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張春男受裁判事實陳述書
我於民國56年開始從事臺灣民主運動。民國61年當選第一屆增額國大代表。民國67年參加區域立委選舉，因中美建交，國民黨政府下令暫停選舉。民國68年6月，我聯絡呂秀蓮等人，發起籌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候選人聯誼會”。是年7 月28日聯誼會到台中遊覽，在台中公園無端遭受軍警聯手攻擊與噴水，聯誼會成員乃具狀向法院告訴台中市警察局長與警總發言人違法。不久以後，調查局派人找我，要我與他們合作，我不接受。
同年12月6日，即高雄事件前四天，我被情治單位實施每日24小時跟監，住家前後，每日三班輪流監控，本人所到之處，情治人員如影隨形。其後得知，張俊宏、呂秀蓮、黃信介等重要黨外領袖，皆同時受到監控。
三日後，即12月9日，鼓山事件發生，陳菊等人來電催促南下，黃順興亦來電相邀，共同到高雄排解糾紛，乃於10日與黃順興同車前往高雄。
按高雄人權日紀念會是由美麗島雜誌社主辦，而非黨外候選人聯誼會。我與呂秀蓮等人南下，其實是受邀作客。當晚在新興分局前演講會場，因受情治單位封鎖致許多人無法進入，施明德要與姚嘉文進入新興分局談判，在未知會我的情況下，向群眾宣佈，若半小時後他兩人未出來，現場請張俊宏與我指揮。後來情治單位即據此，以我為高雄事件副總指揮而追捕。其實，當晚我救了許多被群眾包圍的鎮暴隊員。
12月10日高雄事件當晚，黨外在台南大飯店開會，商討善後，至隔晨。我於11日中午回到家中，再受每日24小時監控包圍。
12月12日黨外在臺北開會因應事態發展，直至深夜，我未參加。13日淩晨，情治單位開始大逮捕，幾小時前還在開會的黨外要員，全部被捕。調查局即派人到我家，警告我不能離家，否則即行逮捕。我于當天晚上，利用分身接受監控，而成功脫逃。
12月15日晚間，我打電話給調查員，使他們誤以為我已返家，乃于16日淩晨派大批人員到我家捉人，結果撲空。我得知後，立即上臺北，找好友吳豐山商量。經他去電調查局，證實他們一定要捉到我，我乃隻身進入深山無人處躲藏。
後我設計，用我的錄音，由日本打電話回家，要家人轉告情治單位，若他們不登報聲明不捉我，我將在東京舉行記者招待會，說明高雄事件真相。情治單位因為由電信局國際台的錄音，證實那是我的聲音，且是由日本打來，乃於數日後，在報上說明，只是有些事情不瞭解，想問我。此事若現在在網路上，以“張春男”三字搜尋，還可以查到國安局的“張春男偷渡案”。
到隔年，即民國69年的5月份，當時高雄事件的軍法與司法案，初審都已判決，我因人沒被捉到，所以沒有自白，更沒有犯罪事實，因此，既未被起訴、通緝，更沒有被判刑。
按，刑事訴訟法與軍事審判法，都明確規定，有犯罪嫌疑者，該案起訴時必須一併起訴，不得因嫌疑者未到案而未與起訴。我乃據此，去電向平時負責監控我的調查員詢問，他們還捉不捉我。因為我既未被起訴，就表示我沒有犯罪嫌疑，如果再捉我，不但顯示檢調人員違法，更表示這是只要被捉，就能逼出自白而定罪，捉不到就沒罪的政治迫害案件。
該調查員回答得很乾脆，他說：“捉不捉你，不是我們調查局能決定的，這必須請示最高當局裁決。你兩個禮拜後再來電問吧!”
兩個禮拜後再去電，所得的答覆是：“你可以先回家，我們保證不捉你。但當時你跑掉了，讓我們很沒有面子，你必須給我們一個面子，這個事情才能了。”我問要如何給你們面子，他說：“你先回家，我們就會去找你談。”
民國69年6月8日我回到家中，當晚調查局派兩個人來找我，他們先問我有無偷渡到日本，我據實回答沒有。調查員說；“警總那些老包都被你騙了，我們早知你沒有黑道背景，要偷渡根本不可能，警總卻只相信他們從國際台錄到的電話。”
然後他們說我必須給他們一個面子，要我隔天自動到調查局報到，說明此事的經過，只要我以後不再參與政治，這件事就可就此了結。
我回答：“我不能去，因為我一去，你們就可以把我捉起來，並對外宣佈，調查局原不知張某人有問題，今天他來自首，我們才知道。然後再逼出一張自白書，就可以定罪。所以我絕不會去。”
他們不高興的回去了。大約兩小時後來電話，說：“談判失敗，不捉你的保證取消。從現在起你可以開始逃亡，明天早上 8點以後我們再開始捉你。”
我回答：“要捉現在就可以來，我都已準備好了，不會再離家，要讓你們在家裏捉我。”
然後，家人回來說，附近各路口，都有員警與便衣人員看守，只要一出去就逃不掉。
此後，我又受到一天24小時的監控。我堅持足不出戶，要在家裏讓他們來捉。他們持續一天24小時監控，也堅持不進屋捉我。如此相持一個多月，到 7月中旬我發現他們的監控撤了，乃嘗試走出戶外，也未被捕。
我原以為事情就此了結，豈知劉峰松來找我，說想到深山看看我躲藏的地方，我乃於 7月19日帶他及另兩位他找的朋友，花近一個白天的時間，到達該處。當晚在那裏過一夜，隔天20日晚回到家，家裏五歲的老二發高燒，折騰了一夜，到清晨，我家已被包圍，調查局進來捉我了。
他們對我算很客氣，在我要求下，讓我洗個澡，穿上西裝，帶著早就準備好的坐牢包袱，再把我押上車，而不像捉張俊宏等人那樣，穿著睡衣，光著腳就拖走了。
他們把我押在一輛福特跑天下的後座，兩邊各坐一個調查員，前後各還有一輛車。當年還沒有貫通全台的高速公路，三輛的車隊，浩浩蕩蕩的從清晨跑到近中午，才到達警總在景美的軍法處，在那裏目睹了警總與調查局的衝突。
捉我的調查員，原說要捉我到調查局，但得先到警總的軍法處報到。豈知到軍法處後，軍事檢察官卻要調查局的人自行回去，而留下我來，而且還不是很客氣的對兩個調查員說，這裏已沒有你們的事了，你們可以回去了。
調查員惶恐的打電話回調查局報告，最終仍交涉不得要領，我還是被警總留下了。
警總最初待我甚為客氣，在客廳坐沙發，還叫士兵搬來電扇，又吃了一餐有魚、有肉，有西瓜的豐盛午餐（因為他們當天中午加菜）。大約休息到二點，檢察官很客氣的請我到訊問室，問我高雄事件當天的事情，我都據實以答。然後，他很客氣的對我說：“張先生，你在筆錄上簽個名就可以回家了。”
我心想，他們花半天時間老遠把我捉來，不會是只想请我吃一頓豐盛的午餐。因此，我也很客氣的請問檢察官，在簽名之前，能否讓我看一下筆錄的全文，他回答可以。
看完筆錄後，我對檢察官說：“對不起，這個我不能簽。”他問我為甚麼？我對他說，第一：這筆錄記的與我講的不一樣。第二：我一簽就回不去了。
檢察官再說一次，你簽了我就讓你回去。我再次回答，我一簽就回不去了。這時候，原來很客氣的檢察官，忽然大力拍桌，怒起站立，大聲斥責：“張春男! 你敬酒不吃吃罰酒，我對你這麼客氣，跟你說簽了名就可以回去，你還是不簽。”然後繼續大聲斥責有數分鐘之久，最後還是要我簽。
我坐在椅子上，仰頭靜靜的看他發威，待他停止說話後，才緩緩的問他：“檢察官先生! 你說完了沒有？”他回答是，我才以平靜的口氣對他說：“檢察官先生!我也是很尊重你的，只是筆錄的內容與我講的不一樣，我一簽就回不去了，所以我絕對不會簽。你再怎麼凶，我也不會簽，也不會怕。我早有坐牢的心理準備，牙膏、牙刷、換洗衣物也都帶來了。”
他就指揮兩名憲兵，把我押進鐵欄干內的牢區。我被關在一個小房間內，房間外是一個運動場。在裏頭過了一段時間，看守我的衛兵正好有事出去了，門外站崗的衛兵面向運動場，使我有機會把門開大一點，觀察外面的情況。
運動場上正好有兩個女犯人，居然是好久不見的呂秀蓮與陳菊，我乃揮手向他們示意，做勢告示他們，我已被捉進來了。他們兩個看見我，就舉拳為我加油。衛兵看到了，急忙把門關掉。
天黑後，檢察官再來問我，要不然，要怎樣我才願意簽。我說只要筆錄與我講的一樣，我就簽。檢察官說：“我們問的我們寫，你回答的你自己寫。”我立即答應。
於是，再從新詢問，我回答的都我自己寫。詢問結束後，他拿者筆錄再去請示。大約一、兩個小時後，他來對我說：“你來的時候，不是說你家老二在發高燒嗎？你可以交保候傳，你找個保證人來保你吧! ”於是我就打電話找張俊宏的妻子許榮淑做保人。檢察官知道後，說這個不行，必須另找一個。我只好打電話回家，問我在經濟部服務的一個同學潘憲榮的電話，聯繫他來做保人。
然後，檢察官又恢復了原來的客氣，對我說：“對不起! 太晚了，已經沒飯可吃，我們到福利社隨便吃點東西吧。”
他買了兩瓶汽水，四個麵包。閒談的時候，他對我說：“張先生! 我在這裏見過多少各式各樣的人物，包括大人物、江洋大盜。但是，像你這麼冷靜的，倒是第一個。”
出了警總軍法處，到臺北站已是深夜。設法輾轉回到家，已是隔日早晨的事了。蓋當年島內交通，未如今日方便。
以上經歷前已提即。
其後，當局恢復在民國67年被其停止的中央民代選舉，並於民國69年底舉行投票。
在我民國69年7月21日被捕交保後，年底是否繼續參選，卻成為嚴重的難題。
我原為民國67年選舉的區域立委候選人，選舉被停止又被恢復，我理應繼續完成選舉過程。但我已被警告，再參與政治就要被捉。我也知道，捉人的事，他們言出必行。而且以我對國民黨的瞭解，被捕後，將來能否平安回來，我都沒有把握。因此再參選的顧慮很大。
但是，我是高雄事件後，國民黨要捉的重要黨外人士中，惟一脫逃成功，而沒被捕定罪的，且黨外候選人聯誼會成員多已被捕，我便成為重要的指標性人物。我若不參選，則表示，臺灣的黨外人士膽小，被捉的被捉，沒捉到的，再也不敢出來了。而如果我不顧自身安危，在同志多數被捕後，仍繼續奮鬥，則可象徵臺灣人為正義、為理想，理直氣壯的勇敢精神。這對臺灣往後民主力量的再生，會有重大的意義。幾經考量，我覺得我並沒有退縮的餘地。
於是，我決定冒著被捕的危險，繼續參選。但我非常小心的，從法律的角度注意選舉言論，決不留任何把柄可被追究。即使終究被捉，也要讓他們在捉我這件事上，表現得很難看。
在高雄事件大逮捕後的恐怖氣氛中，這次選舉一開始，全台表現得很冷淡，只有我在中彰投選區，一開始就很熱絡。報載，在選舉第一天的自辦政見發表會場，人數超過萬人以上的，全台僅張春男一人而已。而到選舉中期，則更上升至六、七萬人。對恢復高雄事件後的黨外民主運動，應有重大作用。
到選舉活動最後一天，特務車隊已不顧觀瞻，強行插進我的競選車隊，明目張膽的將我的座車，夾在他們特務車隊中。從台中要回員林的中途，我們車隊在彰化停車加油時，特務們下車守在我的座車旁，防我離車。這表示我已即將被捉，所以我設計讓全部車隊，在一家公路飯店停車用餐，然後讓我的座車先行空車駛離，在花壇等我，待我們全部車隊到達花壇時，我用分身穿我大衣，突然向前跑到我的座車疾速駛離，讓特務車隊狂奔追逐，追到我家，才發現目標已金蟬脫殼，消失無蹤了。
此後，我隱藏不現，他們捉不到我，就如此僵持。後來他們利用與我搭擋競選國代的劉峰松，以逼我現身。
一日，劉經我家人引進，找我說，他已與彰化地方法院院長見面談過，他說，他們根本沒有捉我之意，我不必如此緊張躲藏。
劉峰松這些話，使我面臨很大難題。我若現身，他們捉我的可能性很大。我若不出面，則他們可以放謠言，說我自作緊張，人家無意捉他，他卻膽小，怕得整日躲藏。這不但損我名聲，對黨外聲望也有所不利。且他們可以輕易持續，對我而言則不知要藏到何時，也不知能藏到何時不被捉到。反之，如果我出面，他們要捉我其實並無任何說得過去的理由，捉得太勉強，會引起群眾更大的不滿，也有利於讓這個政權更早日被民主化。而如果他們最終因找不到理由而沒捉我，則那是最好的結果。
基於這樣的考慮，我依法院的傳票日期，於民國70年1月17日出庭應訊。 臨出發前，劉峰松還替我們全家照一張像片，不過後來他一直沒給我這張照片。他好意的陪我到法院，然而我一進法院就再也出不來了，被由後門轉送台中看守所。
台中看守所中的人犯都早知我要進來了，因為我的牢房早已準備多時。他們還問我，為什麼現在才來呢？
由於找不到我有任何犯罪行為，檢察官只好在我的九場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演講中，各摘下幾個字到十幾字的一個小句，用九個小句，每三小句組成一個句子，共組成三句話，再把這三個句子組成一段話，念起來，倒有一點鼓吹革命的味道。這就成為我在選舉中煽惑叛亂的證據。
為了反擊這樣的起訴，我也在法庭上，把蔣中正在國民大會的三場不同時間的致辭，各摘下一句話，合起來念，也使蔣中正成為激烈的台獨鼓吹者。
十幾年後，台大法律系教授林山田，打電話約我見面，他告訴我，我的案件已被台大法律系當作典型的政治迫害範例教材。
選罷法中的煽惑叛亂罪，最低刑期是七年。大概最高當局也覺得判罪理由太牽強，所以做了一件更牽強的事，居然以法律新設為由，減半特價而判三年半有期徒刑。只是坐牢原有假釋，而我卻坐實了而沒有假釋。
在我坐牢前，原經營一家飼料店及兩個養豬場。被關進看守所後，豬場被偷幾十頭豬，報案沒有用，誰偷的不知道，後來只能都關閉了，全家生活也都失依靠。
我入獄前很健康，入獄兩年後肝硬化，險些喪命獄中。幸後來我在原有的西醫基礎上再研究中醫，而能活命至今。更有幸，因此而研創出一種能治療多數中西醫都治不好的難病的新醫學，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