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作金與健康權

講者｜薛煒育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專職律師、勞作金憲法訴訟案）

     洪士軒律師（安侯法律事務所）

憲法法庭在今（2023）年3月受理了一起陳姓收容人所提出的勞作金釋憲案，在10月7日晚上必須保衛社會展覽的第2場議題講座，就由該案的憲法訴訟案訴訟代理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薛煒育律師，以及安侯法律事務所的洪士軒律師，來和大家介紹監所內的勞作金以及健康權的議題，揭開大家以為知道但其實不知道的監所內正在發生的事。

此外，大部分人都以為在監所內都是搭囚車，事實不然，只有入監、移監或出庭時才會搭乘囚車，戒護外醫、返家奔喪等，都是搭計程車，包括兩位戒護人員，都是由收容人自行負擔車資。監所內現在雖有門診，然而要進一步的檢查儀器就必須要到外面的醫院去，光是交通費就會令人望之卻步。

薛煒育律師指出，確保囚犯重新融入社會是監獄行刑的目標，低廉且不具有技術的作業內容無助於社會復歸，且當人用勞力換取的所得額度不合理，也有損人性尊嚴。目前花蓮地方法院已有判決指出作業金不足3,000元是違法的，我們期待，以社會復歸為目標設計作業項目，透過勞動價值建立個人價值，受刑人至少要能符合最低標準。從監所關注小組的觀點，這涉及了基本的平等原則、標準明確性、生存權、工作權及人性尊嚴。大家不要忘了，2015年大寮監獄暴動六位受刑人的五大訴求之一，就包含勞作金過低問題。

薛煒育律師提醒，人權要建立在每個人的生活，尋求符合當事人的各種可能性。例如，監獄行刑法能否建立貧窮線標準？類似這樣的立法，也是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之一。

洪士軒律師指出，原則上收容人都強制參加作業，參加作業就要給勞作金，那勞作金到底是什麼呢？從監獄行刑法開始看，首先是工時的限制，跟勞基法時間是一樣的；加班是要額外申請的且會有加班費，我們可以思考看看，監所作業是不是跟在外面工作是有類似之處的？當然有些條文也有說在特定時間可以停止作業，像是連假或是其他個人因素。至於工作內容就會比較不一樣，我們是自己選擇的，但收容人是被分配的，並且大部分都是低工資的承攬加工。

那勞作金跟薪水可以劃上等號嗎？這樣想就會發現有個奇怪的地方，就是我們拿到的薪資，除了扣掉勞健保之外還要扣掉什麼犯罪被害人補償之類的嗎？不可能，但我們的勞作金是要扣這些東西的，扣一扣就變成少上加少。所以勞作金如果是工資，為何我們不全部給收容人？因為生活在裡面，很多基本生活條件是監所提供。那我拿到這些錢為什麼我不能自由處分這些錢？

回歸監所的作業目的，最重要就是希望讓收容人復歸社會，就是因為之前沒有一技之長，不會賺錢就進了監獄，所以作業是為了養成勞動習慣、出了社會可以好好工作。但是大家想，真要復歸社會應該在作業方面配合社會就業市場需求，比如做晶片啊，但這可能嗎？其實很難，畢竟要有師資投入，收容人也要有相對應的能力。所以我們應該提供什麼？落實社會復歸需要這樣的作業嗎？附帶一提，監所商城的東西之所以可以很便宜，是因為裡面的人力成本實在太低。

在這些作業下，收容人復歸社會可以做什麼？出來後他們可得到什麼？洪士軒律師從日本的制度開始說起。一開始入監調查，調查後決定處遇，其中作業的部分，最近的統計顯示監所勞動人口大概是3萬名左右，工作內容可能是木工、裁縫，跟台灣也算類似。比較特別的是，跟台灣過年會有花燈一樣，他們是會做神轎，因為日本高齡化的狀態，再加上技藝傳承斷層，所以記憶／技藝都在監所傳承，收容人都做得很好，監所什麼都沒有，最多的就是人力。在這個狀態下，很多勞力密集的工作就會進到監所。

洪士軒律師表示，你如果真的想讓受刑人復歸社會，就應該好好制定個人處遇，包含讓他們選擇適合自己的作業。但是在現在戒護管理的需求下，大家都做最簡單的、一樣的會最好處理，管理導向的發展勢必讓監所作業呈現單一化。同時，監所高齡化怎麼辦？日本同樣面臨這個問題，在監所也不乏從中壯年關到老年，之前去日本參訪發現他們最在意的是無障礙設施，可能扶手、止滑磁磚。

下一個問題，勞動後的錢是薪資還是福利金？若屬前者，原則上不能再抽成、扣款；若屬後者的話，其實會讓整件事變得很輕鬆，覺得是福利的話就沒差。我們的刑罰固然限制了收容人的自由，其他地方應該無法剝奪吧？但其實自由就是最核心的，很多伴隨的權利會從而消失。既然國家覺得作業是為了復歸社會，那其實國家應該多做點事吧。當你同時身為病人跟受刑人，監所最盛行的是皮膚病，最初的監刑法其實比較注重衛生，因為衛生好就不會有醫療問題，但在修法後，有針對條文做一些調整。

監所醫療的困境還有戒護人力的不足。如果是夜間，人力就更吃緊，如果你在坐牢，晚上想掛號被通知明天再看有什麼感受？如果你是收容人，你會怎麼想？

洪士軒律師說，日本現在的問題是什麼？是找不到醫生。醫生對監所醫療沒興趣，更想出去賺錢，更有可能有害自己未來職涯。矯正署也是有在努力，可能加薪，這短期可能有用，但也忽略了醫生在進行職業生涯考量的其他面向，並且也未必有足夠的預算。

監所關注小組陳惠敏則分享之所以會想要談日本，是因為在討論勞作金金額過低時，矯正署經常會以日本當對照組，指換算物價後相比，台灣的勞作金並不算低。另外，台灣官僚各司其職的狀況太明顯，監所就歸矯正署，衛福部不介入。之前小組去屏東監獄參訪時，有看過屏監的醬油班，當天正好有位收容人要出監，監所方要領錢讓他帶走，結果領了90幾萬。但這畢竟是少數。關於作業，各監也會有委外案量的地區差別，東部可能就不一定有作業可做。她認為，作業類別、技訓可以更多樣化，可能水電工之類的，或像是雲監也有在做太陽能等。對廠商而言，若廠商可以接受，收容人是非常「好用」的，日常管理由監所負責，收容人則會為了求表現非常努力工作。

針對現場聽眾詢問，當事人的憲法裁判聲請書「寫得很好」，律師是不是有協助什麼？陳先生的憲法訴訟代理人薛煒育律師就說，聲請案都是聲請人自己所撰寫，收容人在談到和自己相關的監所議題時，都是很厲害的。倒是今（2023）年5月19日去監所內和當事人見面時，發現當事人頭上有個瘤，詢問後知道有可能是一直延誤就醫所致。這也就是為什麼要將作業金和健康權一起談的原因之一。

「我要的不是3,000塊，我要的是尊嚴！」對收容人來說，對於監所內勞動的想像和自我期許，可能較監獄行刑法所宣稱的還要更接近勞動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