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台商、中國與世界

中國發展模式必須從廣東講起，而從廣東起家的加工貿易成長模式，則必須從台商講起。[1] 然而，台商對中國經濟的「貢獻」，不但牽涉海峽兩岸各自的歷史進程與身分政治，更涉及對發展與分配的價值判斷，因此多年來一直「說不清」、甚至「不可說」。從中國政府角度，過度讚揚台商對中國經濟之「貢獻」，有失「顏面」。從台灣角度，對「威權發展主義」採取批判者，不會聚焦於「貢獻」，而在分配與剝削。對台灣，台商的政治效應更不容易分析，畢竟台商這個集合名詞承載了負荷過重的意義，「奇美」、「旺旺」、「頂新」、「台積電」、「聯電」、「鴻海」等等，各自攜帶著差異的政治想像空間。西進的台商作為「傳統產業」或「高科技產業」，更被賦予迥異的工業價值標籤。然而，所謂傳統產業在過去三十年已歷經明顯的升級轉型。

一、台商之謎

        2018年4月10日，一年一度博鰲亞洲論壇大戲上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躊躇滿志地宣告：「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 今天，中國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說，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習近平在忙碌行程中，抽出十分鐘接見台商代表，根據《中國時報》報導，他向台商喊話，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功勞簿上要記上我們台胞、台企」，但他也要求台灣工商界旗幟鮮明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堅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2] 習近平肯定台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同時語帶警示，要台灣資本家們與北京同一戰線，加入「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隊伍。習近平的弦外之音是：在中國追求世界霸業的道路上，台商仍有相當利用價值。但這句潛台詞不能說破。

        2014年3月，台灣爆發太陽花佔領運動，矛頭指向國共合作的產物「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攪亂了北京的「對台路線圖」。就在同一個月，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米爾賽默(John Mearsheimer)發表〈跟台灣說再見〉，從現實主義角度，預測崛起的中國終將成為東亞霸權，足以排除美國在此區域的影響力，進而兼併台灣；雖然不在今天、明年、或未來幾年內完成，但終究會在幾十年內發生。為何中國可以在短期間內經濟崛起？一個關鍵因素是台灣：「台灣與中國發展經貿，幫助中國成為經濟強權，台灣因此協助製造了一個急遽發育的巨人，這個巨人抱持修改國際現狀的目標，包括終結台灣的獨立狀態，並將之納入中國版圖。總之，一個強大的中國對台灣不止是個難題，它還是個夢魘」(Mearsheimer 2014)。

        習近平和米爾賽默，對台灣地位的看法容或南轅北轍，但兩者之間卻對台灣經濟功能的判斷有著驚人相似性：兩者都同意，台灣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過程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台商協助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其結果是中國大幅增強了兼併台灣的國力，對北京而言，這是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大步；但對許多台灣人，中國崛起與兼併台灣的企圖，卻是與日俱增的焦慮來源。

究竟，台商如何促進中國的快速經濟成長？

四十年前，當中共摸索對外開放道路，曾將台灣當作學習模仿對象，看上台灣企業的出口創匯能力。中國決策者當初設定的廣東創匯目標，今天回顧宛如「小打小鬧」，目標早已提前達成。然而，中國在1990年代初期之前，只能勉強達成貿易平衡，仍是一個外匯短缺的國家。但在短短十年間，中國外貿大幅出超，外匯儲備開始劇增，已將台灣拋在腦後。然而，真實故事遠比這個敘述複雜。

        作者將解析台商在中國發展過程，在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之間搭橋，協助中國與世界接軌；中國政府牢牢掌握這個機運，藉著全球價值鏈的移入，順勢將中國打造為世界工廠，汲取豐厚的經濟剩餘，累積外匯儲備，推動經濟與軍事現代化。本書經驗分析聚焦於：中國從國家社會主義體制向資本主義經濟轉型的歷史性階段，從1970年代末到2000年代中期的這段發展經驗。在這個基礎上，延伸討論中國從2000年代後期開始的產業轉型策略，連帶對外資與台商所帶來的影響。

早期，傳統產業台商跟隨港商腳步進入中國。港台企業帶入資金、技術、市場，中國則提供充沛而低廉的勞動力。相對高素質勞動力是毛時代重要遺產。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例如服裝、製鞋、玩具、箱包等日用消費產品，從今天中國發展成果來看毫不起眼，但卻曾經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讓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獲得「第一桶金」，而且是數量龐大的一桶金。這是本書要講的第一個故事，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起點。

台商與港商在廣東珠三角，尤其在深圳與東莞一帶的投資，帶動中國外向型經濟起飛。在製造業領域，台資的重要性很快超越港資。直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台資穿針引線，已將中國連結到世界市場。台資協助創造了廣東模式，很快對其他地區啟動「示範作用」，1990年代中期急起直追的長三角地區，不論蘇州模式或昆山模式，都是廣東模式的變奏版。沒有廣東先行一步，就沒有各地區的出口導向發展。

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遭受西方民主國家經濟制裁，處境困難，改革開放陷入停頓。中國為了突破西方封鎖，熱切向「華僑資本」招手，給予特殊優惠待遇。在此中國困難期，許多台商逆向操作，加碼西進，在台灣造成一波沸沸揚揚的「大陸熱」。這一波熱潮，體現這些台商機會主義式思路，其實也反映當時台灣本身產業結構調整的推力。1990年代後期則開始另一波「大陸熱」，資通訊(ICT)產業將裝配線外移到中國沿海地區，從廣東延伸到長三角。台資協助中國打下加工貿易的根基，為世界工廠做好了準備。

中國參加WTO之後，全球外資大量湧入，出口更加暢旺，中國大幅累積外匯儲備。這個階段，台資對中國的作用相形褪色。中國很快進入產業升級壓力期，勞動力成本調升，環保要求也提高，台商隨之面臨去留抉擇，適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來襲，催化一波「台商大逃亡」。之後十年，台商在中國的面貌急速改變。

二、中國式剝削

不論是廣東模式或中國模式，在官方宣傳下總是光鮮亮麗，但背後的剝削則經常被掩蓋起來。全球價值鏈，其實是一條又一條跨越國界、穿透階級與性別、破壞生態環境的剝削鏈。沿著價值鏈，人與生態的代價層層轉嫁下去。在一部描寫高跟鞋產業鏈的紀錄片，[3] 設計師說：人們常以為時裝設計是個迷人行業，其實，只有5%華麗，剩下95%是辛苦勞動。片中台商代工廠老闆抱怨：國際買主要你爬，你就爬。而中國民工，拿微薄的工資，哪能穿上這些親手打造的華麗商品？奢華耀眼的光芒，遮蔽了冷酷的剝削鏈。

剝削，是所有資本主義經濟的要素，但剝削的具體形式，因時因地而異。中國模式的特色是，由國家打造民工階級，國家積極參與在剝削民工的競賽之中。台資，如同所有外資與中資，也都加入此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但是，國家與資本都不願面對剝削民工的事實。如中國學者秦暉(2007)所言，中國競爭力倚靠「低工資、低福利、低人權」，指向政治壓迫的制度邏輯，製造出「畸形的效率」。中國工人因工資過低、福利太少而不得不加班掙錢，卻經常被表述為「工人喜歡加班」，這個論述正當化了超時加班。富士康工人連環自殺事件，揭穿了這個迷思。

典型的資本主義剝削情境中，國家放任資本對勞工進行壓榨；但在中國，國家針對勞資關係並非採取放任政策，相反地，國家從一開始便積極介入民工部門，而國家介入反而確保資本對勞工的高剝削。為了探求中國式資本主義剝削的邏輯，作者提出公民身分差序理論：中國的國家制度製造出不同公民群體之間的身分等差關係，圍繞著公民身分差序體制，國家建構了二元勞動力市場、最低工資、等差化社會保險方案等制度設計。因此，民工便面臨「雙重剝削」的處境，一方面是典型的來自資本對勞動階級的剝削形式，這是傳統政治經濟學意義下的階級剝削；另一方面則來自國家對民工身分的界定，讓企業「合法地」採取次等公民的勞動待遇僱用民工，這是國家制度主導下基於身分而來的剝削。

在中國，全球化力量與中國公民身分差序體制產生共生關係，讓資本得以對民工進行雙重剝削。結果，全球化並沒有緩和原先經濟社會的不平等，反而鞏固另一種不平等體制，創造了民工這個新階級。在此脈絡下，當人們思索資本(包括外資與內資)對中國發展的後果時，必須納入剩餘汲取與經濟分配的視野，同時考慮資本主義剝削的普遍性以及中國特色剝削機制的特殊性。藉此分析視野，我們才能透視台商(外資)、廣東模式、與中國發展的連帶關係。

三、新重商主義政策

台商作為全球資本的前鋒，連結中國與世界市場，協助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後第一階段的資本積累。借助外資發展出口經濟，中國迅速成為製造業大國。過去東亞發展模式中，外資在南韓和台灣並不關鍵。反觀中國，外資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不像以往依賴理論所預測，外資導致低度發展的後果，中國不但沒有陷入低度發展，而且很快鞏固半邊陲地位，甚至展露挑戰核心國家的強烈企圖心。為何中國可以抵抗「依賴情境」？首先，中國在1970年代末開啟對外開放時，中共已經是一個高度權力集中、強勢控制經濟與社會、具有導引政策能力的政權；並且，中國在區域地緣政治上享有顯著影響力。這部國家機器已經具有高程度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因此，當中國再次與資本主義世界接軌，中國在地體制能以相當強的國家能力切入全球價值鏈，發揮其能動性；地方政府能夠在其與價值鏈鑲嵌的節點上攫取經濟剩餘，並推行產業升級政策，攀爬價值鏈權力階梯。其次，中國開放外資參與的策略「內外有別」：對於加工出口型的外資，中國的開放性很高；但對於內銷市場型的外資，特別是策略性產業，中國則相當小心，保護國內市場，嚴格規定外資所有權比例，並提出合資合作、技術轉移等要求。

從勞力密集傳統產業開始累積國家財富，中國政府將其中一部分投資於基礎建設並扶植重點策略產業，短短幾十年，中國的工業結構與城市面貌已煥然一新。2000年代以來，中國ICT產業自有品牌與產業鏈成長迅速。其中，龐大國內市場、國家重點政策扶持、以及跨接啟動策略都是重要因素。ICT產業為何能在短期間興起？最值得注意的是，ICT新生態系統在廣東珠三角地區的浮現。這個系統以廣大國內市場為依托，獲得國家政策重點扶持，在研發方面採取人海戰術與挖角策略(包括從台灣挖角)，先從若干關鍵產業環節突破，以「跨接啟動」在短時間提升製造能力，進而以低價搶佔全球中低階市場占有率，再切入已開發國家市場。「華為」與「中興」等重點培育電信企業都有類似軌跡。在其創業過程，中國政府以分配內需市場與各種優惠補貼來推動所謂「後發優勢」。手機產業中，也可看到華為、小米、Oppo都採取同樣戰術在搶攻全球市場占有率。

觀察中國電信業與網通業拓展世界版圖的路徑，我們如果從國家行為來評估，就會發現它屬於「新重商主義」國家政策，例如，美國經濟學家羅德里克(Rodrik 2013)分析中國經濟策略就採取這種觀點。新重商主義以國家權力統整資本，背後驅動力是經濟民族主義(不能忘記習近平不時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種觀點認為，中國在跟隨「新自由主義」遊戲，這個判斷值得懷疑。中國利用了全球化自由貿易環境，搭便車，玩新重商主義戰略。中國的「國家左派」曾警惕中國走「新自由主義」道路，其實是項莊舞劍，他們真正擔心的是，中國走上西式市場民主政治，也就是「顏色革命」的前兆。

基於同樣扶持民族工業的邏輯，中國政府也以國內市場來培育相當於YouTube、Google、Amazon、Facebook等視頻、網絡聯通和社媒功能的新興產業，例如土豆網、優酷網、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微信)等(後三者即所謂的BAT)。近年來，中國的電子商務與「共享經濟」發展迅速，也與國家產業政策息息相關。此產業政策中的戰略矩陣，包含「國家監控社會」、「國內市場保護」與「排除西方技術壟斷」等相扣連的環節。中國政府結合了「國家監控社會」與「企業尋求利潤」這兩個動機，例如，電子商務中企業與國家的共生合作關係，企業提供商業交易活動的數據協助國家進行社會監控、執行審查，而國家則給予企業壟斷或寡占性特權，因而達成「社會控制的商業化」。這種對內社會控制模式必然傾向建造一個封閉性政治經濟系統。最近，西方國家對中國控制手法的驚覺，彷如大夢初醒，但其實中國這項大戰略已經行之有年、得心應手。

四、美國挑戰中國產業戰略

        中國經濟崛起的故事，必須放置在東亞發展的歷史軌跡中加以考察，但它超出了既有東亞模式經驗的框架。中國發展過程的東亞模式成分是：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而中國發展過程具有的中國特色是：中國踏出一條「尋租」與「發展」並存的「尋租發展主義」路徑；而且，中國在累積龐大資本之後，展現挑戰西方國家技術霸權的雄心，並以一種「非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進路，企圖打破核心國家的遊戲規則，自訂規範，圈畫自己的勢力範圍。

中國產業升級，涉及資本、市場、與技術三個層面；前兩者已經初步解決，但技術發展面臨瓶頸。中國高度依賴從核心國家進口半導體製品，亟欲在此領域有所突破。因此，國務院在2014年設立「大基金」，大幅補貼半導體產業。2015年更制定「中國製造2025」政策，並公布一份《中國製造2025重點領域技術路線圖》，第一項就是半導體產業。過去幾年，隨著「中國製造2025」政策的執行，中國積極向外併購高科技企業，獲取技術，而導致西方國家警戒，並發現其侵犯知識產權，涉及「偷竊」，爭端不斷。[4]

中國的行為引起西方國家擔憂，認為中國想打破既有秩序，甚至圖謀支配世界。目前的世界秩序由「市場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政體」兩個核心元素構成，但中國發展方向自成一格。因此，世界霸主美國開始擔心霸權轉移(power shift)，對這個崛起中的「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逐漸戒備防範。其實，美國早在2016年總統大選之前，建制派政治圈與學術社群，已逐漸朝向放棄「交往政策」(engagement policy)，改採「圍堵」中國的新政策共識。2017年底美國總統川普發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2018年3月美國的貿易報告認為「中國製造2025」規劃，構成對美國技術領先的挑戰。這種觀點認為，若任由中國採行目前的行動綱領，則未來中國有可能成為支配世界的超級強權。這個茁壯中的強權，由黨國機器全面掌控經濟資源(國家資本主義)，制定產業升級趕超西方國家的總戰略(中國製造2025)，這部國家機器利用最新科技來控制社會(數位極權主義)，對外輸出剩餘資本(一帶一路、亞投行)，並操控其他國家的政治社會秩序(銳實力)。這樣一個「新物種」，西方世界相當陌生。

中國目前對外擺出「帝國架勢」，有人認為不過是「紙老虎」，乃採用心理戰術誘使對手屈服。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是最有效率的戰術。確實，北京從事「大外宣」，在許多國家施展「銳實力」，不脫心理戰範疇，其對外投資規模與影響也經常膨脹不實。深究中國產業實力，中國雖號稱世界工廠，但其製造業根基仍顯得脆弱，還在努力攀爬產業升級階梯，對西方科技仍十分仰賴。儘管如此，中國確實在經營一個新帝國的(自我)形象，不論在地緣政治或外交領域。中國解放軍正在建構遠程投射能力；海空軍在東海、台海、尤其在南海的密集行動，都讓區域緊張持續升高。在思想層面，「持劍經商」之說為中國經濟民族主義煽風點火，「面對中國日益龐大的資本和商品輸出，解放軍要為中國的海外利益保駕護航，並進而打碎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霸權體系，『打倒拳皇，打碎拳壇』，重新構建新的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和秩序。」[5] 重振中華帝國的慾望，通過民粹主義話語響徹雲霄。在這裡，我們發現，深刻烙印在中國統治菁英與知識階層的「富國強兵」思維，將近兩個世紀以來一脈相承。而當中國人自認遭遇西方帝國抵制時，悲憤交加的集體情緒便舉國瀰漫。中國人的自我帝國形象，如同自我實現的預言，正在激發全世界對它的警戒。

2018年4月，美國商務部以「中興通訊」違反規定提供美國製晶片給伊朗為由，公布對其「禁運」七年。這個制裁措施，使中國第二大電信設備公司中興無法取得關鍵晶片與技術，對其發展5G通訊是重大打擊，6月中興答應支付高額罰款並撤換高管，換取美國解除部份制裁。中興事件發生在美中貿易戰即將開打的時刻，實非偶然。多年來，華為(中國第一大通訊設備公司)一直打不開美國市場，即使花費大筆資金從事政治遊說，仍然無法緩解美國政府對華為與中國軍方(與政府)關係的疑慮。美國政府報告多年前就質疑華為產品存在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7月6日，美中貿易戰正式開打，而科技戰已先打了前鋒，美國這回對中國經濟圍堵，劍指「中國製造2025」。中興事件引爆中國人的「缺芯之痛」，也撞開了中國科技實力的斷層線，讓我們有機會觀察到中國經濟發展的虛實。

無論如何，美中貿易戰必須置於地緣政治經濟結構中分析。帝國的戰略調整，慣常與經濟貿易同步考慮，甚至是貿易先行。觀察過去美國的全球戰略史，華府在這種大事上大致是充分準備，計算得相當精明。例如，1970年代初的美中關係解凍，當時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等策士就已經將對中貿易初步解禁列入與中國的交易標的。[6] 當時，美國聯合中國對抗蘇聯的冷戰戲碼，已經為將來中國重返資本主義世界預留伏筆。

目前，美國挑戰中國的產業升級大戰略，目標不在讓中國產業無法升級、甚或經濟一敗塗地，因為這樣的結果違反美國自身的經濟利益。美國的目標在於保持自己的技術領先地位，持續從全球價值鏈攫取高額利潤，並圍堵中國對外的擴張。

本書提出尋租發展型國家，這種類型國家在與外資互動中，善於切入其價值鏈治理結構，從中抽取經濟剩餘，也就是國家作為價值攫取者的作用甚為突出。但是尋租發展型國家是否有足夠能力，進行趕超式產業升級？

五、台商之眼

1970年代末，中國逐漸從毛時代的「自力更生」政策走出來，試圖從沈悶的經濟「殺出一條血路」，決定在珠三角創辦特區，學習港台加工出口創匯的經驗。1980年代港台資本逐漸移入廣東，導入勞力密集加工的全球價值鏈，帶動「來料加工」出口導向成長，地方政府引入民工，向外商收取「工繳費」(加工費)，逐步累積外匯。這個「發展起點」今天看來毫不起眼，官方也甚少提及。然而，微不足道的「起點」，卻有如蝴蝶效應，引發了幾十年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大氣旋。本書即在論證這段過程中，蝴蝶翅膀的擾動，如何引發連鎖反應，匯聚其他因素，而生成當前的暴風圈。

沒有廣東模式，就沒有中國崛起，也沒有今天所謂的中國模式。台商在此歷史發展序列中，初期即是關鍵因子。藉著台商在廣東落腳、之後遍及中國各地的足跡，我們觀察到廣東模式的發展歷程，它的擴散與轉型，以及面臨的困境。台商因為僱用數以百萬計的民工，而參與到公民身分差序體制這部精巧、複雜、且粗暴的剝削機器。台商因為與在地體制的鑲嵌，與地方政府發生各種交易，而對中國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潛規則)、虛擬產權關係、與虛假契約關係，知之甚詳。台商與台幹因為與中國官員幹部的密集交往，而理解他們的「心情」與「謀略」。通過「台商之眼」，我們得以從一個內部觀察角度，紀錄廣東模式的發展變遷過程。通過台商之眼，我們可以進一步發掘當代中國趕超發展的企圖心、焦慮、與挫折。

「中國製造2025」旨在快速躍升全球價值鏈階梯，甚至繞過核心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試圖建立自行掌控的價值鏈，也就是媒體大肆宣傳的「紅色供應鏈」。中國政府規定半導體產品的自製率，以建構高端工業的自主產業鏈為最終目標，關鍵零組件不再依賴西方技術。但是，西方專家的判斷仍有分歧，許多人不看好中國這個宏大目標，認為過度急躁膨脹，因為中國科技實力短期內仍無法與西方匹敵。缺乏關鍵技術情況下，中國目前可以做的是：一、運用雄厚外匯儲備在全球併購公司收購技術；二、挖角人才，從西方企業、韓國、台灣等地重金禮聘；[7] 三、知識產權的工業間諜戰，說得直白就是遊走於灰色地帶的「偷竊、侵權、模仿、山寨」行為。

        對照台灣發展路徑，自1960年代以來，台灣產業跟隨西方國家全球價值鏈步步爬升，製造技術雖不斷精進，但碰觸到西方高端品牌領導廠商(買主端)便裹足不前，遭遇難以跨越的終極障礙。[8] 台灣經濟起飛半世紀，目前只有極少數廠商，例如台積電，在全球價值鏈中具有領導廠商地位，並發展出完整的半導體製造生態體系，但這條路徑基本上也是跟隨著西方核心技術與市場霸權下的發展模式。台灣在地緣戰略上依賴美國支持，經濟規模屬於中型，因此演化出「跟進策略」，按部就班攀爬全球價值鏈階梯，對核心國家的市場需求反應靈敏，整體產業與全球供應鏈高度整合。因此，台灣資本的外移方向，便與全球價值鏈國際品牌商(買主)緊密連動。

        自1980年代末，台灣企業西進中國以來，世界經濟、台灣經濟、中國經濟的地景都發生劇烈的形變。過去三十年，台灣對外投資高度集中在中國，所謂的「全球化」便引來「中國化」之譏。然而，這種型態的全球化，其根本的結構動能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再分工的結構調整，也反映了全球價值鏈的移動向量。台商西進具有多重效果，包括驅動台灣產業升級，但也有「掏空台灣」的疑慮。200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全球價值鏈的再度移動，台商展開新的佈局，對中投資集中度在最近幾年顯著減低，[9] 除了在中國獲利率下降，部分原因也反映一些台商對中國風險意識的提升。

        過去十年，廣東台商遭遇來自全球價值鏈與中國政府產業升級的雙重壓力，走向了不同的出路：關廠、內遷、外移、與就地轉型(有的廠商同時運用多個選項)。這也使得珠三角地區，尤其是深圳與東莞的台商面貌，發生極大的變遷。與之同時，中國出口導向經濟也開始出現質變跡象：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中國發展道路主要是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最近十年，中國政府利用中國作為「世界市場」的誘餌，嘗試打造自己主控的價值鏈體系，但卻遭遇美國強力挑戰。以美國為首的對中國圍堵的地緣政治態勢也在形成之中。處在這雙重風暴，在習近平口中「功勞簿上要記上一筆」的台商，是否還有可供北京操作的價值？

        作者認為，在中國追求世界霸業的想望上，台商仍有利用價值。第一個是政治身分上的價值，第二個是產業升級上的價值。

政治身分：台資一直是中國對台統戰工作的重要「媒介」，首先是對台宣傳上的價值。在博鰲論壇，習近平再忙也要「抽出十分鐘接見台商代表。」幾十年來，中國政府因為統戰需要而賦予台資「特殊優惠」，這種優惠是因政治身分而衍生的「租值」。因此，一些台商除了一般商業營運之外，也以台商身分致力尋租活動(尤其是土地利益)。對北京而言，通過台商網絡建立「跨海峽政商關係」，進而培育台灣的「在地協力者」，並不是成本太高的交易。但是，台商作為一種集體「身分資本」，卻在國共合作高峰期被認為貶值了。一位長駐中國的台商在2011年說：「因為(兩邊)政府現在自己能談了，你就被釋放掉了，所以大家的想法反而是(政商環境)變不好。… 他兩會(台灣海基會與中國海協會)都自己談了，就不需要你了。」[10] 與國共合作相反的場景，則會使身分資本升值，早在1995-6年台海危機時，就有台商表示，「兩邊緊張，有戰爭危險時，中共會對我們更好，巴結還來不及」。[11] 目前，美中關係與台海關係皆緊張，台灣執政黨是民進黨，中國亟需加強統戰，因此提出「惠台31條」，等於是加碼了台灣人的身分資本。儘管台灣人身分資本在中國的可兌現性受到質疑，但是它作為一個象徵符碼，在台灣媒體上被大肆報導，造成有利於北京的形象宣傳。從過去經驗觀察，北京最需要的政商關係，是那些可以遊走兩岸高層黨政網路的「跨海峽資本」，這類型政商關係即使台灣經歷政黨輪替，仍具有持續影響力。目前區域地緣政治關係緊張，正是觀察跨海峽政商關係變遷的時機。只要中國仍抱持著兼併(統一)台灣領土主權的目標，北京對台執行「商業模式做統戰」這首主旋律就不會改變。

產業升級：當中國產業升級策略遭到西方抵制時，台資的價值更相對提高。中興通訊剛遭受美國制裁不久，聯發科便向台灣經濟部申請對中興銷售晶片，經濟部曾審查但隨即放行。因此在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烏雲下，短期內部分台商協助中國解決獲取技術的燃眉之急，有賺取「機會財」的窗口。但總體而言，台灣晶片設計廠商的技術等級仍低於美國高通，因此長期作用便受到質疑。「惠台31條」也有挖角台灣人才的意涵。中國正大力發展半導體業，而台灣在半導體製造與測試封裝產業鏈完整，經驗累積豐富。中國從2000年開始建造先進的晶圓廠，就一直採取從台灣挖角的手段。目前大量建設的晶圓廠中，有一些台企參與合資，也不乏台灣高階經理人與工程師的身影。中國拋重金借助台灣人才(以及其他先進國家人才)發展半導體產業，結果仍難預估，因為技術學習需要時間與經驗累積，而技術轉移涉及智慧財產權問題，中方要繞過這些障礙並不容易。台積電目前在中國南京以獨資形式建造一座高階晶圓廠。這家作為全球晶圓代工業巨人的企業，對台灣工業技術的指標意義不言可喻，也對台灣產業發展有著高度的象徵作用。台積電剛退休的創辦人張忠謀如此評估：「雖然面對中國半導體企業的來勢洶洶，而且不斷的進步，台積電在這段期間也將會不斷進步，不管是在技術或是在效能上，都會領先對岸競爭對手至少5年，不過這領先的時間應該會在10年左右。中國在10年後將會逐漸地追趕上來，所以大家並不能大意。」[12] 張忠謀對台灣半導體產業樂觀但審慎的展望，對映出中國急切的趕超心態。

半導體是台灣產業的關鍵區塊，但不是全部。台灣整體的產業發展是長期累積的能量，包括從傳統產業中鍛鍊起來的工藝能力與經營管理的韌性。直到今天，傳統產業通過升級，精進製造技術，有不少企業屬於「隱形冠軍」，甚至攀升到接近全球價值鏈頂端。但因為台灣的論述舞台，經常被「強國」、「帝國」、「爭霸」、「一帶一路」、「大基金」、「紅色供應鏈」這樣的霸權(宣傳)話語所佔據，所謂傳產與中小企業的重要性被過度低估，而忽視它們已經進入高科技行列，並進行分散風險的多樣化發展。[13] 作者對台商進行長期追蹤研究，探討台商、廣東模式、與中國發展的互動關係，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在論證由無數大小規模台商長期集體累積的作用，對當代中國與台中關係造成的鉅大影響。台商將現代製造業引入中國，中國則將台商捲入其發展模式，我們至今仍生活在這個氣旋當中。

六、本書章節安排

第一章提出本書的問題意識：世界工廠如何鍛造而成？中國向資本主義轉化的過程，全球層次與在地層次如何連結？其間台資扮演何種角色？接著提出廣東邁向世界工廠之路的敘事，並從中提取理論議題。既有文獻探討中國發展動力主要從三個角度入手：市場論、國家中心論、與外向型發展論。我們從文獻中抽絲剝繭，聚焦在由世界體系理論衍生的全球商品鏈理論，以及進一步發展出來的全球價值鏈理論。藉由批判地使用全球價值鏈理論，作者提出地方成長聯盟分析架構，在此聯盟中，在地體制具有自主性與能動性，介入全球價值鏈治理中進行價值攫取，而外資則獲得國家提供的低勞動成本與其他生產要素，以及官僚庇護。本章最後描述個案選擇、研究方法、以及資料來源與結構。

第二章鳥瞰本書廣東模式的起源與發展歷程。先行一步的廣東，在短期間內成為「世界工廠」的核心地帶，但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卻充滿著不確定性、機會、與風險。本章首先處理廣東對外開放決策過程中幾個重大爭議，中央與廣東關係，以及加工貿易模式的起源。根據回憶錄與政策史料，我們可以從鄧小平、習仲勳、任仲夷、谷牧等中央與省級領導人的講話，以及實際操作特區政策規劃執行幹部的回憶，獲知「先行一步」、「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來料加工」、「學習港台經驗」，「創匯」與「三來一補」等詞彙的政策內涵。接著分析廣東的經濟表現：各種經濟指標與發展趨勢分析，與全國和其他重要區域的比較。同時分析廣東的「勞動力價格競爭力」，包括民工工資指標與成長趨勢、廣東社會保險與各地比較分析、以及高積累率。最後分析廣東三十幾年來兩次重大政策制度變遷，以及歷經變遷的廣東模式。直到近年，加工貿易仍在廣東產業結構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三章與第四章，將深度描述一家台資皮件製造業「台陽公司」，作為本書地方成長聯盟之宏觀架構的微觀基礎。台陽在台灣的經營活動以及在中國的「生命史」可以提供本書主要論證的經驗材料。台陽的發展歷經三個重要階段：第一階段是台灣貿易商時期(1979-1988年)，第二階段是在廣東東莞租用廠房設廠時期(1989-1994年)，第三階段是自行興建廠房，提升品質與產能，歷經第二代接班，及至結束在中國的經營(1995-2010年)。本章使用全球價值鏈／商品鏈分析架構，來說明台陽通過香港，前往中國的決策與過程，以及相關的生產組織與技術環節的變動。台陽從台灣階段的一家貿易商，從事外包與網絡式生產模式，到東莞成為一家垂直整合廠，規模與產能獲得大幅成長。

台陽公司作為五臟俱全的麻雀，為我們具體而微地呈現宏觀現象：台商如何將生產基地、資本、技術與市場帶入中國；台商作為外商，如何與在地結構、制度、行為者互動，如何通過在地鑲嵌治理的過程，而與當地政府與官員產生特殊的政商關係，例如「人頭稅」、「外匯分成」、「管理費」等利益分配的遊戲；台商如何適應中國轉型經濟期充斥「貪污混亂」的環境制度、克服尋租問題、並獲得相對安定的產權關係安排；制度與政策作為廠商的一種成本，如何隨著制度與政策的變化，而使得廠商必須調整合作對象，並影響了廠商持續投資或撤資的決策。這兩章的時間區分點是1994年，在這一年，中國中央政府改革外匯體制、將人民幣大幅貶值，也改革稅收制度。這些新政策改變了廠商使用生產要素與制度條件的相對價格，因而改變了地方政府與廠商之間的相對議價能力。從中央政策變遷，到地方政策執行，都影響了廠商的行為模式，因此也反應在台陽的經營行為上。台陽決定在2010年結束營運，表徵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提升、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模式的衰落，同時促使「人頭稅」隱沒、「社保費」浮現。這個階段，廣東處在產業轉型的轉捩點上，也是台商與外資開始撤離中國的時刻。

第五章提出中國式剝削的制度邏輯。先分析國家如何打造民工階級，接著描繪民工階級的形構。民工階級提供相對優質而低成本的勞動力供給，讓不斷尋找低廉勞動力的全球價值鏈延展到中國，快速與中國沿海的地方制度結構產生鑲嵌，而將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一環。二元勞動力市場對民工的經濟與社會剝奪，乃是中國資本積累的重要動力。民工階級置身於公民身分差序體制中，遭受國家與資本的雙重剝削。最後探討中國民工勞動體制的性質，分析既有文獻中「專制體制」與「霸權體制」之辯論，作者回到國家角色來檢視此爭論。在布若威(Michael Burawoy)的理論中，其命題是從「市場資本主義國家」這個預設條件出發。但在中國，出發點是「黨國資本主義國家」，國家一直都強力介入勞資關係，但是其介入卻是以汲取財政收入為最主要目的。國家雖然「在位」，卻經常在保護勞工問題上「缺席」。在中國，正因為國家對公民身分差序體制的支撐，才使得資方對勞工剝削變得更加嚴重。中國沿海加工出口製造業的加班趕工現象，背後是一套具有宰制性的「虛假契約關係」：由表面上進步的工時政策、被壓低的最低工資、與地方彈性執法，共同建構出這一套勞、資、政三邊的「默契」。在此默契下，「加班工資」成為激勵勞動意願與擠壓勞動生產力的主要誘因，並成為一套日常化的論述實踐。

第六章討論廣東模式的轉型。2007-8年，全球金融危機來襲，廣東東莞爆發所謂「台商大逃亡」。這波衝擊也影響了其他外資，許多港商也採取「逃亡」退場模式。全球金融危機是外部衝擊，更深層原因源自中國經濟的長期轉型壓力，這些因素包括生產要素價格上漲、工人集體抗爭行動增多、政策制度環境與政商關係變化、產業升級政策壓力增強等等。這些內外因素所匯聚而成的巨大力量，促使全球價值鏈／商品鏈再次移動，導致廣東成長模式面臨重組的壓力。本章首先分析國家政策、廣東的產業升級、與政商關係變化。廣東勞力密集成長動能趨緩，台商必須做出回應，改變其獲利模式。珠三角台商回應轉型壓力，除了關廠，大致可以歸納為內遷、外移、在地升級轉型三種選項，對單一廠商而言，這三種選項可能同時並存。作者以「絲麥兒鞋業公司」作為中小型台商在地轉型的代表個案，聚焦在其「核心工廠策略」，並注意到陸資廠競爭力的提升。以「台鑫鞋業集團」作為大型代工製造業轉型的代表個案，其策略包括海外生產基地再部署(外移)、中國內地生產基地再部署(內遷)、開展內銷事業部等多樣化的回應策略。同時，台鑫第二代接班也帶來企業集團制度變革、危機處理、與集團轉型的多重過程。台鑫作為一家專精製造的跨國企業，一直在攀爬全球價值鏈階梯，嘗試向價值鏈頂端靠近，但仍然無法擺脫全球價值鏈霸權支配邏輯，遭遇「追趕的極限」。本章最後分析「中資生態體系」的浮現。廣東模式轉型迄今，呈現若干升級跡象，一塊是傳統製造業中資廠的興起，例如製鞋業在地供應鏈的形成，這些中資廠帶有台資廠的「基因密碼」；另一塊則是由中資主導的資通訊產業鏈的浮現，這一部份則與台資發生競合關係。

廣東模式轉型呈現一個發展結果：加工貿易動能雖然受到全球市場飽和以及後進國家的追趕，但仍具有相當強的延續性，因為珠三角出口經濟深受全球價值鏈滲透，國際品牌買主仍需要珠三角作為高端生產基地，也需要台商扮演供應鏈整合者角色，而在台資撤出時，陸資廠適時加入供應鏈，使珠三角加工出口體系仍維持一定程度完整性。此外，地方政府長期從加工出口部門汲取財政收入，也具有路徑依賴特性。

第七章將以廣東模式作為中國模式原型，提出本書的理論蘊涵。廣東發展經驗是一個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的故事。本書採取全球價值鏈／商品鏈的理論視野，加上在地鑲嵌治理的概念，分析中國利用價值鏈延展的歷史契機，採行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而在三十幾年間，累積大量外匯儲備，獲得生產技術與產業組織能力，並在累積一定製造實力之後，以強大國家能力嘗試突破價值鏈治理結構中的權力支配關係。台商在中國發展過程扮演「半邊陲手肘」，為全球價值鏈霸權執行支配角色；同時也為中國帶來技術擴散與產業升級，而成為中國在對抗全球價值鏈霸權時的協同角色。

        本書提出在地鑲嵌治理的觀點，旨在定位中國地方政府介入價值鏈中利益分配的節點，解釋經濟成長與機構化尋租並存的現象。作者總結廣東發展經驗、機構化尋租、以及地方政府在價值鏈中的價值攫取行為，進一步提出尋租發展型國家概念。中國在東亞與世界經濟中具有特殊性，雖然自成一類(sui generis)，但其規模與影響力，使得這一個特殊類別，超乎一般國家的顯著性與理論重要性。分析中國的尋租發展型國家，幫助我們回顧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理論命題，並做出歷史比較。

結論章總結回應三組問題：中國是否會落入發展陷阱？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何開始警戒「中國威脅」，並抵制「中國製造2025」產業升級計畫？最後，中國重返資本主義世界之後，帶來哪些理論挑戰？作者將綜述本書論證對解答這些理論謎題的可能貢獻。

[1] 本書所稱的台商包括在中國經營的台灣企業與同時在兩岸營運的「跨海峽資本」。詳細定義請見第一章第五節。

[2]「習近平讚台商，功勞簿記一筆」，《中時電子報》2018年04月11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11000558-260108 檢索日期: 2018年5月1日。

[3] 賀照緹，《我愛高跟鞋》，2010年，台灣公共電視台製作發行。

[4] 例如台積電曾控告中芯侵犯知識產權，結果中芯賠償台積電達成和解，參見本書附錄。最近一個知名案例是美國「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控告中國福建國營企業「晉華集成電路」與聯電偷竊其知識產權。“Inside a Heist of American Chip Designs, as China Bids for Tech Power,”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2,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6/22/technology/china-micron-chips-theft.html 檢索日期：2018年6月23日。聯電反而在中國法院對美光提出專利侵權訴訟，結果在一審獲得勝訴。《工商時報》2018年7月4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704000257-260202 檢索日期：2018年7月5日。

[5] 引用自「對話汪暉：『一帶一路』何以成為對『世界歷史路徑的重新修正』，《破土》(香港獨立媒體網）2015/04/03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33026 檢索日期: 2016年5月5日。

[6]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105,” Washington, April 13, 1971.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17/d116#fn:1.5.4.2.16.40.8.2 檢索日期：2018年3月30日。

[7] 中國2018年2月公布的「惠台31條」，其中一項企圖也在此。

[8] 例如製鞋業，參加本書第六章「台鑫」的案例。

[9] 但中國目前仍是台灣最大的資本輸出國。2017年，台灣對中投資佔對外投資總額為45.8%。

[10] 訪談：ZJC201211

[11] 訪談：Leegm199508。

[12]「張忠謀：台灣半導體領先中國還有10年時間，之後卻不能大意」，《科技新報》2018年6月11日。https://technews.tw/2018/06/11/taiwan-semiconductor-3/ 檢索日期：2018年7月1日。

[13] 例如台灣自行車業領先廠商巨大(捷安特)的負責人說：「巨大是高科技公司，不是一般的傳統產業」。「杜綉珍成功打造第二品牌催生Liv全球自行車唯一嬌點」，《中時電子報》2017年10月2日。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002000044-260202 檢索日期：2018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