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宇、歷史與地方社會

廟宇與大澳歷史

廟宇具備宗教、教化及凝聚社區功能。與此同時，廟宇反映的不只是廟宇自身的歷史，亦承載社區活動的痕跡，見證地域網絡及政經變遷，蘊含文物價值。因此，廟宇的碑銘文物是瞭解大澳以至南中國歷史的珍貴材料。

大澳位處沿海，而其廟宇的早期碑銘可追溯至清康熙年間遷界令之後，由此可見遷界令對大澳之影響。順治十八年（1661）首頒遷界令，堅壁清野，勒令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康熙八年（1669）一度復界，惟二十二至二十三年（1683-84）始完全展界開海，此後廣東境內地方社會才恢復，珠江流域的水路往來更趨緊密。大澳位於珠江口，也便成為珠三角的交通樞紐。

如是者，大澳一些廟宇也採用嶺南風格的建築裝飾。石灣陶塑流行於清代，成熟於晚清。石灣被稱為「南國陶都」，與景德鎮齊名，有「景德瓷，石灣陶」、「石灣瓦，甲天下」的美譽。由於石灣位於「粵劇之鄉」佛山，「石灣公仔」多取材自粵劇神功戲人物，特點是不點睛。楊侯古廟、新村天后古廟和關帝古廟都有石灣陶塑裝飾，設於正脊及香亭兩側廊頂，可見石灣陶塑裝飾頗為流行，大澳和佛山也交往頻繁。

外地籍貫的碑銘捐贈者、重修資助人，同樣意味著大澳與外界的連繫。大澳眾多廟宇中，現存最早的文物為楊侯古廟之康熙三十八年（1699）古鐘，由佛山的「萬名爐」號鑄造。康熙五十二年（1713），更有湖北、湖南、南京、浙江等地人氏將鐘獻予新村天后。總而言之，大澳的水上跨地域網絡以珠三角為基礎，深入華南。

碑文也記載了大澳當時的面貌。新村天后古廟的道光十八年（1838）〈重修天后古廟題名碑記〉記錄了大澳地貌、鹽業海防之歷史。碑文以「楊洲」稱呼楊侯古廟所處之小島，由此可估計寶珠潭當時未有橋樑陸路連接大澳島，與今貌有別。大澳島、大嶼山兩岸「鹽圍（鹽田堤圍）築於乾隆之歲（1735-1796）」，形成鹽圍邊的太平、永安兩街，亦足證大澳鹽業發展興盛（見第五節）。嘉慶年間（1796-1821），「海盜洋匪猖厥（獗）」，威脅到大嶼山海防。

大澳緊扼珠江口，並面向南中國海。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實行廣州一口通商。所有與中國貿易的外國商船，都要在珠江口伶仃洋伶仃島附近停泊，等待進入廣州。大嶼山也漸漸成為一個海防要點。

雖然嘉慶年間華南海盜崩潰，但道光年間英人走私鴉片，為避開清廷在澳門之查禁，轉於虎門及大嶼山海面，設十餘艘躉船，囤積鴉片，稱為「鴉片躉」，以便走私鴉片進入中國，及偷運中國紋銀出口。道光十一年至二十年（1831-40），鴉片透過快艇偷運入中國，這些稱為「快蟹」或「扒龍」的快艇，裝配槍炮，由數十人操作，速度快，兵船難以追捕。當時「伶仃洋乃水師提標左營、香山協、大鵬營所轄之地。」道光二十年，廣東大鵬營升格為協，下設左右兩營，澄海協副將改成大鵬協副將，駐大鵬九龍山，以應付海防需要。第一次鴉片戰爭也在該年爆發。

廣東大鵬協於守轄大澳有責，早在升格前已與大澳頗多往來，洪聖古廟之乾隆十一年（1746）古鐘可資佐證。及至咸豐二年（1852），22名來自地方軍事單位的官吏捐助重修關帝古廟，包括廣東水師提標（水師提督之直屬部隊）及大鵬協鎮右營的將領，甚至右營闔營兵丁都參與其中。根據記錄，關帝古廟咸豐二年的重修碑是香港境內載有最多大鵬協官員名字的碑銘。

光緒二十四年（1898），隨著《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英國向中國租借新界，清政府遂不再駐防。光緒二十八年（1902），英方在大澳北山豎立嶼北界碑，宣示華英界線。這也解釋了為何翌年（1903）在洪聖古廟設立的〈重修天后武帝古廟碑誌〉並沒有廣東大鵬協的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