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部門中,預算的執行與管理一向是高度關注的議題。然而,預算的實際運用過程中,經常出現「管考成本」過高的問題,導致許多經費無法真正用於其原定的政策目標。特別是在一些政策的推動中,為了確保預算的「合規」與「有效」,政府不斷加強監督、考核的機制,導致了一條成本高昂的管考供應鏈。這種情況下,預算的「執行」似乎變成了一場「數據戰」,使得專案的初衷被稀釋,而資源的最終受益者,如弱勢族群、兒童照護或教育機構,卻難以得到應有的支持。
這種現象背後,究竟是出於善意的制度設計,還是管理習性的產物?我們將通過深入探討這一問題,並嘗試提出改善的建議。
在政府推動政策、執行預算的過程中,為了確保資金不被濫用,常設立專門的「管考」機制,聘用專案人員或邀請專家學者負責經費的監督與審核。這些專業人士的投入,雖然能提供專業的監管與數據分析,但也在無形中提升了行政成本。例如,某些政策需要聘請多名顧問來設計報告機制,或制定標準化的執行規範,這樣的設計雖然表面上增加了透明度,卻也增加了財務與人力資源的負擔。相較之下,這筆費用原本可以用來直接幫助預期受益的對象。
管考機制的初衷是確保預算的透明與效率,但實際操作中,管考成本的比例往往超出預期。例如,在某些預算專案中,執行團隊往往耗費大量資源於報告的編制、檢討會議的舉行,甚至於聘請專家進行第三方監督。這些活動雖能保證數據的正確性,卻可能導致資金的錯置,失去了政策推行的原意。根據相關研究,過度繁瑣的行政程序會降低公共資源的有效利用率(Olsen, 2018)。
導致管考成本高漲的另一個核心原因在於制度設計中的「不信任主義」。公部門對於下屬單位或執行機構的信任度不足,往往要求更為嚴格的檢查與報告機制。這種不信任導致了層層監控與考核的誕生,使得原本用於政策實施的資源,轉而分散到不同的管控環節中。這種現象,不僅導致效率低下,也讓許多創新的執行方式無法推行,因為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擔心遭遇更多監管壓力,從而選擇保守策略。
根據公共管理學者Hood(1991)提出的「新公共管理」理論,公部門的管理應該注重靈活性與結果導向,而非一味強調過程的合規性。然而,在實務中,許多政府機構卻陷入了對「過程管理」的依賴,反而使政策的推行變得僵化與無效。
在預算執行的過程中,另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是「數據戰」。為了迎合施政報告的需要,許多部門往往過度關注於數據的生成與呈現,忽略了政策本身的價值。數據的產出固然重要,但當一切的政策執行都被簡化為數字的展示時,實際的政策效果可能反而會被忽視。
公部門常因民意代表的質詢壓力,或上級的績效要求,傾向於「製造」看似美觀的數據報告,以確保專案能順利通過審核。然而,這些數據往往只是片面的成功指標,並無法真實反映政策的實際影響。例如,某些補助經費可能被要求以精確的數字來衡量受益者人數,但卻無法呈現這些受益者實際得到的幫助程度,或者政策對其長遠生活改善的影響。
這樣的做法,反而促使部門內部更加依賴標準化的執行規範,而不願意冒險採取創新手段來提升政策的效果。根據Peters與Pierre(2001)的研究,過度依賴「績效管理」制度,反而可能限制了公共政策的靈活性與創造力。
當每一項政策的執行都受到嚴密的監控與數據評估時,政府機構便會陷入「怕做錯事」的心理狀態。這不僅讓公共部門無法自由施展創新的政策手段,甚至可能產生「消極執行」的現象。這種情況下,專案執行者會選擇最為安全且符合現有標準的做法,而非根據現實情況,採取更具彈性的解決方案。
這種保守的政策執行風氣,使得許多原本具有潛力的創新方案無法推展,甚至讓公共資源的使用更為低效。正如Moynihan(2006)所指出的,公共部門的績效管理制度應該是為了促進改革與進步,而不是單純地限制行動的框架。然而,在實務中,許多創新思維卻因為害怕數據無法達標或管考無法過關,而被迫擱置。
預算執行中的管考機制,固然具有其重要性,尤其在確保公帑不被濫用方面,發揮了相當的監督作用。然而,當管考成本超過了其應有的比例,甚至對政策的實質推動造成阻礙時,這樣的制度便需要重新檢視與調整。
改善管考迷思的第一步,應該是建立更為信任的制度環境,讓執行單位能夠在一定範圍內,享有更大的自主權與靈活性。同時,應該推動「結果責任制」的實施,強調最終結果的效益,而非過程的每一細節。這樣可以避免因不必要的細節管理,增加行政成本,讓資源能更直接有效地運用到政策目標上。
第二,應該簡化繁瑣的報告流程,降低過度數據化的執行模式。這不僅可以減少管考成本,還能鼓勵更多創新的執行方式。同時,增加透明度,讓民眾能夠更直觀地看到預算的實際效果,而非被數據的假象所迷惑。
最後,應該積極鼓勵創新,讓公共部門能夠在政策執行中採取更具靈活性的手段。這不僅能提升政策的有效性,也能讓公共資源的運用更加高效。
Hood, C. (1991). A Public Management for All Seas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69(1), 3-19.
Moynihan, D. P. (2006). Managing for Results in State Government: Evaluating a Decade of Reform.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6(1), 77-89.
Olsen, J. P. (2018).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the Changing European Political Order. European Law Journal, 24(2-3), 143-164.
Peters, B. G., & Pierre, J. (2001). Politicians, Bureaucrats,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