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沖蝕(soil erosion)是一種廣泛分布於世界各地的自然現象(Pimentel and Kounang, 1998; Uri, 1999)，其速率與侵蝕量會隨著不同的環境而有所不同；根據相關研究估算，若無人為活動干擾的情形下，就全球的平均侵蝕速率來看並不高，大體在平坦且有良好植被覆蓋的地形面上，其速率約為每年每公頃0.001-2噸，而在山地有完整植被者則約為每年每公頃1-5噸(Pimentel and Kounang, 1998)。

然而，人為活動的干擾則會加速與加劇土壤沖蝕的現象，並引發災害(Fenton et al., 2005)，例如在法國阿爾卑斯山區Annecy湖的沉積物岩心鑽探調查研究顯示，羅馬人自1700年前佔領該地區後，因為砍伐森林、發展農業活動，造成極端的洪水事件與地表逕流，使得湖泊中的沉積物和有機物含量均大幅增加(Noël et al., 2001)；又如美國中部地區的土壤侵蝕速率，在歐洲移民尚未進入之前，保持在每年每公頃0.009-5噸的低速率，但殖民後因農業與其他活動的開展，使得侵蝕速率提高至每年每公頃3-38噸(Uri, 1999)。

因此，在世界環境面臨龐大人口壓力的當下，土壤的沖蝕量與沖蝕速率更是難以估算，一項上個世紀末保守的估計指出，全球陸域生態系每年約有750億噸具肥力的土壤被侵蝕流失(Myers, 1993)，影響的農田範圍可能廣達1000萬公頃(Pimentel, 2006)，而多數農地的侵蝕速率則高達每年每公頃13-40噸，甚至在某些熱帶位於坡地的農田，其侵蝕速率更達每年每公頃400噸(Pimentel and Kounang, 1998)。事實上，台灣的土壤侵蝕率也相當的驚人，過去的研究顯示，台灣上游集水區中平均的土壤沖蝕率達每年6.4公厘(簡碧梧，1989)，而這也應是初步的估算結果，實際上的土壤侵蝕速率可能遠高於此一數據。

在自然的狀態之下，土壤的生成速率相當緩慢，根據估計約每100年僅能化育出2.5公分厚的土壤(Kort et al., 1998)，並且在整個陸域生態系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不但是植物生長介質、營養元素的提供者，甚至是許多生物生活的主要棲地，也是人類生活仰賴的農業活動的基礎(Brady and Weil, 1996)；根據統計，人類的食物來源約有99.7%來自陸地，僅有0.3%才來自海洋等水域生態環境(Pimentel, 2006) ，意味著人類多數的糧食生產量必須高度仰賴土壤營養的供應；然而，因人類活動所導致的高沖蝕量，已超過土壤本身可更新速度的10~40倍，對整體環境生態造成極大的衝擊(Pimentel and Kounang, 1998; Uri, 1999; Pimentel, 2006)，並以負反饋機制(negative feedback)的效應影響到人類的生活，使得土地出現營養流失、生產力下降、乾旱、水災等種種環境劣化問題(Brady and Weil, 1996)，並波及到其他生態系環境之中(Piementel, 2006)，此所導致的社會經濟成本之高，實難以清楚估算，以美國為例，土壤沖蝕所引發的社會成本，根據估算每年高達376億美金(Uri, 1999)，更遑論世界上其他受到更嚴重土壤侵蝕衝擊的開發中國家。

是故，各國政府與相關領域學者，莫不投以人力、金錢與時間，期望能有效的量測或推估土壤沖蝕量(李建堂，1997、1999；Stroosnijder, 2005)，擬定政策、推展土壤保育措施(Chuanqi et al., 1989; Ólafsdóttir and JúLíusson, 2000; Uri, 2001; Veihe, 2000; Veihe et al., 2003; Young, 1987)，來減少土壤沖蝕的危害；但是，由於影響各地土壤沖蝕的環境因子相當複雜，因此相關研究者仍持續的改善土壤沖蝕的量測工具和推估模式，以期能更正確地估算土壤沖蝕量與沖蝕速率(李建堂，1997、1999；Stroosnijder, 2005)，此外，亦因土壤沖蝕所造成的問題越來越複雜(李建堂，1997)，不管是對環境生態的干擾，或是對人類生活，尤其對農業活動而言，均有極為重大的影響，此可能造成有關單位的政策或保育措施周延性不足，影響到土壤保育與管理的成效(Ólafsdóttir and JúLíusson, 2000; Pimentel and Kounang, 1998; Uri, 2001; Veihe, 2000; Veihe et al., 2003)。

土壤沖蝕特性

土壤沖蝕乃是指土壤顆粒(soil particle)和團粒(aggregate)受到外力­的撞擊而分離(detachment)、搬運(transportment)和堆積(deposition)的過程(李建堂，1997)，其成因與作用機制因受到複雜的環境因子的影響，因此在量測與推算土壤沖蝕量與沖蝕速率時，均有其限制，尚無法準確地推估(李建堂，1997、1999；Stroosnijder, 2005)，因此在探討土壤沖蝕性質時，了解估測方法也是探究土壤沖蝕問題的基礎；茲就土壤沖蝕的相關特性與估算方法分段簡述如下。

(一)土壤沖蝕的成因與類型

造成土壤沖蝕的營力作用主要有水、風、生物活動、地形與地質條件等(國立中興大學土壤調查實驗中心，1991；李建堂，1997)，其中最主要也最直接的因子為水和風，其餘的生物活動、地形與地質條件屬於間接因素，因此，多數土壤管理和保育的方式，均是在避免或改善水與風對地表土壤直接的作用(國立中興大學土壤調查實驗中心，1991)。

水對土壤的影響，主要在於降雨時雨滴(raindrop)衝擊地面所造成的濺蝕(slash)(Brady and Weil, 1996; Stroosnijder, 2005)，其可將土壤顆粒或團粒有效的分離土壤母體，並隨其後所形成的逕流(runoff)所搬運；其次降雨後所形成的地表逕流對土壤形成的沖蝕，大致上可分為幾個形態，包含有面蝕(sheet erosion)、紋溝沖蝕(rill erosion)、紋溝間沖蝕(interrill erosion)、溝蝕(gully erosion)和河道沖蝕(river bank erosion)等(國立中興大學土壤調查實驗中心，1991；李建堂，1997；Pimentel and Kounang, 1998; Stroosnijder, 2005)；由於地表逕流的動能大，特別在坡度陡峭、降雨與融雪量豐沛的地方，逕流所能沖刷和攜帶土壤的能力相當高，如果沒有良好的植被覆蓋，經常會造成嚴重的土壤沖蝕現象，因此在世界上多數的環境中，水所造成的土壤沖蝕現象最為人所關注。

其次，風所造成的土壤侵蝕的現象，主要在於對地表細粒物質的搬運，主要以面蝕為主(Stroosnijder, 2005)，在降雨較少的寒帶與乾燥氣候區中，有較明顯的侵蝕現象(Ólafsdóttir and JúLíusson, 2000; Pimentel, 2006)，例如美國堪薩斯地區，在1995-1996年冬季，就因為風力的侵蝕，而造成每公頃65噸的土壤流失 (Pimentel, 2006)。

另外，植物的覆蓋程度良好，會影響到土壤下滲能力與地表逕流量，這會進一步促進或減緩土壤沖蝕的發生，例如在中國黃土高原的研究模擬成果顯示，若地表植被的覆蓋率增加1%，則可降低土壤沖蝕量約每年每平方公里456噸，而若植被覆蓋達52%，則在該研究區內將可能無土壤侵蝕活動發生(Zhou et al., 2006)，而且Gussels等人(2005)更回顧了相關研究，指出植物根部的數量也會減少沖蝕的發生。又動物活動會使得地表裸露或是細粒堆積物質增加，受到風力或流水的影響，而使得土壤受到侵蝕，其中人類的活動具有最大且最明顯的影響，並造成進一步的重大災害(Brady and Weil, 1996; Uri, 2001)，不過在某些特殊的環境之中，野生動物的掘穴活動的確造成明顯的土壤沖蝕的現象，例如一項在以色列的調查顯示，等足目動物與豪豬的掘穴活動，的確增加了局部地區的土壤沖蝕現象(Yair, 1995)。

最後，地形與地質對土壤沖蝕的影響亦為間接，主要在於坡度緩急與否，以及是否曾發生山崩、地震的災害事件，這些現象因為會增加地表可沖蝕物質的數量，使得在短期內有明顯且可觀的沖蝕事件發生，Blaschke等人(2000)回顧了相關研究，進一步指出山崩等塊體移動(mass movement)會造成侵蝕活動的發生，並影響到土地的生產力。

(二)土壤沖蝕的測量與推估

曾有學者指出土壤沖蝕的測量的理由為：(1)決定侵蝕的環境衝擊與保育措施；(2)科學性的侵蝕研究；(3)侵蝕控制技術的發展與評估；(4)侵蝕預測技術的發展；(5)決定保育資源投注的地點，以及保育規範、政策和計畫的發展等(Toy et al., 2002, cited from Stroosnijder, 2005)；因此土壤沖蝕的測量和估算有很強的工程、規劃等應用價值，許多學者便持續發展測量設備、方法或推算技術，以期能更精確的貼近實際上的侵蝕量。

李建堂(1997)曾有系統回顧土壤水蝕方法的相關文獻，將量測土壤沖蝕的方法分為直接測量法、間接測量法與沖蝕預估模式等三大類，其中直接測量法還包括實驗區法和集水區輸砂量法，而間接測量法則又分為量測地表起伏變化法、湖泊或水庫沉積量法以及追蹤劑法；最後沖蝕預估模式則又細分為經驗模式和物理模式兩大類，在經驗模式中主要以統計分析為基礎所導出的經驗公式，通常較為簡單、容易操作，最為人所熟知的乃是通用土壤流失公式(USLE)：

A=R*K*L*S*C*P

A為年平均土壤流失量，R為降雨沖蝕因子、K為土壤沖蝕因子、L(坡長)和S(坡度)均為地形因子、C植被覆蓋管理因子、P為水土保持防治因子，此一公式應用時應考慮到區域間的環境差異和適用性，因此必須因地制宜地修正公式中各項因子的值，以符合現實狀況；另物理模式是由較具理論基礎的數學形式取代經驗模型，因此應用限制較小，不具有地域性，操作時需大量資訊，不易使用，常用者有美國的水蝕預估計畫(water erosion prediction project, WEPP)和農業非點源模式(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model, AGNPS)等。

並且，李建堂(1997)更指出這些量測和估算方法的限制，例如(1)人力和經費的侷限，使得土壤沖蝕觀測無法長期進行；或(2)沖積物的來源和搬運過程無法得知，多數方法或模式難以運用在污染防治上；(3)又量測土壤沖時的方法多屬黑箱作業，無法得知系統內部變化，不能監測土壤沖實和堆積再分布的形態；(4)尺度大小會影響到測量方式的使用，並且結果難以轉換；(5)缺乏本地環境的基礎資料，難以發展適合本地的沖蝕預估模式等。

土壤沖蝕對環境生態之衝擊

土壤沖蝕對環境的衝擊與影響分為境內(on-site)和境外(off-site)兩種，境內衝擊主要在於土壤沖蝕發生地區，土壤性質因風或水力作用所造成的衰退或改變，而境外衝擊則是受到營力搬運的物質在土壤沖蝕發生區以外的地方堆積下來，對該地環境所造成的影響(Brady and Weil, 1996; Morgan, 1996)；大體上而言，按岩石圈、水圈和大氣圈的生態環境來區分，土壤沖蝕對於各環境均或多或少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一)陸域生態環境

土壤沖蝕對陸域生態環境的影響最大，在境內衝擊方面，主要是土壤沖蝕發生區中土壤性質的變化所導致的環境問題，例如土壤薄化、土壤構造破壞、水分下滲能力減弱、保水能力降低、有機碳、氮、磷、鹽基離子等物質流失，這些現象彼此均有密切的關係，幾乎無法僅單獨考量其中一個變數，當這些現象共同發生時，會造成土地生產力的衰退、生物量與生物多樣性的減少等影響 (Blaschke et al., 2000; Kort et al., 1998; Morgan, 1996; Pimentel and Kounang, 1998; Pimentel, 2006; Tiessen and Santos, 1989; Uri, 2001; Young, 1987)。

由於土壤的沖蝕發生和人類活動有相當大的關係，因此土壤沖蝕發生的地區往往和人類活動的地區重疊，尤其是農地拓墾、耕作與收成等農業活動，均會導致相當程度的土壤沖蝕，若無良好的防治措施，則會造成土壤肥力下降、生產力減少的現象，例如相關學者在美國愛荷華州的長期調查顯示(1983-1989)，耕地上的土壤受到侵蝕的影響較大，A層的厚度由32 cm減為13 cm，玉米的產量則減少了約每公頃558公斤，而在耕地土壤中有機物的含量則與受到侵蝕程度大小有關，受輕度侵蝕者約含3.65%0.16、受中度侵蝕者含2.46%0.21、受重度侵蝕者約含1.82%0.11 (Fenton et al., 2005)；而另一項在美國威斯康辛州西南部的研究也指出(1985-1993)，侵蝕程度較輕的農田土壤，其玉米的產量較高，約每公頃10.7 Mg，而侵蝕程度較高的土壤，其產量則僅每公頃10.3 Mg，這樣的差異來自於玉米對土壤水的吸收與利用，因為侵蝕程度較高的土壤，其表土被侵蝕流失而露出底層黏粒等細物質含量較高的土層，雖然該層有較高的水分吸附能力，但相對的作物較無法從該層中獲取水分，造成作物可用水分反而降低，使得收成減少 (Arriaga and Lowery, 2003)。整體來看，無論在世界何處，土壤沖蝕均對作物的生產力降低有非常明顯的影響，在Pimentel和Kounang (1998)的回顧中便指出，在美國數個州均呈現生產力下降的趨勢，如肯塔基州下降了約12-21%、伊利諾和印第安那州則減少約0-24%、喬治亞南部少約25-65%、密西根則約減21%，另在菲律賓則穀物產量的衰退高達80%。

其次，土壤中的有機質含量的多寡，與土壤中生物的數量和多樣性息息相關，根據統計，一平方公尺的土壤中可能支持著20萬隻的節肢動物(invertebrate)和數十億計的微生物(Lee and Foster, 1991)，而一塊有生產力的土壤中，其總生物量可能高達每公頃10000 kg (Pimentel and Kounang, 1998)；事實上，部分生物的活動也對土壤的生成、肥力、透水性和通氣性均有極大的助益，可以提高土壤的總生產力，Pimentel (2006)回顧了相關研究，指出土壤中的蚯蚓在每平方公尺的土壤中可以製造出直徑約3-5 mm的孔洞達220個，有助於土壤水分的下滲和空氣的流通，而且蚯蚓還能搬運底層的土壤至表層來，有效的混合並重新分布土壤營養，改善土壤的結構，其翻動的土量約達每年每公頃10-500噸，相同的行為在某些螞蟻物種也可以觀察得到，其可能每年翻動的土量達每公頃34噸，又某些物種如以色列Negev沙漠中的蝸牛(Euchordrus spp.)會吞食地表和岩石的地衣和苔蘚，可促進形成每年每公頃約1000 kg的土壤。這些活動都有助於土壤肥力的改善，促進植物的生長，然而人類的伐林、耕作、單一作物栽培等行為，加重了土壤沖蝕現象，不但減少土壤中的有機物和整體土壤品質，更破壞前述生物的棲地環境，干擾到生物的活動，導致整體生態系中的生物量降低；根據研究顯示，當植物物種的數量若由25降至5或更少，則草地環境將對乾旱有較小的忍受力，並且整體生物量會減少超過4倍(Pimentel and Kounang, 1998)。因此，當土壤侵蝕發生，造成生物多樣性減少，甚而使得整個生態系中的基石物種(keystone species)消失，將使整個生態系環境破壞至無法回覆的狀況(Heywood, 1995)。

實際上，在陸域環境中的衝擊，並非完全不可彌補，透過某些防治措施，例如平臺階段、植林、造林或混種(國立中興大學土壤調查實驗中心，1991)，可有效降低土壤沖蝕量，提高土地生產力，或生物多樣性，例如在中國江西省的研究指出，在低丘因開發而裸露的土壤每年因降雨而被沖蝕的土壤約達每公頃53-256噸，但重新植林後，則可將土壤沖蝕量降至每年每公頃2-43噸(Zhang et al., 2004)，而另項在中國黃土高原的實驗模擬研究也顯示，土壤沖蝕量和植被的覆蓋程度呈現高度的負相關，若能有效植林確能明顯控制土壤沖蝕量(Zhou et al., 2006)，此外在印度Trivandrum地區的種植實驗成果顯示，一年生樹薯與常年生木本植物(Eucalytus和Leucaena)混作，可以提高土地的遮蔽率，並增加土地生產力，包括食物和材薪供應等，相較於單作樹薯或常年生木本植物成果均來得較佳(Ghosh et al., 1989)。

另外，在境外衝擊方面，由於沉積物的增加和堆積，會引發洪水的發生，造成損失(Blaschke et al., 2000)；不過，並非所有的土壤沖蝕現象都僅產生害處，在陸域生態環境中，境外的影響與衝擊，通常都意味著富有養分的土壤和沉積物堆積的現象，對部分地區的農人而言，這是值得歡迎的現象，因為這會提高其土地的生產力(Blaschke et al., 2000; Visser et al., 2003)，而且就某些因動物行為所產的土壤沖蝕現象來看，此仍是維持當地生態系運作的機制，例如在以色列Sede Boqer實驗集水區的研究顯示，等足目動物(Isopod)和豪豬等掘穴行為，造成土壤沖蝕，形成多岩石地區，但也造成局部微地形可以幫助水流集中，使得部份地區較為濕潤維持當地生態系的運作，並且逕流會帶走動物挖掘出的富鹽性物質的土壤，減少該地區土壤鹽化的現象，相對地在土壤堆積處，則因雨水不足以淋溶掉土壤中的鹽分，而呈現鹽化的現象(Yair, 1995)。

(二)水域生態環境

土壤沖蝕對水域生態環境的衝擊，幾乎均屬於境外衝擊，由集水區中的農地或林地所沖蝕下來的土壤或物質，進入水體後，亦會造成極為複雜的災害，尤其當沉積物的增多，縮短了水庫、湖泊的壽命，減少蓄水能力，而過多的泥沙也讓河川容易發生洪患(Myers, 1993)，例如美國中西部在1993年夏季所發生的部分洪水事件，乃是由於密西西比河和密蘇里河水系中沉積物增多所造成的氾濫(Allen, 1994, cited from Pimentel and Kounang, 1998 )。

其次，由農地沖蝕而來的土壤，通常含有氮、磷、鉀肥等營養元素，甚至含有尚未分解的農藥與殺蟲劑，這些物質對於水體而言均是相當嚴重的污染源，一方面可能會造成湖泊、水庫和河川的優氧化，使得飲用水成本提高，並造成生物的滅絕，另一方面則可能因為農藥或殺蟲劑的毒害，讓水中生物無法生存(Miller, 2002)，例如，根據研究丹麥雖然在1981年起社會各界普遍認知到水體優氧化的現象，但是遲至1986年因濱海地區大量龍蝦因優氧化而死亡，引發媒體報導和社會的關注，在社會壓力下政府提出環境保育計畫(Wa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lan I)，並在翌年6月立法通過(Law no. 392)，而這樣導致水體優氧化的現象主要來自於丹麥陸域環境土壤沖蝕的結果，致使農地或牧地土壤營養元素流失進入水域，導致災害發生(Veihe et al., 2003)。

另外，進入水體的沉積物通常顆粒較細，懸浮在水中，將會阻礙陽光入射，讓水中植物難以進行光合作用，此也會降低水體的含氧量，造成整體水域生態系的衰退(Pimentel, 2006)。

(三)大氣環境

土壤沖蝕對於大氣環境的影響，風力是最主要的營力，其將土壤顆粒帶進大氣之中時，立即性產生的影響便是空氣污染，其次是局部氣候環境的變化，例如每年大陸沙塵暴的發生，起源於內蒙古與黃土高原的土壤風蝕而致，影響遍及整個東亞地區，造成空氣污染，引發人體呼吸道的疾病，並吸收空氣中的水分，使空氣乾燥而減少降雨(Lin et al., 2004)；事實上，美國也遭遇類似的災害，Pimentel (2006)整理相關的文獻，指出美國平均每年風蝕的速率為每公頃13噸，最高可達每公頃56噸，而因風蝕造成境外衝擊所引發的環境成本，每年約達100億美元。

此外，土壤顆粒可能會夾帶部分致病的細菌，會隨著風蝕的境外衝擊，而影響到人類的健康，例如Griffin等(2001)的研究指出，約有20個人因空氣中土壤顆粒所夾帶之炭疽菌或結核菌，而罹患病症。

又，根據研究，平均一公頃的土壤中含有約100公噸的有機質或生物量，如果土壤受到沖蝕，則這些有機質容易暴露在大氣中而發生氧化作用，並進而產生二氧化碳氣體，釋放進入大氣之中，此將提供可觀的二氧化碳量，形成加速溫室效應與全球暖化作用，依照回饋機制，此將造成極端氣候事件增加，可能會導致更嚴重的土壤沖蝕，最後形成一惡性循環(Pimentel, 2006)。

事實上，土壤沖蝕對整體生態環境的衝擊非常複雜，雖然各界已逐漸體認到土壤沖蝕所帶來的危害和損失，但是對於其中詳細的營養和污染運輸機制與來源、環境破壞所導致的成本估算、以及對環境的衝擊與生物生態系活動的干擾等作用，尚無法有效的釐清和精確的推估(Pimentel and Kounang, 1998; Pimentel, 2006; Uri, 2001; Veihe et al., 2003)。

人地關係中的土壤沖蝕

在地理學的研究中，地形學是一重要的分支科學，而其所探討的是地表形態的起伏，觀察、描述、量化這些地形的形成特徵與機制，其中土壤沖蝕會影響到地形的凌移(degradation)、堆積(deposition)，促使不同地區產生不同的地形景觀，因此吸引了許多地形學者關注的焦點，探討土壤沖蝕的行為、發生的機制，包括沖蝕地點的預測、沖蝕量的推估、沉積和輸砂量的測算等，這些現象都牽涉到地表形態的改變，然而人類的活動促進了土壤沖蝕的發生，而土壤沖蝕的現象也反過頭來影響人類生命財產安全(Renschler and Harbor, 2002)，除了促使學界對此項議題的重視外，政府部分也不得不擬定政策或保育計畫來改善(Uri, 2001; Veihe et al., 2003)。

不過，在許多地區或國家，這些保育措施的成效並非相當成功，經常遇到相當程度的阻力與困難，防治成效有限(Ólafsdóttir and JúLíusson, 2000; Veihe, 2000)；實際上，在地理學的發展中，了解人在空間中行為決策的認知研究，已被應用在洪水災害評估與政策規劃上(Johnston, 1997)，而近年部分國家的政府單位或學者，為了因應在農業發展過程中，土壤沖蝕問題的防治成效不彰，不約而同的推展了農人認知的調查，以探討農人對土壤沖蝕現象和影響的了解程度，以期作為政策和防治措施推行的參考依據。

例如，一項在冰島北部Suður Þingeyjarsýsla省的調查研究顯示，該地幾乎已牧地為主，主要放牧羊、牛和馬等牲口，植被以低矮的草本和灌木為主，土地最大的壓力來源在於過去80年間牲口數量的增加，不過農人的訪談結果指出，90%以上的農人不認為土地有過度放牧的現象，而土壤沖蝕的原因在於氣候的因素，如強勁的風力和暴雨，或是冬季冰凍與春夏的融雪，與農業活動無關，這和外界的看法普遍產生落差，並且農人也認為目前該地區植被的增加和政策無關，主要是受到農事活動改變的影響，過去農人習於在社區公有土地上放牧，現在則因技術進步與冬季乾草供應充足所致(Ólafsdóttir and JúLíusson, 2000)。

前述農事活動並不造成明顯土壤沖蝕現象，而將該現象歸諸於其他環境因子的看法，事實上在英國東南部South Downs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結果，約有57%的受訪農夫並不認為土壤沖蝕會造成耕作上的問題，而土壤沖蝕的發生主要被認為是氣候因素所造成的現象，並且影響農夫農業耕作行為意願的因素，主要依照歐盟政策和市場價格等因素而定(Robinson, 1999)；此外，其他熱帶半乾燥地區的研究中也有同樣的結果，例如在伊索匹亞中央高地的研究顯示，受訪農人中認為土壤受到沖蝕的原因來自強烈的降雨和陡坡的比例較高，而農業活動的影響較少，而且雖然有高達91%的農人可以察覺到面蝕和紋溝沖蝕等現象，但也有84%的農人認為這些沖蝕問題對耕作活動的影響不大，地力的下降僅有少數被歸因於沖蝕的影響(21%)(Amsalu and de Graaff, 2006)；相似的研究成果也在肯亞地區的研究所獲得，該地雖受訪的農人有高達98%的比例察覺到土壤沖蝕的現象，但是亦認為高強度的降雨與陡坡是造成土壤沖蝕的原因，卻甚少將其歸諸於農人們的耕作方式(Okoba and de Graaff, 2005)。

此外，在大眾普遍的印象中，農人因受教育程度較低，較無法察覺到土壤沖蝕的現象與危害，但是實際的研究成果指出，縱使如未開發或已開發中的國家，其受教育比率低的情形下，農人依然可以對沖蝕現象有良好的觀察，例如在伊索匹亞的研究中，其調查的農人裡有59%為文盲，而22%僅能簡易的讀寫，但是卻有高達72%的受訪農人可以觀察到土壤沖蝕的現象(Amsalu and de Graaff, 2006)，而印度的研究更指出，當比較專業土壤學者與農人的田野觀察時，多數農人均能獲得和學者一致的成果，並可能還會略有誇大的現象(Keer and Pender, 2005)。

此一成果顯示了農人的確會有察覺到土壤沖蝕的能力，但並非所有農人均認為土壤防治措施可以改善地力下降等土地衰退的問題，例如Okoba和de Graaff (2005)的研究便指出僅有受訪農人中僅有40%的比例認為防治措施可以改善土壤價值，而且在田間植林的方式，並不認為會改善沖蝕問題，多僅認為這些林木可提供材薪，並會奪取作物養分，其更歸納出會影響農人施用土壤防治措施的因素有：勞力的缺乏、農地工具的不足、資金短少、無足夠的知識來建設防治措施。因此，為了擬定政策與保育計畫，根據相關研究，部分學者便指出對於多數的農人推行教育活動，將有助於土壤保育措施的實施(Amsalu and de Graaff, 2006)，例如Robinson(1999)的調查研究便顯示，英國東南部South Downs地區的農業型態主要以企業式或副業式經營，農人的受教育程度較高，因此均願意推行簡易且經濟的保護措施。

最後，將農人的對土壤侵蝕的觀察結果，作為土壤沖蝕指標，在推展土壤保育措施時，能更符合農人的需求(Okoba and Sterk, 2006)；另在某些地區如印度，農人將土地是為有價資產，其普遍存有買賣行為，因此重視地價的漲跌勝過於土壤沖蝕的問題，而部分地區農人的耕作行為受到市場價格或政策影響 (Robinson, 1999)，因此在土壤防治措施推展時需考慮到對農人的誘因，方能有效落實(Kerr and Pend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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