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裡唯一的分歧份子
張春男是在今年四月當選中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政協』)的常委,政協是一個有發言權而沒有決策權的機構。他被安排在這樣的機構裡,便是盡量讓他發言,而不致影響北京的既定政策。誠如張春男再今年四月一日指出的,政協的作用,「要是中共領導人是否重視『政協』委員們提出的建議」。換句話說,如果北京領導人不重視的話,政協就發揮不了作用了。
張春男到北京之後,便不斷抨擊對台政策的不切實際。他很不客氣批評說,中共並不瞭解台灣人的意願。他這種堅定的態度,在今年春天更是震撼了中共領導人。首先,他於三月三十日表示對中共的不滿,認為「中國不瞭解國民黨的現狀和台灣人民的力量」。然後在四月二十日的記者招待會,抨擊中國決策者對待台灣問題的錯誤觀念。到了四月三日,張春男在政協的第六次全委會上發表一篇很長的演說,一一指出中國對國民黨的偏袒。他的強烈批評在四月六日達到高潮,便是在記者會上與王錫爵發生正面的衝突。從上述的種種跡象來看,張春男的勇於直言,可以說不減他當年在台灣的本色。究竟在這些言論裡,張春男要強調什麼﹖他所主張的路線,與現在北京採取的方針又有什麼不同﹖他提出的見解有沒有可能為中共領導人接受﹖
第一、在他全部言論中,都一再指出中共的決策已完全與台灣現實脫節。他認為,中國報刊雜誌對台灣的報導,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五十、六十年代的報導裡,中國報紙都只出現台灣的黑暗面;到了八十年代,現在中國人從報紙得到的信息,都只了解台灣經濟較中國繁榮,而不知道台灣的黑暗面。
第二、由於中國人只知道台灣的經濟比較進步,就全然忽略台灣人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痛苦。張春男在政協的全委會就說,過去幾年來台灣人民的反抗力量日益增強,這就不是北京的當權者所能夠理解的。他認為,台灣經濟的進步不應該歸功於國民黨,而應歸功於日本人的建設、台灣人的勤勞,以及美國人的援助。在這些因素裡,國民黨沒有功勞可言,國民黨那種剝削式的官僚資本主義,只有妨礙台灣經濟的發展。
第三、但是,北京決策者為了要與國民黨『和平統一』,卻昧著事實去討好國民黨。於是,所謂『一國兩制』的主張,其實只是要延續國民黨的在台統治。他更進一步指出:「『國共第三次合作』的政策提出之後,一些報章雜誌把國共講得像稱兄道弟式的提法,就使一些人誤以為國共鬥爭,就好像兄弟爭財產一樣。」反過來說,『國共合作』便是為了財產的分贓了。
第四、張春男為『台灣自決』的主張辯護。他說:「自決就是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與台獨是大不相同的。台灣人最迫切的問題,並不是獨立或統一的問題,台灣人最迫切需要的是擺脫暴政統治,實施民主的政治,在民主政治的運作下決定合適的制度,追求一個自由而幸福的生活。」(見『台灣與世界』,第四十一期)
上面的四哥論點,大致是張春男對『一國兩制』批評的基本態度。他的言論,立即遭到兩方面的反擊,首先是來自北京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其次是來自『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前者是由國民黨的殘留份子與新近投降的國民黨黨員所組成,簡稱『民革』;後者是由居留於中國的台灣人所組成,簡稱『台盟』。這兩個機構,一向就是依照北京的政策對台灣進行統戰的工作。『民革』的統戰對象是國民黨官員,『台盟』要爭取的對象,則是島內與海外的台灣人。對於張春男的批評,這兩個單位的成員必然難以容忍。如果這兩個機構要繼續發揮作用,就必須加倍努力推行『一國兩制』的政策。也就是說,在『寄望國民黨當局』的方針上,『民革』有責任發揮宣傳的效果;而在『更寄望台灣人民』的方針上,『台盟』也義不容辭要進行號召的工作。然而,張春男的到來,似乎使這『兩寄望』政策難以立足。因為,張春男對國民黨猛烈抨擊,使得『寄望國民黨當局』的美言失去依據。尤有甚者,張春男極力為臺灣人民自決的主張辯護,卻又使得『更寄望台灣人民』的立場失去準則。對中共來說,國民黨與台灣人是可以並存的;然而,張春男打破了這樣的神話。
『一國兩制』政策的虛偽性
『民革』與『台盟』顯然是依賴『兩寄望政策』而得以存在的,張春男所帶來的言論自然就侵害此二機構的利益了。因此,對於張春男發表的意見,他們在適當的機會就予以『壓制』。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張春男極力反對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時,『台盟』副主席李純青(福建安溪人)並不同意。李純青在三月三十日的記者招待會就再度強調,中共會用武力手段解決台灣問題。他引述中共副總理姚依林的話,表示『不排除使用非和平統一方式』。這種非和平方式,包括用武與禁運。李純青的恫赫,並沒有新義。他會講那種話,只不過是要讓張春男知道,不要過於強調台灣自決。因為,在中共的眼裡,自決與獨立是同義詞,而「如果台灣宣佈獨立,我們會用武力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例子事,『民革』的成員也難以容忍張春男對國民黨的批評。這些叛離國民黨的投降份子,如李大維、王錫爵,居然在中國境內大談國民黨的好處,實在是匪夷所思。四月八日,張春男果然與這些投降的國民黨交鋒。這種交鋒其實已不是第一次了,在今年年初,王錫爵與李大維就在『民革』的機關刊物『團結報』,點名批判張春男在中國境內『宣揚台獨』。到四月八日,中共安排黃植誠、李大維、孫瑛、王錫爵和張春男在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就『一國兩制』的政策提出他們的看法。
在這場記者會中,王錫爵一方面為國民黨講話,一方面辱罵台灣人,而其箭頭目標則是指著張春男,根據陳秋奇的『張春男與王錫爵幹起來了』一文(原載『台灣與世界』第四十二期停刊號),王錫爵說︰「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國民黨,而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台獨份子。少數台獨份子在台灣無法立足跑到美加,而現在居然也有少數跑回祖國大陸的台獨份子,不但未能洗心革面放棄台獨主張,反而在公開場合高唱台獨黨歌—蝴蝶蘭,這種事還被報紙刊登。」又根據香港中國通訊社所發佈的新聞,王錫爵甚至還否定『台灣人』的存在,他認為「任何鼓吹台灣獨立或台灣自決、企圖將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人,都將成為歷史罪人、民族罪人」。(見『中報』,一九八七年四月十日)王錫爵所指謂的『少數台獨份子』,顯然是影射張春男。因為,張春男是贊成台灣自決者。
對於王錫爵的指控,張春男立即反擊回去。他說:「國民黨有人、有錢,且經常派漁民、學者、遊客赴大陸,必要時還可以飛戰鬥機、民航機赴大陸,對大陸的統戰的工作有一定的影響。」張春男的這記回手一招,可圈可點。他這樣說,是在解釋為什麼中共比較『寄望國民黨當局』的原因。張春男的反諷手法,中共領導人恐怕聽了很不是滋味。對李大維、黃植誠、王錫爵等人來說,更是難以招架了。他們這些投降份子,便是駕戰鬥機、民航機前來的。對於他們所唾棄的國民黨,竟然還能為之說盡好話。如果說,這不是國民黨派去臥底或統戰的,就很難解釋他們的立場了。
從張春男的駁斥,可以得出更深刻的觀察。去年四月,王錫爵駕機飛往廣州,沒有人能夠解釋他前往中國的原因。王錫爵本人提出的理由是,一方面他對華航內部人事的不滿,一方面則是他想念住在四川的父親。然而,事後證明,王錫爵的這兩個理由是站不住腳的。當他批評華航制度之腐敗時,北京的中國民航也有同樣的問題。王錫爵為之語塞,不知如何解釋。當他見到來自四川的父親時,王錫爵表現得極為冷漠,並沒有任何天倫重聚的歡笑跡象,如今,由張春男的批駁,不能不使人聯想到,王錫爵拋棄台灣的高薪與妻女,如果不是負有國民黨的任務,實在難以解釋他如此的投降。具體一點來說,王錫爵在為國共的拉線工作上,有其微妙的作用。至少雙方在『中航』與『華航』的談判中,已經展開了第一次的接觸。往後,這些駕戰鬥機、民航機投靠北京的國民黨黨員,恐怕還會扮演更多驚人的角色吧。
張春男在北京四面出擊,已使一些『一國兩制』政策的受益者—如『台盟』與『民革』都因對台政策的餘蔭而享有較高尚、穩定的地位。無論『一國兩制』能否實現,只要對台政策繼續執行『寄望國民黨當局,更寄望台灣人民』的方針不變,那麼這些分別要向國民黨與臺灣人宣稱統戰的機構,就有繼續存在的價值。張春男的異議,竟然使『一國兩制』以及『兩寄望』政策立刻暴露其虛偽性與虛構性。這種事,對那些受益人來說,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九八七、七、一 聖荷西: 每倚北斗望京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