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耀的竹園岡之一 ─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等學校教育

轉錄自南一中青年142期校史懷念版

 ----

明治二十八年（1985），日清馬關議和，將台灣割與日本，開始了日本在台半世紀的殖民地統治。在六月初清廷李經方和日本在台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海軍大將）於基隆港橫濱丸（輪船）完成交接典禮之後，過了一個月，即七月十六日，總督府在芝山巖（今士林）創立學堂，開辦日本教育，是為日本在台教育的濫觴。

由於日本甫領台灣，一般讀得起書的有錢人家們思漢情懷仍深，仕紳們皆不願自己的子弟去「習夷之長」，以致芝山巖學堂初期的學生來源，大多以日本小孩、蕃童和少數台民為主。尤其當時排日的思想瀰漫，台灣人對士林的這所日本學堂是深惡痛絕，終於在翌年（1986）爆發芝山巖事件，義民將第一批日本志願來台的學務官（稱之六氏先生，『先生』即老師）桂金太郎、中島長吉、楫取道明、井原順之助、關口長太郎和平井數馬予以殺害。此一事件轟動一時。

明治二十九年（1986）三月，樺山公布台灣總督府直轄各學校各種官制，五月在全島各地設「國（日）與傳習所」。明治三十一年（1898）七月二十八日，總督兒玉源太郎（陸軍中將）公佈台灣公學校令，確定台胞初等教育之基礎，對日人則於前一年在國語學校附設第四附屬學校教育學齡兒童。其中等教育起於明治三十一年三月，在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內附設尋常中學科（即今建國中學之前身），教授日人子弟。明治四十年五月，總督佐久間左馬太（陸軍大將）公佈台灣總督府中學校官制，兩年後更公佈總督府高等女官制，為日人子弟而創設。

大正三年（1914），台中仕紳林獻堂等為了台人子弟受教育的問題，發起創立台中中學運動，由霧峰林家、板橋林家、辜顯榮等兩百多位台灣仕紳捐資二十四萬八千多圓，向總督府提出申請。但是佐久間深怕此一舉動（台人自辦中學）將埋下日後反日思想之根，遂接受了這些捐資，由總督府於翌年二月公布台灣公立中學校官制，在台中設立「公立台中中學校」（即今）台中一中前身）接受台人子弟的入學。在今日的台中一中校園內，今日仍留下一塊書有「吾台人初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的紀念碑，算是吾台人在日本統治下力爭教育權的見證。

而在大正三年同時，總督府有見於台南府城日人子弟日漸增多，於是增設「總督府台南中學校」（即今台南二中之前身）於台南公園邊的三分子。並將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改為附屬女學校（即今台北市中山女高之前身），為台胞女子教育之始。

大正八年（1919）一月，總督明石元二郎（陸軍中將，為初期末代武官總督）頒「台灣教育令」，成為最初明文的台灣殖民地教育基本法規，在初等教育設公學校，在中學教育設（男子就讀之）高等普通學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學校，然而在日、台人之間，學校尚有系統之別，引起台胞反感。尤其是台中高等普通學校（原台中中學校），其修業年限較一般日人之中學少一年，而且其教育之知識，竟僅達一般尋常小學校高等科的程度，其日、台教育歧視，由此可知。

大正十一年（1922），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於四月一日班「新台灣教育令」（敕令第二十號）。在初等教育方面分兩系統：常用日語者（即日童）入「小學校」，不常用日語者（即台童）入「公學校」。在中等教育方面，實行「內台共學制」，一方面促進「內台融合」，一方面可節省經費，並斷續於島內各地設有：

 　　台北州立台北第二中學校（今成功高中）

 　　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今新竹高中）

 　　台中州立台中第二中學校（今台中二中）

 　　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今台南一中）

 　　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今高雄中學）

 其中，由於台中地區已先有一台人中學（改名台中州立台中第一中學校），所以「屈居二中」者為日人學校，其餘四所為台人就讀之中學。而原「台北中學校（即總督府中學校）」改名「台北州立第一中學校」，「台南中學校」改名「台南州立第一中學校」。此後，亦逐年於各地設學校。

昭和十六年（1941），戰事吃緊，總督長谷川清（海軍大將，為後期武官總督的第二位）廢止以前的台灣教育令，施行國民學校令，即廢止公學校、小學校之別，通稱國民學校。昭和十八年（1943）施行義務教育制度，並且於三月八日又修正台灣教育令，頒布中等學校令，實施縮短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之在學年限，廢止書房等，其目的以為刷新教育，求最短期間獲最大效果，使學生能早日畢業，以服務社會全民，事實上，根本就是因為太平洋戰爭失利，欲青年早日出征所致。

昭和十九年三月六日，又頒布台灣學生動員令，同年四月三日為增強台灣人徵兵素質，又創設台灣青年特別練成令。直到昭和二十年（1945）八月十五日，裕仁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台灣、澎湖依開羅宣言歸還中國國民政府，才結束了長達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

綜觀日據時代的中等學校教育，事實上是，非常不公平的一種教育制度。「內台共學制」下的中學校，美其名可減少日、台人民之間的對立，事實上卻是嚴重地影響到台籍學生的權益。以「台南第一中學校」（以日人為主）和「台南第二中學校」為例子作比較，日人子弟居大多數的「台南第一中學校」不但環境清幽（位居台南公園北側，與喧鬧的車站市區隔絕），而且設備完整（擁有標準的中學野球場、舒適的學寮和齊全的軟體，如理化實驗親手操作之課程等），嚴格限制台人子弟進入就讀，所以，當時能進入就學的台人子弟，大抵都是有錢人家或地方上有名望的人，而且課業也要非常優秀，才能獲此「殊榮」，如興南客運的林全興先生就是這些幸運的台人子弟之一；而「台南第二中學校」呢？地處起伏不平的竹園岡，學校東方的廢城牆外即是一片荒郊野外之地，游泳池是學生自己挖的，校園內唯一的所謂「操場」兼「野球場」，就是大榕樹東方這一大片黃沙滾滾的泥土地（即今台南一中集合場），學校的學生之中，點綴著一些日本人，他們幾乎都是那種「考不上州立一中」的笨學生，而佔多數的台籍學生，則大多是來自較日人貧窮的台灣傳統家庭（其實，能夠來讀書的學生，家境在台人同胞間已經都算蠻不錯的了，有些人雖然通過了入學考試，但由於家庭經濟地不允許，而無緣就學），雖然身為台人的優秀分子，但物質條件普遍不如日人。畢竟，這是屬於殖民地的教育，怎麼「公平得起來」？

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中學教育，畢竟為昔日的台灣社會，培養許多社會的中堅，以及推動進步的人才；沒有此番的中學教育，就沒有後來閃耀的台南第一高級中學。

----

過去學生的筆觸～很真切地想了解學校的過去，也換位思考了當時的時代環境，不知道現在的學生們，能不能思考到學長們寫這篇的想法，甚至思考到日治時代就讀二中的台人到底如何承受日本統治的壓抑與努力想出頭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