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下一輪民主盛世而寫
吳介民、黃秀如、顧爾德、范雲
《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台北：左岸）導言
社會學者以「癲狂的時刻」，形容社會運動處於亢奮的嘉年華氣氛時人們爆發出著魔般的行為模式——無限提昇的愛、包容、憤怒、破壞，和想像的狂飆，集體行動突破社會的牢籠——例如法國兩百多年來間歇爆發的革命與反抗運動。台灣沒有經歷過大革命式的洗禮，社會也相對保守謹慎，但是我們曾經擁有屬於我們自己的狂迷的嘉年華時刻。
一九九〇年三月，「萬年國民大會」正在選舉正副總統，一群生活在威權溫床中的老人，無理顢頇，時代倒錯地試圖施展他們最後的影響力。這一場總統選舉紛爭，釋放了台灣累積幾十年鎮壓與反抗的能量，點燃了野百合學運──一齣「老賊」需索無度的鬧劇，激發了民主化的契機。所有的運動神經與組織肌理，處在隨時可迸發的臨界點上。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台灣業已磨練了豐富的反威權、爭民主的運動經驗，剛上台的馬英九政府邀請中國國台辦主任陳雲林來台，由於維安措施過當，違法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引發「威權復辟」的疑慮。這一波社會抗爭，意外點燃了長達兩個月的野草莓學運。
兩個世代的兩波學生運動，都以令人意外的方式爆發開來，運動現場都瀰漫著嘉年華式的亢奮氛圍，也都標示著新一代青年文化的興起。如今，野百合世代已經紛紛步入中壯年，猶未可知的奇幻與險阻，正在曙光來臨之前展臂迎接野草莓世代。這是年輕世代準備展翅飛翔的時刻。
兩次學運共有的理想性格，都在關鍵的社會危機時刻，扮演了觸媒的角色。然而，仔細端詳，承載兩個運動的時代與社會構造，卻已經距離如此遙遠。二十年來，世界急速變化，世代快步成長。台灣社會變化幅度之深廣，許多領域已經讓人難以辨識其面貌。
且看媒體的發展。一九九○年，台灣解嚴不久，地下電台方興未艾；報禁剛剛解除，新報紙紛紛冒出。但是，電視媒體依舊是三家黨政軍電視台聯合壟斷的局面。野百合運動能夠在幾天內動員數以千計的學生聚集，電視媒體扮演了催化角色。二十年後，網路世界已然成形，在野草莓動員的關鍵時刻，BBS、推特與噗浪發揮了極大作用。
無數活躍的部落客，以半公共、半匿名、去中心化的方式，在新一代的社會運動網絡中擔負著資訊匯流與分流的角色。有人半開玩笑嘲諷說：網路時代，在電腦螢幕上連署宣言者，永遠多於上街頭人數。也有人喟嘆：野百合運動之後發展出幾個全國性學生組織；而野草莓運動後並沒有全國性組織串連。但，這是時代倒錯的批判。
「鄉民社會」的興起，大大改變了運動組織的內部結構。鄉民社會的溝通方式，是一種嶄新的技術能力，這個技術的質地是：參與感與責任感的分攤不只在街頭動員，而在於網路世界中的ID認同與信任。這個網路世界抵拒單一的、集中化的公共領域軸心；單一而集中的公共領域，是台灣的公共知識分子在民主化初階段賴以發聲的場域。因此，一九八〇年代是傳統型公共知識分子最能展露身手的時代，野百合世代繼承了這個傳統，站在那個時代精神的頂峰。如今，公共領域已經轉化為高度分散的、去中心化的「雲端溝通」模式。www發明後的二十年間，我們見證了台灣社會從反威權的高音齊唱，經過眾聲喧嘩的民主化洗禮，而進入後選舉民主年代的繽紛秩序。
本書的作者群，和野草莓世代有一個關鍵性的經驗差異：本書作者們成長於威權時代，對於專制統治如何箝制社會與個體，猶有清晰的記憶。那我們該怎樣在世代之間傳遞爭取人權與民主的集體抗爭的社會記憶？是我們寫作此書的初衷。因此，這本書不是懷舊風格的「雜菜煲」。讀者若想從中追尋自己過去二十年的身影、緬懷流逝的過往，將不免失望。我們在寫給作者們的「發想書」中如是設定這本書的目標：
在台灣社會正歷經巨大變動的此刻，我們認為有必要對過去二十年進行一場批判性的回顧。除了給未曾經歷這段快速變遷的更年輕世代做一趟歷史導讀，也幫助我們自己看清未來的挑戰與方向。我們預擬了大約二十五個二十年來影響台灣社會的重要主題，邀請對這個主題長期關注、並且具有創意反思能力的作者，共同參與這個計畫。我們的目標是在明年春天出版一本書。這本書將不是一本無所不包的大雜燴，而是挖掘公共議題、提出新觀點的共同創作。我們希望每篇文章都能夠包含以下幾個元素：宏觀分析的眼光、觀念的前瞻性和引導性、具體的資料、引人入勝的故事性。
這本書錯過野百合二十週年的春天，但沒有讓盛夏溜走。歷經一整年努力，我們完成了這本集體創作。編輯們要向作者群的辛勞與寬容表達敬意：我們在書肆日益商業化、出版日益短薄化的時代，共同書寫了一部不尋常的書。說「集體創作」一點也不為過，從發想、到成書，這部作品每一個敲打鍵盤與編修的環節、每一頁，都洋溢著這二十一雙手的思索同勞動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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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開始，台灣進入了華人社會歷史上首度的民主開放盛世，各領域蓬勃發展，社會充滿朝氣與自信。一九九〇年代，順利完成了總統直選與政權和平輪替；也是社會運動的黃金十年。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民進黨執政的八年，內部有藍綠對立，外部有中國崛起，台灣面臨國內外多重危機，其中的因素很複雜，而其後續的影響仍然在發酵當中。所幸，在令人厭煩的政治對抗泥淖中，我們的公民社會並未因此停滯；多元而開放的氣流持續捲動，年輕世代的批判力與創意亦喧嚷迸發。這些延續著過去民主自由化道路的社會力量，是台灣繼續茁壯的動能。
首先，解嚴之後社會力在文化與文學藝術領域爆現。小劇場運動盛極一時，具有鮮猛無比的原創力，培育了大批運動人才。紀錄片的鏡頭，廣泛地捕捉住各階級、族群、社區的面貌，與市民的生活越來越貼合。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後，紀錄片儼然成為「全民運動」。隨著影像科技的平民化，紀錄片的拍攝也越趨分眾化、多元化、與社區化。《生命》、《無米樂》等影片深入地記錄了弱勢族群與庶民深刻的生活與情感。由紀錄片帶動的熱情，似乎也鼓舞了劇情片的再度崛起；「海角七號」上映一百十三天，讓我們看到台灣社會對本土文化歷史的浪漫情懷以及對這種情懷的強烈消費需求。這部影片的賣座，提供導演魏德聖更好的機會，開拍追尋原住民反抗殖民者的史詩電影「賽德克—巴萊」。
這二十年間，我們也觀察到：國家對文藝活動的補貼與干預的並存現象。存在於國家機器與文化事務間的推擠拉鋸，反映出整體文化政策的訂定與推動上，仍跳脫不了政黨本位的干擾或介入。台灣的文化工作者，面對這個現象，是否應冷靜旁觀、保持「中立」？抑大剌剌選擇靠邊，攫取資源？或是，可能發展一套超越政治思維的制度運作，迫使任何政黨無論政權如何輪替，皆無法以政黨之私扭轉、扭曲文化界的發展方向？「文化憲章」是一個可能的思索方向。
然而，市場、國家、藝術三者之間的關係是複雜而辯證的，隨著時代的推演而呈現不同的難題。民主化之前，創作自由受到國家的管制與束縛；同樣地，「市場」也受到國家的嚴格控制。，民主化之後出現的新狀況是：市場不單反過來滲透國家，也深入影響文藝創作的自主性。曾經關押政治犯的景美人權園區，因外包展覽案而衍生「藝術自主性」爭議，其實也是一個關於藝術家如何思考、再現「轉型正義」的政治議題。藝術家可以「為藝術而藝術」；但藝術家沒有超乎一般公民的「免於政治」的特權。托馬斯．曼早說過：「我們這個時代，人的命運以政治概念來呈現其意義。」
藝術自主性爭議的背後，還有兩條更為深重且隱蔽的線索。一個是藝術家作為遊戲符徵的承載者，遊走在國家與市場之間：藝術家扮演「大小承包商」的角色，參與到商業遊戲中，例如都市更新計劃案。直言之，藝術家是否變身「生意人」？另一條線索是，在台灣尚有很大開展空間的「後殖民議題」。處理這個問題的前提是：如何界定後殖民的時間與空間界線？幾百年來漢人來台移墾者——亦即，一代又一代、一層又一層移民史所堆疊出來的「台灣人」——對於原住民族的侵奪與迫害，此乃殖民殆無疑義；日治是殖民也無疑義，但二戰之後的國民黨接收政權對台灣社會的宰制呢？冷戰體制下美國在台的角色呢？甚而今天或威脅、或利誘地展開對台主權宣稱的中國政府呢？可以這麼說：辯證地思索這道界線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證成藝術自主的歷史性。
從一九八〇年代後期一直綿延到整個一九九〇年代，是台灣社運的「黃金十年」，也是公民社會飛步向前的年代。除了革命運動，我們見證了幾乎所有社會史上主要的運動類型：階級的、非階級的，性別的、非性別的、反轉性別的，文化認同的、再文化認同的，以至國族的、後國族的動員。「眾聲喧嘩」這個舶來詞也在這個時代被挪用、頌揚、及誤用。黃金十年之後，有人認為是相對沉寂的十年。社運場域專職化，組織化，NGO增多、但街頭動員減少了，網路上連署聲明增多、E-mail往來頻繁，但親身到場的積極分子冷清多了；甚至，一些運動目標遭遇嚴重挫敗，例如最近令人驚心的政府急切恢復執行死刑。但是，我們觀察到許許多多更加細微、積極的運動細胞正在增生繁衍。我們發現運動組織變得更細膩、主題更清晰單一、並強調深度耕耘。在鎂光燈與攝影機缺席的情況下持續實踐，更需要驚人飽滿的精神力量。當我們降低觀察對象的年齡層，還會發現最近幾年許多大學校園進步基進刊物社團有蓬勃的趨勢，這表示年輕世代正在快速成長之中。
選舉民主制度確立之後的網路世界，知識分子的公共參與是否沈寂？我們看到的，是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在公共空間的角色更迭：民主化與媒體生態的改變，固然壓縮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參與空間；大學競相爭逐經費（學院爭食五年五百億的預算大餅）與國際學術能見度的提升（爭世界百大排名，求刊登世界頂尖期刊的遊戲），確實壓縮了學院知識分子的參與能量；即便如此，在大學生與社會運動的場域，知識分子仍然生意盎然，支撐著台灣的進步社會力量。
同時，在鄉村地帶，在城鄉邊緣，都市青年結隊下鄉及返鄉，與那些「被拋在農村與邊陲的人們」作伴對抗惡質的地方政治勢力。這些農村中的進步力量並不孤單，彼此之間透過各種方式搞串連，並且與其他社會運動部門產生聯繫。因此，農村改革運動，與生態環保、地方文史、社區大學、社區總體營造、音像創作、新移民糅合在一塊。這些運動者不乏具有遊歷世界、關照世界、在地實踐的大格局。縱然保守的力量在底層仍盤根錯節，但「以社區之名」，是這個時代對新世代行動者拋出的挑戰與邀約，也是對這些勇往的草根實踐者的肯定。
那麼，台灣的社運，最近十年是否真的保守化了？保守性與「威權復辟」是否掩蓋、抹殺了令人珍惜的公民社會成果呢？這個爭議可以從三個運動領域分別檢證。台灣的勞工運動從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趨於蓬勃，街頭動員繁盛，至今雖然有許多活躍的組織在努力耕耘各種勞動權益，例如勞陣、TIWA、工委會、勞權會、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等等。但相形之下，理當成為工運主體的「工會運動」，卻因為固守廠場工會體制而越趨薄弱，在民主化和反全球化浪潮中缺席。這是台灣的階級結構、國際政治經濟推拉力量、以及台灣威權歷史的制度邏輯所共同造成的。工會的行動戲碼具有制度惰性；工會部門的地盤化與分裂傾向其來有自，並非近十年的現象，從工會組織在民主化初階段的萌發期就已經如此。因此，曾經流行一時的說法——統獨認同讓台灣社運分裂——只是一個相當局部的解釋。
再看婦運。婦女運動的「主流化」發展軌跡，與其他社運部門，尤其是工運與環保運動，構成了鮮明的對比。主流化表示新的價值觀成為政治正確，被「體制」與公民社會接受，也代表運動的成就。婦運界懂得掌握國內外政治環境變遷的機會，懂得軟化國家官僚體制的硬殼，不喧嘩而篤定，在靜默中搞革命。這些以女性學者與專業工作者為主體的中產知識分子，把婦運從體制外，引導到影響體制內進步立法的過程，這條軸線是清晰的。與這條軸線相交，我們也看到婦運與性別這兩個相關但非等同的議題領域，如何在社運場域中交互影響。婦運從邊緣到主流化的成功，對照了工會運動的相對薄弱，台灣確實是一個缺乏強悍階級行動的社會。
與婦運平行，我們看到：來自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女性的草根運動，例如南洋姊妹會，如何從調適新的柴米油鹽環境，從學習台灣的日常語言——藉由唱歌、演戲、拍紀錄片——轉進到主體位置的確定。這個運動的特殊韻律值得玩味：「慢一點，比較快」，因為這是主體認同經歷時空大轉換後的再主體化過程。這個草根運動扎扎實實挑戰了社運中的菁英領導觀點，也是與主流化婦運的精彩對話。
教育改革可能是這二十年間受到最多媒體關注與批判的社運場域。許多人斷言：教改失敗了，或至少一個主要目標——解除升學課業壓力——並沒有達成；教改走入保守路線，而且浮現反動潮流。在教改進入具體執行的關鍵階段，偏左的人本主義，不敵偏右的市場主義；其後是反動派以社會正義之名，行反教改之實。基進、保守、反動三股力量，如何在教改場域中爭取論述權與行動空間，是一個曲折而仍需深究的課題。但一個不變的基調是：精英主義心態依然牢固地主宰著教育界。台灣因為長期的殖民史，社會自發的啟蒙運動一路顛簸，左派運動也一直受到統獨族群分歧的拉扯。教改二十年的崎嶇路程告訴了我們：台灣還需要一次真正的、如同歐洲所經歷的啟蒙運動。
雖然沒有翻天覆地的革命，這二十年，國家面貌的變化幅度卻很大。官僚科層體制的合理化，國家對民間進步議題的吸納，民主改革進入具體的細節，這些因素都影響著國家角色的變遷。國家體制合理化的一大表徵是憲改：台灣從一黨威權專制，轉變成一個總統由全體公民直接選舉的「半總統制」。這個轉換必須更動憲政制度。台灣在一九九一年到二〇〇五年之間，進行了七次修憲，平均每兩年一次。如此頻繁的修憲，是國、民兩黨各取所需，各有盤算的政治交易結果。民主化伴隨著政黨版圖的變化，再加上選舉頻繁，很難孕育具有長遠眼光的政治人物或政黨。威權解體釋放出巨大的能量，成為政治菁英攫取權力的動能。憲改一度是塑造了新遊戲規則，隨著交易的完成而能量寂滅。買賣完成，憲改市場也休市了。
國家體制合理化的另一表徵是司法獨立。威權戒嚴時期，司法經常是專制統治的工具。過去二十年來，透過有改革意識的律師、法官和檢察官的行動，司法獨立作為司法改革的最大成就已無疑義然而，這個成就的代價是：司法的民主問責性被嚴重忽略，幾乎毫無進展。司法院人審會的運作，缺乏民主監督的獨立制度：法官的任命相當簡單且享有終身職，而其升遷、調動等幾乎不受民主監督。世界上少有民主國家的司法體制，像台灣一樣，變成一個「自主隔離的團體」。至今，台灣還缺乏一套監督司法體系的制度；司法獨立和偵查不公開，變成部分司法人員逃避民主監督的藉口。但諷刺的是，新聞媒體卻經常在協助檢調單位「放話」，消息從何而來？從政治的邊緣到風暴中心，司法體制可說是民主化過程中「以去政治化為名」的政治怪物。
政治體制的地表發生大變動，但變動中仍有連續性的身影。「民粹政治」在台灣一直被批評者詬病，有時甚至轉為反制本土關懷的修辭策略。，民粹這個政治學概念的本意是「大眾主義」（populism），而大眾主義與民主政治的確有時是一線之隔，因為兩者都訴諸人民的選票，其間的差異只是，情感認同與情緒動員的力度。無論如何追溯詞源，民粹這概念在台灣獲得奇特的生命力。容有爭議，民粹是這二十年間，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貫穿統治精英政治文化圈的一條線索：民粹式民主文化。民粹可以幫忙推動民主，也可能造成反民主，李登輝以民粹終結威權，說明「民粹是民主的非常手段」；陳水扁以民粹嘗試掙脫少數執政困境，轉移第一家庭的獻金醜聞，指向「民粹是民主的變形」；馬英九也難擺脫民粹的誘惑，嘗試以民粹手法轉移治理失能，卻只表明他「民主無能，民粹無膽」。民粹就像是古羅馬的雙面神，可以朝向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台灣的民主轉型曾經受惠於民粹，但民主深化與鞏固至今仍多方牽絆，其部分原因恐怕也是未能超越民粹式民主動員之陷阱所致。
整體而言，民主化之後，國家機器與社會互動的模式大致有三種類型：敷衍利用、撤退、介入。國家與農村和農民的關係，即徘徊於犧牲敷衍與收買利用之間。農村地區，如同眷村與北部大都會區，在威權時代一直是國民黨的鐵票區。但事實上，在一九五〇年代極短暫的土地改革之後，農村半個多世紀來，持續遭受國家、城市、與資本的剝奪擠壓。WTO全球化意識形態入侵之後，農村更顯凋敝、拔根、老化、失業、貧困。「白米客」深沉而無奈的抗議，「江湖在哪裡」的喟嘆，即源於這個歷史結構的巨變。然而，在無奈與喟嘆聲中，我們看到洋溢著樂觀信念的行動：「從農村到都市，再到農村」的移動。這些行動者內心響動著：「不只我一個人，不甘心，也不同意放棄農村。全球各地都有人，在不同的發展狀態中，持續投入農村的議題，這股力量匯聚著、實踐著，面朝生命自由蓬勃孕育的土地！」
國家撤退、放任資本財團操作導致社會危機的最好例子是「雙卡危機」。雙卡危機使得無數下層老百姓的信用破產、財務困難、甚至家破人亡。而這個危機的源頭是：新自由主義入侵台灣之後的金融開放與私有化。台灣原本是一個高度金融管制的國家。金融部門這個資本主義的高地，在威權時代一直牢牢掌控在國家的手裡。但是，短短二十年間，國家不但從金融部門撤退，「讓位」給私人資本，而且任其非法脫序，玩各種金融商品，以致爆發掏空擠兌、雙卡危機等事件，等到不可收拾之後，再用全民的稅金來幫這批無賴財團填補大坑洞。金融官僚在這選舉民主體制中的治理能力，顯然仍不足應付新的政商—派系政治。新自由主義穿透全球，如入無人之境，台灣也難倖免。「金融改革」的結果是掏空人性，腐蝕社會根基。
然而，台灣的國家仍有若干積極介入社會運作的良性面。這二十年也見證了福利體制緩慢逐步的建構：兒童福利、老人與老農年金、全民健保、退休年金等等。全民健保更是少數台灣能夠在國際上享有能見度的福利制度。健保制度的形成，如同「柏青哥」的彈珠般，在看似無序、無法預測下一步行動路徑的結構中曲折轉進；在先前制度約束下尋求完善。威權時代的政府為了爭取民意支持，將原本充滿不公與財務問題的公保、農保與勞保並立的分歧體系，整合成單一的全民健保，進而建立了一個全民共享的「道德共同體」。但是，新的單一體系內部仍然包裹著過去的職業別結構遺跡；「二代健保改革」能否順利，仍待密切關注。追根究底，全民健保是一個涉及公平與認同的民主問題。
假如民主有一張庫存盤點清單——我們發現，台灣的公民社會在當下，令我們驕傲而自信的底層，仍有深切憂慮：幾十年來時而爆發時而悶燒的族國認同分歧，黨派化且過度市場化的新聞媒體，以及崛起中炙熱灼人的「中國因素」。
族群政治是現代社會的普遍現象。因為轉型正義與解除後殖民過程不公正與不徹底，使得族群分歧的難題經常渲染、甚至遮蔽各個政治社會議題。因此，台灣的族國問題並不能只是靜待時間自然解決。何況如今這個問題又與「中國崛起」夾纏不清。我們傾向主張，看待族群議題，應當超越「視族群差異為文化團體差異」的思維模式；應該以更細緻、具同理心的方式處理差異；將族群政治放置在一個涵蓋組織、事件、框架、密碼、認知的框架中來理解。透過歷史事件，提醒所有「想像的共同體」成員，「族群」的意義，並不只是根據參與者的「族群身分」，而是透過詮釋框架的設定，以及修辭密碼的選用而產生的。在這個族群意義的生產過程，各自「代表」其族群身分的政治精英便動見觀瞻，這些「族群政治的企業家們」有責任自我克制，尤其是不能自私地耽溺於搶奪媒體版面與攝影鏡頭。然而，只有呼籲是不足的；更重要的是，作為選民的公眾，能夠以同理心，反思族群衝突的歷史起源與現實政治之間的複雜關係，如此方能參透統治精英們對族群政治的複製與利用。
而在過去二十年來台灣族群對立的複雜過程中，媒體扮演著最關鍵的角色。政治、市場以及科技是形塑媒體生態的變化動力。最傳統的媒體，報紙產業，正映照出這三股力量的交錯影響。媒體改革圍繞一個核心議題：媒體的公共性，如何在市場與政治力量之間維持獨立。網路時代的來臨，可能創造一個公民資訊傳播分享，並制衡主流媒體的憑藉。不過因為網路的分眾性與虛擬性，也不能對網路傳播過度樂觀。目前，媒體產業面臨「數位匯流」的鉅變，未來媒體充滿無限想像空間。但全球化的資本，又同時虎視眈眈尋求建立跨國壟斷的媒體平台。全球化的力量一方面突破了國家疆界，另一方面，崛起的中國又乘著全球化的風潮，欲建構跨國界的文化影響力，以及跨海峽的政治影響力。這些力量都遠超過二十年前，當媒體與民間要從黨國手中奪回自主性、建立媒體公共性時所遇到的阻力。
要追尋中國因素在台灣所顯現的媒體效應，需要追溯兩岸關係的歷史性變化。對照冷戰時代台灣與中國交往的「凍結」，二十年來，兩岸關係存在一大吊詭：雙邊經貿依存度日益深化，台灣人認同則同步急速成長。因而形成的基本態勢是：經貿躍進、政治僵持、社會疏離。但這個擺盪在快與停滯的結構，最近發生了重大的變動，變動的原因主要來自中國國力的茁壯，並且被世界強權肯認。於是，中國對台在軍事威脅、外交包圍、經濟吸納等戲碼之外，正在推演新的文化攻勢。北京尋求建立跨國壟斷的媒體平台，即此戰略的一環。
隨著兩岸經濟協議的簽署，中資大量購買台灣企業與資產，以及台資的「中國內地化」，跨海峽政商利益聯盟也將逐步內建於台灣的政治體制。我們的公民社會如何回應這個籠罩在台海上空的巨大身影？現代歐洲史給台灣的啟發是：若中國如同十九世紀崛起的大德意志國，那麼，如何讓台灣在戰略位置上成為荷蘭和比利時（位居強權間的戰略要地），而不是捷克與奧地利（德國的囊中物），可能是未來最關鍵的命題。
因此，我們的發問起點是：假如台灣不能擺脫中國？釜底抽薪之計是：逆向思考，反守為攻，經營民主與社運的「價值高地」，以爭取泛華人社會的「文化領導權」。我們需要從過度特殊化「台灣悲情」的集體情緒中解放出來，培養面對「霸權中國」所需要的不卑不亢從容氣質。當台灣國內政治依然擺盪在擁抱大陸與排拒中國的兩頭，如何讓鐘擺進入均衡而安穩的軌道，是當務之急。「第三種中國想像」，在此背景中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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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怎能繽紛？是詩人與繆思的合奏，讓我們在紛亂的時刻，心篤定，而見多元秩序之美。繽紛，兼有雜多、斑斕和繁盛之意，正符合我們對過去二十年來歷史的回顧。
本書書名的靈感，來自早慧的詩人羅葉：「這秩序繽紛的世界，就留給你整理。」早在一九八六年，在校園民主運動中，仍是學生的羅葉寫下這些詩行：
下次再見，血液也許冷卻，也許已習於教育資本家批發的信仰，也許購買一本本縮水的智慧，但年輕時的真理熱情終將，終將如鬼魂般回來追索──不是我們改造歷史，就是歷史嘲笑我們！
創作本書的所有作者，都曾經在二十年前，那綿延多年追尋民主的抗爭中積極參與，或受其洗禮。二十年後，這些人依然執著實踐公共理念，未敢懈怠——如同那數以萬計、匿名的曾經激動吶喊於以專制者命名的廣場，我們知道你們還在默默地貢獻這個社會。由於你們的存在，由於你我共享癲狂邊緣的經驗，我們不驚怕歷史鬼魂的嘲諷與追索，而是仍想改造歷史，不願意讓「時間自己做決定」。
在這秩序繽紛的時刻，年輕世代即將展翅高飛，歷史的記憶就留給我們整理。羅葉，以及運動中所有默默的奉獻者，我們知道你們還在那，不計較，閃爍炙灼的黑眼珠，真情注視著彼此。你們知道，這本書，是為了催生台灣下一輪民主盛世的靈魂而寫。
《秩序繽紛的年代》再版序
2014年3月18日，晚上9點20分，一群學生與民眾赤手空拳，衝破立法院大門，在議場靜坐，抗議國民黨政府強行通過「兩岸服貿協議」，幾個小時內，立法院四周馬路上擠滿了自發前來的民眾，「保護」議場內的學生，從此開始了長達24天的佔領運動。「太陽花」佔領運動的「成功」是「意外」，但不是「偶然」。當這撼動政治地盤的佔領發生時，我們便可以理解它的來龍去脈。
這場運動撼動了台灣政局，衝擊國共主導的兩岸協商，將公民社會的聲音傳遍世界，也讓台灣學運在當代世界學運史上留下一筆記載。人們急著搜尋這場運動的意義與脈絡，也急著做歷史比較，於是將眼光投射於24年前的「野百合學運」。兩場相隔多年的學運，可比之處可能不多，但是一個現象卻值得注目：本書許多位作者，以及數以千計的讀者，曾積極參與過野百合運動及其後的社運，相隔兩個世代，這些人的身影仍然奔走於太陽花現場，自發而熱情地投身，共同與年輕世代創造了一場社運嘉年華，而其間的中介世代即是二〇〇八年的「野草莓」運動者。
野百合面對的抗爭對象相對「單純」，即是所謂「萬惡國民黨」；然而從「野草莓」到「太陽花」，隨著地緣政治局勢的變遷，抗爭的對手除了執政的國民黨，已經擴大為「中國因素」、「跨海峽權貴政商」與「全球資本」。這樣的對手，讓人「戒慎」，也激發更高層次的批判力道。
這個時刻，再版《秩序繽紛的年代》，特別具有傳承的意義，但此處的「傳承」，不是意味上一個運動世代對年輕世代的「指導」，而是運動世代間的切磋；是「批判性的傳承」與「傳承性的批判」。總的來說，是對台灣社會運動之「歷史意識」的養成，對自身認同感的共同探索。
經歷了太陽花的公民社會，或可一掃過去幾年來的政治陰霾，但橫隔在眼前的路途，仍處處險阻。這冊共同書寫的歷史記錄，仍然可以提供不少抵抗運動的靈感。畢竟，它記錄了一個消逝中的美好年代，而決心迎向另一個更加不確定的年代。
（WJM 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