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燈裡的巨蟒》主編序
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
水晶燈懸吊在華麗的宮殿，耀眼的光芒讓人目眩神馳，氣派的主人周旋在萬邦來歸的賓客之間，宮殿外絡繹不絕的權貴排隊等候入場。這場豪奢的派對，氣氛喧騰如節慶，下單與兜售的密語，正在締結一場又一場世紀交易。吊燈裡隱約蠕動著物體，偶爾探頭俯視，銳利的眼神彷彿水晶燈上的鑽石光澤。這條捲曲在水晶燈內的巨蟒，只聽命於主人，多年來耗費心血的飼育，已使這隻巨蟒演化為高科技的監控機器。它不是噴火的龍，也不是作勢吃人的老虎，而是隱微監控著宮殿內的交易，偵測人們的動靜，不定時發射不明確的訊號。那些從宮廷交易中獲得好處的權貴，讀得懂這些訊號的意義。
經過太陽花佔領石破天驚的一擊，國共合作被破解，致使國民黨選舉大敗，中國因素已經被普遍認知。但北京如何培育在地協力者，如何操作影響台灣政治的技術細節，選擇出手時機，利用哪些個體和集團，何時加碼收買，何時下手施壓，卻仍在黑箱之中。迫切的工作是，指認北京搭建的跨海峽政商網絡（以及文化宗教與意識形態網絡），及其在地協力網絡的運作機制，深化中國因素論。
中共信奉唯物論，實踐的卻是鄙俗唯物論（vulgar materialism），認為操作物質誘因可以收買人心，挟豐裕資本，大肆跨境操作統戰政治目標。這是一門深奧的「政經權術」（economic statecraft），必須通過嚴謹的學術調查，才能辨識大片陰霾地帶的地質紋路。我們從地緣經濟學（geo-economics）入手，與媒體研究和文化社會學交互印證。書寫本書，期在通過踏實的經驗研究與事實挖掘，將不透明的中國因素效應，揭示為可檢證的分析與命題。這部集體研究，是台灣之中國研究典範轉型的努力成果，在此基礎上，回望文化、宗教、與意識形態領域的論辯，別有一番新意。我們希望在每一個議題領域，都能清楚勾畫中國因素在地協力者的圖像。
這項知識積累的計畫，也帶有公共實踐的目標。台灣的公民，必須讀得懂「巨蟒」發給在地協力者的訊號。抵抗來自中國資本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雙重進攻（而今中國已經是國家資本主義當道），不能再依恃「反共符碼」，也不能僅依靠主體自主意識的吶喊。中國許多表象上的市場（資本）行為，本質是由國家操作的政治經濟行為，這個邏輯也適用在許多文化、宗教交流上。面對中國，台灣的脆弱，部分源自過度經濟依賴；特權集團靠中國施捨牟利的自私行為，則讓北京有機可乘。台灣社會自身不夠強韌，就無法抗拒外部的誘惑，也無法化解內部的自挖牆角，所謂「威權擴散」於是蔓延開來。
因此，台灣與中國的互動，無法簡化為「一個大惡棍」欺凌「無辜小鄰居」的劇本。真實的故事是：統治中國的強權集團，通過培育在台灣的諸多政商與利益團體，讓他們成為中國的政治代理人（在地協力者），進而造成對台灣民主、文化主體性、與主權的危害。在我們的故事中，台灣社會並非毫無招架之力。「作用力」導致「反作用力」：中國因素對台灣的侵蝕作用，引發了社會的集體抵抗，關鍵原因就是公民政治意識的提升，擺脫無名恐懼，願意投入抵抗行動。在這裡，我們看到了社會的韌性。
本書即將付梓之際，韓國正規劃部署美國薩德飛彈，中國為了嚇阻，全面啟動「限韓令」，其手法與對台策略如出一轍。固然，中國對韓國沒有領土野心，但韓國高度依賴中國市場，使北京得以施展「以商逼政」的謀略。中國與美國對抗，是為了建構它在東亞的霸權勢力範圍。這是大國間的霸權之爭，除了地緣政治手段，中國也使用地緣經濟手段。這顯示，本書的分析架構可以適用在中國與其他國家關係的比較研究。
書名「吊燈裡的巨蟒」，靈感得自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多年前在《紐約書評》一篇深具洞察力與遠見的文章。[1] 他以「巨蟒」形容崛起中的中國形象，取其政權無所不在的心理威脅，懸掛在人們頭頂的監控與埋伏，召喚出批評中國政權者的內在恐懼，深怕牽連自己與別人，導致人們自我審查、自行調整行為。林培瑞聚焦於誘發自我審查的心理機制，我們延伸了這個隱喻。
安靜的巨蟒嘶嘶吐信，讓全世界都讀得懂這些訊號的意義。
致謝
這本書從概念發想，擬定分析架構到選定議題，多次腦力激盪，先出版數篇工作論文，擴大邀請研究夥伴，召開工作坊與研討會，到出版階段的審稿與修改，需要感謝一些機構與學者：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協同主辦研討會；謝國雄、徐斯儉、張茂桂、陳志柔、吳乃德、林宗弘、汪宏倫、邱炫元、湯志傑、羅世宏教授等人擔任研討會主持與評論；協助舉辦研討會的助理們與社會所行政同仁；編修書稿的過程，朋友們熱心提供意見，尤其是陳志柔與林宗弘等人；陳威志與呂美親翻譯川上桃子的論文。本書採取學術規則的審查，要特別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修改意見。也要感謝謝國雄、顧爾德、徐斯儉、張茂桂為本書寫推薦文。
林培瑞教授的協助，需特別致謝。在我們與他的通信中，他同意我們使用「吊燈裡的巨蟒」這個出自他文章篇名的隱喻，立即寫信尋求《紐約書評》的認可，並與我們討論這個隱喻的豐富意涵。
最後，本書得以問世，左岸主編們功不可沒。黃秀如與孫德齡參與我們的研討會，負責書稿審查事宜，並以全副精神、甚至犧牲週末假期，潤飾、校對了本書全文。在這個年代，能夠與具有理想性格的出版者合作，是寫作者的幸福。
[1] Perry Link, “China: 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11, 2002 issue.
木馬與鏡子
謝國雄
希臘史詩記載古希臘人進攻特洛伊城，久攻不下，利用木馬暗藏士兵進入該城，終於攻克。時間來到二十世紀，美國人類學家可馬洛夫夫婦（Jean and John Comaroff）講了一個殖民遭遇（colonial encounter）的故事。倫敦傳教士在十九世紀初抵達南非茨瓦納人（Tswana）的部落時，送給部落首領一面鏡子，人類學家的詮釋是這樣的：鏡中所呈現出來的意象將周遭的世界阻擋在外、將鏡中的意象回傳給本人，也將其自我從脈絡中剝離，並且裂解了原來連續的世界，而這將會重新塑造當地人——他們遲早會從鏡中看到基督徒的意象（這是傳教士的期望）。另一方面，茨瓦納人視傳教士送的鏡子是傳教士本人的延伸，會奪人魂魄並阻礙自我的繼續成長。
中國因素之於台灣，到底是攻入特洛伊的木馬，還是倫敦傳教士送給茨瓦納人的鏡子？或兩者皆是？身在台灣，我們如何理解中國對台灣的影響？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三位教授合編的《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提供了我們一個完整的架構來分析中國對台灣社會各個層面的影響。本書採取了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認為政治與經濟、政府與市場密不可分，特別針對中國這個結合了列寧黨國體制與國家資本主義的混合體，「借市場之力，行政治之實」，而台灣則是掙扎在「市場的誘惑」與「政治的威脅」之困局當中。清楚界定「中國因素」之後，本書提出一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勾勒出中國對台的政治意圖，如何透過跨海峽政商關係網絡與台灣在地協力者，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政治行為與決策，而台灣社會也對此做出回應。依據這樣的架構，本書各章作者分別剖析了中國因素在台灣的經濟投資、陸客來台旅遊、教科書課綱爭議、媒體與網路，以及宗教上的運作與影響。本書並進一步指出中國因素已經成為全球性的課題，而台灣正可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因素的策略性場域（strategic research site），其發現與論點，可以延伸到香港、中國鄰近地區，乃至於全球。
如何偵測與確立影響台灣社會的關鍵力量，是台灣社會學家的重要任務。過去，我們辨識出日治時期的糖業資本與家庭農場的連屬，形塑了殖民資本主義的發展；戰後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是由中小企業所組成的外包網絡擔綱，並創造了階級流動的機會；由省籍意識轉變為「四大族群，相互平等」的族群意識是各種社會力量角逐的後果，同時也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政治動員；台灣作為「不完全國家」帶來的特殊國族認同與內部分歧。現在，吳介民教授等人邀集了目前台灣研究中國因素的重要學者，共同撰寫了《吊燈裡的巨蟒》，偵測並辨識出「中國因素」是近二十年來影響台灣的關鍵力量，未來可能還是如此，這是本書的第一個貢獻。
其次，透過對中國影響的命名（「中國因素」）、提出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以及具體的個案分析，本書將一個深刻影響台灣社會「可感卻不可說」的關鍵力量，轉化為一個「可見且可說」的課題。這不僅是學術上的貢獻，也是一種社會實踐。
第三，不同於一般社會學研究著重於看似無法撼動的結構力量，本書明確地指出能動的空間，例如在面對中國各種「謀台」的作用力中，台灣社會產生了各種抵抗的反作用力。反作用力最終是否有節制或者消解作用力，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的是，即便在有如排山倒海的結構力量下，仍有能動的空間。揭示人類的能動與創意，特別是那些無法發聲弱勢者的能動與創意，是社會學的重要使命。
第四，本書突顯出台灣的重要性。探究中國因素的影響，台灣既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同時也是一個特殊的案例，因為中國宣稱對台灣有領土主權，並且公開進行促成「統一」的各種作為。這個特殊性源自於台灣與中國在歷史上的糾結，從讓台灣在國際間成為一個「不完全」或「不正常」國家，進一步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日常運作。台灣與中國在歷史上的糾結、台灣在國際上的「不完全」身分、中國因素的影響，三者相互連結，而這正是台灣社會的特殊性之所在。既可協助其他類似處境的國家藉以了解自身，進而形成聯盟;也可透過台灣這個特殊的個案，挑戰與修正西方有關資本主義發展、現代國家形成、民族主義、帝國主義與殖民遭遇等相關論點。
對台灣社會而言，清代有中華帝國因素，甲午戰後有日本殖民因素，二次戰後有美國因素，近二十年來則有中國因素。面對這些因素，台灣社會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主體性，此一追求展現在主權的捍衛、政治的安排、經濟生活的經營、集體想像的打造等面向。這本書讓台灣社會可以理解自身，釐清了台灣社會的集體身世及未來命運，是台灣社會追求主體性的一大步。本書是立基在學術研究上的社會實踐，將是形塑台灣社會未來發展的一股關鍵力量。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研究一向貼近台灣社會的發展動脈，針對影響台灣至劇的中國因素，本所成立「中國效應」主題研究小組，長期深耕，吳介民教授即是成員之一。本書出版前，本所曾協同舉辦專題研討會，如今問世，同感喜悅。
（謝國雄，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中國因素」有了清晰的立像
顧爾德
就在本書出版前夕，一則中國人事新聞引起台灣不小的騷動：中國海協會常務副會長鄭立中因「嚴重違紀」遭到撒職。鄭立中到底如何「違紀」？中國政府還未具體說明，但國台辦說，鄭立中的違紀，「其相關情況不涉及在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及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的履職行為和工作」。
鄭立中案之所以引起台灣關注，是因其擔任海協會副會長期間，正逢台灣馬英九開啟兩岸大交流時代。鄭立中曾在這段期間多次赴台訪問，全台走透透、深入基層，與農、漁民等基層民眾搏感情，與基層農、漁會組織建立關係。一個對岸台灣事務主要負責人，穿越不設防的台灣政府，直接在台灣基層建立廣大深入的網絡。
這位為被稱為「中國宋省長」的涉台主管，就是「中國因素」最生動的例證。
在台灣，「中國因素」一詞最早出現於本書主編之一，吳介民二ＯＯ九年〈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思想》第十一期，頁一四一～一五七）一文。這篇文章主要關切民主化的台灣，其主權、國家地位，以及民主鞏固受到來自中國的挑戰，「中國因素逐漸由外而內，影響到台灣的政治生活，導致主權爭議與國家認同兩者糾結不清。」（頁一四五）他並提出警告：「由於跨海峽資本的聯盟形成，在台灣的國家機構中形成強而有力的利益團體，而內建盤附在立法與行政機構。」（頁一四九）他當時寄望兩岸出現公民社會平台，以此抗衡跨海峽資本聯盟。
不過，當時吳介民並未明確定義「中國因素」，也未深究「中國因素」的具體運作、如何影響台灣。而〈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一文發布前不久，二ＯＯ八年十月底，鄭立中率團訪台並安排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事宜。從此，鄭立中開始了台灣「趴趴走」的歷程。而隔年陳雲林訪台，造成嚴重警民衝突，引爆「野草莓」抗爭，也讓台灣民眾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中國因素」的威力。二ＯＯ五年國民黨主席連戰破冰之後，兩岸之間各種政商平台陸續出現、運作，讓「中國因素」如何具體操作、影響，有了更多例證。到了二Ｏ一三、一四年，《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爭議引起台灣民間關注，最後演變成太陽花學運，這個過程讓「中國因素」四個字經常出現在媒體，並進入一般民眾的詞彙當中。
在本書中，吳介民除了對中國因素做出明確可操作的定義：「中國政府運用財政能力，給予某些台商與政治人物特殊優惠（或「特別照顧」）而使之成為『在地協力者』或『政治代理人』；或運用中資、親中台商、跨海峽資本，在台灣進行採購，或企業的收購、入股、併購，並進而影響台灣的企業行為、政府決策、媒體輿論、民眾態度，或政治秩序。透過上述作用，使中國（包括中國政府、中資與跨海峽資本）的影響力進入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活各領域，讓中國因素引發效應。」（參見本書頁三四）參與本書的各領域研究者，也企圖具 體描繪出中國因素如何運作，指認出各領域的「在地協力者」，以及在地協力者網絡的運行，讓「中國因素」有了更立體的圖像。此外，作者們也分析了「中國因素」在台灣引起的反作用力或「台灣因素」。
當然，描繪出在地協力者網絡的具體運作是其中最困難的部分。本書作者也企圖把過去對各自領域長期的關注研究，整合到「中國研究」的架構下，讓這個網絡更加清晰。
例如伊恩的陸客民族誌，從微觀角度鮮活地描繪出陸客、導遊與觀光業者的互動。而古明君與洪瑩發，指出了台灣媽祖廟之間爭奪正統，引發鎮瀾宮找中國背書，直接續接湄洲媽祖的祖廟香火，提升了在台灣內部媽祖廟間的位階。這種台灣神界「引外力介入」例子，彷彿是政界排隊赴北京，要中國領導人背書認證鮮活的翻版。此外，川上桃子描繪了「中國因素」從四種路徑滲透台灣媒體產業，尤其呈現出這個外力對具體組織運作的影響。而黃健群則讓我們了解，原來進擊台灣的紅色資本其實多是台商與中資合股。
在理論層次，鄭祖邦提出「跨海峽文化與意識形態網絡」，強調兩岸間部分合作或認同是因為理念的「相互性」與「親近性」，而非權力作用，也不一定有物質利益介入。這個觀點是原本「中國因素」架構的擴延，也是挑戰。有關不同性質「因素」的不同作用方式，以及情感理念認同與有形無形利益之間是否存在糾葛，都有待更細微的考察。
集合這些作者們在各領域、不同層次的觀察，讓「中國因素」架構更立體。不過因每個作者著重的面向各有不同，要整合成一個有系統、有血肉的「中國因素」結構，還有許多空間值得後續者填補，尤其是關於這個網絡的具體運作機制，有待更多實證資料來加以豐富。
就現實影響而言，「中國因素」工程最重大的意義應該是，在恐共、反中、統獨這些情感與認同之外，提供理性的分析，了解崛起的中國如何具體影響仍需鞏固民主的台灣，進而更理性而有效地因應。
（顧爾德，《新新聞》周刊總主筆）
台灣中國研究的另類靈魂探索
徐斯儉
對於台灣的中國研究社群而言，吳介民等教授編輯和合著的這本《吊燈裡的巨蟒》，可以說揭開了自我靈魂探索的一個新階段。
二ＯＯ二年，作為研究型的國立大學的清大，成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象徵著台灣的中國研究開始擺脫過去「匪情研究」的背景，走向以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視角與方法，將中國視為一般性的客體來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方向隨即在各大學蔓延開來，同年，政大也成立了校級的「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台大社科院則於二ＯＯ五年成立院級的「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台灣的政治學、社會學、公共行政、國際關係等學科，都有大量的學術資源與人才投入以中國大陸為對象的社會科學研究，並與國際學術界產生非常密切的合作和互動。這種研究取向，一方面反映了中國的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級的強權大國，而台灣需要理解並回應這樣一個巨大的時代變化；另一方面則透露出，無論在國際政治、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甚至社會群體等方面，兩岸的交流和交往使得台灣需要以更全面並深入的視角，來理解與掌握兩岸的變化，以及其對台灣的意義。
時序進入馬英九第二個任期，馬政府讓中國力量深入台灣，於是中國與台灣的關係產生了某種從量變到質變的進程，也就是本書所指出的「中國因素」的加劇。當中國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主要玩家、政治軍事與經濟影響力躍升到區域，甚至是全球一級強權，它對台灣的觸角也透過本書提到的「跨海峽政商關係」及「台灣在地協力者」兩個網絡，逐漸對台灣民主政治展開深入骨髓的控制與影響，並與台灣不同組織和社群產生綿密的互動與連結。此時，對台灣而言，中國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客觀存在於彼岸的巨靈；單純將其視為一個普通的國家來加以研究，也已經不足以應付其之於台灣的意義和衝擊。在台灣的中國因素，已經是一個天天就在我們的身體、心理，與靈魂深處作用著的力量，時時刻刻與我們的土地周遭交雜、纏繞、拉扯、運作著。中國因素不是存在於我們之外，而是進入了我們存在的內部。相應於此，台灣的中國研究必然要進入另一個新的時期。
這樣一個新的時期，對於台灣的中國研究社群而言，必然將會是承受著更大焦慮與痛苦，以及爆發出更激烈愛恨交錯的一個階段。中國因素改變了台灣社會與政治對自我的定義，也重新界定了台灣內部的許多關係。作為一個並不算完全成熟的民主國家，台灣尚未完成自我過往記憶的梳理，中國因素卻在此時強硬闖入了我們的生命，擾動台灣民主的成長歷程。《吊燈裡的巨蟒》，標誌著台灣民主重塑靈魂，另一個開端。
（徐斯儉，台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