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順興與張春男的北京行 陳芳明
去年(一九八五)十一月與今年二月，黃順興與張春男分別前往北京。他們的動機不同，所懷抱的理想也不同；然而，他們卻選擇同樣的道路。正因為如此，他們的行動也為台灣黨外人士帶來不少的訝異與迷惑。在他們之前，曾經參加過黨外運動的陳鼓應，也前往北京講學一年；不過，陳鼓應的行動並沒有在台灣造成任何波瀾，縱然他對政治的眷戀遠超過對學術的追求。在離開台灣之前，陳鼓應這個名字的流傳，僅止於臺北知識份子的圈子。在臺北以外地區的台灣人，對陳鼓應可謂陌生異常，這也是他沒有引起多少議論的主要原因。
然而，黃順興與張春男的情況，就全然不同了。他們都是長期介入黨外運動的政治人物，對台灣經濟結構、社會性質的瞭解都相當深刻，尤其是張春男，他標舉的強烈台灣意識的旗幟，在黨外人士中間是極為鮮明的。在幾次選戰中，張春男對國民黨統治性格的剖析，往往一針見血。凡與他接觸的人士，都不能不承認他是一位血性男兒。相形之下，黃順興較為內斂，行動上並沒有張春男積極。由於他先後擔任過台東縣議員、縣長以及立法委員，並且與許榮淑、黃石城、許世賢有過一段分合，因此在黨外運動中，他也屬於有基層經驗的政治人物。無論如何，這兩位人士雖然沒有躍居領導地位，也沒有在主流力量中建立他們的聲望；但是，他們與每位黨外人士可謂過從甚密。因此，他們先後經由日本前往中國之後，自然在黨外陣營產生一些波動。
道目前為止，台灣黨外對黃順興、張春男的反應各有不同。對黃順興的評論、批判者較多(如『領先』、『八十年代』、『新潮流』)，為他辯護者較少(如『夏潮論壇』)。換言之，黨外人士對黃順興所表現的愛憎態度比較清楚。但是，對張春男同情者居大多數。他的好友劉峰松，為了懷念他，特地為他寫『張春男傳』，目前正在李敖創辦的『萬歲評論叢書』連載。許多黨外人士私下討論時，關切張春男遠超過黃順興。黨外人士的反應會產生如此的差異，當然牽涉到黃順興，張春男過去與整個運動的關係之疏離與密切。
黃順興的中國之夢
黃順興遠赴中國，這是第二次。他第一次完成祖國之夢的年代，是在日據時期。在幼年求學時代，由於被日本同學稱呼為『清國奴』，黃順興的內心產生了極大的刺激。他後來如此自﹕「『清國奴』這句話已深深地向倍烙印似的印在我腦海裡，這一顆影響我命運的種子，一直到了我再日本唸完一段學業之時才萌芽，終於激發我提早奔向祖國大陸的直接動機。」(見黃順興著『永不退卻』)他從日本前往中國之後，在汪精衛政權底下取得了中國的『良民證』；從此，他便自認為具有『中國人』的身份了。
縱然如此，他並沒有因此擺脫身為台灣人的坎坷命運。他在同一冊書裡，以兩個事實來說明台灣人在中國的遭遇。第一、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時，黃順興在上海與中國人分享勝利的氣氛。然而，他竟目睹了自己的『蕃薯仔』同鄉在上海街頭被圍毆的情況。因為這位同鄉被日本軍方徵召赴中國打仗，戰後分文不名被遣散而流浪於中國街頭。黃順興為這位同鄉解圍，以上海話向人群說﹕「我是台灣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啊！」第二，當他與其他同鄉要求安排返回台灣時，國民黨軍隊的將官以奇異的眼光回答他們﹕「這裡只管日本僑民，台灣人的事管不了。」這樣遭到悍拒，黃順興並未有任何挫折；相反的，他以一種自我提升的方式來克服﹕「想來他並沒有說錯話，我們已經是堂堂勝利國的中國人，得自己去設法啊！」
黃順興的親身經歷，不能不令人想起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中一位姓曾的台灣人，他也是一心一意要做中國人。在經過百般挫折後，也是如此自我安慰的：「命中註定我們是畸形兒，我們自身並沒有什麼罪惡，卻要遭受這種待遇是很不公平的。可是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必須以實際的行動來證明自己不是天生的『庶子』，我們為建設中國而犧牲的熱情，並不落人之後啊！」亞細亞孤兒的心情，何其相似地顯現在黃順興的身上。一個湖南人或四川人，天生就是中國人；只有台灣人站在中國人面前時，必須加倍努力向人宣稱『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以便證明自己不是『庶子』。這樣的祖國熱情，是多麼令人寒心。在那篇回憶裡，黃順興自承在日後是如何吃了苦頭，最後他之所以能夠返台，台是依賴了另一位臺灣同鄉的協助。在他整篇的自述文字中，看不到任何中國人對他伸出援手。然而，很離奇的是，那篇回憶竟是如此結束的：「苦難教育了中國和他的子女，中國是一定要從這一切的苦難中莊嚴地、勇敢地站起來的啊。」
這篇文章，是在戰爭結束以後很久寫成的。他的主觀願望，自然是期待著中國能夠從『一切的苦難中莊嚴地、勇敢地站起來』。很不幸的，他的願望畢竟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黃順興的回憶，有意把中國的苦難歸咎於帝國主義者一手造成的。在戰後漫漫四十餘年，中國真的莊嚴地、勇敢地站起來了嗎？當專制統治者代替帝國主義者騎在人民脖子上時，中國是不可能站起來的，果真站起來的話，那也只是站到人民的頭頂上罷了。
隊戰後台灣的民主運動，黃順鄉有他一定的貢獻。他連續當選過三屆的縣議員，一任台東縣長，兩任『立委』。他的活動空間是從邊區邁向中央，從基層進入『國會』。不過，他是屬於單打獨鬥的政治人物。在其他黨外人士開始構思聯合陣線的策略時，黃順興並沒有積極參與籌劃。他常常自喻是『拿鋤頭的人』，也不避諱他『在彰化鄉下養豬』的事實。這點比起一些努力往上爬的黨外政客，自然是可愛得多。然而，也正因為他過於強調個人行動，終於沒有與整個黨外運動的主流會合。一九七八年以後，黨外運動澎湃發展時，黃順興都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為什麼會有這種距離存在呢？把黃順興描述為個人的英雄主義者，絕對是錯誤的。要討論這個問題，應該換一個角度來觀察。首先，在政治立場上，黃順興從不掩飾他是主張『中國統一』的；但是，他從未這樣的主張賦予具體的內容，到底為什麼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對中國有什麼好處？對台灣有什麼好處？這都是到今天包括黃順興在內的統派人士未能正面答覆的。對黃順興來說，很清楚的，『統一』的主張其實是他個人的情緒問題；而這種情緒，與一九七七年以後黨外運動所帶引出來的高漲本土意識並不相符。從黨外發展的脈絡來看，台灣人追求的目標，乃是在島上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台灣人所面臨的危機，無論是經濟的或生態環境的，顯然不是所謂『統一』方法能夠解決的。台灣本土意識的凝聚成熟，便是基於台灣社會的客觀要求而發展的。黃順興顯然並不欣賞日益茁壯的台灣本土意識。至少可以瞭解的是，有物質基礎的台灣意識與他懷抱的抽象統一主張，是相挬的，是難以並存的。明乎此，則他與黨外運動的扞格不入，更加可以想像了。
從意識形態來說，台灣黨外運動基本上是一種聯合各階級的民主運動，領導者則清一色由中智階級所組成。因此，在政治主張上，台灣黨外比較偏重於中產階級的利益；對於農民、工人政治要求的重視，便相對少了許多。黃順興則長期為農民的例一講話；在意識形態的光譜裏，這種純粹為農民爭取利益的立場，並不能視為左派。雖然如此，在份子複雜的黨外成員裏，他的旗幟極為鮮明。他固執的性格與堅定的立場，使他很難與其他黨外採取聯合陣線。再她尋求第三次蟬聯『立委』的企圖失敗後，黃順興對農民生活的關切仍然絲毫不減。他在彰化鄉下期間，創辦了『生活與環境』，這是台灣第一份以報導公害污染為主題的雜誌。這份刊物的銷路不佳，卻代表了黃順興對台灣土地的關切。在公害運動次第展開的今天，回頭來看當年這份孤寂的努力，更可顯示出黃順興的遠見。直到離開台灣之前，黃順興為農民說話的立場，以及他為台灣生活品質日益惡化而焦急的心情，還是執著不移的。
在中國的現實裏
孤獨的黃順興，是默默離開台灣的。那種落寞之情，幾乎可以想像。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從日本神戶乘船抵達中國上海。對他個人來說，懷著長達四十年的祖國之夢，至此算是完成了。三個月後，亦即今年的二月二十五日，他立即受聘為中國農業科學院顧問。這種殊遇，顯然是把他當作『駕機歸來』的國民黨飛行員看待的。
回到中國的黃順興，究竟以什麼樣的心情接受這份職務，外人實難以推測。根據一九八六年四月『台聲』的報導，黃順興如此表示︰「晚年能獲得參與祖國農業建設的機會，極感榮幸和興奮。」又說，他「離開大陸四十年，對大陸農村已經很生疏，除了加緊向大家學習以外，現在不敢說什麼，待下鄉考察研究後，再跟院內同仁檢討並提出建議」。一位對中國農村極其陌生的台灣人，再回歸投靠之後才三個月，就已平白獲得農業顧問的職位，恐怕也使勞苦終身的中國本地人感到吃驚吧。用中國人的術語來說，這是不折不扣『坐直升機上來的』。用台灣人流行的口頭話來說，這是如假包換的『空降部隊』。然則，對於一位長期在台灣從事民主運動的政治人物而言，這實在是很大的諷刺。
為什麼說這是一種諷刺？因為，這是典型的中國式酬庸政治。在北京領導人眼中，他的地位與馬璧、李大維、黃植誠並沒有兩樣。他們的到一官半職，政治宣傳大於實際效用。黃順興的情況，應該是不同於這些政治投機者。他有足夠理由拒絕這種職位的，身為民主運動的人士，他到什麼地方都應該與人民站在一起的。黃順興對中國農村不瞭解，但至少也應用瞭解一些中國民主運動的情況。在台灣時，他能夠與當權者對抗到底；一旦到達中國時，竟立即與統治者結合在一起。這樣雙重標準的政治立場，不就充分顯示今日統派人士在『民族』觀念與『民主』觀念上的矛盾與混亂嗎？黃順興的立子，說明當年統派人士的搖擺性格。當李一哲、魏京生、傅月華的案件發生時，台灣的統派刊物無不聲嘶力竭為他們作精神上的支援；甚至王炳章的『中國之春』在北美創刊時，台灣的統派領導者，不也莊嚴而果敢予以支持嗎？為統派領導人之一的黃順興，跨過了台灣海峽，便『逾淮而枳』了。在中國民族主義的旗幟下，他那麼輕易把民主犧牲掉，卻又那麼放膽與統治者擁抱。這豈非為台灣人上了最好的一課嗎？
黃順興到中國後，比中國人民幸運的地方，便是能夠到處遊山玩水，能夠回到他的福建祖籍去尋根。他的祖國之夢，是這般順利地實現了。他可能不知道，有多少在文革時期『自願下鄉』或『被迫下放』的無辜老百姓，仍然難以回到他們本籍；他可能也不知道，能夠像他這般到處走馬看花的中國人並不多。他是幸運的，因為它是台灣人。根據現在官方制訂的政策，台灣人的身分突然受到重視。在十年前，有誰敢承認自己是『台灣人』？那些在政治鬥爭中，被凌辱、被迫害、被犧牲的台灣人，恐怕已被黃順興遺忘了吧。
在中國的現實裏，黃順興自然有一種失落感。他在今年三月、四月的『台灣與世界』，發表了一篇遊記體的長文：「四十年後回看中國大陸山河」，本文重述他當年如何建立他的中國意識。從文字中，可以看出他所緬懷的中國，乃是現實中並不存在的中國。他所擁抱的是自誇具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中國；但是在上海，他卻目睹中國青年竟向日本遊客宣傳他們擁有舞廳。在蘇州，這個古典中國裏被視為詩情畫意的城市，他竟看到依舊污濁的河水。在無錫，這個擁有『魚米之鄉』美名的城市，他發現太湖竟日益縮小。他走過的土地，四處都充滿污染的問題。他不能不喟嘆著，八十年代的中國，竟然步上六十年代的日本及七十年代的台灣之後塵。
龐大的中國，面對的是龐大的問題，而這並不是黃順興所能逆料的吧。若是在台灣，他對當權者的批判抨擊，從未手下留情。然而。他的批判變的溫柔敦厚起來，表現出忠臣進諫的姿態。例如，談到蘇州河流污染的問題時，他很委婉表示：「不知北京政府的領導者對此金玉良言的忠告作何感想？」看到太湖的水質惡化，他也只能如此感嘆：「此地環保單位為什麼對這時刻在製造湖水污濁的狀況無動於衷呀！」在龐大問題的龐大陰影下，黃順興畢竟已失去了他在台灣時的批判性格了。這是可以理解的，他的一生是以變成中國人為職志的。他迢迢遠赴中國，只為證明他是中國人，既然成為了中國人，則其他的問題就變成其次的了。
張春男的台灣之夢
同樣來自彰化的張春男，今年二月突然偕同妻小前赴北京定居。他所帶來的震撼遠超過黃順興。這是因為在黨外運動中，張春男的作為與抱負，都遠比黃順興還引人注目。
從一九六七年開始，張春男便介入地方選舉的活動，時年二十四歲。他不是為了選舉而選舉，而是為了改革才參選的。從六十年代之後，他深入民間探訪，瞭解民意，瞭解整個社會結構。一九七二年，他花最少的經費而當選了『國大代表』，這使他更有機會去觀察台灣社會發展的動向。但在一九七七年，他宣布辭掉國代的職位，因為他當初政見所承諾的，並沒有實現。這種行動，對國民黨是一種抗議，一種諷刺，對黨外人士則是一種守信的、果敢的表現。張春男之所以被稱為『黨外鐵漢』。並非沒有原因。
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張春男也是被通緝的對象之一。在風聲鶴唳的日子裏，他開始一連串的逃亡，終於躲過了逮捕。事後，根據曾心儀在『萬歲評論叢書』的回憶，張春男其實並沒有藏匿在深山裏；相反的，他仍出沒於黨外的活動裏。只是他留了鬍子，並且也做了一些化粧，結果成功避開警探的耳目。有一件事最能表現他的智慧，便是他為自己錄音，然後托人攜往日本，再請人從日本打電話回台給家人，在長途電話中播放他的聲音，使國民黨竊聽的特務誤以為張春男已經逃亡往日本了。張春男與國民黨特務鬥智，可以顯出他性格的另一面。出身望族的他(張姓家族曾產生一名縣議員，一名律師及四位醫生)，絲毫不帶任何世家氣息。他所表現的，乃是一身反骨。
一九八零年選舉恢復時，張春男復出競選。在激烈的選戰中，他再度發揮台灣男兒的性格。他不僅以嚴厲的字眼抨擊國民黨，而且還提出台灣前途應由台灣人民決定的主張。這種主張，在今天的島內已普遍受到認同。然而，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甫及一年，即提出這樣的口號者，必須具備非凡的膽識與勇氣。可以預料的，國民黨對他這種毫不保護自己的做法，自然恨之入骨。因此，選戰一結束，國民黨立即以那年才制訂好的『選罷法』，把他判刑入獄。當時與他一起變成『選罷法』的犧牲者，還有彰化的劉峰松。
張春男在獄中，坐滿了三年六個月的政治牢，而於一九八四年五月出獄。出獄以後，他有了顯著的改變。許多黨外都已警覺到，張春男比以前還更沉默。一般認為，他是一位熱中政治的人，然而政治牢卻使他永遠禠奪公權。也就是說，他不可能再參加任何選舉活動了。對一位毫不妥協的黨外人士來說，特別是一位以選舉為手段來改革的政治家來說，剝奪他的參選權利，無疑是一種凌遲。使他更沉默的另一個原因，據說是他目睹黨外陣營內部分裂與混亂。張春男在私下已不只一次表示，有許多黨外人士不是為了理想，而是位了個人名利才參加民主運動的。他很痛心於黨外運動的墮落，更痛心於彼此之間的內鬥。他對黨外運動的幻滅，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他之所以不告而別，遠赴中國，其心情也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不過，一個更重要的理由使他前往中國，便是他對台灣前途的關心。自一九七九年以來，北京對台政策的一個明顯趨勢，就是以國民黨為談判的對象。張春男認為，國民黨並不能代表台灣。只有把國民黨這個障礙去除，中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才能改善。從上面的幾個因素來看，張春男前往北京的動機可以總結出兩點：第一、藉選舉來改革的道路是不通的，而台灣黨外的力量又過於薄弱，不足以解決台灣的問題。第二、有足夠力量解決台灣前途的問題，應該是北京；而北京的對台政策卻沒有把台灣人民的意願加以考慮。因此，他認為應該去糾正北京的政策才對，只要中國領導人照顧到台灣人的意願，則台灣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張春男再今年二月攜全家妻小，從日本到達北京。停留二十餘天後，他隻身來到美國，並於三月十五日在紐約發表一場公開演講。 根據他的自述，他完全是出自於自願去北京的，而不是受到任何人的統戰。他說， 他們全家花了六十餘萬日幣購買機票；到達北京時，竟然沒有任何人理會他。因此，從他的演講可以看出來，張春男去中國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也不是『懷抱著祖國之夢』，而是抱持著台灣人的夢。亦即希望利用中國的力量，來完成台灣人當家做主的願望。
他對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基本上是贊成『合併』的。但是，必須以『一國兩制』的方式來合併，因為「現在台灣的情況跟當年大陸的情況是有很大的差別，不能施行同樣的制度」。「如果把中國現行的制度放到台灣來的話，那麼台灣人可能會覺得很痛苦」。所以，他支持『一國兩制』的構想。
不過，他認為現在提出所謂『一國兩制』，只是為了繼續讓國民黨統治台灣。他抨擊這種政策的偏差。他指出︰「我到那邊二十幾天以後，我有一個感覺，主要的是他們好像對台灣的情況瞭解得不夠，不知道台灣人有多討厭國民黨。他們只是從報章雜誌上看，以為台灣經濟發展啦，人民過的多好啦，多支持國民黨啦。」具體的說，北京現行的對台政策，是基於對台灣現狀的不瞭解而制訂的。他建議，中國果真要實行『一國兩制』的政策，就應該派人與台灣人談。他說︰「如果中國有誠意要與台灣談的話，我們台灣人也可以組織一個流亡政府跟中國談，其實那都是技術性的問題，只要方向抓正確了以後就可以做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號的『台聲』，刊出一篇『張春男談台灣前途』的專訪。他在接受訪問時，更具體指出『一國兩制』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他說︰「幾乎每一個台灣人都不會同意國民黨繼續統治。這個很簡單，如果同意國民黨繼續統治台灣的話，我今天不必帶著全家人來到北京，我住台灣就好了，反正怎麼變也是國民黨統治，對台灣人來說沒多大關係。就是因為台灣人幾乎都反對國民黨繼續統治台灣，會有人心向祖國，願意跟祖國統一。如果台灣人都安於國民黨統治的話，那麼，台灣人就會支持國民黨，不會同意中國大陸方面的任何主張和要求。所以說，這個政策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矛盾。」這樣的評論，可能是北京推銷『一國兩制』以來，所遭到的最為直接的批評。無怪乎『台聲』編輯鄭堅來美訪問時，又以這篇文字做為他們言論尺度放寬的一個樣板。
事實上，『一國兩制』的根本目標，乃在於把國民黨扶植為北京在台的代理人。早在一九八二年六月，鄧小平已公開表示，保證「統一之後，臺灣當局可以保留現行制度，包括黨、政、軍、特系統不變」。這是『一國兩制』的雛形。到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國與英國簽訂香港歸還協議之後，鄧小平才正式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口號。這個口號提出後，便開始積極製造一些輿論，無非是稱讚此一制度的『科學性』、『優越性』，以及『提供和平統一的最佳模式』等等。在北京推演出來的輿論中，從未有人敢進一步提出台灣人與國民黨之間的矛盾關係。勇於發言的張春男，無疑是北京城裏唯一的『分歧份子』。
從歷史夢魘中催醒
像張春男這種勇於批評北京的決策者，可以說非常典型地表現出台灣人憨直的性格，而這也是他比黃順興更可愛的地方。黃順興對中國的『民族感情』，自然是應該受到尊重的；但是，這份民族感情竟然矇蔽了他對北京對台政策的認識。他到北京之後，公開的談話都只是強調他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光榮，卻完全失去了對台政策的認識，這不能不令人感到訝異。像張春男的態度則完全與他兩樣。他不像黃順興那樣輕描淡寫地只盼中國領導人「真正將『更寄望於台灣人』這句話付諸具體的辦法之中」；相反的，他坦率指出這個政策的不當與不德。
無論是黃順興的委婉進諫，或是張春男的大膽批評，到目前為止，並未在中國產生任何作用。這可以用兩個事實來說明。第一、今年五月，黃順興、張春男、陳鼓應三人聯名發表聲明，譴責國民黨長期施行戒嚴法。這份聲明交給新華社時竟遭到拒絕發佈。中國官方並非不清楚戒嚴法對台灣人的鎮壓意義，也並非不清楚戒嚴法對國民黨權力鞏固的貢獻。黃、張的聯合聲明之被拒發佈，正好反映出北京領導者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事實顯示，今天的北京政府比任何國家還擔心國民黨的統治會動搖，它想盡辦法協助國民黨維持台灣政局安定。華航劫機事件發生時，北京之所以願意讓步，便是希望這件事不致影響國民黨在台灣的統制威望。換句話說，國民黨越能維持現狀，就越有利於『一國兩制』的推行。
第二、七月十七日在香港出版的『遠東經濟評論』，發表了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接受訪問的談話。這一次專訪，更加明白顯示出北京當局扶植國民黨的努力。胡耀邦說：『台灣可能有一段時間穩定，但不可能長期穩定，當然這只是我的看法。蔣(經國)說局面會穩定，我們希望他正確。』這段話背後所代表的涵義，可以說明北京的態度。他們在主觀願望上，都期待蔣經國在生前死後都能維持穩定局面；所謂『穩定』，就是國民黨繼續一成不變統治台灣。胡耀邦說得最露股的地方，乃是承認「蔣經國的政府是合法的，也有選舉的支持」。說這樣的話，並不是信口開河的，而是經過了深思熟慮。只有在承認蔣經國政權是「合法的」之後，才有可能合理化『一國兩制』的推行。北京當局對國民黨堅定不移的支持，恰好與張春男等人的立場完全相反。更確切的說，胡耀邦的談話等於是回應了張春男的答案追求。
北京的對台政策，不是一朝一夕就決定的，那麼，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張春男以他個人力量企圖去影響北京的決策，以證明是徒勞無功了。他在北京的孤獨寂寞，也可以想像。有一個事實不能不提的是，張春男全家在北京六個月，一直都被安排住進旅館裡面，這說明他是受到怎樣的待遇。尤有甚者，他到目前為止，仍然還未與任何北京的決策者有過見面的機會，官方指派出林麗韞(全國台胞聯誼會會長)這樣的樣板人物予以接待而已。很明白的，北京要推銷『一國兩制』以唯恐不及，何嘗願意讓張春男這樣不同意見的人物來發言並阻撓。今年七月，張春男再度來美時，凡見過他的人，無不說他神色黯然。像他這種敢於發言的台灣人，在中國境內絕無僅有。只要現行的『一國兩制』方針繼續堅持下去，那麼張春男之不見容於北京，已可預料。三十多年來，有多少台灣人在對台政策上發表異議而被鬥臭鬥垮的。難道張春男會走向同樣的命運道路嗎？這是外人難以知道的。過去十幾年來，在台灣參加過民主運動之後又前往中國的，只有陳逸松、陳鼓應、黃順興、張春男而已。然而，前三人都是妻小留在海外，終於有了退路；只有張春男是攜家帶眷去定居的，完全把自己的後路切斷。他那份誠意，比她前面的三位人物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他的命運會與他們一樣幸運嗎?
把黃順興與張春男並排在一起議論，並非在比較他們的道德或節操，而只在說明他們在當前政策下的不同表現。對黃順興而言，他是求仁得仁的；對張春男來說，則是緣木求魚。盡管他們的動機與表現是如何歧異，他們的北京之行無疑是帶來不少啟示，當台灣人仍然未放棄他們的努力時，仍然積極在台灣本土上追求政治理想時，黃順興與張春男就已絕望了，而迢迢千里前往北京尋求支援。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位宋江，『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最後放棄了抵抗，接受招安去了。在台灣歷史上有一位施琅，背叛鄭成功而去投降，為滿清政權擔任馬前卒，利用鄭氏王朝內鬨時，來併吞台灣。歷史上的教訓，台灣人不能不知道。黃順興、張春男當然不是投降去了，但是，在他們身上卻可看到類似的歷史投射。這兩部反面教材，還能不令台灣人深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