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男的台灣之夢
同樣來自彰化的張春男,今年二月突然偕同妻小前赴北京定居。他所帶來的震撼遠超過黃順興。這是因為在黨外運動中,張春男的作為與抱負,都遠比黃順興還引人注目。
從一九六七年開始,張春男便介入地方選舉的活動,時年二十六歲。他不是為了選舉而選舉,而是為了改革才參選的。從六十年代之後,他深入民間探訪,瞭解民意,瞭解整個社會結構。一九七二年,他花最少的經費而當選了『國大代表』,這使他更有機會去觀察台灣社會發展的動向。但在一九七七年,他宣布辭掉國代的職位,因為他當初政見所承諾的,並沒有實現。這種行動,對國民黨是一種抗議,一種諷刺,對黨外人士則是一種守信的、果敢的表現。張春男之所以被稱為『黨外鐵漢』。並非沒有原因。
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張春男也是被通緝的對象之一。在風聲鶴唳的日子裏,他開始一連串的逃亡,終於躲過了逮捕。事後,根據曾心儀在『萬歲評論叢書』的回憶,張春男其實並沒有藏匿在深山裏;相反的,他仍出沒於黨外的活動裏。只是他留了鬍子,並且也做了一些化粧,結果成功避開警探的耳目。有一件事最能表現他的智慧,便是他為自己錄音,然後托人攜往日本,再請人從日本打電話回台給家人,在長途電話中播放他的聲音,使國民黨竊聽的特務誤以為張春男已經逃亡往日本了。張春男與國民黨特務鬥智,可以顯出他性格的另一面。出身望族的他(張姓家族曾產生一名縣議員,一名律師及四位醫生),絲毫不帶任何世家氣息。他所表現的,乃是一身反骨。
一九八零年選舉恢復時,張春男復出競選。在激烈的選戰中,他再度發揮台灣男兒的性格。他不僅以嚴厲的字眼抨擊國民黨,而且還提出台灣前途應由台灣人民決定的主張。這種主張,在今天的島內已普遍受到認同。然而,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甫及一年,即提出這樣的口號者,必須具備非凡的膽識與勇氣。可以預料的,國民黨對他這種毫不保護自己的做法,自然恨之入骨。因此,選戰一結束,國民黨立即以那年才制訂好的『選罷法』,把他判刑入獄。當時與他一起變成『選罷法』的犧牲者,還有彰化的劉峰松。
張春男在獄中,坐滿了三年六個月的政治牢,而於一九八四年五月出獄。出獄以後,他有了顯著的改變。許多黨外都已警覺到,張春男比以前還更沉默。一般認為,他是一位熱中政治的人,然而政治牢卻使他永遠禠奪公權。也就是說,他不可能再參加任何選舉活動了。對一位毫不妥協的黨外人士來說,特別是一位以選舉為手段來改革的政治家來說,剝奪他的參選權利,無疑是一種凌遲。使他更沉默的另一個原因,據說是他目睹黨外陣營內部分裂與混亂。張春男在私下已不只一次表示,有許多黨外人士不是為了理想,而是位了個人名利才參加民主運動的。他很痛心於黨外運動的墮落,更痛心於彼此之間的內鬥。他對黨外運動的幻滅,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他之所以不告而別,遠赴中國,其心情也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不過,一個更重要的理由使他前往中國,便是他對台灣前途的關心。自一九七九年以來,北京對台政策的一個明顯趨勢,就是以國民黨為談判的對象。張春男認為,國民黨並不能代表台灣。只有把國民黨這個障礙去除,中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才能改善。從上面的幾個因素來看,張春男前往北京的動機可以總結出兩點:第一、藉選舉來改革的道路是不通的,而台灣黨外的力量又過於薄弱,不足以解決台灣的問題。第二、有足夠力量解決台灣前途的問題,應該是北京;而北京的對台政策卻沒有把台灣人民的意願加以考慮。因此,他認為應該去糾正北京的政策才對,只要中國領導人照顧到台灣人的意願,則台灣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張春男再今年二月攜全家妻小,從日本到達北京。停留二十餘天後,他隻身來到美國,並於三月十五日在紐約發表一場公開演講。 根據他的自述,他完全是出自於自願去北京的,而不是受到任何人的統戰。他說, 他們全家花了六十餘萬日幣購買機票;到達北京時,竟然沒有任何人理會他。因此,從他的演講可以看出來,張春男去中國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也不是『懷抱著祖國之夢』,而是抱持著台灣人的夢。亦即希望利用中國的力量,來完成台灣人當家做主的願望。
他對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基本上是贊成『合併』的。但是,必須以『一國兩制』的方式來合併,因為「現在台灣的情況跟當年大陸的情況是有很大的差別,不能施行同樣的制度」。「如果把中國現行的制度放到台灣來的話,那麼台灣人可能會覺得很痛苦」。所以,他支持『一國兩制』的構想。
不過,他認為現在提出所謂『一國兩制』,只是為了繼續讓國民黨統治台灣。他抨擊這種政策的偏差。他指出︰「我到那邊二十幾天以後,我有一個感覺,主要的是他們好像對台灣的情況瞭解得不夠,不知道台灣人有多討厭國民黨。他們只是從報章雜誌上看,以為台灣經濟發展啦,人民過的多好啦,多支持國民黨啦。」具體的說,北京現行的對台政策,是基於對台灣現狀的不瞭解而制訂的。他建議,中國果真要實行『一國兩制』的政策,就應該派人與台灣人談。他說︰「如果中國有誠意要與台灣談的話,我們台灣人也可以組織一個流亡政府跟中國談,其實那都是技術性的問題,只要方向抓正確了以後就可以做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號的『台聲』,刊出一篇『張春男談台灣前途』的專訪。他在接受訪問時,更具體指出『一國兩制』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他說︰「幾乎每一個台灣人都不會同意國民黨繼續統治。這個很簡單,如果同意國民黨繼續統治台灣的話,我今天不必帶著全家人來到北京,我住台灣就好了,反正怎麼變也是國民黨統治,對台灣人來說沒多大關係。就是因為台灣人幾乎都反對國民黨繼續統治台灣,會有人心向祖國,願意跟祖國統一。如果台灣人都安於國民黨統治的話,那麼,台灣人就會支持國民黨,不會同意中國大陸方面的任何主張和要求。所以說,這個政策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矛盾。」這樣的評論,可能是北京推銷『一國兩制』以來,所遭到的最為直接的批評。無怪乎『台聲』編輯鄭堅來美訪問時,又以這篇文字做為他們言論尺度放寬的一個樣板。
事實上,『一國兩制』的根本目標,乃在於把國民黨扶植為北京在台的代理人。早在一九八二年六月,鄧小平已公開表示,保證「統一之後,臺灣當局可以保留現行制度,包括黨、政、軍、特系統不變」。這是『一國兩制』的雛形。到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國與英國簽訂香港歸還協議之後,鄧小平才正式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口號。這個口號提出後,便開始積極製造一些輿論,無非是稱讚此一制度的『科學性』、『優越性』,以及『提供和平統一的最佳模式』等等。在北京推演出來的輿論中,從未有人敢進一步提出台灣人與國民黨之間的矛盾關係。勇於發言的張春男,無疑是北京城裏唯一的『分歧份子』。
摘自 1986陳芳明:黃順興與張春男的北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