為什麼會對精神疾病覺得跟正常人不同，傅柯寫過一個短篇叫愚人船，以前精神疾患者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精神疾患是有著像是靈媒的地位，後來出現愚人船，開始產生排除，精神醫學於是誕生。

醫院學校都有累進制，以監獄做實驗，實驗後在帶出來，把想做回人的那種需求與內化後之服從。

新生活運動，整齊、清潔、樸素、確實、迅速，是哪種人需要的品格？就是生產線上的勞工，不是要求知識分子的生活規律，而是那時候要求台灣最需要的勞工，所以透過教育的方式，弄過一堆師範系列的奇怪老師，要求大家的生活。小蔣更可怕，他確實執行違警罰法第62條的罰則，對奇裝異服者，罰200元。他用處罰的方式，而不是教育的方式，就養成我這種性格，反政府性格。

個體的規訓很多。

把精神疾病貼上標籤，到巷子裡拿藥，對精神疾病的懼怕，就會讓你無法與精神疾病的相處，因為你怕自己患有精神疾患，所以你排斥那些可能證明與你相似的精神疾病的人群。

近幾年來的刑事立法，三振條款。

監禁模式到醫療模式到社會復歸模式。

台灣三個國罪——酒駕吸毒跟詐欺。

我們需要社會邊緣人，剩下我們被防衛住了，在牧羊權力中，我們畫了很多格子，法規會越來越細膩，一動就可能踩線，生活變得非常謹慎，一被處罰，貼上標籤，再貼上標籤，就到社會邊緣了。在自由世界中劃定所有生活規矩，小心的避開監視系統中去過生活，這種自由很享受嗎？國家會給你一些補償，而你會滿意於這些補償，生活品質提升。

監獄裡面有無做團體實驗？有，如何用最低成本，讓人渣可以活下去？這是監獄在實驗的事情，社會需要邊緣人，弄出厚厚一層，來讓我們覺得遵守法令是高尚的，我們一群穿著平民服裝的國民，他們都是穿著囚服的國民，但都只是小寫的subject，六秒鐘的主人，如此而已。這樣的團體實驗，也會在遊民收容所，宗教性質的收容所，輔育院等，這個實驗頗成功的，標準就是膳食費2000，生活補助費200。

台灣最新的電子監控外役監，裡面的舍房跟太子學舍同等級。

我們真的會讓他社會復歸嗎？讓邊緣人變成防衛社會的最佳高牆。

我們要如何反抗？

有一群菁英份子說，維護人權，憲法訴訟啊，但問題最大的也就在這，我們相信比例原則，我們相信人權，但正義存在嗎？解決這個問題，下個問題又出現。

除了安於現狀，會否心懷一種期待，有一種未來的光明，呼吸停了，身體在光明或在黑暗，因為我們懷有希望，認為有進步的未來，如果你這樣想，你就是生命政治的被控制的對象。

法律是必須保衛社會中的核心的核心，我不革命，因為我不破壞法律，他背負很多人的期待，我也沒這個能力，但我會碎碎念，激起那些講著正義、人權保障的心理，而在鬥爭的過程中，可以成就自己。

少年事件處理法，是一個成長空間的形塑。

在生命政治的被歸訓的環境中，如果可以保留淨土，知道自己在哪，可以活得比醉生夢死的人權保障者還開心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