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男的台灣之夢
同樣來自彰化的張春男，今年二月突然偕同妻小前赴北京定居。他所帶來的震撼遠超過黃順興。這是因為在黨外運動中，張春男的作為與抱負，都遠比黃順興還引人注目。
從一九六七年開始，張春男便介入地方選舉的活動，時年二十六歲。他不是為了選舉而選舉，而是為了改革才參選的。從六十年代之後，他深入民間探訪，瞭解民意，瞭解整個社會結構。一九七二年，他花最少的經費而當選了『國大代表』，這使他更有機會去觀察台灣社會發展的動向。但在一九七七年，他宣布辭掉國代的職位，因為他當初政見所承諾的，並沒有實現。這種行動，對國民黨是一種抗議，一種諷刺，對黨外人士則是一種守信的、果敢的表現。張春男之所以被稱為『黨外鐵漢』。並非沒有原因。
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張春男也是被通緝的對象之一。在風聲鶴唳的日子裏，他開始一連串的逃亡，終於躲過了逮捕。事後，根據曾心儀在『萬歲評論叢書』的回憶，張春男其實並沒有藏匿在深山裏；相反的，他仍出沒於黨外的活動裏。只是他留了鬍子，並且也做了一些化粧，結果成功避開警探的耳目。有一件事最能表現他的智慧，便是他為自己錄音，然後托人攜往日本，再請人從日本打電話回台給家人，在長途電話中播放他的聲音，使國民黨竊聽的特務誤以為張春男已經逃亡往日本了。張春男與國民黨特務鬥智，可以顯出他性格的另一面。出身望族的他(張姓家族曾產生一名縣議員，一名律師及四位醫生)，絲毫不帶任何世家氣息。他所表現的，乃是一身反骨。
一九八零年選舉恢復時，張春男復出競選。在激烈的選戰中，他再度發揮台灣男兒的性格。他不僅以嚴厲的字眼抨擊國民黨，而且還提出台灣前途應由台灣人民決定的主張。這種主張，在今天的島內已普遍受到認同。然而，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甫及一年，即提出這樣的口號者，必須具備非凡的膽識與勇氣。可以預料的，國民黨對他這種毫不保護自己的做法，自然恨之入骨。因此，選戰一結束，國民黨立即以那年才制訂好的『選罷法』，把他判刑入獄。當時與他一起變成『選罷法』的犧牲者，還有彰化的劉峰松。
張春男在獄中，坐滿了三年六個月的政治牢，而於一九八四年五月出獄。出獄以後，他有了顯著的改變。許多黨外都已警覺到，張春男比以前還更沉默。一般認為，他是一位熱中政治的人，然而政治牢卻使他永遠禠奪公權。也就是說，他不可能再參加任何選舉活動了。對一位毫不妥協的黨外人士來說，特別是一位以選舉為手段來改革的政治家來說，剝奪他的參選權利，無疑是一種凌遲。使他更沉默的另一個原因，據說是他目睹黨外陣營內部分裂與混亂。張春男在私下已不只一次表示，有許多黨外人士不是為了理想，而是位了個人名利才參加民主運動的。他很痛心於黨外運動的墮落，更痛心於彼此之間的內鬥。他對黨外運動的幻滅，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他之所以不告而別，遠赴中國，其心情也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不過，一個更重要的理由使他前往中國，便是他對台灣前途的關心。自一九七九年以來，北京對台政策的一個明顯趨勢，就是以國民黨為談判的對象。張春男認為，國民黨並不能代表台灣。只有把國民黨這個障礙去除，中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才能改善。從上面的幾個因素來看，張春男前往北京的動機可以總結出兩點：第一、藉選舉來改革的道路是不通的，而台灣黨外的力量又過於薄弱，不足以解決台灣的問題。第二、有足夠力量解決台灣前途的問題，應該是北京；而北京的對台政策卻沒有把台灣人民的意願加以考慮。因此，他認為應該去糾正北京的政策才對，只要中國領導人照顧到台灣人的意願，則台灣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張春男再今年二月攜全家妻小，從日本到達北京。停留二十餘天後，他隻身來到美國，並於三月十五日在紐約發表一場公開演講。 根據他的自述，他完全是出自於自願去北京的，而不是受到任何人的統戰。他說， 他們全家花了六十餘萬日幣購買機票；到達北京時，竟然沒有任何人理會他。因此，從他的演講可以看出來，張春男去中國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也不是『懷抱著祖國之夢』，而是抱持著台灣人的夢。亦即希望利用中國的力量，來完成台灣人當家做主的願望。
他對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基本上是贊成『合併』的。但是，必須以『一國兩制』的方式來合併，因為「現在台灣的情況跟當年大陸的情況是有很大的差別，不能施行同樣的制度」。「如果把中國現行的制度放到台灣來的話，那麼台灣人可能會覺得很痛苦」。所以，他支持『一國兩制』的構想。
不過，他認為現在提出所謂『一國兩制』，只是為了繼續讓國民黨統治台灣。他抨擊這種政策的偏差。他指出︰「我到那邊二十幾天以後，我有一個感覺，主要的是他們好像對台灣的情況瞭解得不夠，不知道台灣人有多討厭國民黨。他們只是從報章雜誌上看，以為台灣經濟發展啦，人民過的多好啦，多支持國民黨啦。」具體的說，北京現行的對台政策，是基於對台灣現狀的不瞭解而制訂的。他建議，中國果真要實行『一國兩制』的政策，就應該派人與台灣人談。他說︰「如果中國有誠意要與台灣談的話，我們台灣人也可以組織一個流亡政府跟中國談，其實那都是技術性的問題，只要方向抓正確了以後就可以做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號的『台聲』，刊出一篇『張春男談台灣前途』的專訪。他在接受訪問時，更具體指出『一國兩制』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他說︰「幾乎每一個台灣人都不會同意國民黨繼續統治。這個很簡單，如果同意國民黨繼續統治台灣的話，我今天不必帶著全家人來到北京，我住台灣就好了，反正怎麼變也是國民黨統治，對台灣人來說沒多大關係。就是因為台灣人幾乎都反對國民黨繼續統治台灣，會有人心向祖國，願意跟祖國統一。如果台灣人都安於國民黨統治的話，那麼，台灣人就會支持國民黨，不會同意中國大陸方面的任何主張和要求。所以說，這個政策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矛盾。」這樣的評論，可能是北京推銷『一國兩制』以來，所遭到的最為直接的批評。無怪乎『台聲』編輯鄭堅來美訪問時，又以這篇文字做為他們言論尺度放寬的一個樣板。
事實上，『一國兩制』的根本目標，乃在於把國民黨扶植為北京在台的代理人。早在一九八二年六月，鄧小平已公開表示，保證「統一之後，臺灣當局可以保留現行制度，包括黨、政、軍、特系統不變」。這是『一國兩制』的雛形。到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國與英國簽訂香港歸還協議之後，鄧小平才正式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口號。這個口號提出後，便開始積極製造一些輿論，無非是稱讚此一制度的『科學性』、『優越性』，以及『提供和平統一的最佳模式』等等。在北京推演出來的輿論中，從未有人敢進一步提出台灣人與國民黨之間的矛盾關係。勇於發言的張春男，無疑是北京城裏唯一的『分歧份子』。
摘自 1986陳芳明:黃順興與張春男的北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