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球整年都笼罩在“疫情”之下，日常的生活和主内的交往、活动都深受影响。我数次想前去探望余弟兄都因这疫情而不得不断念止步。谁知晓时至岁末，12月20日晚上九点许先后收到刘、何二位弟兄传来的噩耗：余弟兄被主接回天家。消息来得突然，犹如晴天霹雳。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我的好弟兄、好尊长，心中隐隐作痛，思绪翻腾如潮。认识余弟兄是我的荣幸，时间不长，近十载而已，然所受教诲车载斗量。最使我得益的便是了解了“召会”。
可以说，余兄使我知“召会”：
我记得初见余弟兄是在盛夏的一个下午，地点就在Anaheim水流执事站的书房。那次也是一位热心的弟兄陪伴我和几位国内的学者顺便参观水流执事站而已，可是这位弟兄非要打电话给余弟兄前来亲自向我们介绍“召会”的基本情况。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没想到余弟兄还是开着车到了。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便是谦和、温柔、平易近人。言谈间并没有如我们所料大谈“召会”的跨世纪的历史、遍布全球的会所、执事站的建筑群、庞大的同工队伍、以及规模超大的聚会和丰富的藏书。他只是淡淡地告诉我们，“召会”就是一群蒙恩得救、忠心爱主事奉主的弟兄姊妹，所做的一切都有主的托付。除此以外便是有问必答，毫无拿腔作调的“领导”架势，可事先那位弟兄已经告诉我们余弟兄肩负着全“召会”的事工重任，并曾经身患重病现在依然体弱这么一位弟兄。他如此言行举止怎能不让我们对他肃然起敬---他属灵的生命悄无声息地震撼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我们离开后有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教授便在车上对我说，他从余弟兄身上感受到了基督徒的“见证”二字。
余弟兄因为那次与我的交谈中了解了我正在作的事工后，觉得有点兴趣。没过多久便亲自与几位弟兄一同参访了我们在Monterey Park的办公室。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几位弟兄中就有白信来弟兄。相比水流执事站，我们的办公室简直连一个帐篷都算不上，可是余弟兄及几位同行者就这么将就着找个地方坐下来，他们全都与余弟兄一样和蔼可亲。后来我有机会接触到了更多的“召会”弟兄，他们几乎全都是一样忠心爱主、热心事奉、为主奔走。
令我震惊的是在Anaheim参加了几次大型聚会，说是“大型”，人数之多5-6千人的聚会至少是华人教会之最，而且是说着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肤色、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人们相聚一起一连几天分享主的话语，可是彼此咋交流中又怎么能彼此听懂对方的话语呢？余弟兄带我走进同步翻译室，哇，二十几位弟兄姊妹同步翻译十几种语言，简直就是个小联合国啊！余弟兄对我说，“召会”的就是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不会花时间去与人争辩，只会花时间广传福音。
2016年二月，我有幸去台北参加了“全球华语福音聚会”，地点就在台北的南展中心。台北地窄，能够容纳几万人的展览中心却没有相配的停车场，仅有一个地铁站供人集散。三万多人连续三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聚会，地铁一次满员的运载也就最多两千来人，至少需要十五次的运载才能把三万人运抵会场。令人惊叹的是竟然没看到什么迟到的现象，而且秩序井然依次入场。早到的人自己在座位上读经祷告，晚到的人也悄无声息安然入座。聚会开始后，绝大本人都非常认真地聆听和纪录着台上每一次的分享。散会时也同样是依次离去，没有出现过一次拥挤或拥堵的现象。这是我一生从未见过的现象，要知道我们都是华人啊。除了军队之外，还有那部分群体能有这样的表现？会后我把自己的感受与余弟兄分享，他笑了笑说，“召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要时时刻刻为主作美好的见证，就如保罗所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界、天使和众人观看”
我在认识余弟兄之前也曾听说过“召会”。多得是抨击的语词，最多的是所“召会”排斥“宗派”而自己却成了最大的“宗派”。2000年我在达拉斯牧会时，有一位弟兄曾经送我一个光盘，里面储存着倪柝声弟兄的全部著作和讲章，我认真地读了一遍。从那时起就觉得这样指责至少是误解了倪柝声弟兄的初衷。从倪弟兄讲道的主要内容来看，它主要集中在基督徒的灵性生活上。专门针对“宗派”问题的论述很少，主要也是为“教会的合一”而感而忧。事实上，“宗派”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福音留给中国教会的一大“遗产”，中国教会也因此彼此之间壁垒森严难以合一。以至于主的名受亏损、福音被拦阻。倪柝声面对此状况而提出“不要宗派”的主张。他期盼众信徒能够脱离各种宗派的立场，进入“地方教会”主张也真是为了“教会合一”。我与余弟兄每每提到这些话题时，余弟兄常用淡淡的一句话回答我：从倪柝声弟兄开始到李常受弟兄，“召会”始终不把精力放在与人争辩上，而是坚持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灵里的合一。言简意赅十分明了：“召会”从不纠缠于“神学”的争辩，走“恢复当初”教会道路来践行神对“召会”的托付。近十年时间中我与余弟兄的交通中极少听到他对其他教会的批评，而只是常提到“召会”的使命---主的恢复。
除此以外，倪柝声未曾宣称信徒在宗派中聚会灵性就一定低劣，同样的也没宣称信徒在聚会所中聚会灵性就会比较优越，或者聚会所有神独特的启示。在此阶段并没有足够证据显示倪柝声赋予“地方教会”在灵性上的优越性。
他在1936年十月廿日福建厦门鼓浪屿同工聚会中曾经这麽说：“……但主给我看见他的旨意，是要所有得救的人，站在地方合一的立场上，代表神在地上的教会，来为他做见证。只是有些同工，对於这个看法，并不同意。我专心查考使徒行传，我看见神的心意是要在各地建立教会。对这件事，我有清楚的亮光，明白他的旨意……主给我的启示非常清楚，他不久要在中国大小城市兴起地方教会。我闭起眼睛，那景象就呈现在我眼前。”倪柝声在《教会的正统》一书中进一步阐明他超越宗派之上的胸怀：“要看见和我同样的弟兄 相爱的，就是宗派，就违反了弟兄相爱的见证。”“…你们要清楚爱弟兄自己，和爱这位弟兄所爱的宗派，乃是两件事。”“爱整个的教会，只因着他是弟兄就爱他，才是爱弟兄。”
我不是“召会”的弟兄，余弟兄一样爱我，他身体力行见证了“召会”的精神传承。我从倪柝声弟兄的讲道和文章中读到了“主的恢复”之真理，但是却从余弟兄身上目睹了活在“主的恢复”中见证。
余弟兄不仅使我心中的倪柝声弟兄活了，而且还帮我清除了对李常受弟兄的层层迷雾。我们生活在中国大陆，从小就是在批判一切的政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就是倪柝声弟兄的大名，我也是知道1990年才有机会听闻。我当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那年的四月初，上海市劳改局希望我们研究所能够派两位研究人员去白茅岭劳改农场给管教人员讲授“犯罪心理学”和“社会学概要”来提升管教人员的基本素质。课余时间在管教人员陪同参观监狱时，管教人员曾经在一排牢房前特地指着一间牢房对我说，这里曾经关押着以为大名鼎鼎的宗教人士，他叫倪柝声，还问我知道不知道这个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倪柝声的名字。
可是李常受弟兄的大名确实到了美国以后才听说的，也是余弟兄帮我真正知道了李常受弟兄。2010年我们与台湾中原大学合办学术会议，余弟兄不仅带领诸位召会弟兄参加了我们的学术会议，恢复还让召会的弟兄带领我们参观了“信基大楼”，我们在大楼的展览厅不仅了解了“召会”历史，而且还通过视频聆听了李长受弟兄的分享。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了李弟兄的声音，看到了李弟兄身影。想不到眼前这位慈祥和蔼的老人家就是长期被妖魔化的李长受弟兄，他那炯炯有神的眼光闪烁着智慧的亮光，沉稳的声音加上吐词清晰表明了他的自信，我深感震惊。当晚回到住宿就急忙翻开《李常受先生行谊-访谈录》，才对李弟兄的生平及其事奉有了初步的了解，才知道李弟兄在1986年翻译新约圣经恢复版时为忠实原文而把“教会”译作“召会”。不是简单地词语变换，而是包涵这对神的深刻领受：特别凸显“神”是“一”这个特性：“三一”真神一直是一，行动也是一。父是源头、灵是凭藉，子是目标。三位一体的奥秘不是为了道理的探究，是为了将神分赐到人里面，成就神的经纶，就是产生“召会”。如此“召会”所承担的使命也就跃然在名称之内。
回到洛杉矶后不久，余弟兄与我数次分享他与李弟兄同工的经历和李弟兄对圣经的亮光。有一次，余弟兄还特地带我去参观了李弟兄的故居。看到了李弟兄生前的饮食起居我又一次被震惊了：不仅纸砚笔墨整整齐齐地展现在书桌上，而且连领带袜子、内衣衬衣、外套大衣也整整齐齐地挂在衣柜内，或陈列在抽屉内。余弟兄告诉我，又一次李弟兄在参加聚会时忘了领带了，要余弟兄帮他去拿。指明该领带是在橱柜的第几个抽屉打开后从左往右第几个便是那颜色的领带，余弟兄到了他家便按图索骥，果然就是李弟兄所说的那条领带。这让余弟兄很震撼，我听了这故事更受震撼。真是李弟兄这种凡事都有细致周密的计划、有条不紊的安排、按部就班的处置这样的品格才成就了“召会”1949年迁台后出现稳固的同工配搭架构、“井喷”式发展的势头。李常受弟兄在我面前不再是一个瘦弱的老人家，而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他不仅高大了，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弟兄。我再读他的书、听他的分享就如同耳提面命一般。
余弟兄告诉我，李弟兄和倪弟兄两人并没相差几岁，可是李弟兄却一直以晚辈自称，他们之间传承的纽带便是共同承担着上帝的“经纶”。倪弟兄并没有使用“经纶”一词，但是倪弟兄强调“神的拯救”和“属灵的生命”。“经纶”是李弟兄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主日分享中就Economy这个词语反复推敲才逐渐形成的一个“汉语”表达。应该说，这是《圣经》汉译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他第一次使用“汉语词汇”来精确地转译了《圣经》中从希腊文到英语所表达的上帝旨意的关键词汇。从倪弟兄到李弟兄属灵生命和事奉薪火相传的见证就是《恢复版圣经》。打开恢复本圣经，，主译者在首篇简说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新约圣经恢复本，乃以华语中最通行的国语和合本为参照，尽力保留其语体、节奏以及人地名音译，各面的优美，并以英语中所有权威译本，以及华语中所有寻得的其他译本为参照，不但为得借鉴、启发，也为避免偏见、误断、凡较佳辞句，无不尽力采集，务求圣言中的启示，能在华语中，得到差异最少，达意最准的发表。” 《回复版圣经》是地地道道的汉译圣经正典之一，是从倪弟兄到李弟兄对上帝的“经纶”从初步领受到完善表述的见证。只要认真地读一读，一切不实传讹之词也就不攻自破。
余弟兄在与我的交通中多次提到，他的一生的努力就是要让世人了解从倪柝声到李常受的薪火相传的属灵传承、对于生活在大陆的人来说，使他们了解一个真实而又全面的李常受弟兄。余弟兄在推广“召会”同样功不可没。
我在认识余弟兄之前，我所听到的“召会”是个不与外人接触、甚至极端排斥“外人”的组织，似乎还遮盖着一层厚厚的幕帘，显得十分之神秘。余弟兄让我看到“召会”完全不是如此。余弟兄不仅参加了我们在台北与中原大学的合作会议，而且2015年10月在台北“信基大楼”举办了“死海古卷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邀请了台湾岛内所有的神学院和各宗派教会代表参加，而且还有来自以色列、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高校的学者参加，甚至向社会开放。与此同时，还举办规模宏大的图书展，所展书籍不只是“召会”出版的图书，几乎包含了所有基督教华文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
余弟兄对我说，“召会”从来就是开放的，对于那些无端指责、批评、甚至攻击，套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被人去说吧！”这个风格从倪柝声弟兄开始就是这样。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在基督教会内刮起“三自运动”的狂飙时，吴耀宗曾经邀请倪弟兄参加“三自”运动。倪弟兄回答说，“我们早就‘三自’了。”确实，“召会”不仅是最早开始“三自”，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三自”。“召会”的特点就是“自养---不靠西方差会支持，自传---自己从圣经领受后与弟兄姊妹分享，自管---个教会产生的长老管理带领”。倪弟兄所说的肯定不是吴耀宗所说的“三自”，其后果可想而知。
余弟兄思想深邃、目光锐利。他常常三言两语就点到问题的关键。记得2016年我们借北美华神举办“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我邀请余弟兄参加，他不仅参加，而且还积极参与合办。记得余弟兄那次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言中一句话不仅点中了“基督教中国化”的要害，而且还点出了“召会”的主要特点，他说：中国提倡“基督教中国化”实际上是“去西方化”，我们“召会”不是去西方化，而是“去宗派化”。
余弟兄也是个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他热爱中国文化且涉猎广泛：从考古到文献、从历史到经典、从文学到宗教他都兴趣盎然且不乏精辟之见。我曾经把“三星堆”文化的影像资料带给他参考，没想到他第二次再见到我时就滔滔不绝地与我讨论起来。2017年良渚文化考古发现也让他兴奋不已。也与我几次提到西安的“碑林”和中原的古迹。我曾想趁他2019年在上海治病几个月的时间，陪他去西安看看碑林，去洛阳龙门石窟走走、去成都浏览一下“三星堆”遗址、也去他自己家乡看看时顺便在“良渚文化遗址”逗留片刻。无奈他的体力实在不允许了却他的心愿。他一直鼓励我要把我们的事工坚持下去，认为我们的事工是很有意义的。我相信，如果上帝再让他在世上多呆十年的话，他一定会在基督教平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提出更宝贵的建议、甚至会有很大的作为的。
最后，到时他带我去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监狱的围墙外特意只给我看“那就是当年倪弟兄关押的牢房”。我顺着的手指的方向看到了那扇窗户，心中无限伤感。余弟兄没有如我那样，只是淡淡地一笑说：我们事奉主的人，为主受苦是理所当然的，被主接走也是迟早的事，只是主为每个人预备的方式不同而已。从他坦然的表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早已做好了随时见主面的准备。
如今，余弟兄真的走了，离开了我们去了他早已准备去的地方了。直到今天我还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一想到他在世每天的日子行走不便常靠轮椅、进食不便常难下咽、体力不支常要卧床、说话久了会倍感疲惫。主接他会天家也是卸下了他身上的重担，好的无比。我还是盼望他再给我多点时间，使我对‘召会’有更多的了解。当然，我还是要感谢主，因为正是余弟兄使初知“召会”。
余弟兄，安息吧！ 后面的路，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一片苦心！
李灵（博士）
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总干事
《中国基督教研究》杂志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