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倫理

生命倫理，指涉及生命的道德原則，關心人類如何看待生命。醫學作為維持健康、保護生命的學問，生命倫理自然是醫學之一大課題。現代醫學快速發展，醫療技術日新月異，諸多生命倫理議題也隨之而來，以下將分論之。

墮胎

墮胎，是以藥物或手術等人工方式終止妊娠的行為。墮胎長期以來備受爭議，正反雙方各執其詞。正方將胎兒視作婦女身體的一部分，而非獨立生命，墮胎正是婦女行使自己的身體自主權。反方則認為墮胎是剝奪胎兒的生命，在道德上是錯誤的。探其究竟，實為孕婦自主權與胎兒生命權的比較。到底孕婦自主權與胎兒生命權，孰高孰低？又胎兒是否為「人類」，享有「生命權」？至今仍無定論。

羅訴韋德案

羅訴韋德案，是1973年在美國一起有關墮胎權的重要案件。該案件主人翁化名羅，居住在德州。1969年，羅第三次懷孕，希望拿掉孩子，但德州法律規定除非胎兒威脅母親性命，否則墮胎違法。羅於是找律師，起訴當地的地方檢察官。後來此案件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判決認定德州禁止墮胎的法律，違反憲法的正當程序條款。並提出三階段標準，懷孕前三個月，孕婦可與醫生討論後，自行決定墮胎與否；三個月後，政府得限制墮胎；24到38周，除非母親生命受到威脅，否則禁止墮胎。此判決保障了婦女的墮胎權。然而，2022年六月，聯邦最高法院以6:3推翻羅訴韋德案的裁決，再度掀起相關討論與衝突。

我國現況

目前我國刑法設有墮胎罪，而優生保健法規範特殊狀況，胎兒畸形、因強制性交而受孕等，不成立墮胎罪。另外，優生保健法施行細則規定”人工流產應於妊娠二十四週內施行。”以上法律亦引發相關爭議，尚在修法階段。

代孕

代孕是指第三方為委託人完成妊娠、分娩的過程。現代社會，晚婚比例增加，不孕夫妻變多。隨人工生殖技術日益成熟，捐精、捐卵、試管嬰兒等方法得撫絕嗣之悲，代孕亦能給予不孕夫婦享受天倫之樂的機會。然而在台灣，代孕的地位並不如捐精、捐卵、試管嬰兒，是違法的，其中爭議在於所涉及的倫理原則。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孫效智〈代理孕母的倫理與法律問題〉一文中指出，代理孕母是否合乎倫理，必須符合四個條件：首先，委託代理孕母必須是在沒有任何其他辦法下的救濟手段，如婦女子宮因病切除等。若婦女身心正常卻因任何理由請別人替自己懷孕，將錯過懷胎九個月的共生親密。這份親密共處的感情對家庭十分重要，假使父母不願懷孕的胎兒付出，很難想像他們準備好為人父母。再者，委託夫妻必須使用自己的精卵。若代理孕母使用自己的卵子，將割斷原本的親子關係，阻絕孩子的親子認同。三，所使用的人工生殖方法不可以任意傷害受精卵或胚胎。受精卵或胚胎已是在連續發展過程中的初期人類生命，應受到極謹慎的尊重和保護。最後，是不可將代理孕母商業化。一旦商業化，將助長胎兒以及代理孕母的身體工具化的風氣，並且導致有錢婦女對貧窮婦女的經濟劫掠。

因此，代孕的合法化，需考量眾多因素。2020年，規範代理孕母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通過一讀，是代孕走向合法化的第一步。

安寧緩和醫療與安樂死

安寧療護與安樂死均是面對死亡的選擇，然二者截然不同，眾人經常混淆，以下將解釋。

根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安寧緩和醫療係指”為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生理、心理及靈性痛苦，施予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護，以增進其生活品質。”安寧療護的真髓，在於以尊重生命的態度，陪伴末期病人安詳度過生命中最後的時光。施行安寧療護之下，病人是自然死亡，帶著尊嚴離開。安樂死則為有意提前結束患者生命的措施，通常是醫護人員提供藥物或工具協助患者自殺。

安樂死一直以來飽受爭議。支持者認為，人擁有死亡權，能自願選擇死亡；安樂死能消除末期病人的痛苦，不受折磨，得到解脫，並且減輕家庭與社會的負擔。反對者則認為，生命是無價的，安樂死刻意終結生命，忤逆生命尊嚴。另外，開放安樂死將導致其被濫用，使得患者遭遇病痛即訴諸安樂死，喪失求生意志。

醫界對此也有不同看法。安樂死是提前結束生命，與醫者救死扶傷的本質背道而馳。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在安樂死及醫師協助自殺立場聲明書提及：「死亡是生命的自然歷程，所有末期病人都應該受到高品質的醫療照護，包括能即時且公平的得到高品質的安寧緩和醫療，以緩解病人及其家屬身心靈的痛苦、確保生活品質及生命尊嚴。」、「本學會不支持『安樂死和醫師協助自殺』。刻意結束病人生命，不是解決病人痛苦的好方法，反而可能讓病人失去妥善緩解痛苦的機會。」

當前，協助自殺於瑞士、荷蘭、比利時、加拿大等國合法，我國對安樂死的規範《尊嚴善終法》仍在立法階段。

醫學做為一門實證科學，任何藥物、器材、治療方法實行前都必須受到嚴謹的驗證，以確定是否對於病患有效。因醫學研究涉及生命的狀況，研究者須謹慎行事並檢驗過程是否符合法律、倫理規範。

臨床試驗分期與受試者權益

為了保障受試者的安全，臨床試驗前會經過實驗室研究以及動物實驗後才會進到臨床試驗分期階段。以新藥的研發舉例，一共分為四期：

【第 I 期】(數十名左右)

第一階段人體試驗的主要目的是監控藥物的安全性，藉由此階段的試驗，探討藥物對人體所起的生化及物理作用及觀察人體對藥品作用的過程，找出適當的治療劑量及給藥時程。

【第Ⅱ期】(一百名左右)

主要探討藥物的安全性及療效，並評估其對人體的影響。第II期研究的試驗通常把焦點放在特定的醫療狀況(如：是否出現不良反應)。

【第Ⅲ期】(數百名左右)

此階段更進一步地評估此藥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將新的藥物或治療方法（或標準方法的新用法）與目前的標準療法作比較。常以隨機分配、雙盲及對照試驗來設計實驗，通過可申請NDA(上市許可)。

【第Ⅳ期】(數百至數千名左右)

為藥物上市後長期治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追蹤。

赫爾辛基宣言中確立了人體試驗的倫理原則後，1979年頒定的貝爾蒙報告書中提出三項受試者保護原則(貝爾蒙原則)：

一、自主：尊重有意思能力的受試者意見及選擇，若無行為能力的受試者，則需要受到特別保護。

二、行善：試驗的好處與壞處必須平衡，且安全性更要大於危險性。

三、正義：不能以脅迫的方式要求受試者參加試驗，受試者必須在公開、公平的情形下接受試驗，而某些特殊身份的人更需受到正義原則的保護。

在臺灣，進行人體試驗前需要經過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而受試者相關權益亦有人體實驗法保障。

研究進行過程中，知情同意書（Informed consent）為必要文件，研究人員必須將研究目的、方法、經費來源、任何可能的利益衝突、研究人員所屬機構、該研究可預見的益處及可能伴隨的危險與不適等相關資訊詳實告知受試者，知情的狀況下自願簽下了同意書後，才符合受試者的公平正義的表現。

隱私與資料安全

資訊時代下，生物醫學（如基因科技）與公共衛生研究的快速發展，需要許多健康資料庫、大型的生物資料庫（biobanks）以支持醫學研究使用，至此隱私與資料安全、資料濫用等議題浮上檯面。

研究需要將受試者個人健康資料向他人公開，包括對更廣大的科學社群，有時候還包括對一般大眾。為了保護受試者的隱私，研究者必須確保受試者在知情狀況下，已同意研究者為研究目的可使用其個人健康資料；因此研究者必須事先便告訴受試者其資料將會如何被使用。一般而言，資料應該要去除個人身份，而且儲存及傳送時都應加密。

2016臺北宣言

臺北宣言平衡了個人生物材料、資訊的保密與隱私權以及生物資料庫對於醫學研究帶來的群體利益之間的衝突，提及管理者須保護病人提供的資訊，病患本身也有權利控管其個人資料與生物材料的使用，而醫師也具有特別的倫理與法律雙重義務。對於生物資料的儲存、收集與使用也必須經過病人與捐贈者的知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