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的靈魂為愛你而歌頌你」——奥古斯丁《懺悔錄》與西學的譯介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彭小瑜

西學在國內的傳播史中充滿著讓人驚奇的小故事，有些甚至帶有神秘色彩。

1998年夏，當我在寫成關於中世紀教會法的博士論文之後回國時，我開始比較系統地讀一些現代教會法的典籍和著作。1983年的《教會法典》是有現成漢語翻譯的，但是1917年的《教會法典》，出乎我的意料，竟然也有相當水準的譯本，根據拉丁文本譯出，出版於1943年濟南華洋書局。教會法雖然算是宗教學問，但是同時也是西方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西方法制史的主要傳統之一。但是以前我們已經有的教會法研究和翻譯成就幾乎完全被遺忘了，很少有學人知道有這個譯本。因為沒有被法學界和西方歷史文化研究領域的學者使用，1943年的譯本所代表的教會法研究成果沒有為主流的學術界所吸收和發展。大家經常談到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對中華學術文化的巨大貢獻，但是可能我們還沒有注意到的是，沒有這套書，我們顯然會丟失更多國內前輩學者文化素養的積累，而不僅僅是在介紹國外名家名作方面有更多缺憾。周士良先生1962年譯成、商務印書館於1963年出版的奥古斯丁《懺悔錄》可以很好地印證商務印書館在這方面的功績。

周先生的這個譯本在傳述奥古斯丁原意的精確性方面應是無可厚非，中文的表達也典雅流暢。譬如第5卷的第1節(見商務版第71頁)：「使我的靈魂為愛你而歌頌你，為歌頌你而向你誦說你的慈愛。你所創造的一切始終在歌頌你，從不間斷，從不緘默；一切精神體是通過已經歸向你的口舌歌頌你；一切動物，一切物質是通過觀察者的口舌歌頌你。」這段話的後半部分原先是一大長句，但是譯者將中文處理得很好，用分號斷成三個短句，避免了直譯為中文可能造成的冗長累贅的毛病，也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含義。

也是由這段話，我們可以說到《懺悔錄》中文譯本的版本和譯者問題。其實我們並不知道「周士良」先生是誰。這個譯者名是筆名還是真名是單個翻譯者的名字還是一些合作者所採納的化名這一切，我們都已經不知道了。由於年代久遠，商務印書館的編輯現在也無從查考。但是筆者注意到的是，2000年吉林省長春市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另一個版本的《懺悔錄》，署名的譯者是「應楓」。該譯者在書前的說明應該可以理解成，這是1948年在上海完成的工作，他所依據的是和周士良先生一樣的拉丁文和法文對照本Pierrede Labriolle校訂的版本。在前面提到的譯文裏有「觀察者」一語，應楓先生也用同樣的表達，可能是因為受到法文翻譯的影響我手頭無此版本，一時無法核對，而一些英文譯本則翻譯成「默想者」。但是讓我冥想的是，是否「應楓先生」是原來「周士良先生」的一個成員呢？是否商務的版本是應楓所譯版本的修訂呢？前者語言的精細優雅程度明顯高出後者。這些疑問，希望瞭解情況的讀者能夠提供給筆者和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們。解開這些疑問也會給國內西學譯介的歷史添加一些有趣小故事吧。

周士良譯的懺悔錄(簡體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圖片來源：豆瓣

周士良譯的懺悔錄(繁體版)，台北：商務印書館

圖片來源：博客來

商務版的《懺悔錄》有一個關於「作者和內容」的簡短介紹，字數不多，但是對奥古斯丁的生平和思想有十分貼切的說明，並且提到了「懺悔錄」這一書名翻譯的局限性，指出Confessiones不僅有悔罪的意思，也有承認和歌頌上帝的意思，與西方學者對此書名的主流見解是一致的。周士良先生也對全書的結構有清楚的介紹，將之分成兩大部分第1到9卷，和第10到13卷。這樣一個優秀中文譯本的出現並沒有立刻對國內早期教會和古代拉丁教父的研究起到明顯的推進作用。但是此書在改革開放以後的重印為國內的大學和研究生瞭解古代基督教歷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讀本。

我手頭的版本是1997年第10次印刷了，印刷的數量是15000冊。印數如此之大，其影響也可想而知。國內博士生和中青年學者中間現在開始湧現出一批研究奧古斯丁思想的專家，並且注重拉丁語的學習和拉丁文文獻的研讀。我知道他們中間有不少人是從讀周士良先生的《懺悔錄》開始對早期教會歷史有所認識的，也由讀此書窺見了奧古斯丁本人和他筆下人物栩栩如生的形象。周先生的翻譯具有很高的專業水準，其中凝聚了他對奥古斯丁思想和生平的理解和解讀。但是全憑了商務所組織的翻譯和出版工作，也因為《漢譯世界學術名著》這一平臺傳承和擴散西學經典的功勞，周先生的辛苦才得以為後學所認可，他的學養得以為他們所吸收和發展。商務人組織譯介和出版世界和西方學術與文化典籍的那一種苦心，那一種執著，那一種熱愛，也只能用奥古斯丁的話語來形容了「使我的靈魂為愛你而歌頌你。」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2005年6月9日

(此繁體頁面由Alypius重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