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裡唯一的分歧份子
張春男是在今年四月當選中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政協』)的常委，政協是一個有發言權而沒有決策權的機構。他被安排在這樣的機構裡，便是盡量讓他發言，而不致影響北京的既定政策。誠如張春男再今年四月一日指出的，政協的作用，「要是中共領導人是否重視『政協』委員們提出的建議」。換句話說，如果北京領導人不重視的話，政協就發揮不了作用了。
張春男到北京之後，便不斷抨擊對台政策的不切實際。他很不客氣批評說，中共並不瞭解台灣人的意願。他這種堅定的態度，在今年春天更是震撼了中共領導人。首先，他於三月三十日表示對中共的不滿，認為「中國不瞭解國民黨的現狀和台灣人民的力量」。然後在四月二十日的記者招待會，抨擊中國決策者對待台灣問題的錯誤觀念。到了四月三日，張春男在政協的第六次全委會上發表一篇很長的演說，一一指出中國對國民黨的偏袒。他的強烈批評在四月六日達到高潮，便是在記者會上與王錫爵發生正面的衝突。從上述的種種跡象來看，張春男的勇於直言，可以說不減他當年在台灣的本色。究竟在這些言論裡，張春男要強調什麼﹖他所主張的路線，與現在北京採取的方針又有什麼不同﹖他提出的見解有沒有可能為中共領導人接受﹖
第一、在他全部言論中，都一再指出中共的決策已完全與台灣現實脫節。他認為，中國報刊雜誌對台灣的報導，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五十、六十年代的報導裡，中國報紙都只出現台灣的黑暗面；到了八十年代，現在中國人從報紙得到的信息，都只了解台灣經濟較中國繁榮，而不知道台灣的黑暗面。
第二、由於中國人只知道台灣的經濟比較進步，就全然忽略台灣人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痛苦。張春男在政協的全委會就說，過去幾年來台灣人民的反抗力量日益增強，這就不是北京的當權者所能夠理解的。他認為，台灣經濟的進步不應該歸功於國民黨，而應歸功於日本人的建設、台灣人的勤勞，以及美國人的援助。在這些因素裡，國民黨沒有功勞可言，國民黨那種剝削式的官僚資本主義，只有妨礙台灣經濟的發展。
第三、但是，北京決策者為了要與國民黨『和平統一』，卻昧著事實去討好國民黨。於是，所謂『一國兩制』的主張，其實只是要延續國民黨的在台統治。他更進一步指出：「『國共第三次合作』的政策提出之後，一些報章雜誌把國共講得像稱兄道弟式的提法，就使一些人誤以為國共鬥爭，就好像兄弟爭財產一樣。」反過來說，『國共合作』便是為了財產的分贓了。
第四、張春男為『台灣自決』的主張辯護。他說：「自決就是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與台獨是大不相同的。台灣人最迫切的問題，並不是獨立或統一的問題，台灣人最迫切需要的是擺脫暴政統治，實施民主的政治，在民主政治的運作下決定合適的制度，追求一個自由而幸福的生活。」(見『台灣與世界』，第四十一期)
上面的四哥論點，大致是張春男對『一國兩制』批評的基本態度。他的言論，立即遭到兩方面的反擊，首先是來自北京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其次是來自『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前者是由國民黨的殘留份子與新近投降的國民黨黨員所組成，簡稱『民革』；後者是由居留於中國的台灣人所組成，簡稱『台盟』。這兩個機構，一向就是依照北京的政策對台灣進行統戰的工作。『民革』的統戰對象是國民黨官員，『台盟』要爭取的對象，則是島內與海外的台灣人。對於張春男的批評，這兩個單位的成員必然難以容忍。如果這兩個機構要繼續發揮作用，就必須加倍努力推行『一國兩制』的政策。也就是說，在『寄望國民黨當局』的方針上，『民革』有責任發揮宣傳的效果；而在『更寄望台灣人民』的方針上，『台盟』也義不容辭要進行號召的工作。然而，張春男的到來，似乎使這『兩寄望』政策難以立足。因為，張春男對國民黨猛烈抨擊，使得『寄望國民黨當局』的美言失去依據。尤有甚者，張春男極力為臺灣人民自決的主張辯護，卻又使得『更寄望台灣人民』的立場失去準則。對中共來說，國民黨與台灣人是可以並存的；然而，張春男打破了這樣的神話。
『一國兩制』政策的虛偽性
『民革』與『台盟』顯然是依賴『兩寄望政策』而得以存在的，張春男所帶來的言論自然就侵害此二機構的利益了。因此，對於張春男發表的意見，他們在適當的機會就予以『壓制』。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張春男極力反對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時，『台盟』副主席李純青(福建安溪人)並不同意。李純青在三月三十日的記者招待會就再度強調，中共會用武力手段解決台灣問題。他引述中共副總理姚依林的話，表示『不排除使用非和平統一方式』。這種非和平方式，包括用武與禁運。李純青的恫赫，並沒有新義。他會講那種話，只不過是要讓張春男知道，不要過於強調台灣自決。因為，在中共的眼裡，自決與獨立是同義詞，而「如果台灣宣佈獨立，我們會用武力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例子事，『民革』的成員也難以容忍張春男對國民黨的批評。這些叛離國民黨的投降份子，如李大維、王錫爵，居然在中國境內大談國民黨的好處，實在是匪夷所思。四月八日，張春男果然與這些投降的國民黨交鋒。這種交鋒其實已不是第一次了，在今年年初，王錫爵與李大維就在『民革』的機關刊物『團結報』，點名批判張春男在中國境內『宣揚台獨』。到四月八日，中共安排黃植誠、李大維、孫瑛、王錫爵和張春男在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就『一國兩制』的政策提出他們的看法。
在這場記者會中，王錫爵一方面為國民黨講話，一方面辱罵台灣人，而其箭頭目標則是指著張春男，根據陳秋奇的『張春男與王錫爵幹起來了』一文(原載『台灣與世界』第四十二期停刊號)，王錫爵說︰「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國民黨，而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台獨份子。少數台獨份子在台灣無法立足跑到美加，而現在居然也有少數跑回祖國大陸的台獨份子，不但未能洗心革面放棄台獨主張，反而在公開場合高唱台獨黨歌—蝴蝶蘭，這種事還被報紙刊登。」又根據香港中國通訊社所發佈的新聞，王錫爵甚至還否定『台灣人』的存在，他認為「任何鼓吹台灣獨立或台灣自決、企圖將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人，都將成為歷史罪人、民族罪人」。(見『中報』，一九八七年四月十日)王錫爵所指謂的『少數台獨份子』，顯然是影射張春男。因為，張春男是贊成台灣自決者。
對於王錫爵的指控，張春男立即反擊回去。他說：「國民黨有人、有錢，且經常派漁民、學者、遊客赴大陸，必要時還可以飛戰鬥機、民航機赴大陸，對大陸的統戰的工作有一定的影響。」張春男的這記回手一招，可圈可點。他這樣說，是在解釋為什麼中共比較『寄望國民黨當局』的原因。張春男的反諷手法，中共領導人恐怕聽了很不是滋味。對李大維、黃植誠、王錫爵等人來說，更是難以招架了。他們這些投降份子，便是駕戰鬥機、民航機前來的。對於他們所唾棄的國民黨，竟然還能為之說盡好話。如果說，這不是國民黨派去臥底或統戰的，就很難解釋他們的立場了。
從張春男的駁斥，可以得出更深刻的觀察。去年四月，王錫爵駕機飛往廣州，沒有人能夠解釋他前往中國的原因。王錫爵本人提出的理由是，一方面他對華航內部人事的不滿，一方面則是他想念住在四川的父親。然而，事後證明，王錫爵的這兩個理由是站不住腳的。當他批評華航制度之腐敗時，北京的中國民航也有同樣的問題。王錫爵為之語塞，不知如何解釋。當他見到來自四川的父親時，王錫爵表現得極為冷漠，並沒有任何天倫重聚的歡笑跡象，如今，由張春男的批駁，不能不使人聯想到，王錫爵拋棄台灣的高薪與妻女，如果不是負有國民黨的任務，實在難以解釋他如此的投降。具體一點來說，王錫爵在為國共的拉線工作上，有其微妙的作用。至少雙方在『中航』與『華航』的談判中，已經展開了第一次的接觸。往後，這些駕戰鬥機、民航機投靠北京的國民黨黨員，恐怕還會扮演更多驚人的角色吧。
張春男在北京四面出擊，已使一些『一國兩制』政策的受益者—如『台盟』與『民革』都因對台政策的餘蔭而享有較高尚、穩定的地位。無論『一國兩制』能否實現，只要對台政策繼續執行『寄望國民黨當局，更寄望台灣人民』的方針不變，那麼這些分別要向國民黨與臺灣人宣稱統戰的機構，就有繼續存在的價值。張春男的異議，竟然使『一國兩制』以及『兩寄望』政策立刻暴露其虛偽性與虛構性。這種事，對那些受益人來說，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九八七、七、一 聖荷西: 每倚北斗望京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