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的制度变迁：向经济人过渡

发布于 2020-04-02 18:00

作者Tverdohleb, E. 2012年.

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45(3-4), 363-373.

翻译：Searl（千叶真名）

本文讨论了经济人（EM）和苏联人（SM）的根源和社会基础，并将研究点聚焦于1990年以来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间两种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描绘了SM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承载者所被塑造的形态，同时也展示了EM如何能够在苏联及其卫星国中生存，尽管经常是地下生存。文本还考察了苏联EM的独特性质以及SM（在现代）被瓦解的程度。本文最后通过研究西方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为何对各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不一致。文本说明了人类心理的可塑性变化，并为未来社会政治转型的可能结果提供了一些见解。

1，介绍：人面对社会过渡的转型

社会变革通常是一种持续的过程，但是在20世纪却拥有发生了剧烈的突然转变的案例。苏联的解体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就是一个例子。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前苏联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受到了相当多的研究关注，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更显眼的问题上，例如应该首先实施哪些改革，应制定哪些法律，以及如何将大型公共企业私有化。但是，讨论人性的变化依然有待研究。很少有人关注这种在短短几十年里接受一个过往的教育和实践不能接受的现实，并获得在新体制下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状态下的人性的转变。为了更好分析这种过渡期的转变，本文将会使用“苏联人”这个概念，定义为为一九习惯了苏联式的规范和行为的心理状态。而在已经习惯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人则被定义为“经济人”。

对数百万苏联公民来说，从苏联人（SM）到经济人（EM）是一种痛苦的改变。为了充分理解它，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历史，融入两种模型的象征性的文化形象和意识形态，研究需要涵盖这种转变的全方面要素。

人类历史上曾经多次试图改变人类的道德，心态和行为。Cheng(2008)认为这可以追朔到启蒙时代（当这个过程被理论化和概念化），但是在公元初便出现了许多类似的事业，例如斯巴达文化传播和罗马帝国被基督教化或新世界。另外，西方化，全球化，互联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ISO标准，微软和谷歌，都表明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依然在继续（这些案例来自Stiglitz, 2006; Friedman, 2007; and Ritzer, 2008）。

苏联在20多年前崩溃了，尽管地缘政治发生了变化，但是其部分遗产依然存在。在许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卫星国中，苏联人的心理状态依然存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依然有数千名支持者；摩尔多瓦共和国最近有一位执政八年的共产党总统（2001-2009）；白俄罗斯尚未引入西方社会的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在苏联不复存在十多年后，三分之一的俄罗斯人“总是”，以及超过28%的人“有时候”会认为自己还是苏联人，认为自1994年以来的俄罗斯只发生了微小的变化（Levada，2005）。自从1991年以来在前苏联地区发生了什么？SM在塑造人的方面到底有多成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出现取代它的新人格模式？EM（对于这些前苏联地区人民来说）是一种替代的新的心理状态吗？

在2节中讨论的EM通常被视为理论模型。当然，它的提出者也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偏好，但其理念也异常微妙。EM的心理模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影响范围内产生的。SM和EM之间的范围存在巨大的差异。被定义为意识形态概念的SM试图确定人类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整体，包括经济方面。而在另一方面，EM只是建立一种经济视角，尽管这种经济视角含义具有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

我将讨论苏联在过渡期间和之后创造SM的实践以及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响。SM已经被苏联学者（例如Alt and Alt, 1964; Bauer, 1952; Kosa, 1962），西方学者（例如 Alt and Alt, 1964; Bauer, 1952; Kosa, 1962）和那些同时了解两个世界的不同政见者/移民学者（例如 Solzhenitsyn, 1973; Grossman, 1977; Zinoviev, 1985; Heller, 1988; Grossman, 1998）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已经从社会，文化，心理，政治和经济角度进行了讨论，我将会综合叙述这些研究，并将重点放在第3节的经济方面。

正规和激进的研究方式都被用于研究SM：苏联总是关注苏联公民应该如何，而西方学者则更冷静地关注实验的结果。

虽然东欧转型有许多方面，但是我认为其经济成分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个社会都从其经济的本质中汲取其特征”（Alt and Alt, 1964, p. 19）以及‘企业家推动了变革’(North, 1993, p. 37)，这使得EM被接受和SM随着社会变化而衰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将在第4节中表述为从SM到EM的意识形态的变化。EM，作为一种理论上的理想抽象概念，非常不适合分析现实中的实际珠江口，所以我，就好像Berger（1991）和Brzeski（1994）一样，将把资本企业家作为EM的典型代表与SM进行对比。

2，经济人：定义，历史和形象

“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Adam Smith，1986[1776]，第119页）。

经济人假设或者经济人理论是当代经济理论中的主要理论概念之一。它的发展和受欢迎程度与18世纪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演变密切相关：“经济人作为社会基础概念出现的标志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出现”(Drucker,1969, p. 46)。然而，这个概念早在此之前就已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了，古代波斯商人，希腊水手和西班牙冒险者就是非常具体的例子。作为一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为EM提供了基础，其概念起源往往可以追朔至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理解中，经济人“不仅总是按照他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事，并且总是知道如何这样做。”（Drucker,1969, p. 46）；换而言之，经济人不仅是充分了解情况，而且对经济活动有天生的倾向。

Persky (1995, 来自 Zabieglik, 2002)追朔了经济人假设作为一个术语的第一次使用，从Pareto(1971,p.12)到Ingram(1894)在英语中使用“经济人”。在他对于EM的起源分析中，Carlos Rodriguez-Sickert（2009）将它定义为“一种行为是基于在有限条件下获得最大幸福的人”（P.223），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这将回归到John Stuart Mill。

自创立以来，EM被批评为是一种将人类行为过度简化的模型（例如Sen,1977; Fehr and Schmidt, 1999; Henrich et al., 2001）。EM的概念可能仅仅只能用于研究经济行为，但是经济学家却倾向于超越经济领域：“......[EM]已经成为了经济学家分析人类行为的普遍方法，并且已经渗透到其他社会科学中，通过所谓的"理性选择理论"(Rodriguez-Sickert, 2009, p. 223),Becker举例，例如犯罪，投票行为和教育选择（1997, 1992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然而，处于如此理由，有一些学者认为EM可能不够充分(Demsetz, 2008).关于EM的多方面讨论，无论针对该理论的批评如何，都有助于本研究的分析，并将其作为SM概念的唯一对应物。

EM包含两个主要特征：（1）工具理性和（2）自身物质利益(Kirchgässner, 2008, p. 9)。理性及其工具形式有几种定义，但它们都与相似：“[工具]理性在于目标，目标和欲望的有效和高效成就”（第64页）。关于定义“物质自身利益”没有达成共识，但值得一提的是它被Mayer认为是“现代经济人的灵魂” （1983年，p。2）。这些核心特征成为各种理论（如理性选择理论，博弈论和决策理论）和数学模型（包括Javons，Walras，Pareto和Edgeworth）的基本要素，因此，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阐述，甚至比EM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更好。在我看来，这两个特征在本研究中更为重要，因为它们代表了EM和SM之间的主要差异。对于SM而言，理性被服从和物质自身利益所取代，并为国家和党服务。

EM包含两个主要特征：（1）工具理性和（2）物质自身利益（Kirchgässner，2008，第9页）。理性及其工具形式有几种定义，但它们都有何 Nozick (1993)的定义相似：“[工具]理性在于目标，目标和欲望的有效和高效成就”（第64页）。关于定义”自身物质利益“没有达成共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它被Mayer认为是”现代经济人的灵魂“（1983，P.2）.这些核心特征成为各种理论（如理性选择理论，博弈论和决策论）以及数学模型（包括Javons，Walras，Pareto和Edgeworth）的基本要素，因此，这些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阐述，甚至比EM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更好。在我看来，这两个特征在本研究中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代表了EM和SM之间的主要差异。对于SM而言，理性被服从和物质的自身利益所取代，并为国家和党服务。

”经济人“的概念后来被改为了REMM：资源导向，评估导向，最大化人（由Meckling提出, 1976），这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了RREEMM：资源导向，受限制的，期待，评估导向，最大化人（Lindenberg，1983）。但是，他们都具有相同的两个核心要素；因此，我将继续使用EM进行本研究。

可以说，资本主义企业家是EM物化最明显的例子。尽管如此，理性和自私的消费者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在一个’给定谜底和稀缺手段具有替代用途’的世界中（Robbins, 1932, p. 32）,每个消费者都将他或她的选择建立在他或她个人效用函数之上。然而这种特性使其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经济领域之外，正如Schneider（1989）所说的那样：”[HE]在我们所有人之中，是我们的一部分，但是又不是我们的全部“（p. IX）。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有些人一直并且将会继续进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活动，但是他们并不总是鼓励这种行为。直到19世纪，西方社会对贸易和赚钱基本上保持着敌对态度（Muller,2002）。接受新兴市场的重大转变恰逢新教在欧洲的日益普及。Weber坚持认为，达尔文主义使得西方社会的人接受了新的价值观，例如个人主义，勤奋和节俭，这使得资本主义的出现变为可能（Weber,[1904],2003）.

受西方经济理论（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普及的影响，新兴市场经济在20世纪成为了主导。由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垄断地位，它已经成为了决定美国国内外政策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正如Hutchinson所指出的那样，”公共话语已经成为了经济学的挟持者，并开始为它起舞。这一事实证明了经济学日益增强了对人类的统治：社会被经济思想彻底渗透并得到了调整。为了它的利益“（1997，p.25）。由于其在学术领域的垄断，仅有极少数（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制度论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最近敢于直面新古典经济学（Kramarae et al., 2000; Buchanan, 2005）。EM的心理状态遍及西方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学是大多数美国大学的必修科目，无论其专业是什么。衡量金融知识并将其与个人和职业成功相关联（Lusardi 等，2009）。在以资本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中，经济只是变得至关重要。在进行大额采购（汽车，房屋，企业），储蓄，退休投资基金以及选择金融方案的时候，经济知识变得至关重要。个人成功的衡量标准是金融资本：人们都知道比尔盖茨因为他是亿万富翁，而不是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程序员和职业经理人。当然，EM有多种变化，欧洲资本主义在社会上比美国版本更具有导向型（欧洲资本主义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地中海，欧洲大陆和社会民主党子集）（Lane,2007,p. 20）,而亚洲资本主义具有独特的种族主义倾向并且在理论形态上位于欧洲和美国两者之间。美国资本主义是理论上的EM最纯粹的代表；而欧洲的新兴市场则更容忍高税收在国家和国民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以及更平等的社会。然而由于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和预防近期的经济危机（2008-2010），无所不在的理性的”美国式“经济学可能是首次在大众传媒中受到质疑（Coy,2009,p.28）

EM出现在新教伦理和其他案例（例如新大陆开拓，交通工具革命，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发展）中，对现代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EM，具有企业家精神，主动性和资源导向，促进了今天所谓的”现代化“发展；现代化本身已经成为了全球目标。今天的”现代“人与传统的EM有几个共同的特征：（1）他或她是知情的参与公民; （2）他或她具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 （3）他或她的传统影响力来源高度独立和自主; （4）他或她已准备好开放思想，认知灵活的新经验和思想（Inkeles and Smith,1974,p.290）。

西方社会通过在全世界推进”现代人“的概念来推广其EM版本。它被视为主导的，实际上唯一可行的社会模型；另一种选择是在原始或者极权政权中保存其传统的，地方的，经济上非理性的人。因此，当苏维埃政权崩溃的时候，除了EM心理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3 ，苏联人与苏联经济人：定义，塑造，形象和命运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在资本主义中，人类利用人类，但在社会主义中则是另一种方式“（苏联轶事，引自Yurchak，2005年，第280页）。

苏联人（SM）就受影响的人数和短时间内取得的影响而言是一个彻底的社会实验。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开辟了创造列宁主义理想的机会，完美的公民，完美的人和完美的共产主义者（Heller,1988）,直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时代，内部外部的条件才达到了该学说可以成为”结晶“的地步(Alt and Alt, 1964, p. 31)。

1974年Politzda引入了”苏维埃人“或者”苏联人“一词（Heller,1988,p.5),并且由Aleksandr Zinoviev（1985）推广，作为顺从的苏维埃公民的讽刺名称。在这里，我不打算将术语（SM或者HS）用于讽刺意义上，而是作为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在社会和意识形态上寻求创造的人类类型和一个广泛的象征性描述。由于共产主义试图从罗马尼亚到古巴这类卫星国家中制造同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转变，因此SM并不仅仅等同于苏维埃公民。

正如Hosking（1987）所说，”苏维埃人并不是从零开始的“（p.4）。为了使这个实验成功，某些条件是必要的。正如Braguinsky和Yavlinsky（2000）写道，“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的社会契约是一种严格的家长式契约，在这种社会契约中，所有（或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获得了一些最低福利，以换取他们在执行经济和政治计划时对其直接上级和更高级别的等级机构的绝对服从（第193页）。共产主义非常适应这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党将沙皇取代为新的“更高等级的等级制度”; 这种社会结构后来被强加于所有苏维埃加盟国家和卫星国上，不论其文化和历史特点如何。

虽然苏联的思想家承认他们在共产主义社会契约的构建上存在个体差异（根据所有人的能力和需要）”，但每个人都应该朝着同样超人般的个性发展：'铁人，克服所有障碍的建设者，实践圣人的克己，也是战争中无情的士兵; 一个毫无疑问地跟随领导者并实现上级为他设定的期望的人（Alt and Alt，1964，p.19）。此外，“苏联人的职责是接受红色哲学，并认同自己的党; 事实上，他不应该作为一个人出现，而应该作为党的代表出现'（Kosa，1962，p。41）。为了达到这种最佳状态，开发了各种手段：

1，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包括对传统宗教的破坏）的绝对意识形态垄断。意识形态话语在几个层面得到认真控制和实施：党的文本（如演讲和口号），视觉宣传，意识形态仪式的结构，以及日常生活和常规实践中的组织（Yurchak，2005，p.284）。

2，世界文学和艺术的审查。

3，控制创作艺术（关于应该写什么，拍摄或绘画的指南）。

4，教育教育者（垄断教育）。

5，破坏“隐私”，“个人”和“自我”的概念：正如我们所知，隐私在苏联几乎不存在（Alt and Alt，1964，p.57）。

6，对每个学生进行强制性的政治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论其专业如何。

7，将世界与苏联（“我们”与“他们”）隔离（在智力上，身体上和科学上）：“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只是坏人或更糟的东西，它的角色在任何方向上的改变都是不可接受的。” （Cantril，1960年，第14页）。

促进SM作为模范苏维埃公民模板有多重目的，不仅包括消除资本主义行为和破坏传统宗教，还包括扩大俄罗斯对苏联其他民族的统治地位。这种民族主义压力在经济学论文中很少被提及，尽管它是东欧和中欧独立国家和市场经济重建的重要主题。例如，Hosking（1987）肯定'[俄罗斯人]从未完全接受私人礼仪，个人主义和法治观念'（第28页）。从历史上看，一些被认为是苏联的特征其实只是俄罗斯人的特征：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和其他试图抵制苏联宣传的民族对国家集体主义不熟悉。从整体上看，苏维埃化和俄罗斯化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社会工程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促成了苏联人心理的形成。它表明，作为一个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与其他国家竞争的国家，URSS足够强大。此外，战争期间被毁坏的城市和村庄以新的苏联风格重建，拥有类似的整体高层公寓楼，学校，工厂，以及共产党领袖和战争英雄的纪念碑，无论是在乌克兰，俄罗斯还是哈萨克斯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身份的形成仍在继续。斯大林逝世后的共产党新计划（1953年）要求所有公民：

•'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热爱自己的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尽心尽责的劳动;

•高度重视你的社会责任和不容忍侵犯社会利益;

•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人道关系以及同志互助;

•你必须光荣，诚实，道德纯洁;

•您的私人和公共生活必须以简洁和谦虚为特征;

•你必须在家庭中保持相互尊重，并在抚养子女方面得到最好的照顾;

•你必须憎恶不公正，寄生虫，不诚实和官僚主义;

•你必须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国家的劳动者寻求兄弟般的关系，同时仇恨共产主义的所有敌人“（由Alt和Alt翻译，1964年，第145页）。

苏联文学为每个理想的意识形态特征提供了一个模范人物：例如：Voropaev在Pavlenko的'幸福'（1947）歌颂苏联集体主义或Vorobiov在Polevoi的'一个真正的男人的故事'（1967）展现苏联的人文主义和勇气。新意识形态由越来越多的鼓动者和宣传者传播。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来美化苏联英雄并提升苏联的象征。任何不遵守新规则的人都被宣布为“敌人”并被摧毁。

为了完全控制苏联公民，党领导人消灭了所有的宗教和邪教，杀死了神职人员或将他们送往西伯利亚，并摧毁了教堂和修道院，或将他们变成了俱乐部，仓库或马厩。富农和工匠及其家人被送往西伯利亚，作为消除私人财产价值观念的一部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个定义明确的国家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以及看似强大的社会结构表明，创造SM的尝试取得了成功。

正规教育是灌输的另一个场所。苏联学校向年轻一代传播的不仅仅是官方意识形态：他们还实施了一种正式的方式来抚养子女，取代家庭的角色。根据西方学者的说法，苏联的教学技巧包括严格的纪律，缺乏情感参与，不发达的创造力和主动性，对恐惧的依赖，以及使用这种“动机”作为羞辱和屈辱（Alt和Alt，1964）。教师负责灌制造“人类物质”（Heller，1988，p。xii）以便成功进行灌输教育。尽管苏维埃社会是建立在平等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但每个班级都有最好的和最差的学生，这个标签将在整个学校中传播，并且也会进入专业的集体。有最好和最差的员工，最好的员工会在荣誉小组上张贴他们的名字。最好的员工不一定是效率最高的员工，但他们肯定是最顺从的员工; 通过这种方式，对合规行为的需求一再得到加强。至于“最差”的公民，他们会受到社会压力被迫”矫正“，这是一种确保所需社会变革的完善机制：苏联社会压力的方式差异在于思想的相对统一性和灌输过程的强度。俄罗斯人已经创造并且正在以有意的方式积极利用许多媒体对个人施加压力，以遵守政权宣布的目的。为此目的，已经开发出一种紧密的联锁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工厂和集体农场，到公寓大楼的租户协会，体育俱乐部，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政治组织。 '（Alt和Alt，1964，p.53）

创造完美苏维埃公民的战略随着时间而改变。苏联领导人对苏联公民应该变成怎么样的人有各自的安排，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党机进行了重大调整，以调整苏联对意识形态和灌输的态度（Heller，1988）。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现实和苏联需要使得这个理论上无阶级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分层的社会，有五个明确的阶级：精英（'赫鲁晓夫和他的助手'）; “一线首长”：高级官员，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 “中产阶级”：首席工程师，教授和医院负责人; 白领和技术工人; 和'无产阶级'（Alt和Alt，1964; 第74-75页）。三个更高级别的人享有特殊的特权，如更高的薪水，更好的学校，旅行和专门商店。”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哲学被”所有人都必须贡献“所取代。

此外，到了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产业工人对共产主义乌托邦（Kon，1993）普遍幻灭导致了生产力下降，这使得官方意识形态对个人主义做出了让步。非物质主义或“道德”考虑因素增加了对金融动机的兴趣。实际上，苏联的社会价值观沿着与西方社会相同的演化路径走向更大的个人自治，自我导向，强调归属感，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Inglehart，1990）。

无论后来的趋势如何，一些学者都认为SM的塑造是“逆向选择”（Ionesco，1977，p.123），因为不是最聪明的，但是最平庸和最顺从的人被激励。将明显缺乏足够经验或知识的农场雇员提升为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副职是一种常见做法。

由于强烈的反苏和反共的意识形态，西方研究人员以一种非常消极的方式描绘了SM：“......恐惧和剥夺任何智力主动性，解放在苏联永远停留于党的思想和口号......” （Ellis，1998，p.208）; “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参与并支持了这个谎言，盗窃，对冲和欺骗的制度的运作”（Gal和Kligman，2000，p.51）。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可能都是如此，但显然有些人抵制意识形态压力并保持其完整性。此外，苏联存在地下存在强烈的反对派，存在于艺术，文学，宗教，科学和商业各个方面，贯穿于国家意识形态中：”苏联的历史本身为我们提供了各行各业人们斗争的充分证据，这些具有抵抗官方意识形态的技能和勇气的人试图改变苏联的体制，使其人性化。“（Hosking，1987，p.3）

在苏维埃初期，注入个人主义，自私，物质主义等”资本主义倾向“被归类为寄生虫注意。这些意识形态被鄙视，批判甚至被起诉为犯罪行为。汽车运输服务索要报酬和租用度假屋被认为是反社会，投机倒把的非法行为。这些行为归结于”抚养和教育方面的错误，以及[革命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持续存在]“（Alt和Alt，1964），p。105）。虽然受到极大的迫害，但在苏维埃时期，企业家阶层无法完全被摧毁：尽管存在强大的相反影响（如社会压力和惩罚），但人性在苏联仍然存在。......因此，45年后，苏维埃政权没有成功地压制“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也没有消除贪婪和自我追求的倾向（Alt和Alt，1964，p.87）。苏联经济失灵孕育了这种趋势。到20世纪70年代，Grossman（1977）解释说，全面的企业家精神已经深深扎根于非正规经济中：“有充分意义上的地下企业家：即大规模促进和组织生产，雇用他人的劳动，获取个人资本和从黑市购买机器，并广泛销售他们的产品。他们投资自己的资本，因为地下公司是以资本价值进行私人买卖，这可能反映了他们对风险贴现的预期盈利能力'（第32页）。

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研究人员才开始对非正规经济进行正式研究，除了采访苏联移民（例如，参见Grossman，1977）或使用二手收入数据外，西方学者几乎没有能力进行研究。国家零售业中许多消费品存在需求弹性（Treml和Alexeev，1994）。然而，Kim最近的分析（2003）很有启发性。Kim使用苏联家庭调查（FBS）数据，从1969年到1990年的每年数据中挖掘了62,000到90,000个家庭，通过调查家庭档案收集了数据，并从这些档案中挖掘了他们收入和支出的详细记录。Kim发现，在这些年里，普通家庭从非正规经济中获得了16.3％的收入，占其支出的22.9％。15个共和国之间存在显着差异，非正规经济占格鲁吉亚国民生产总值的12.7％，而爱沙尼亚只占1.5％。

私人财产和小企业家也在正式经济上持续存在，占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生产总值的3％，东德为3.5％，苏联为4％，波兰为18.3％，1986年的匈牙利为34.8％（Glinkina,2000,p.15）。此外，Degoyev（2005）证明了20世纪80年代存在的“年轻苏维埃资产阶级” 。

很明显，在改革之前很久就存在一个定义明确的苏联新兴市场（Kon，1993），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经济实体与公有制企业竞争的合作社发展之前（Grancelli，1992）。这种持续存在的证据证明了Braguinsky and Yavlinsky（2000）的断言“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始于40年前”（第189页）。

对于大多数西方观察家和苏联公民来说，苏联帝国的崩溃令人惊讶，但对于观察地下经济增长的许多内部人士来说并不是这样（Grossman，1998，p.24）。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通过在体制内创造竞争，不平等的激励，以及后来出现了新的自由化和西方化元素。最终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个停滞不前的体制暴露在充满活力和创造财富的世界经济中，几个月后就崩溃了。

4 。从苏联人到经济人，作为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不同的路径和后果

“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将基于中央计划经济的威权政治制度转变为自由主义和多元化的社会。改变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可能是所有问题中最艰巨的任务......（Hyde-Price，1994,223）

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几乎在每个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引发了“转型衰退”（Kornai，1994，p.39）。1994年前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通货膨胀率为15,607％，而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3％。失业率从1989年苏联的官方0%变为1994年独立国家联合体平均16.4％（Linn，2001 ; 东欧和独立国家联合体，1999年）。

这些国家的人口经历了一种以前不为人知的幻灭和困难。除了宏观经济挑战外，其他重大变化也影响了转型的结果：社会结构的全面重组; 重新评估价值观，规范，习惯，惯例，领导者和英雄; 过早接触区域和国际经济竞争; 许多新建立的国家（例如俄罗斯，乌克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波罗的海国家等）的国家认同危机。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不容易通过法律，改革，救助或公共行动来解决。所有这些国家都必须制定有关所有权，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新法律，以便为新的经济体系建立基本的法律框架。必须实施各种改革，例如价格自由化，国家货币和预算概念，外国商业发展，创业创造和公共企业私有化。

共产主义社会实验已经结束，一个新的社会实验开始了：在几十年只知道计划经济和专制政权之后，各国第一次试图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结合起来。令人惊讶的是，一些西方和国家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为，即使我们今天在美国所知道的稳定经济结构的发展需要超过200年，这种转变也可能发生得非常快（Rostow，1991）。

从经济发达国家进口法律，规则和程序相对容易，但制度结构有几层制度（从最非正式到最正式）和完整的制度变革，包括从SM到EM心态，所有这些都应该被考虑在内。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领先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专注于改革正式制度，往往完全无视非正式制度。一旦他们的改革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他们就把国家文化归咎于原因（De Soto，2000）。这种理由是部分正确的，但不是因为民族文化是问题，而是因为改革者忽视了它。（Winiecki等，2004）在波兰注意到这一遗漏的一个例子，其中一个大型政府过渡计划将一半的内容用于如何从头开始重建创业部门的问题（第44页）。

同样根据Williamson（2000）的观点，非正式制度可能需要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改变：对于进化而非激进（或计划）过程而言，这可能是正确的，就像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一样。虽然SM实验未能改变整个苏维埃社会，但它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即使在支持系统崩溃后依然幸存下来的个体样本。

这两个原型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制度体系中运作，从SM到EM的过渡应该考虑到尽可能多的因素，以实现完整的制度变革。但是，很少有人评估它们对市场改革的影响。在我看来，这些是向EM过渡的最重要的制度“坐标”（表1）：

表1。从SM到EM的过渡的起始和期望的制度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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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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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政治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现代自由主义

核心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古典/新古典主义

政体独裁的民主的

发展革命的进化;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情况下可能是激进的

起源乌托邦/理论上发展 '自然'

情绪完善不完善

变异个人整体任何个人的特征

主要变革策略规范性 - 再教育性理性经验

（Bennis等，1985）权力强制性

执行机制强制/诱惑激励

执行'代理者' 共产党市场力量

负面计划体制失败社会两极分化

漫长的过度经济危机（2008-2009）

（Kirchgässner和Schneider，2009）

缺乏合作（Frank等，1993）

社会成本迫害大规模私有化导致男性死亡率上升，“休克疗法”

（Stuckler等，2009）

被世界孤立扭曲的劳动力市场
团体内部的关系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者

方法论规训积极

所有权公有制私有制

主要的社会经济信条各取所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一些制度“要素”，如所有权，意识形态，政府形式，执行机构/方法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很容易成为改革者的目标，但有些，例如群体内部的关系，士气，起源，发展，不被视为经济变量，它们很难量化，因此不太受改革者欢迎。然而，在我看来，随着私有化和自由化而必须改变的第一件事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这些企业家精神在几代人之间一直作为不受欢迎的资产阶级尾巴而被迫害。在苏联时期，EM在一个非法商店网络的地下世界中幸存下来，但其企业活动经常与毒品交易，卖淫和盗窃等犯罪活动有关。(Hoffman, 2003).

在我看来，EM的回归与前苏联的新兴市场复兴有关。由于失业率上升和持续赤字，成千上万的人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开始从事商业活动，但由于缺乏知识，经验和资金，很少有人能够成为西方式企业家。到1991年，一些大学已经开始提供商业和创业方面的专业和培训课程，但是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其实也在同时学习相关知识，缺乏让人们为现实生活做好准备所需的技能训练。仅在20世纪90年代末，商业专业人士作为顾问进入学术界，一些外国教授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任职(Potter, 2008)。

几十年来影子经济的存在意味着这些国家确实有一些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具有“内在能力”，但他们并不等同于西方商人：“在内部人市场的支配下（双轨制经济）经济活动的自由导致了短期利润最大化行为的普遍存在。市场细分，机会主义，缺乏可靠的产权保护制度体系，以及最重要的是缺乏对重组和长期资本的有效投资“(Braguinsky and Yavlinsky, 2000,p. 190)。在这种环境中活跃的企业家缺乏在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同行所经历的信任，社会责任和长期商业计划。此外，这种趋势产生了长期持续的后果，例如降低了税收（Torgler，2007）以及在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巨大的影子经济。

为了正确引入市场经济，有必要创造和发展适当的接近西方的EM的“代理人”。然而，那些根据需要成为企业家并立即获得位置的人是不熟练和低效的; “企业家实习生”缺乏实践经验; 而“职业”企业家在多年来一直在实践“改革体制/破坏体制”而受到制度腐蚀（Morawska，2008）。他们都不能成为重要的社会变革力量。因此，企业家精神的出现不可能很快发生，也不会像成千上万的现实生活模式那样自下而上的转变，正如历史上在西方国家所发生的那样。相反，在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它主要受新古典经济意识形态的自上而下的影响所影响，正如通过正规教育，特别节目和大众媒体等多种手段所传达的那样。

首先，对正规经济教育进行了全面改革，以便尽可能地反映美国的经济课程。新独立的苏维埃国家教授的经济学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美国引进的，而美国新古典主义的方法超过了其他的理论被所有大学广泛接受为普遍的经济理论。

美国和国际组织制定了各种计划，以促进私人融资，小企业和私有化。这些例子包括成立于1993年的Moldo-American私人融资中心（MACPI），USAID / BIZTAR（原BIZPRO，也称为商业监管和税务管理改革项目），摩尔多瓦商业中心，私营企业培训中心，以及摩尔多瓦共和国的摩尔多瓦小额融资联盟等。BIZTAR在摩尔多瓦的目标是“改善商业环境，特别是通过简化税收管理，减少腐败机会，改善公民和企业获取政府信息的机会，以及加强公私部门对话，减少影响私营部门的官僚机构'（USAID | BIZTAR，2010）。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类似的计划，其经济信息显然是新古典主义的。

在过渡的最初几年，一些俄罗斯学者试图找出成为企业家所需的特征（Shikhirev，2000 ; Suharev和Suharev，1997等）。例如，Latova认为，EM的形象应该包括理性; 将财富积累视为目标的倾向（换言之，储蓄和投资的倾向）; 诚实（尊重规范和义务）; 独立（个人主义）; 倾向于平等地看待所有人（因此不会想到他们与顾客之间的社会差距）; 风险接受; 领导的愿望; 和创新（2001）。20世纪90年代翻译了数十种西方“成功学”书籍和文章，提供了如何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并与西方合作伙伴打交道的建议（例如，Lewis，1996 ; Hampden-Turner和Trompenaars，1993）。强调“天生的能力”与教育或培训和经验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高等教育趋势发生了显着变化：如果苏联大学生最受欢迎的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技术和工程（Tiron，2003，p.79），二十三年后，25％摩尔多瓦大学毕业生就读经济相关专业（如经济学，市场营销，管理，会计或金融），21％ - 法律，8.5％ - 外语，只有4.2％的计算机科学（NBSRM，2007/2008）。这种突然的转变进一步扭曲了劳动力市场。在俄罗斯（俄罗斯联邦教育和科学部，2009年，第381页）和其他后苏联国家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趋势。

人们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有些人在短时间内适应了新兴市场经济，并接受了其中的EM; 其他人则没有。有些人从这种变化中受益，而其他人则付出了承重的代价。改革的后果 - 以及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错误 - 导致贫困程度增加，通过非法和合法移民造成“人才流失”及其长期影响（Korobkov和Zaionchkovskaya，即将出版），发病率和死亡率暂时上升（Stuckler等，2009），社会不稳定和犯罪率上升。一般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部分是由于医疗保健质量下降造成的，此外，从苏维埃政权的稳定（或停滞，经济方面）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转变为20世纪90年代的混乱，不可预测，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后果。

总体而言，在重新制度化EM的过程中犯下的主要错误是：

1，一旦意识形态压力消失，SM就会失去信仰的错误信念;

2，没有足够的注意力和资源专门用于组建和支持创业;

3，西方和前苏联学者对意识形态转型的研究不足。

二十年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其中一些已成为欧盟成员国（如波罗的海国家，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和保加利亚）; 一些国家，如摩尔多瓦，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仍然落后。在所有国家，过渡的成功不仅是转型战略的一个功能，也是前提条件的一个功能 - 例如，是否允许私有财产，某些形式的创业是否存活，以及该国与与西欧民主国家的关系（Hyde-Price，1994）。先前在社会主义集团中存在的企业家精神表明了苏维埃时期持续存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程度差异：远离苏联且更接近西方经济的国家（例如，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比塔吉克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更好的结果。此外，前南斯拉夫很久以前就建立了一个由国有制企业组成的有竞争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65）。斯洛文尼亚现在拥有新接纳的欧盟成员国人均GDP之一，这并非巧合。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 - 黑塞哥维那本可以分享这种成功，如果内战没有摧毁他们的繁荣的话。

俄罗斯是前社会主义集团在世界市场上最大的经济参与者，它仍在为自己的国家身份和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而苦苦挣扎：“总而言之，自俄罗斯社会改革开始以来的二十年已经过去了。并没有导致出现一个“新的”（当代的，欧洲的，民主的，公民的）自我认同的基础，更不用说俄罗斯人民的自我主张了。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人的特征仍然是真正的参考点。官方通过苏联时代的符号，风格和政府方法寻求“苏维埃”的合法化，支持了这种趋势。同时，不同时期的特征相结合：胜利日游行和“停滞”时期的稳定，改革年代等等（Levada，2005）。

迄今为止，从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结果差别很大，特别是由于接近西欧，私营部门的持续存在以及某些形式的企业家精神，地理因素，以及国家经济政策。从SM到EM的意识形态转变是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学者，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在评估这些国家的情况时不应该忽视这一点。此外，目前正在向EM型心态过渡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地区（一些非洲不发达国家和一些中东和亚洲传统国家），苏联的经验教训有助于这些地区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5 。结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资本主义塑造的世界”。（Muller，2002，p.ix）

20世纪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激烈和最具活力的世纪。革命; 世界，民主和冷战; 社会主义实验，资本主义扩张，全球化 - 都对人民产生了巨大影响。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在世界各地被塑造和重塑，但有一个案例是不同的：苏联人的塑造，发展和瓦解。

基于高度理想主义的人性观念的社会主义实验影响了数百万人。它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每个人，但它确实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具有可识别的心态和行为的个体，现在称为SM。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苏联前俄罗斯帝国已经存在一些创造SM的有利条件：保证最低福利以换取绝对服从，家长式社会契约和集体主义。这可能是其他一些与俄罗斯在文化上不同的苏维埃国家受苏联意识形态影响较小的主要原因。

铁幕另一边的资本主义阵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模型，经济人，自18世纪以来一直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和扩展。它被认为是进步的; 尽管有正式的批判和非正式的谴责，但它表现出了在整个苏维埃政权中生存的能力。

意识形态之战结束了。停滞不前的苏联经济无法在充满活力的全球化世界中生存，苏联解体了，从思想，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中解放了数十个卫星国。在随后的过渡期间，必须改革经济体系的每个组成部分。然而，这种转变的一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所谓的“人为因素”，或人们适应新条件和支持新法律和改革的能力。在苏联解体后，SM并未被消灭; EM建立在它之上，导致了新旧奇怪的混合。新成立的国家经济体反映了这些不一致之处。如果SM更强大，更稳固，那么转型就更加困难，社会成本更高。

此外，经济和政治转型伴随着许多国家的危机，由于这些国家无法实现政治稳定和吸引外国投资者，这种变化更加困难。结果，虽然一些国家很快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其他国家仍在苦苦挣扎。经过20多年的不断变化，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成功的意识形态转变，取得了显着的积极成果，但我们也看到了充分证明苏联意识形态在数百万前苏联公民及其卫星国的思想中被嵌入的程度。。

虽然苏联和铁幕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近年来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转型，但是民主化和市场化依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发生。在其中许多案例中，政治家，顾问和学者都同样意识到了因地制宜，不同国家的特色使得在每个国家实施这些改革成为一项不同的任务。正如前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那样，忽视每个国家出现的独特文化问题，会大大削弱通过市场改革取得积极社会成果的潜力。

References

Afanasyev, 1973

Victor G. AfanasyevNauchnoe upravlenie obshchestvom: opyt sistemnogo issledovania [Scientific Leadership of Society: the Experience of Systemic Research]

Politizdat, Moskva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