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防疫 ft.
創新社會設計

姑且不論台灣是否防疫成功，畢竟，事情沒有結束，大概很難說誰成功誰失敗。

但是，在這波疫情中，台灣的確有很多與眾不同的地方。包含提早應變、境管森嚴、嚴密的疫情調查、高規格確診標準、根據風險評估決定以追蹤代替篩檢、即時而公開全面的疫情資訊流通推廣、正向防疫代替大規模強制隔離、數位社群協作防疫政策。

提早應變、境管森嚴、嚴密的疫情調查、高規格確診標準、根據風險評估決定以追蹤代替篩檢是完全依賴公衛科學做的決策。在未知傳染病之前，防疫政策是公共政策，每個決定的影響都是全面的，不僅止於醫學，因此防疫政策必須依賴公衛科學，而非僅止於傳染病學。

即時而公開全面的疫情資訊流通推廣、正向防疫是完美的設計思考案例，數位社群協作必定會成為全世界的數位社會創新的經典範例。

充滿設計思考的正向防疫

記得疫情剛開始時，大家多認為跟確診病例沾上邊的人都應該集中強制隔離，對於居家檢疫出來放風就稱作是防疫漏洞。這是起於恐懼的直觀反應，不是錯，但沒有幫助。
仔細看就會發現三種分級與措施都是合併考量傳染給別人的風險、確診後發病後果及群眾心理做出的合理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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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政策並不單純考量醫學上的因素，還要考慮社會因素，因為政策是會施行到整個社會的。
因此在公衛政策的風險評估中，不僅要考慮疾病的影響與暴露度（屬於醫學），還要考慮受災民眾的脆弱性與社會的韌性（屬於社會學）

不集中強制隔離

寧可錯殺一百的集中隔離政策可以防止網子裡的魚亂跑，但被隔離與污名化的恐懼卻會讓確診者不願意詳實交代可能的行蹤，反而會有大規模的漏網之魚。強硬的政策會提高脆弱性帶來的風險，軟性的政策則可以依賴台灣社會的韌性，來降低脆弱性帶來的風險。也就是整體來說，軟性政策的風險較低。

這樣的決策並非一廂情願，而需要某些條件成立，才能有好的成果。
1.在台灣並沒有大規模爆發社區感染時，就開始嚴密的追蹤
2.台灣民眾普遍願意配戴口罩與測量體溫，即使有少數檢疫者在外，也不用擔心迅速傳播
3.台灣醫療體系警覺度高，即使有未被追出者，也容易經由通報系統補足
4.很多台灣人還記得SARS時因為污名化與對立帶來的傷痛與教訓，知道不信任的破壞力

因為這個決策真正關注的核心問題並非「如何確保沒有人亂跑」，而是「如何減少爆發感染的風險」

確診者也是政策的使用者

在這個政策中，即使是確診者，也沒有強制收留於特定場所，主要的原因是把確診者也視為政策的使用者。作為疾病的受害者，確診者的重要心理需求是「不被歸責與究責」、「被理解與保護」、「能盡量維持原本生活」。既然確診者並沒有犯罪，就不是「要解決的問題」，而是整個防疫政策「一起合作的夥伴」，那麼讓制度盡量滿足需求，才能有好的執行度。

因為這個決策真正關注的核心問題並非「如何讓確診者跑不掉」，而是「如何讓確診者不想跑」

不做大規模篩檢

這個是個很常被提及的特點。在這次疫情之前，大多人應該並不了解偽陽性的傷害（可能驗孕的時候會被傷害一下），也並不了解疾病的檢測有各式各樣的方法與準確度。

因為原理不一樣，每一個篩檢方式的結果都要有正確的解讀才有意義。
抗體陽性跟抗原陽性就很不一樣。抗體的種類也表示在不同的感染階段，而抗原的濃度更可能只是檢驗儀器的背景值。

疾病本身的風險與社會對疾病的了解不同，篩檢結果對民眾日常生活的影響、篩檢的偽陽/陰性會有不同的社會後果，而篩檢排擠的醫療容量更是有極大的影響。也就是說，做大規模篩檢很可能一大堆沒病被當成有病（因為感染率低於偽陽性機率，所以比較不可能有病當沒病），導致被誤診的人受到極大的影響，整個社會逐漸朝向盡量隱匿自己的可能病史，反而更容易導致爆發社區感染。

因為這個決策真正關注的核心問題並非「如何盡量撈到可能的感染者」，而是「如何用最省時間、醫療及社會成本的方式撈到真正的感染者」

（了解偽陽性、偽陰性按這裡）（了解抗原、抗體檢測按這裡）
（全台普篩最少要花46億元，還會篩出18萬無辜者！數字怎麼來？陳時中告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