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筆者在多年從事調查員的工作之後，因為還承辦過線民訓練的業務，所接觸的內幕要比一般的調查員多，相當清楚台灣所謂的「民主運動」是怎麼一回事，因為知道一切完全都是騙局，實在也沒有興趣去多接觸，也一直認為一般的人民應該也都會了解才對。
基本上，調查局對我們的教育是相當成功的，儘管調查員之間偶而把酒言歡之時，多少也會提起一些內幕情報，但是對我們圈內人而言，都只算是一些司空見慣、不足為外人道的芝麻小事，往往都只是一笑置之而已。面對圈外的人，我們通常都是絕口不提，因而這些訊息對外也就有了相當良好的隔絕。由此可知，調查局的這種隔絕秘密、防止串聯的基本訓練，事實上是作得相當成功的。
一直到筆者到台灣之聲，開始揭發一些調查局無法無天的作為時，筆者才赫然發現，外界民眾對調查局的所作所為竟然完全不了解，而且當筆者在述說一些老生常談的調查局運用線民內幕時，才發覺聽眾的反應，竟然是無比的強烈，甚至因為衝擊太大，還出現了認為筆者是在造謠破壞的說法。當然這一部份也可能是調查局發動它的線民，在幫調查局護盤滅火，而大部份人的這種激烈反應應該不會是假裝的，這時筆者也才算是真正領略到調查局欺騙人民的手法有多高明，因而更決心要揭發更多調查局不為外人知的謀略作為，讓生活在台灣的所有同胞，不要再繼續受騙下去。
二、民進黨在圓山大飯店組黨的過程
在此要揭發的一個世紀大騙局就是：「民進黨當年在圓山大飯店組黨時，國民黨竟然一無所知，等到組黨完成時，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國民黨就算要抓人，也已經來不及了。」的這種說法。
首先，我們先來參考一下當時擔任蔣經國侍衛，綽號「鐵金剛」的事實敘述：
鐵金剛口述歷史：
個人曾經擔任士林官邸的無線電隨從，服侍過兩位蔣總統，警衛隊是蔣氏家族來台之後，多年以來一脈相承的一個特殊警衛系統，在全台灣，所有總統要前往的地方，都是由警勤中心先行直接通知佈崗、安排所有安全警衛事宜，幾乎所有的單位對我們都是要直接聽命、接受指派。李登輝總統當年還是副總統時，對警衛隊的護衛方式表現得相當的排斥，不希望老是看到警衛隊的人老是在眼前出現，而警衛隊為了要達成護衛的任務，就要經常化裝成一般平民，混在人群中暗中遠遠的保護，有時也會拜託調查局的人來支援幫忙。當他繼承總統以後，曾經一度也刻意要換掉舊有的一批人，用他自己安排的人來代替，不久之後就發現他們到處碰壁，行程聯絡安排的問題也層出不窮，最後逼不得已，只有再重新啟用舊有的一些人。
警衛隊和調查局之間，不適合去討論哪個位階比較高的問題，警衛隊有點類似是總統的貼身侍衛、或是從前的禁衛軍，在當時戒嚴的時期，如果具有警衛隊的證件，是可以隨時進入戒嚴地區的。調查局裡面有些長官，經常也都是聯指部的人退下來之後，安插在裡面的，像吳東明、池蘭森都是這樣的例子。因為彼此在任務上經常會有互相支援、通力合作的關係，私底下成員也經常打成一片，總而言之，所謂的「情治一家」，所有的情治相關單位，歸結到最後，其實都還是一體的。
回想起來，除了與國民黨有關的國際性會議以外，圓山飯店開放給外面的團體前去開會，尤其是非國民黨的黨外團體，那次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當時我們也沒多作猜想，直覺的就認為上面會有那樣的安排，一定是有他的道理。而且在正式開會的前幾天，我們就接到上面來的命令，內容大致上是說：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開會時，不管裡面發生甚麼事，我們都不能插手，我們負責外面的門禁，對於沒得到准許、要從外面進去的人，一定要加以阻擋。
一般有重要會議在圓山飯店召開時，都是由我們警衛隊負責佈置場地、安全檢查、以及鋪設音響和錄影設備的線路，這些工作一定都是由警衛隊從頭到尾完全親手負責，絕不假手於他人，即使是調查局的人都不准插手。我們當時被分派去佈置的錄音、錄影設備，都是相當公開的，錄音和錄影的地方，是在圓山飯店的地下室的警衛室。能在圓山飯店開會的人或團體，一般都是跟國民黨有關係，而且也一定是相當重要的人物。到場開會的人，看到現場的錄影設備，當然也都一定都會了解到，現場所有的開會情形，都會有錄音和錄影的紀錄存檔。這一切的拉線佈置工作，至少都是在兩天之前就要開始安排，佈線、測試、檢查等工作，一定要事先反覆的檢查，以確認正常無誤。
民進黨組黨當天，由總統官邸警衛隊負責在圓山飯店裡外佈崗，當天早上七點多我們已經就位完畢，一直到下午組黨完成後才完成任務。當天我們都是穿便衣，身上佩帶著一個梅花當標記，完全不攜帶任何武器或通訊器材，以免暴露真實的身分。而且每當有外面團體要前往開會時，現場的服務人員，一定都會全部改由警衛隊的人去擔任，像以前圓山飯店二樓的咖啡廳，總共也才十四張桌子而已，服務小姐卻要分成三班，每班都有二十多人，這些小姐都是蔣夫人親自指定訓練的，其中有很多人，都是透過警衛隊的關係安排進去的，同樣的，其他的一切飯店服務人員，也都有許多佈建的備用人手。圓山飯店之所以要用那麼多人，當然也一定都有他們各自的特殊任務安排。如果圓山飯店改為民營之後，還要維持同樣的龐大編制，那肯定注定是要虧損連連的。
圓山飯店是蔣夫人的產業，而且蔣經國每天中午從大直的官邸出發之後，幾乎都會（超過百分之八十的機會）先到圓山飯店的理髮廳去修整一下門面，稍事按摩休息一番之後，才坐車前往總統府，固定的路線大多是走中山北路，偶而也會走新生北路，依照當時警衛安排的要求標準，一定是要全線交通管制、一路上都是綠燈，車隊沿路用高速狂飆，在上車之後約三分半到四分鐘，就要到達總統府後門。當時在蔣經國經常出入的路線，幾乎都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到處都佈有便衣憲兵，而且各制高點上都有狙擊手隨時瞄準待命，對於這條日常上下班路線的安全要求，當然是要盡量作到滴水不漏、毫無缺點。因為圓山飯店是蔣經國經常要進出的地方，平時就長期駐有帶槍的警衛隊員，安全警衛的要求當然是特別的高。飯店附近都是事軍事重地，前面出入只有兩條單行道，門禁相當嚴密，如果在裡面發生任何事，保證絕對是一個也跑不出去，當然，外面的人想要硬闖進去，也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在那個時候，要申請到圓山大飯店開會或進行甚麼活動，一定要經過士林官邸聯合警衛指揮部的核准。當時標準的申請程序，要先經過士林官邸的緊情中心，緊情中心通過以後，還要通報劍潭派出所支援。而所有配合出勤的單位，包括了士林官邸、聯合警衛、憲兵營、和梅莊（便衣警衛隊），負責整合調配的中心，就是「聯合警衛安全指揮部」，簡稱「聯指部」。當時梅莊在銘傳商專（現在升格為銘傳大學）旁邊的裡面，駐守的就是警衛隊的人，官邸旁邊另外還有一個屬於警界的警官隊，當時警官一隊的隊長是姓馬，和我是相當熟的朋友。聯合警衛指揮部是直接向蔣經國負責的，如果黨外要租借圓山的場地，蔣經國當然是沒有理由不知道的。
當天出動的人員，包括官邸警衛隊、劍潭派出所、圓山憲兵隊等，就我所知，大概至少兩千人左右。我們主要是負責一樓裡外的安全，以及音響設備、錄音、錄影等安排工作。當天二樓還有許多國民黨的重要人物在上面，也許是在監看整個組黨會議的進行吧？當天二樓是不對外開放的，安全工作也是由其他的單位負責，佩帶的標記也不同，以我們的梅花標記，是不能上到二樓的。至於在二樓的究竟有哪些人，蔣經國在不在那裡，我們在下面的人是無法得知的，但是蔣經國當時必定是在某處監看整個組黨的過程。
在這裡舉出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們當時警衛安排的謹慎情形。當年老蔣過世之後，安厝在慈湖，蔣經國經常都要從頭寮到慈湖去，而原來的那條道路只是雙線道，我們一向都會在左轉進入慈湖路口的另一方向遠處隧道口，設下交通管制點來阻擋由對面來的車輛，以便加快車隊的行進速度，同時也可以避免意外事件的發生。但是有一次，蔣經國的座車卻突然不按安排好的行程轉入慈湖，反而直接朝我們在當地的警衛隊指揮中心開來，當大家臨時接到無線電通報時，對於這種突發的狀況，當然是相當的緊張。後來我們才知道，原來蔣經國忽然發現對面車道一直都沒有車子經過，知道一定是警衛隊所作的管制，便當面命令我們不可以因此而造成民眾的不方便。但是當時那條雙線道的路上，還經常還有砂石大卡車出入，萬一真的發生交通意外，任誰也擔當不起。於是，我們只有陽奉陰違，私下加以變通，交通還是照樣的管制，但是要另外由警衛隊的人組成一個汽車隊，在蔣經國快要到達慈湖時，就從對面車道依序開過去，讓蔣經國以為對面的交通並沒有加以管制。
但是從另外一個例子，又可以看出蔣經國心機的深沉，當年蔣經國想要從七海官邸開挖一條秘密隧道通往士林官邸，他是故意分成許多施工階段來完成的，兩頭外面先都用圍牆圍起來，每次都是從別的地方調來工兵，都只負責完成其中一小段，然後又把他們調到較遠的單位去，再換另一批新的人來繼續開挖，到最後要挖通的時候，則是由他最親信的人來負責完成。一般外界的人根本不會知道有這樣一條隧道的存在。
當初我們都是要求絕對的服從，只要是上面所交代下來的任務，都是竭盡所能的去達成，至於當中究竟有甚麼道理，實在也不一定是我們所能理解的，而且我們每天都生活在隨時警戒待命的緊張狀態之下，無論在何時何地，只要呼叫器一響，在限定的時間之內一定要回到官邸完成報到，平時生活都相當緊張，尤其是蔣經國又常不預先通知，經常都會臨時出現全新的狀況，實在也不會有時間去想太多。對於黨外在圓山飯店組黨的事，當時一個很直接的想法就是要就近監視，必要時就來個甕中捉鱉，一個也逃不掉。而且如果場地不是選在圓山飯店裡面，光是警衛工作的安排就很困難，一些音響設備的拉線工作也會增加很多問題，對於外界所謂國民黨事先對該事一無所知的說法，也只是當作笑話來聽。而我也真的一直沒有想到，民進黨的整個組黨過程，竟然會是蔣經國所一手主導的。
據我事後回想，在以前黨外或現在民進黨的高層人物當中，應該有好幾個情報局安排的人在裡面，像以前朱高正和蔣經國的關係就很微妙，他曾多次秘密進入大直的七海官邸，直接和蔣經國面談。當初在美麗島事件之後，我也曾經是奉蔣經國的命令，前往高雄下達蔣經國手諭的幾組警衛之一，當時我們那一組就是負責去教訓朱高正，制止他繼續把美麗島事件擴大。至於其他組的任務內容，以及去下達命令的對象是誰，當時我們是不曾也不能去多問的。此外，當初我在官邸時，也曾接到總機轉錯，要直接和蔣經國通報的電話，通報內容已經不大記得，不過對方的身分一定不僅只是線民，而是情報局直接指派在黨外，可以向蔣經國直接通報的人。
在筆者與鐵金剛的一番交談之後，我們才發現彼此之間曾有許多共同的朋友，也曾共同分擔過一些任務，這也是「情治一家」的必然現象。筆者當時正任職於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的中山站，當年各情治機關每個月都要在中山分局開聯警會議，筆者也因為工作接觸的關係，和其他單位的人都相當的熟。而且在民進黨組黨的時候，雖然也代表中山站去開過協調會議，但我們都只是負責整個大謀略之下的一小部份任務，對於其他單位所負責的任務內容，乃至於整個謀略的運作方式，我們當時都無從全盤了解，所了解的也都只限於自己所負責的一部份。
基本上，警衛隊和調查局的任務定位是不同的，警衛隊一向都是公開行事，就像身上的配槍也是公開的佩帶，遇到緊急狀況時隨時可以開槍防衛。而調查局的工作都是秘密性的，大多只能隱身在黑暗中私下進行，監聽設備也大多是以埋設暗線為主。警衛隊是負責去佈設公開的影音設備和線路鋪設，而調查局也事先就在會場裝設了秘密監聽的特殊設備，警備總部當然也曾預先作過一些必要的佈置工作。
三、籌備階段的歷史回顧
早在組黨前的一兩個月左右，中山站就已經從各方面接到該任務的情報，而各種不斷交代下來的先期準備工作，也都不斷持續在進行當中。其實現在我們只要再翻開當時的新聞資料來分析，就可以發現那個「組黨神話」的漏洞：
１．１．在那年（一九八六年）的五月一日，許信良等人就在紐約市集會，準備要設立「台灣民主黨」，調查局當然會注意到此事對台灣內部所造成的影響；
２．２．在五月到組黨之前的這段期間內，黨外公政會在各地的分會都紛紛成立；
３．３．八月九日，首都分會在金華國中舉行「組黨說明會」；
４．４．八月十五日，黨外公政會與編聯會在台北市中山國小舉行「行憲組黨說明會」；
５．５．八月廿四日，黨外選舉後援會成立；
６．６．九月七日，《時代》雜誌刊登黨外編聯會「組黨工作小組」研擬之黨綱草案；
７．７．在謝長廷所著的《人生這條路》一書中，也曾提到，他曾就「民主進步黨」這個黨名，事先對各黨外人士發出過問卷調查。
當時還是戒嚴時期，調查局對黨外人士的活動一向密切注意，當時組黨的情勢既然已經發展到公開舉辦說明會，黨綱、黨名都已萬事俱備的地步，調查局怎麼可能還會不對黨外人士的競選造勢活動嚴加監控，不去留意組黨籌備工作的進展？謝長廷公開對黨名發出問卷調查，調查局能夠不掌握這個警示性的情報嗎？更荒唐的是，還會讓他們在圓山飯店組黨完成之後，才發現已經措手不及，沒辦法預先阻止？這種天真說法，未免也把當時情治單位的監控能力，整個都看扁了。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高層有意要放水，讓黨外的組黨可以成功。這點可以從民進黨組黨之後，蔣經國於十月七日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和《新聞週刊》記者訪問的時候，就率先預告了台灣將要解嚴以及開放黨禁的消息。而於十月十五日國民黨的中常會中，也很快的就通過了解嚴和開放黨禁的決議。
在真正組黨之前的密商階段，調查局必定早已經透過領導內線佈建的調查員，對整個情況有過全盤的掌控和演練，據當時任職台北市調查處處長的鄒紓予表示，調查局高層長官早在組黨之前便已完成整個沙盤推演，並在國賓飯店開了好幾個房間，在一個禮拜的時間之內，分別邀集各個重要的內線佈建，一一交付各自負責的任務，在所有的交付任務和組黨過程之中，都安裝了俗稱「小老鼠」的竊聽器，對整個過程加以全程監聽紀錄。
像籌備組黨時的所謂「十人小組」，費希平、傅正、黃爾璇、尤清、謝長廷、江鵬堅、張俊雄、周清玉、游錫堃和陳菊等人，除了其中兩位我還不能確定之外，其餘的人，經由我在工作上的接觸了解，都是由調查局和其他情治單位所領導的線民。調查局深度介入、全盤操縱整個組黨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們中山站每個月都會接到總局指派下來的任務，在組黨的一個月之前，這些先前的準備工作，包括任務的分配、內線佈建的聯絡、情報的掌握、蒐情的方式、特殊狀況的應變等等，幾份有關的重要公文都已經下來了。每個可能掌握現場狀況的調查員，可能都只接到自己所負責的那部分任務，對於整個任務的全貌，也因所擔負任務的輕重有別而有不同程度的了解。而我也曾代表中山站，到中山分局去開過兩次聯警會議，那是由所有情治單位，包括官邸警衛隊、警備總部、憲兵隊等，所聯席參加的。
至於到了九二八組黨當天，現場一切的狀況既然都已經過沙盤推演，等於是在照表操課，當天中山站裡的電話和傳真機一直沒有間歇過，大家都在忙著接收、傳發來自組黨現場的情報，從整個任務的劃分而言，當時已經可以算是臨場應變、機動指揮、驗收成果的最後階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