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男委員的發言—對當前重大問題的幾點意見
這一次會議是在兩岸關係急速發展及國內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召開的，在這歷史性的時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大會發言，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這次大會我謹作下列的幾點發言:
第一，政協的大會發言，過去聽到的”順耳風”相當不少，但是”逆耳言”則並不很多。雖然建國以來共產黨與新中國政府作了不少利國利民的事，但是不盡理想的事也並不少見。而在政協大會發言時，能聽到”不同聲音”的機會相對得就比較少了，因此我希望多讓ㄧ些不同聲音在大會登台發言。
第二，對於經濟改革與物價高漲的問題，其他委員已經談了很多，我只提出一個極為重要的觀念，就是經濟改革開放後整個經濟環境必日趨複雜，過去那種大部分事情靠政策指導的情況，必然無法適應新的複雜情況，只有迅速的健全法制才能充分適應，世界上沒有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是在沒有健全法制的情形下，靠人治去維持經濟秩序的，我國經濟改革發生的許多問題，其實都是在健全的法制下不應發生的，因此為了適應改革，法制的建立刻不容緩。法制不是指制定相關的法律就完成，而要政策上一切依法而行，也就是整個政治必須由”人治”進入”法制”的境界，只有”依法而制”的政治環境才適合以經濟高度發展的複雜形式。
第三點我要說的是關於”人權問題”:
“人權”是近代世界經濟與文化高度發展後逐漸受到重視文明的觀念，雖然由於經濟與文化發達程度的不同，對人權的重視在世界各國中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差異，但是為了人類共同安全與幸福，尊重人權已成為當今世界共同關心的理念。
我國由於近幾百年來不斷的受到內憂外患，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受到很大的阻礙，”人權”觀念的形成自然要慢於一些先進發達的國家，在滿清時期自不待言，民國成立後，在軍閥割據與蔣幫統治時期，人權之遭受蹂躪與殘害仍然極為嚴重。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 尊重人權的觀念仍未深植人心，尤其文革中，中國的人權狀況實是處於極為惡劣的狀況。
幸好”文革”結束後，撥亂反正，人權問題開始受到政府重視，"文革”後十餘年來，中國人權問題的大幅改善乃是全世界有目共睹。雖然我國的人權狀況與先進國家比較是仍有諸多不足，但是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在十餘年中能有這種大幅度的改善，也屬一大成就了。
最近一些海內外關心中國的學者簽名呼籲我國注重人權並釋放政治犯，政府官員已作了相應的發言，本席僅就此事做如下的建議:
政府對這些愛國學者的呼籲，既不可採取不予重視的態度，也不要對這些人產生反感，需要了解他們是基於愛國的熱心才做這樣的呼籲，對於他們所呼籲的問題，應本著”有則改之，無則勉之”的精神去面對與處理。
對於愛國學者們所呼籲釋放政治犯的問題，由於”文革”期間整個司法遭到毀滅性的摧殘，”文革”後雖已逐步恢復，但在”文革”後數年中的司法案件中，尤其與政治問題有關的案件，其罪行成立與否及量刑適當與否的問題是可能存在的。因此在司法已漸趨正常的今日對”文革”中及”文革”結束後數年間判決的案件——尤其是與政治相關的案件——再對其審判內容重加斟酌應是有益的。如果在斟酌中，能發現一些確實應予平反或減判的案件，則不但對當事人，而且對我國司法及國家形象都會有重大的好處，因此本席呼籲有關單位對於這件事給予認真的考慮。
我要提到的第四個問題是”西藏問題”:
最近西藏的拉薩發生嚴重的騷亂，國務院宣布在拉薩戒嚴，歐洲議會及美國國會發表聲明，表示關注西藏問題及我國人權狀況，有關干涉我國內政的涉外問題，有關方面已發表了針對的聲明，關於對內問題本席僅發表如下的意見:
首先，我認為中央及全國其他各族人民對全體西藏同胞——包括參加騷亂的藏胞在內——都要一如既往的給予更大、更多、更深刻的關愛，政府千萬不要以”敵我矛盾”的概念來看待拉薩的政治動亂及西藏的分離運動。以”敵我矛盾”的概念去看待這一類問題只會更加深這一類問題的矛盾。只有更大更多更深刻的關愛，才能使雙方的感情與利益趨於一致，而使矛盾消彌於無形。
我們要深刻的認識到，所有的西藏同胞都是國家的主人，都是我們的同胞，即使是參加動亂或分離運動的藏胞，也都仍然都還是國家的主人，還是我們的同胞。一個現代概念的”政府”其主要的意義乃是”服務者”而不是”統治者”，作為”服務者”的政府絕沒有把人民視為敵人的權利，因為人民乃是國家的主人。對政府而言，這些參與動亂或分離運動的人，只有是不是”違反法律”的問題，而沒有”敵我”的問題，對於違反法律的事情，政府有依法處理的義務，但仍然也還是應以充滿關愛的心懷去處理一切事情。
其次政府過去對西藏問題的失誤，尤其文革造成的破壞，雖然已做大量的補救，而仍然必須一本關懷去做更多的努力，另外西藏文化的落後，也是動亂的因素之一，在西藏大力發展教育也是當前重大任務，總之解決西藏動亂的重大法寶仍然是更深刻的關懷與愛心。
最後我要談的是有關台灣的問題:
一年內台灣島內的政治形勢與海峽兩岸的關係，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數十萬台灣人來大陸作親善訪問，而大陸同胞也開始進入台灣探病、奔喪。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開始大力發展”彈性外交”，力圖與世界各國建立”實質關係”，並且看來會有些成果，兩岸關係的形式已進入動態的發展。本席僅就兩岸關係發表幾點意見:
第一: 大陸方面由武力解放改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無疑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傑出的決策，在世界史上也將留下一個可貴的事例，事實證明這個決策是明智而正確的，它對兩岸今日關係的進展，無疑是個決定性的因素，本席僅在此予與明確的肯定，並對作出這個決策的領導者致崇高的敬意。
第二: 如果以國民黨為合作對象作為考慮，國民黨政府的”彈性外交”，才會造成令人擔憂的情況，如果是以台灣人民為合作對象，則國民黨的”彈性外交”並無可慮，因為台灣在不久的將來終將完成民主化的進程，國民黨蔣幫的殘餘勢力即將成為過去，對它的”彈性外交”並不必過度敏感，只要中共對台灣人存在著真正的善意，台灣人民並會樂於與大陸攜手合作，振興中華!
第三: 目前真正讓人憂慮的是，有些與對台政策有關的人員，在對台問題的考慮上，根本缺乏對台灣人民的善意與尊重，在他們的心中只認為”台灣是我們的”，而生存在台灣的人民的意願、權力，從不是他們關心與考慮的事，他們無視於台灣人民幾十年來在國民黨暴政下生活的痛苦，他們無視於台灣人民幾十年來反抗國民黨暴政統治的事實，他們一心希望國民黨蔣家幫不要被抗暴的人民推翻，聽說蔣維國不能繼續蔣經國而掌權而深為惋惜，聽說國民黨元老派漸漸失勢也不高興，聽說台灣人在台灣當局中身居高位就失望，聽說台灣人起而反抗蔣幫統治就擔心。三年來，我看不出他們把台灣人當作自己的同胞，反而更像是他們要追求的獵物，他們從沒承認臺灣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從他們的談話中聽起來台灣的人民就像是”天生的永遠該被別人統治的人群”。兩岸關係發展到最後，真正最重要的障礙將是上述的這些現象，國民黨和台獨都還只是次要的。
第四: 迄今為止，大陸的對台政策對國民黨的好話已說的夠多，而對台灣人民所講的話，最主要的只有”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與希望和台灣當局和各界人士對話”兩句話而已，而對台灣人民作為國家主人的種種應有的民主權利，卻從無任何承諾意願的表示，也無任何保障意思的表達，這可能是文革結束以來中共政策上的最大失誤，如果不從速補救，共產黨可能最終將與國民黨共同負擔歷史性的責任。
第五: 對台灣當局現任總統李登輝必須予以更多的了解。
前一陣子大陸對台政策的有關人員對李登輝的一些言行大不以為然。但是在蔣經國時代，蔣的一切言行都比李登輝更為甚之，甚至臨死之前”共匪”之聲仍不絕於耳，大陸方便不但不以為意，而且還優隆有加。而李登輝繼蔣之後登台，至今並未有如蔣一般的實權，其許多言行仍處於”身不由己”的狀況，他的許多言行仍然是蔣幫殘餘性格的表現，不必過早對他失望。
實際上李登輝其人能在國民黨蔣家幫的黑暗邪惡中出汙泥而不染，是相當可貴的。在國民黨的天下當官，能不貪污吃錢，為非作歹的人原本少之又少，李登輝能一直保持清白廉潔，其人格之高尚可貴是值得尊敬的。今天他能在不得人心的國民黨政府中當總統，而卻仍能大多數人民的支持，最大的原因乃是臺灣人民肯定他的人格。像這樣的人，我們必須充分的予以尊重與了解，而不要冒然的把它當敵人來打擊。
第六: 海峽兩岸關係的本質乃是大陸人民與台灣人民之間的事。兩岸關係的最重要關鍵乃是兩岸關係之間的進展是否合乎雙方人民的利益。只有能夠雙方人民利益的政策才能促進兩岸的關係。而制定出真正充分尊重雙方人民的意願，真正充分照顧到雙方人民利益，充分保障雙方人民的民主權利的政策，乃是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發言人工作單位和主要職務: 全國政協常委 黨派:無黨派
主題詞:人權，西藏，台灣
政協七屆二次會議秘書處 1989年3月24日印4500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