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耀的竹園岡之五 ─
竹園的健兒

轉錄自南一中青年142期校史懷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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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時期的竹園岡，曾經出過許多日據時代優秀的人才，無論是文學界、醫學界、科學界、教育界、法政界各方面，都是才俊輩出。如政治界的辛文炳，文學家的楊逵、楊熾昌、葉石濤等。以下舉列楊逵、楊熾昌兩位校友和教師廖繼春先生的事蹟，供讀者「勵來茲」也。

壓不扁的玫瑰──楊逵

 研究台灣的文學和反對運動，有一個人是我們絕對無法忽略的。他就是有「台灣人的良心」、「壓不扁的玫瑰」之稱的文學家，楊逵。在「辦桌」這塊「新音樂」專輯中，朱約信寫了一首「玫瑰」，就是紀念楊逵這位堅忍而不屈強權的偉大勇者。

楊逵，本名楊貴，後以筆名傳世，1950年十月十八日生於台南州大目降街（今台南縣新化鎮），1985年（民國七十四年）於台中去世，享年八十歲。父親楊鼻是打錫匠，母親蘇足則幫鄰居做手工貼補家用。兄弟姊妹六人，楊逵排名第四。

楊逵是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的首屆校友。我們可以說，竹園岡的歷史，從一開始便因楊逵這一顆文學的巨星而光輝燦爛。他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凡數十年，以鋒利的筆桿猛烈批評、轟炸，甚至多次親身領導台灣的農民運動，以致屢次被日本政府「請」去監牢「休息」。尤其《送報伕》這一篇作品，不但已成為楊逵個人文學生命的代表作，更在發表當世造成日、台兩地的震撼。這篇文章毫不掩飾而赤裸裸的表現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資本家剝削人民土地、血汗的不公不義，並且呼籲台灣人民起而反抗暴政。

「我滿懷著信心，從巨變蓬萊號的甲板凝視著台灣的春天──這寶島，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表面雖然裝得富麗肥滿，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見惡臭逼人的血濃迸流！」

造成楊逵如此嫉惡如仇、獻身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的原因，其實可以從台南的歷史淵源談起。台南本來就是台灣發展最早的地區之一，是舊時代裡兩大政教文化中心之一（另一個是台北），傳統士紳階級的勢力甚至足以使日本殖民政府與之妥協。漢人意識的強烈，使台南人反抗異族的大大小小行動十分頻繁。楊逵十歲時（1915年），台灣人余清芳、羅俊、江定等所發動的噍吧哖事件（西來庵事件），在他稚嫩的心靈中烙下不可抹滅的印象。日軍的砲車隆隆壓著路面，就從楊逵的家門口滾滾而過，馳去玉井（噍吧哖）震壓抗日的台人。結果戰役打下來，噍吧哖一帶男丁死喪殆盡，造成全村只剩婦孺的慘況。但後來日本人卻把這次事件由「反抗異族」曲解為「平稔匪賊」，使楊逵深感歷史的被扭曲，心中於是萌生「反抗暴政」、「矯正歪曲的歷史」之念頭，同時亦決定了他「和平抗爭」的處事態度，成為日後一生的指導原則。

1922年，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開辦招生，楊逵遂投考二中，從八、九百個競爭者中擠身進入一百零八個名額內，成為二中首屆的學生。然而為逃避家中安排的童養媳婚訂，在1924年從二中退學，隻身東渡日本求學。不過，在二中他不但閱讀了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等日本作家的作品，還博覽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狄更斯、雨果等英法、俄國作家的小說，開啟了他世界性的文學視野，並激勵他後來以人道精神從事社會運動，並與文學創作結合的行動決心。

東渡日本以後，楊逵通過困難的檢定考試，進入日本大學專門部，文學藝能科夜間部，並且開始他半工半讀的生活。因為受到當時風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加上他留學期間接觸的是送報伕、水泥工等勞工階級，並且結交了一些日本左派作家，因此年輕的楊逵可說成為社會主義的信徒，常常到處參加運動、研究會。1927年，楊逵參加朝鮮人的演講會，結果被日本警察逮捕了。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牢，同時也提供了日後他寫《送報伕》的靈感。不過日本警察看楊逵只是個台灣學生，拘留二天就放他出獄了。這件事發生後不久，楊逵就束裝返台，參加農民運動去了。

回到台灣後，楊逵領導過好幾次為爭取農民權益所爆發的農民運動，因此被日本殖民政府視為頭痛人物，逮捕次數高達十次。不過，他也有很大收穫，即是與同為領導份子的葉陶女士結為連理。雖然農民運動後來被台共滲透，加上日本強制取締，終於被瓦解而停止了，但楊逵從此轉而積極從事文學創作，未嘗不是讀者的福氣。

1932年，楊逵廿八歲時，以日文創作的名作《送報伕》終於寫成，經由賴和的推薦，發表於《台灣民報》。但是由於後半篇「反動」思想過於激烈，於是只登出前半篇，後半篇則被禁了。幸而，殖民政府在台灣雖然嚴控思想，日本本土對台灣卻是較為開明的；1934年，《送報伕》入選東京《文學評論》第二獎（第一獎從缺），轟動了日台兩地，全文乃得完整刊出。這是台灣作家第一次能在日本展露才華，與「內地」作家一決高低。於是，楊逵在日本和台灣從此一舉成名了。

《送報伕》之後，楊逵開始大力發揮他的文學天分，接連寫了《田園小景》（即《模範村》）、《無醫村》、《鵝媽媽出嫁》、《萌芽》、《泥娃娃》等作品，都是相當優秀的文章。這些後來的作品和《送報伕》共同的特點是，楊逵所批判的不是「異族」，而是「異族的統治階級」，也就是說，他對抗的是階級暴力，而非民族暴力。他並以一貫批判資本主義腐化墮落的精神（當時的資本主義是一種吃人的制度），在文章中頌揚勞動者，對照出資本家們只知錢財不知人命的醜陋，具有強烈的寫實色彩和批判意識，砲聲隆隆。

1934年，楊逵出任《台灣文藝》的編輯委員，不過次年就離開《台灣文藝》而創立「台灣新文學社」，並發行《台灣新文學》和《新文學月報》。尤其《台灣新文學》，帶有濃厚的社會主義傾向，視為台灣「普羅文學」先聲（普羅文學，可說是「社會主義寫實文學」或「無產階級文學」）。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楊逵一家此刻陷入貧病交迫的生活，一直到日本友人入田春彥（一個日本警察）接濟，才開辦「首陽農場」而自食其力。命名「首陽」乃取法伯夷、叔齊「義不食粟」的反抗志。楊逵決定「用鋤頭在大地上寫詩」，於亂世中，為了不向強權低頭，他們一家選擇了艱苦的,但有尊嚴的「隱居」生活，躬耕田野，自食其力。但是1944年的時候，首陽農場還是被迫解散了。原因是楊逵的號召力很大，日本政府不願在太平洋戰火方熾之時，讓他「消極」的反抗運動影響世人。

然而，壓迫和箝制並未擊倒堅毅的楊逵。1945年（民國34年），日本終於投降，台灣光復。楊逵於是恢復首陽農場，並改稱為「一陽農場」，象徵著「一元復始的春陽」。楊逵滿心歡喜的迎接祖國政府的統治，並以為屬於廣大人民「自由」、「和平」的時代終於可期。結果命運又給了楊逵一次嘲弄。民國36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予戰後荒破的台灣帶來猛烈的撞擊，對「溫和派社會主義者」的楊逵，也造成其夢想的裂痕。他和太太葉陶在此事件中雙雙入獄，過了四個月的牢獄生活。而雖不是楊逵第一次入獄，卻是第一次被祖國政府逮捕，心中辛酸不言可知。

出獄之後，鑑於本省人和大陸人裂痕的出現，楊逵創辦了《台灣文學叢刊》（民國37年）為光復後台灣第一份文學刊物。在其中，他將中國三○年代作家（如魯迅）的作品譯成日文，介紹給尚不習慣漢文的台灣同胞，希冀經由文化的交流，把兩地的知識分子聯合起來，捐棄成見，攜手合作。為了這個和諧團結的理想，於是楊逵起草並簽署了一分「和平宣言」，籲請政府釋放「二二八」無辜的人犯。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雖然被關入過牢獄，但楊逵對政府仍是滿懷希望的。

結果呢？民國39年，他因這份「和平宣言」，被判處了生平最後一次，卻也最長一次的刑罰。從民國39年到民國50年，一共十二年，楊逵被囚禁在綠島，僅能以書信與家人探問喧寒。這無異是給滿腔熱情的楊逵潑了一盆大大的冷水。

不過，在獄中的楊逵，仍樂觀的學習「國語」，並繼續從事創作，常常發表作品在綠島的《新生活壁報》、《新生月刊》上。國中國文課本《壓不扁的玫瑰》一文（原《春光關不住》），就是楊逵此時期的作品。

民國50年，楊逵出獄，已經是近六十歲的老人了。他隱居在台中市郊經營「東海花園」，從此創作量幾至於零。「心裡的話不能講，歌功頌德的話我不願說，因此常常不知如何下筆，我現在覺得筆比鋤頭還重，快拿不動了。」然而，晚年的楊逵仍很熱心參與各地的文學活動，他零星的文學創作也一直持續到去世前夕。而「東海花園」，更成為文學青年請教師習的聖地，因為楊逵本身即是一可貴鮮活的文學史料，而他的奮鬥的生命薪火，更是成為後輩的榜樣。

我們可以說，儘管入過這麼多次牢獄，但楊逵仍秉持一貫的人道的社會主義的精神，不屈強權，一次次的擊破困難險阻，堅挺毅立，也因而被喻為「壓不扁的玫瑰」。他是生長大地上的野玫瑰，也是耕耘文學園地的老園丁，默默為理想付出。他不曾創作過無病呻吟而蒼白病態的文字，他的文字永遠是強健有力的，並且充滿對大地的愛。去世至今已有八年了，楊逵不但沒有被世人遺忘，形象反而更形鮮明。身為竹園岡後進的我們，是否能夠從這位老前輩身上學到些什麼？答案應該是：奮鬥！奮鬥！永不止息的奮鬥吧！野地裡的玫瑰，永不向狂風驟雨低頭！

「這一生我的努力，都在追求民主、自由和和平。我沒有絕望過，也不曾被擊倒過，主要由於我心中有這脱能源，它使我在糾紛的人世中學會沈思，在挫折來時更加振作，苦難前露微笑，即使到處碰壁也不致被凍僵。」

他是楊逵，台灣人的良心，是一株壓不扁的玫瑰。他的生命，是一場勇者與命運的奮鬥，堪為世人表率。

燃燒的臉頰──楊熾昌

繼楊逵之後，另一位竹園出身的才子是楊熾昌。

楊熾昌，台南市人，1908年十一月廿九日生，父親是名報人楊宜綠。他的筆名頗多，有水蔭萍、南潤、島亞夫等。其在文學上最大的成就，就是把「超現實主義」移殖到台灣來。

在1924年（民國13年），楊熾昌進入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就讀。對此時期的楊熾昌我們所知不多，僅知在「第一回運動會」（1928年十一月廿五日）中成績優異，拿了一百公尺的冠軍，紀錄是十二秒四。

州立二中畢業後，楊熾昌赴日求學，原本打算進入九州佐賀高等學校文科丙組（法文組），結果落榜了。後來就插班考入東京「文化學院」就讀。廿一歲出版了第一本詩集《熱帶魚》；翌年，他把詩稿寄回台南，出版《樹蘭》。1934年（民國23年），父親楊宜綠去世，楊熾昌遂輟學返台奔喪。不久，他被推薦擔任「台南新報」文藝欄編輯。在新報工作的期間，他大力提倡新詩，倡導「超現實主義」。就在這一年裡，他又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說集《貿易風》。

楊熾昌將1920年代出現於法國的前衛派「超現實主義」（相對於「現實主義」）移殖到台灣，其實絕不只「為文學而文學」或是故作流行，而是別有用心的。當時台灣的文學多半是正面批判、反抗日本人和社會的文學，強硬的楊逵作品就是如此。「文學技巧的表現方式很多，與日本硬碰硬的正面對抗，只有引發日人殘酷的摧殘而已。唯有以隱蔽意識的側面烘托，推敲文學的表現技巧，以其他角度的描繪方式，來透視現實社會，剖析其病態、分析人生，進而使讀者認識問題，應該可以稍避日人凶燄，將殖民文學以一種隱喻的方式寫出，相信必能開花結果，在中國文學史上據一席之地……。」

因此，楊熾昌於1933年創辦了「風車」詩刊，並訂發行宗旨為：「主張主知的『現代詩』的敘情，以及詩必須超越時間、空間、思想是大地的飛躍。」至於取「風車」這麼「異國情調」名稱的原因，係嚮往荷蘭風光，而且台南鹽分地帶一架架的風車也給了很多啟迪。不過很可惜的，「風車」詩刊在發行四集後就廢刊了。但在此期間，楊熾昌又出版他的第一本評論集《洋燈的思維》。

1938年，楊熾昌出版小說集《薔薇的皮膚》。隨後在太平洋戰爭被日軍徵召為隨軍報導班員，派往海軍航空隊服務。他曾飛往西里伯斯島、菲律賓、宮古島採訪。但是，雖身為報導員，他對日本「光榮聖戰」的歌頌，卻交了白卷，由此可看出，竹園人傲然不屈的民族精神，是多麼地強烈有力。

戰後，台灣光復，楊熾昌進入「台灣新生報」擔任記者，後來受聘為「公論報」台南分社主任。1979年（民國66年）出版個人的第三本詩集《燃燒的臉頰》。 「所謂情懷，應該就是以知、情、意去觸摸世界的一種感覺，......假使一個文學工作者不能突破情懷的瓶頸，他的作品必定是浮泛雜陳，不耐久看。」他如是說。

「激起論爭的人們，應以了解、友善、誠意維護論爭的神聖」。他是一個盡職的文學工作者，法國超現實主義在台的宣揚人。楊熾昌，他顯現了竹園岡勇於創新的另一精神，不愧為竹園第三屆的校友。

從嚴謹走向飄逸的美術大師──廖繼春

你可曾聽過陳澄波、李梅樹、廖繼春等台灣畫家？

有人說，台灣美術史上有一位公認的好好先生，他不曾批評別人，沈默而獨自地佇立在自己的崗位上創作、繪畫。雖然「平凡」，卻穩定的走著自己的步伐。他就是廖繼春，一個具有儒生風範的畫壇前輩，同時，和台南一中亦有著相當的淵源。

廖繼春，1902年（民國前十年一月四日生於台中豐原，父親早逝，母親在他上公學校（現在的小學）時也去世了，因此，廖繼春忽然間成為孤兒。幸而，長兄繼承了一些田地，仍有餘力提供他去上學唸書，讓他公學校畢業後繼續兩年的「高等科」教育，並且考上台北國語學校（公費）。在1919年國語學校改名為台北師範學校，廖繼春時正二年級。1922年廖繼春自師範學校畢業，分發到母校豐原公學校任教。

回到家鄉後不久，出身寒門的廖繼春就幸運的和同鄉的名門閨秀林瓊仙小姐訂婚了。林瓊仙女士非常鼓勵未婚夫去施展抱負，開創他的美術潛力。於是，1924年廖繼春帶著未婚妻的祝福，赴日留學，並且很順利的考上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另一位台灣大師級的畫家陳澄波，同時也在廖繼春的這個班上，兩人從此惺惺相惜，無話不談。第二年的暑假，廖繼春趕回台灣和林瓊仙結婚，然後方又回到日本繼續求學。在日本他的一切經濟來源，幾乎都倚靠妻子任教公學校而按月寄錢給的。因此，大體上廖繼春因著妻子的持家勤苦，求學沒有財務的困擾過。

到了1927年，廖繼春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了。甫抵台灣，立刻受聘為台南私立長老教中學（現在的長榮中學）美術教員，於是舉家遷移至台南。台南長老教中是全台最早的一間中學校（雖然日本人不承認私立學校），而他和台南結緣的開始，就從此起步。在同年七月，由倪蔣懷等人發起「赤島社」，包括廖繼春在內的「留日派」台灣畫家都熱烈的參與了。於是十月間，第一屆「台灣美術展覽會」（台展）正式揭幕，廖繼春在群英之中脫穎而出，奪得「西洋畫部」的特選獎，是為最高榮譽。第二年的「帝展」，廖繼春又成為許多台灣畫家欽羨的對象，入選這個美術家夢寐以求參選的官辦美展。從此，他一連幾屆在日、台的官展上表現傑出，因而出任了1932年至1934年「台展」的審查員，成為美術界新生代的寵兒。

1942年，正是民國31年，太平洋戰爭猛烈激戰之時，廖繼春開始在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擔任教員，一直到光復後兩年，1947年（民國36年）時，才轉任省立師範學院（今天的師大），執教於美術系。而在接收之後，廖繼春更出任台南一中訓導主任，而廖繼春曾經為一中畫了一幅國父像，現存掛於台南一中校史室內，這可算是一幅相當有價值的畫。

廖繼春在台灣剛光復時，曾經做了一件對後來的台南一中影響很大的事。根據廖繼春的三公子廖述宗的回憶，是這樣子的:「戰爭結束前，父親在台南一中已教了幾年書，所以戰爭剛完，日本教員遣送回國後，父親因為是學校之內的台籍教員，便自個兒義務挺身保護日本人遺下的教職員宿舍。記得有天晚上，家父帶我沿戶在宿舍前貼上寫有「台南一中公產」的字條，因為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前後，日本人留下的房屋常被附近的人佔為己有，往往須用粉筆劃個姓名，或用草繩拉一條界線便可以把公產搶佔下來，這就是所謂的發光復財。家父有鑑於此，所以才搶先去貼上字條，終將台南一中的校產保護了下來。今天大半數的教職員宿舍，都是因家父的努力才保住了。如果他那時有半點私心，我們一家人早佔有一棟宿舍了。」

1960年代以後（民國50年代），廖繼春這些「前輩」級畫家開始有被動搖權威的傾向。當時美術界流行一股「抽象主義」，新舊兩代畫家遂在藝術觀上意見有了裂痕。可是1962年（民國51年），廖繼春接受美國國務院的邀請，到美國考察四個月時，沐浴在抽象主義所向披靡的氣勢中，使他回國後畫風也大受抽象主義影響，作畫往往隨心所欲，不重形式。但他返國時先走了一趟歐洲，因此歐洲傳統的繪畫精神，不久便使他重返具體形象的風景畫，峰迴路轉之後，他終於開拓出全新的色彩魅力，有了全新的鄉土造型的視野。

當然，這時廖繼春已步入晚年，早已移出畫壇中心人物地位。但他仍以平實自然的風度，受到後輩一致的敬重。尤其當他1976年（民國65年）去世於台北仁愛醫院的時候，更是留給了許多人無限的哀傷惋惜。

且不論藝術成就，廖繼春的個人人格，就已值得我們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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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一中校友或是老師的事蹟實在都是值得一讀的故事～校內有些老師也帶著學生挖掘更多校友或老師的故事，期待後續他們的成果～百年竹園，傳奇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