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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儀儂/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陳泱琦/東吳大學政治系學士生
※本篇獲「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東吳政治學報》延伸閱讀：
在當代社會科學界，學者Charles Tilly的「戰爭製造國家」是頗具影響力的觀點。Tilly認為歐洲現代國家的形成，起源16至18世紀後，各國君主由於戰爭動員的需要，將封建體制逐步汰換，當時多場大型戰役促成歐洲各國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機器，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至此出現在人類眼前。[1]
不過，近期史丹佛大學政治系教授Anna Grzymala-Busse發表在政治學頂尖期刊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文章，提出一個新觀點修正Tilly的解釋。在今年美國政治學會年會將召開前，學會並宣布該文獲頒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當年度(2024年)最佳論文獎。Grzymala-Busse在該文主張，要理解歐洲近代國家的形成，必須找回中世紀的宗教政治(羅馬天主教會)，對當時歐洲國家體系趨向分裂的長久影響，並重新評估Tilly「戰爭機器」國家理論的侷限。
1.「戰爭國家」論與歷史解釋的不一致
Grzymala-Busse認為，Tilly的觀點其實與歐洲的歷史經驗有極大差異。她指出三點與歷史經驗不符合之處：一、歐洲的政治分裂(political fragmentation)是種歷史的結構特徵，相當穩固(見該文圖一)，但Tilly把這視為一種羅馬帝國崩潰後短暫現象。二、約在中世紀中期後，類國家的機構(如：稅收體制、法院、議會、官僚機構等)就已出現，早於Tilly所認知的現代國家建立時間。三、戰爭對國家有時是負面效果，還使國家崩潰。如法國是歐洲最早的幾個民族國家，國王擁有強大的稅收與戰爭機器，但頻繁戰爭與稅收壓力，最終觸發18世紀的法國財政危機與革命。Grzymala-Busse因此認為，我們要回到中世紀(1000–1350)時期，理解羅馬天主教會的角色，因為中世紀的政治分裂，是教會刻意造成的狀態。
這篇文章的觀點認為，羅馬天主教會是當時最強大的政治行為者，中世紀的歐洲世界是教會與王權之爭，不是國與國之爭。跨地域的教會為了維護自主權，刻意分化世俗權力，扶植國家內部次級政治力量(國王下的封建領主)，也阻止大一統帝國的形成與擴張（如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中世紀天主教會常藉由各種政治動作，如：與不同國家的領主建立結盟關係、發起宗教動代理人戰爭聲討國王、介入地緣政治糾紛、或發起大規模武裝朝聖活動（十字軍東征）等行動。透過這些動作，削弱君主的財政與軍事能力、轉移其資源與注意力，維護教會在基督教世界的主導權。Grzymala-Busse因此主張，天主教會有意識維持一個分裂的歐洲，這使歐洲長期形成一個多元競爭的國家體系，不像同時間的伊斯蘭與東亞世界，有一個強大的帝國。因此，是政治分裂的壓力，使國王與領主必須強大，國王與領主們開始學習教會的制度，以維持領土內不受干涉獨一的權力，動員臣民為己服務與武力擴張，國家在這樣過程建立了。因此從歷史與制度角度，羅馬天主教會才是現代國家的根源。
2. 本文實證分析
Grzymala-Busse就此發展本文研究假說，她主張：「中世紀由羅馬天主教會教宗發動、資助或介入的政治與軍事行動──她稱之為教宗衝突(papal conflict)──削弱了強勢世俗君主，長期導致中世紀各國統治疆域的碎裂化 (territorial fragmentation)」。為了驗證這個假說，她使用歷史GIS資料建立了一個跨越1000–1800年的大型歷史地圖資料庫。首先，根據歐洲歷史地圖劃分為固定100公里×100公里空間網格(grid cells)，並將每一年視為一個觀測單位，形成約105,000筆的「網格–年份 (cell-year)」觀察值。再來，這個空間化的資料集量化每個網格地點在各年份的政治邊界數量、是否發生教宗衝突、是否有世俗衝突，及當地城市化程度、是否有議會制等這類可能也影響領土碎裂的區域特徵變數。最後，在後續迴歸模型分析中，這些事件以5年內滾動窗口計算，在每個網格中加總次數，本文關鍵的解釋變數為教宗衝突(papal conflict)，[2] 依變數為領土碎裂化 (fragmentation)──以網格區域內有多少政治權威來測量。[3]
主要迴歸模型皆顯示(見該文表一)，教宗衝突 (papal conflict) 都與領土碎裂化有正向且統計顯著的關係。Grzymala-Busse還切分不同時期資料進行分析，以檢證其他因素對領土碎裂化的影響。她首先假定，教宗衝突是中世紀領土衝突的主因，而在近現代，領土衝突的主因可能會改變。就此，中世紀時期(1000–1350)模型納入了議會制與城市化等區域控制變數後，因果關係仍然穩健；模型另外加入了世俗衝突 (secular conflict) 這個變數，世俗衝突用以衡量某地在過去 150 年內是否發生世俗的武裝衝突，作為與教宗衝突的比較。模型顯示世俗衝突與領土碎裂化負相關，但未達統計顯著。
在近代早期時期(1450–1750)模型，教宗衝突與領土碎裂化同樣維持正向且統計顯著。世俗衝突（這時期發生多場大型戰役，如三十年戰爭、英國清教徒革命等）對碎裂化的影響仍是正向的，Grzymala-Busse還做了一個控制該區域是否為宗教改革區域的迴歸模型(見該文表一模型六)。[4] 模型在控制宗教改革變數後，世俗衝突達到統計顯著，Grzymala-Busse解釋這意味雖然教宗衝突的頻率下降了，但新教發展加劇世俗衝突的頻率，也造成更多領土爭端。[5] 顯然地，模型分析與Tilly解釋的相悖，她主張正是這時期戰爭的頻繁，造就歐洲現代國家的出現。
本文圖三更好說明教宗衝突與世俗衝突不同時期的消長趨勢。教宗衝突（藍線）在 1100–1350年最活躍，之後逐漸消失；世俗衝突（紅線）在中世紀較低，但自 1400 年起急遽上升，在17世紀達到高峰。結合本文模型觀察，我們能發現不管是哪種類型衝突，其實只會加劇領土的碎裂化的趨勢。
3. 可能的對立解釋
Grzymala-Busse在本文模型分析還納入多個變數，排除可能的對立解釋，進行穩健性檢定(robustness checks)。這些變數包括：（一）宗教改革區(Protestant regions)：檢驗近代早期新教改革是否加劇區域碎裂。(二）長子繼承制(primogeniture)與中世紀公社(commune，或稱自治市)的興起：這些制度部分受到教會規範與支持，被認為可能影響領土整合或促成地方自治。（三）十字軍東征：檢驗教宗號召的跨域軍事行動，是否透過消耗國王財政與軍力、轉移其對內統治。（四）神聖羅馬帝國統治疆域：捕捉大一統政權出現，是否能抑制政治分裂。大致上，這些因素控制後，仍未破壞本文的主要假設。
4. Tilly重返教會之後？中世紀教會史還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認為這篇文章展現Grzymala-Busse以宏觀歷史突破Tilly觀點侷限的企圖心。不過，本文可能有一些潛在的研究方法問題，觀點與學界對中世紀的理解也有差距。
在研究方法部分，本文嚴格來說仍沒有否定Tilly的解釋。而從實證結果來說，本研究只是顯示教宗衝突與領土碎裂相關，但仍不足推論中世紀教宗衝突與近代國家形成之間的因果關係鏈。本文在模型也欠缺一些近現代國家能力指標的測量，如：稅收能力、法院、現代化軍隊、官僚機構等。[6] 這使得 Grzymala-Busse 分析仍停留在「碎裂化過程」的層次，未能連結到 「國家能力生成」的議題。另外，Grzymala-Busse其實也承認中世紀歐洲原本就是一個政治高度分裂的世界。在這意義上，本文的因果辨識策略，也無法證明如果沒有羅馬天主教會這個因素，中世紀的領土衝突是否會更嚴重。
但假如羅馬天主教會從未出現，Grzymala-Busse 的理論是否仍然成立？問題很難回答。但幾乎能說，中世紀羅馬天主教會的壯大，是建立在王權扶植的基礎上。
首先，我們對中世紀歷史的認識是，羅馬帝國崩潰後，日耳曼封建君主試圖利用教會這個前帝國時期唯一的官方宗教，建立政權合法性，並借用教會的官僚與文化資本來擴張王權。這之中最具代表性即法蘭克人一度建立的大一統政權：卡洛林帝國、及繼承者神聖羅馬帝國。這些君主透過教會取得「羅馬人的皇帝」稱號，獲得帝國繼承權，並以神權統治抑制疆域的地方割據（在封建秩序下，帝國領土由領主分封的「采邑」瓜分），持續扶植在基層有信仰實力的教會。君主還藉由任命地方的主教來監督與制衡領主。因此，教會的制度化過程不是挑戰王權的產物，而是王權治理的延伸。[7]
中世紀歷史告訴我們，封建帝國與羅馬天主教會原本是共生關係，當帝國君主統治力衰弱，無法抑制疆域的分崩時，教會才有獨立性。當時教會持續介入帝國內部的統治糾紛（很大比例是各地領主繼承的糾紛），強化其作為仲裁者的角色。教會的教宗與地方主教還與領主一樣，取得專屬領土。[8] 當教會有更多介入世俗事務的能力時，帝國崩潰後的次級政治實體君主（領主）們，又持續介入教會運作。在11至12世紀，爆發多場各國君主與教會對境內主教的敘任權爭奪(Investiture Contest)，君主與教會互相奪取統治境內的聖職任命權和授予權。[9] 另外，中世紀的君主(領主)們認識到，掌握教會將有更多權力，也能得到跨國家體系的影響力。至此，中世紀貴族爭相將次子送入教會以掌握話語權，教宗選舉淪為貴族權力遊戲，聖職買賣與家族壟斷現象屢見不鮮。從這角度來看，當時的羅馬天主教會，已緊密嵌入(embedded)整個歐洲貴族的家族關係網絡。
我們可以從文藝復興政治思想史的經典《君王論》找到教會世俗化受貴族野心吞噬的故事。切薩雷·波吉亞(Cesare Borgia)是教宗亞歷山大六世公開承認的私生子，也是馬基維利筆下集狡詐與美德於一身的君主典範。 他原被認為將繼承父親的聖職，卻以樞機主教還俗，率領教宗國軍事行動，短暫統合義大利北部諸邦，使教會權力幾乎轉化為世俗君主的霸權。然而，他的擴張行動完全出於波吉亞家族的世俗利益與領土野心，與宗教使命毫無關聯。隨著亞歷山大六世的驟逝，他的功業也隨之崩解。[10]
切薩雷·波吉亞的故事，象徵教會世俗化野心的脆弱與侷限。也提醒我們，不是教會製造了歐洲的分裂，而是教會一旦介入政治，就被各國貴族與君主的權力網絡所綁架了。自文藝復興以降，學會掌握區域教會資源的世俗君主，就能建立起更高效的行政與軍事體系，投入新一輪霸權競逐。最終，羅馬教廷與教宗如同神聖羅馬皇帝一樣，抑止不了這種內部分裂，喪失了跨域影響力。[11] 而各地教會要不被興起的新教力量吞噬，要不被君主所控制。羅馬天主教會最終失去了歐洲。
5. 結語
就像據說出自切薩雷・波及亞之口的拉丁諺語：「不為凱薩，寧為虛無」(Aut Caesar, aut nihil)。歷史告訴我們，中世紀羅馬天主教會的力量生於凱薩，也終於凱薩——它既是王權擴張的產物，也在王權與貴族編織的權力網絡逐漸失去自主性。不過，Grzymala-Busse作品仍啟發研究者應持續投入中世紀的教會史、政教關係與菁英網絡的討論。Grzymala-Busse的獲獎也鼓勵政治學界，未來關注歷史國家形成的議題將更受到重視。[12]
※註腳
[1] 現代意義的國家體制可能包含以下面向，包括：一個有效率的官僚體制，具專業軍官與文官的政治菁英集團、具汲取力的稅收體制、民選議會與法院的憲政體制設計等等。
[2] 主要解釋變數加總統計四類事件：教宗發動的代理戰爭(wars by proxy)、教宗發動的武裝朝聖運動(crusades）、教宗罷黜世俗君主(Papal depositions of secular rulers）、教宗直接領導或資助的軍事攻擊 (papal-led or financed attacks)。
[3] 作者以某網格被多少條國界切割來衡量碎裂化──如果一個網格完全屬於單一國家，碎裂化值為 0；若同一格內跨越多國邊界，值就大於 0。
[4] 新教區域(Protestant regions)編碼為1，反之則為0。該文表一模型六中仍控制了教宗衝突變數，但在加入新教區域後，其係數不再顯著。Grzymala-Busse解釋，早期近代的教宗衝突多與新舊教勢力對抗有關，因而新教區域變數吸收了教宗衝突對領土碎裂化的大部分解釋力(pp. 98-99)。參照表一模型分析也可發現，兩個變數因在時空分布上高度重疊，出現共線性問題，導致教宗衝突在估計時被模型自動排除(omitted)，Grzymala-Busse在該文註29另外解釋她如何處理這個共線性問題。
[5] 世俗衝突變數統計了區域內的各類武裝衝突（無論宗教或政治性質），宗教改革期間的新舊教戰爭也因此被納入計算。這使得早期近代（1450–1750）階段，世俗衝突與教宗衝突兩個變數涵蓋多場相同的戰役。作者未否認這點，她強調這些衝突延續了中世紀以來「宗教代理戰爭」的模式，只是其形式轉化為新教與舊教的對立。她認為這種轉變未破壞本文的理論假設，反而說明宗教分裂的結構性遺產如何持續影響早期近代的政治碎裂化(pp. 97-99)。
[6] 研究有控制議會制與都市化兩個變數作為國家能力的測量，但這兩個變數不是在所有模型估計顯著，作者也未沒解釋這兩個變數與主要解釋變數教宗衝突有沒有潛在的因果關係(按本文的理論應該會有)。
[7] 關於這段歷史，我們建議可以閱讀沃特・席代爾(Walter Scheidel)的《大逃離：羅馬帝國滅亡如何開啟現代經濟大分流》一書。
[8] 這之中最著名的即「丕平獻土」事件，北大義大利地區的領土劃歸教宗管轄。教宗的世俗權限自此擴展到羅馬之外，「丕平獻土」還為中世紀教會干預世俗事務賦予了法理權力。
[9] 政治學者對於敘任權爭奪有很多討論，如Bueno de Mesquita把這事件視為是王權與教權的「重複賽局」，以王權勝利告終，王權演化成現代國家的雛形。Møller批評這種觀點忽略歷史現實，王權與教權間時常推翻既定協議，敘任權爭奪大部分時是教會勝利，君主多數時失去境內主教的授職權。Grzymala-Busse因此也將敘任權爭奪事件，視為教會權力的上升期。相關討論見Jørgen Møller. 2024. “Getting the Context Right in Quantit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Case of the Investiture Controversy.” Journal of Politics 86(3): 1083-1086.
[10] 波吉亞家族是歷史上典型的教宗家族。包括亞歷山大六世在內，家族出過兩位教宗，及多位樞機等高階聖職人員。他們家族透過染指教宗國財富，成為義大利最顯赫的家族之一。和其他家族不同的，波吉亞家族發源自西班牙，不是義大利的本土家族，後者典型代表如佛羅倫斯的梅迪奇家族。因此，切薩雷·波吉亞的軍事行動多集中於確保家族在羅馬涅（Romagna）的領地繼承與貢稅控制，反映其為霸權而非神權而戰。
[11] 這種事件的代表即10世紀後由教會改革派發起的克呂尼改革(Cluniac Reform)。改革初衷是少數僧侶不滿教會貪腐的亂象，鼓勵僧侶遠離俗世、遵守清修與禁慾主義。克呂尼改革促成不少不受教羅馬教廷管轄的獨立修道院，地方領主也無力控制這類修道院。但一些分析指出，克呂尼改革促成西歐11~12世紀不受封建體制束縛的獨立「自治市」，「自治市」瓦解了建體制的莊園經濟，促成自由市場與中央集權的現代國家。關於克呂尼改革促成自治市興起的研究見Jonathan Stavnskær Doucett, and Jørgen Møller. 2021. “The Collapse of State Power, the Cluniac Reform Movement, and the Origins of Urban Self-Government in Medieval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5(1): 204–23.。
[12] 同樣性質刊登於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文章，還有本站引介由哈佛政府系教授王裕華討論宋代菁英網絡關係如何削弱國家稅收能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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