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陈敏

讲述者：逝者儿子 惠先生

采写：阿十

钟南山宣布“人传人”五天前，母亲就去世了

12月31日，我们也在微信群里看到“SARS”的消息了。就是李文亮医生的那张微信截图[1]。当时，我妻子提醒家里人做好保护。我们，包括我母亲，当时都是准备了口罩、消毒水。当然，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

母亲今年65岁，身体一直算挺好，没有什么严重的慢性病，就是有脂肪肝和胆结石。12月下旬的时候，我母亲和父亲还一起去了厦门旅游。到圣诞节后（12月26日），他们俩才回了武汉。

我们是在1月5日接到母亲不舒服的消息。那时候，我们在上海，父亲也在上海帮我们带孩子。我们最初都以为是一般感冒。第二天，母亲到协和西院门诊看病，也验血了。医生最后也诊断是“普通感冒”，给母亲开了药，嘱咐她回家休息、多喝水。

但母亲的病一直没有好，不仅咳嗽，还头痛、发烧。1月8日，我父亲买了火车票回武汉，照顾母亲。我记得那天是周三。周四的时候，他们俩去了武汉市中医院汉阳分院门诊，医生也是诊断“普通感冒”。那天，父亲还打电话过来，说母亲给他买了下个礼拜一（13号）的票，回上海。

最开始的时候，我还想母亲是不是患了甲流[2]。我在上海这边还有治甲流的药，就是达菲[3]，还问她要不要给寄到武汉。

后来到武汉市中医院汉阳分院门诊那，母亲做了验血报告。报告显示，那些常见的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到11日，父亲再带母亲去看医生了。这次去的是同济医院。最初，他们去的是内科门诊，医生见我母亲连续多日发热，就让他们去发热门诊。在那里做了验血和肺CT，医生说是“疑似华南海鲜市场病毒感染”，建议留院观察。

那时候，官方统计“不明肺炎”才41例[4]，武汉一千多万人口，这个患病的概率太低了，我们都不相信会落到自己家里。而且，母亲住的地方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很远，她也没有跟那里有过交集，我们怎么也觉得不会感染了这个病。

父亲11日打电话给我，商量取消了回上海的车票，但让我们在1月22日前回去，母亲想安排那天一起吃团圆饭。

没想到，到14日父亲打电话给我时候，母亲就上呼吸机了；15号，我再打电话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死于“重度肺炎”的母亲，是密切接触者

父亲的印象很深刻。1月11日，在同济医院的时候，拿到都是阴性的血检报告时，他还反问医生“这不是挺好的吗？”但医生说是正因检测结果如此，但母亲又出现这样病症，肺部CT显示毛玻璃病变，所以疑似是“华南海鲜市场病毒感染”。

同济医院发热门诊的医生当时建议母亲留院观察。如果父亲没有记错，当时医院里面跟我母亲情况相似的还有好几位，但都跟母亲一样，住不了医院。发热门诊那时候就10个床位，已经住满了人。母亲只能回家，在家里休息。

尽管当时医院给的治疗方法跟住院的一样，但现在回过头看，没有在医院监护，更别说隔离，这样潜在的风险实在太大了。

1月11日，12日两天，母亲都是到同济的发热门诊打针，然后回家，一直到13号，她才被安排进同济医院的发热门诊病房。在15号转入传染科隔离病房之前，家属都是可以自由探望，我父亲陪护母亲身边。14号，母亲病情突然加重，要上呼吸机维持生命。当时肺部CT显示，她双肺已经是“大白肺”……

母亲在隔离病房就待了半天，15号下午1点她被转移到传染科隔离病房，下午四点要家属签署最后抢救的知情协议书；晚上六点医院通知病人危急，七点宣告死亡。

死亡证明上写着的是“重度肺炎”。

我们现在都认为母亲就是因为新冠肺炎死的。除了医生说的，还有一点是，我嫂子确诊感染了。之前，我母亲虽然没有跟嫂子住在一起，但一直帮嫂子带孩子，有往来。嫂子是轻症，1月10日收治于协和医院西院，1月21日做了核酸检测，后来通知为阳性，确诊感染；25号转金银潭医院，现在已经康复出院。哥哥和孩子没事。

母亲走的时候。医院要我们快速处理遗体，跟我们说这个病具有传染性。不过他们也没有跟我父亲说要隔离，要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措施。

父亲现在跟母亲的妹妹住在家里，母亲妹妹有点智力障碍，父亲现在也照顾她。他们一直居家隔离。之前社区没有来说过什么。一直到二月十几号，社区的人才来通知我父亲，让我父亲做好登记，并且隔离。

按照社区的意思，好像是我母亲纳入新冠肺炎患者了。现在湖北把临床诊断病例也纳入了统计范畴。（作者注：2月19日第六版诊疗方案中取消了湖北临床诊断标准，即临床诊断病例已不纳入统计范围））湖北在2月13日一天增加了1.4万多例，那我母亲是不是在这个数字里面，我们就不清楚了。新的诊疗标准之后，我不确定有没有对过往的进行追溯。

但我可以肯定，1月15日官方通报的新增的死亡病例没有我们。当时官方只是通报了一例，是一个男性。

突如其来的消息，慢一拍的防疫

对我来说，非常突然。好像一开始是擦破了一点皮，然后摔断了一条腿，最后直接一枪把人给毙了。我接受到的打击就是这样子。

母亲是1月15号走的，我16号赶回武汉。当时我们对医院有很强烈的诉求——到底是不是这个新型肺炎。因为当时医生当时口头说过“疑似”、“高度疑似”。我们想要一个明确的答复。

现在看，我们知道一月十几号那时候，医院没有这个条件进行检测。当时的核酸检测都要层层上报到卫健委，到北京那边[5]；一直到1月16号，才下放到湖北的卫健委，然后才逐渐到一线的医院。

我们现在也肯定不会去医院了解母亲的情况。医院本身也有风险。而且武汉的医疗资源肉眼可见的是非常紧张。我们不会在这个时间去占用医疗资源的。

我的老婆和我是高中同学，也是武汉人，我的丈人、丈母娘都在武汉，就住在万家宴的百步亭社区。老丈人几年前中风瘫痪，平常有护工帮忙照顾，春节期间护工回老家，我们原计划是我先回武汉，老婆儿子1月21号左右回武汉，一家人一起在武汉过年。但是我回到武汉后，发现情况不对，就让他们不要回武汉了，后来又商量好，我带着丈人丈母娘1月21日回上海，一家人在上海过年。

我记得，1月18日在殡仪馆，灵车上工作人员已经是全副装备了。母亲手机里拍到1月11日同济医院发热门诊的照片。照片里，医务人员也是全副武装，穿着防护服，眼镜（护目镜）、口罩……感觉他们已经高度戒备。而在1月21日，武汉封城前两天，也是钟南山宣布病毒可以“人传人”第二天，我们按原计划离开武汉，在汉口火车站坐车。21号那天下午，我估计车站里就一半的人戴了口罩，但也比我回武汉的时候看到戴口罩的人多。我记得，那时候车站里面也设置了体温检测。

当时，我因为坐轮椅老丈人从车库到车站非常麻烦，我就跟汉口站那里负责人反馈。我就顺势问了他们疫情的问题。

我记得很清楚。在21号的下午5点多，他当时跟我说的第一句就是“疫情总体是可控的”。第二句话是，“我们汉口站十几万个员工没有一个人感染”；第三句话是，“我们都是今年21日才开始戴口罩”。

在候车室我还遇到另外一位负责人，汉口站负责人给他汇报情况，我猜测他是更高阶的领导。我说他的口罩太薄了，但他跟我说，“我觉得戴这个口罩还是心理作用”。你能想象吗？当时一线的领导就是这样[6]。

因为我家里人15号就去世了，所以我当时就开始关注疫情，官方那会还没有什么消息。我家出事之前，我跟其他人一样的，觉得这件事离我们很远。

武汉市民接受到的信息是这样的：1月1日的时候接到不明肺炎，但马上又有官方的辟谣，处理了八个人。那之后几天就增了十几例，好几天都没有增量。19号的时候还在说有限人传人，但到了20号，钟南山就宣布明确人传人且有医护人员感染；到23号武汉就封城了。你说不恐慌是不可能的。

——— 补充 ———

陈敏丈夫、大儿子及其他亲友身体无异常。儿子惠先生离开武汉后，到昆山花桥自家住所居家隔离并向社区物业做了报备，1月30日社区在户门贴了封条，不允许出门，社区工作人员每三天送一次菜过来，小区里有不少邻居也是这个情况。2月8日社区解除了他的居家隔离状态并开具了证明，当天他就到上海接妻儿和两只猫回昆山。而所在的社区出于疫情预防，要求外地归来人士一律隔离14日。惠先生再次被隔离。尽管被隔离了两次，预计隔离的时间要超过30天，但是据他反馈，他还是很认同这个防疫举措。

标注：

[1] 2019年12月30日17时48分，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同学群发布信息：“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李文亮随后遭遇了医院领导约谈，警察训诫。李文亮随后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诉说自己经历。在财新采访中，他表示：“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李文亮被大众称为新冠肺炎“吹哨人”。因感染新冠病毒，李文亮在2月6日晚上因器官衰竭而心跳停止，7日凌晨医院宣布抢救无效。

[2]达菲（港译特敏福，台湾译为克流感）是市场上唯一的奥司他韦制剂。奥司他韦制剂可抑制成熟的流感病毒脱离宿主细胞，从而抑制流感病毒在人体内的传播以起到治疗流行性感冒的作用。2009年的H1N1新流感及2013年H7N9流感亦使用奥司他韦作治疗。[维基百科]

[3]甲流是一种流感病毒，包含多种亚型，可感染野生鸟类、驯养家禽、猪、马和人等多种哺乳类动物并导致流行性感冒。2003年H5N1禽流感、2009年H1N1流感、2013年H7N9流感等为甲型流感病毒所致。[维基百科]

[4]1月11日武汉卫健委通报，截至2020年1月10日24时，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再上一次通报要追溯到1月5日，武汉卫健当日通报称，全市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其中重症患者7例。[关键时间节点可看《事实杂货铺》文章]

[5]核酸检测试剂盒的供给端产量充足，并非“供不应求”，而是卡在了春节运力紧张、高门坎的检测条件、以及相关药品资质的审批上。[三联生活周刊]

[6]资料补充：1月21日，2020年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超良，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晓东等领导与全省各界代表一同到场观看。

逝者：陶启然

讲述者：逝者外孙女 李敏

采访、写作：黎明

编辑：Tom

我的外公陶启然是在2020年1月25日开始出现咳嗽、持续低烧的症状的。虽然说家属都知道有新冠肺炎，但大家还是抱着侥幸心理，而且想到武汉的发热门诊人满为患，去了肯定会被感染，所以就想先让外公吃家里长备的感冒药和退烧药。

吃了退烧药后，外公还是反反复复的发烧，乏力的症状也稍微加重了，让人害怕。1月29号，家人还是决定开车带外公去华润武钢总医院发热门诊问诊。武钢医院的医生给外公拍了胸部CT，做了血常规。医院的诊断记录为：“双肺感染，高度疑似病毒性肺炎。”因为武钢医院不是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最后外公被转去了武汉市第九医院。

因为排不上床位，我的母亲、大姨和姨夫只能每天带外公去医院打吊针，回家吃药。我妈说，医院人很多，排队打吊针要等很久很久。她每天早上八、九点就会带外公去医院，直到下午两、三点才能回来。为了防护，我妈都带两层口罩，随身带酒精免洗洗手液、带两层口罩，回家都会拿酒精在身上喷，然后马上洗澡。

图片由讲述者提供，访谈者对原图进行过裁剪，隐去真实姓名、门诊号与CT号。陶启然去世前一天（2月4日）的CT影像检查报告单上显示，“双肺见散在片状磨玻璃密度影。气管及分支气管未见明显狭窄……双肺感染，考虑病毒性肺炎”。

当时很难才能做上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基本上排不上队，需要家属亲自向社区管理人员去上报、去联系、去争取。社区会一步步上报，等到有核酸检测的机会时，就会打电话告知你。

为了尽快争取到核酸检测的机会床位，我打过市长热线、打过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电话。但是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对方只是回复说会记录下来，然后慢慢安排。我也基本上把我在微博、豆瓣上所有看到的、能联系到的求助号码都打了一遍，也发过私信联系，比如说微博上的那个@老陶在路上、人民日报啊，凤凰网啊，这些我都求助过一遍，但最终都没有结果。

我觉得一些志愿者所做的事情是超过卫健委所做的，能帮助到的人肯定是比卫健委那冰冰冷冷的电话要帮助得多。在凤凰网求助后，有NCP生命支援的志愿者联系我加微信群。群里面有病患家属和医生，病人会提出自己的疑问，医生也会在早上9点到晚上11点抽空解疑。群里还有制氧机、免疫球蛋白购买地点这类信息的分享。因为外公病发得太快，这些信息我都没有用上，但我相信，这些肯定能帮助到很多人的。

2月3、4号开始，外公病情开始恶化。他越来越乏力，食欲不振，吃不下饭，血氧由90降到了75。他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稍微动一动，走几步路就会喘气。即使是打电话也会喘气，一句话都要分成好几个词来说。2月3号当天，社区曾告知我们第二天可安排检测，然而，第二天家人早上7点就去了医院排队，但还是没有做上检测。到了5号，在家人强烈要求下，医院也只是让我们填了表就回去。

2月5号那天，因为求助无门，我中午在微博、微信朋友圈发了求助信息。联系我的人很多，我也不知道是谁最后帮上了忙。最后社区电话下午打来，说2月6号早上9点可安排到核酸检测。

外公直到最后也没有做上核酸检测。2月5号晚上，从医院回到家后，外公突然病发。当时外公身边只有外婆一个人，没有办法做抢救。好几个家人马上打了急救电话，接电的人表示需要排队，说要等很久很久。当时我太紧张了，也很无措，一直在给我爸打电话，因为我怕我妈太崩溃了，不敢跟她打。我也一直在求助群里问怎么急救，一直发信息问怎么急救，一直都在发。

最后，救护车来到时，外公已经去世了，时间也已经过去了超过40分钟。社区、殡仪馆的人也来了，消了毒，开了死亡证明，上面写的死因是病毒性肺炎。

为了避免感染，我没有见到外公最后一面。在电话里听到外公去世的信息时，我有一种不可思议感，不敢相信，从出现病征到发病实在太快了，太混乱了。病发当天，外公仍能独立行走，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医生还说他的状况在老年人当中还是算好的。

那几天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觉得这中间太多事情并不是病引起的，而是拖延或者错误引起的。我一直在想，如果核酸检测早一些，如果我求助发得早一些，或者如果救护车来得早一些，事情就会不一样。我也感到很悲愤，很悲愤。这个悲愤也不知道是指向谁，是所有人吧，我也不知道怪谁。但是确实很愤怒，这个病不一定是会让人死的。

除了悲愤、难过，我还感到自责，外公去世前几天，我一直都是在复盘这件事情哪里处理得不对，想到的时候还是会哭。我总觉得有些地方做对了，或者说做快了会不会更好一些。比如，当时赖在医院里多几个小时会不会就更快得到救助呢？我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

我现在还是会想到外公去世的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虽然白天情绪还好，但每天晚上我都特别害怕，我害怕家里其他人也会得病。一点点症状，家里有人咳嗽一声我也会特别害怕。我们暂时没有聊外公的后事，大家更害怕自己有没有得肺炎，也没有人去开这个话匣子。为了避免传染，我和父母也在自我隔离。我们分开来吃饭，分开来洗碗，碗筷也分开。大家住在同一间房子里，见面的次数却不多。我妈在外公去世时是有一些崩溃的，我也不知道她一个人在房间会不会很难过，我也没有提，还是不提了吧。

家里其他人暂时没有出现病征。因为是密切接触者，我妈2月13日曾经去测了核酸，结果是阴性。现在测核酸不难了，当天到医院检测，第二天就能拿到结果。现在安排检测的时间缩短、社区管理也越来越细致化，我想如果当初的求助方式能像现在那么多，会不会更好一些呢？现在才走入正轨会不会稍微晚了一点？

注：文中“李敏”、“陶启然”为化名。

逝者：邹永发

讲述者：逝者重孙女 小邹

访谈、写作：黎明

编辑：Tom

1月28号，我的太爷开始出现呼吸不畅、咳嗽的症状，没有发热。当时我们没有往新冠肺炎那方面想，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常常抽烟，抽烟这么多年，到老了之后常常咳嗽。虽然他已经戒烟几年了，我们还是怀疑是不是他咽喉不舒服又犯了，就只是找了个当医生的亲戚问了一下，对方也没有给具体的治疗方案和药物。那个医生告诉我们说，太爷的症状和新冠肺炎是相似的，但现在去医院在出行上也不是太方便。

当时出行确实很不方便，太爷住在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从1月24日开始，县里的城际公共交通就停止运营了（注1）。而步行去离太爷家最近的医院，至少需要一个小时。27号开始，私家车出小区也必须要有官方盖章的通行证，你要因为公事才可以使用私家车出行，比如说你是医护人员，你必须去医院上班；或者说你是公务员，你必须要去基层守岗（注2）。通行证是需要向你的工作单位申请，且由其批发的，证明上会有你的车牌号、出行时间和出行目的。普通市民一般情况下都不被允许使用私家车出行，如果你需要看病的话，就只能叫救护车。但当时他的情况还没有特别严重，我们还没想到要用救护车来把他拉走。

后来，出行会面临的阻碍更加多了。2月4号开始，县里的小区开始进行封闭式管理，每个单元楼楼下都会有人值班看守着，你根本没有办法出这栋楼。如果你要进到小区的院子里面去，他们会拦着的。所以你也没办法到街上买菜了，只能网上订货到家门前拿。（注3）

大概1月31号、2月1号开始，太爷的症状加重了。以前，只要他不抽烟、不喝酒，情况就会好。但那段时间，没有抽烟，他还是咳得比较频繁，而且伴有很多的痰。而且他特别无力、特别嗜睡。他平常精力还比较好，但那几天他白天睡了就不想起来、起不来。2月2号的早上，家人感觉情况太严重了，就叫救护车送他去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了。因为出行不方便，当时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奶奶、我爸和叔叔。

去了医院之后，做了心电图、X光等检查。那个检查，我奶奶说“也比较折腾人”，需要跑上跑下，让太爷更乏力了，然后就住进了ICU。因为病情转重速度太快了，医生和家人也没有让他做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入住ICU后，没几个小时，晚上医生就宣告太爷器官衰竭了，死亡证上的死因写的是心肌梗塞。我太爷虽然92岁高龄了，但他近两三年都没有去过医院，没有生过大病或身体出现特别不舒服的情况，就是有心肌梗塞的老毛病。从健康状态到器官衰竭，这个病还是挺快的。

我是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通过我爸知道这个事情的。那天晚上，我给家里人打电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有接电话，每个人都说我现在特别忙，明天再说。我当时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我感觉他们在处理非常紧急的事情。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觉，觉得是发生了特别严重的事。

那天晚上，家人都在忙着马上把太爷的遗体安置好。那时候已经是半夜，联系灵车非常不容易，加上私家车出行必须要申请通行证，通行证由得是官方发的，过程是非常麻烦的，所以当时是挺忙乱。后来是让两辆车拿到通行证，那个车不是专门的灵车，只是比较大的车子，他们估计也是花了一点时间、找了很多人才把这个事情办成。最后，七位和太爷关系比较近的家属去医院把他的遗体接出来，带他去他年轻时已经安排好的墓地，早上给他做了仪式，就马上入土下葬了。从送院到安葬，前后不过24小时。

因为这边管得比较严，所以我太爷的遗物和房间都还没有清扫、处理。他以前用的东西还是在他的房间里，只是这个人不在了，他以前的生活痕迹还在我们家里头。每天都能看到东西都还在，但是他这个人已经不在了，所以我奶奶估计是挺难过的。

安葬的那天早上，听到父亲告知我太爷去世的时候，我还是挺难过的。在这么艰难的时候，他走了，我们都没办法给他一个比较妥善的临终关怀，或者与他道别。我年年过年都会回县里，恰巧今年没回，我太爷就过世了，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我上次见到他已经是一年前了，所以还是挺措手不及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做聚集性的活动了，我们没有为太爷举办葬礼。我有问过奶奶，疫情结束后，会不会给他补办安葬仪式，因为我们那里的习俗是非常在意这些的。但目前看来，近期内疫情很有可能不会结束。但我们还是很想给他办一个，他身后的这个葬礼应该是很隆重的，会有很多人过来缅怀他。现在这么草率，心里上挺过意不去的。

我觉得是需要统计在官方数字之外的、在这个冬天可能因为新冠肺炎走掉的人（注4）。我得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因为我不是很想让太爷默默地就走了。官方的数字、记录里头都没有他，他好像就是被这个病征袭击了一下，然后就默默地走了。

注：

1. 根据宜昌市交通运输局1月24日发出的《关于宜昌市区公共交通管制的通告》，自2020年1月24日14时起，“市区城市公交、县市城际公交、道路客运、旅游及包车客运、水路客运、渡运暂停运营。”

2. 根据宜昌市卫健委1月27日发布的《宜昌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关于交通管制期间允许部分车辆通行的通告》，以下车辆可通行：“疫情防控、医疗救护、应急抢险、执勤执法、水电油气供给等岗位工作人员返岗及上下班的用车（凭单位出具的证明）”、“疫情防控、医疗救护、应急抢险、殡葬服务类车辆”。

3. 根据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政府发出的通告，从2020年2月4日起，邹永发生前所在的城区“全面实施城区内封闭管理。所有人员、车辆未经许可一律不得出行”。

4. 根据湖北省宜昌市的疫情通报，截至2月18日24时，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确证病例为8例。

逝者：杨晚舟

讲述人：逝者儿媳 陈慧珊

采写：黎明

一、紧缺的住院资源和试剂盒

我公公有帕金森症[1]，还有几年的便秘的问题，所以每隔十几天就要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分院做灌肠和开帕金森的药。从医院回来后，1月14号，我公公就开始发烧。当天，家属就带他到后湖分院看病，做了CT、血液检验、鼻拭子等等的检查。报告显示，常见的导致流感、肺炎的病毒和细菌检验结果都显示阴性。

医生说是肺部感染，建议住院。当时，我丈夫的妹妹就请求医生把接近70岁的老人收留住院，但医生以床位已满为理由拒绝了，让老人回家吃药，每天回医院打针。

后来21号，家属还去武汉协和医院西院请求医院收留老人住院，医生也说床位已满，拒收了。那个时候医院不让住院，反正是够绝望的。

为了让老人能住上院，我打电话到武汉市市长热线，说老人当时病的快不行了，医院不收。之后，后湖分院就打电话过来解释说，他们医院里的医生和家属都有感染的，自己床位都不够。但这能怪他们吗？他们也想让自家的老人多活几年。

我们也没有要求医院做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那时候医院和我们说没有检测盒[2]。

二、封城后，我才知道有新冠肺炎

1月17、19号我曾去过后湖分院急诊室去看老人。急症室里全坐满了人，有排队的、打针的，老人居多，还有坐轮椅的。还没见到医护人员穿防护服的。但医生和护士都戴口罩，少部分病人有戴口罩。

那两天我也没有戴口罩，19号去探望的时候，妹妹曾经提醒过我要戴口罩。妹妹家里刚开始也好像没有采取什么防护措施，老人和她是从1月16号开始才戴口罩的，是医生提醒他们戴的，但医生也没有说有新冠肺炎传染病。

我当时不知道有新冠肺炎，所以根本没有想到老人有可能感染了新冠肺炎，家里就没有买口罩。直到1月23号武汉封城后[3]，我才知道有这个病，才在新闻上听到钟南山说新冠病毒会人传人[4]。

三、突然闭院，排队打针的人排到医院门口

从14号到21号，妹妹都会带老人去医院排队打针。每天都从早上一直排到下午，人太多了，老人在医院排队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坐。如果运气不好，就要站上几个小时，回到家腿都站肿了。

到了22号，因为后湖分院闭院，所有发热病人全部都转到武汉市汉口医院[5]。据说是因为医院住院病房已收满，医护人员有感染，导致医护力量不足。

听妹妹说，当时，有上千人在汉口医院排队打针，排队的人从医院里面排到了医院门口外面，外面密密麻麻全是人，看得让人头皮发麻，内心很恐惧，整个人都有点发抖。你想一想，上千人在汉口医院门口排队等打针，好多人打不上针，就在武汉各个医院到处跑。

那天，老人从早上九点一直排到下午两点，因为医院没药了，针没打成，老人站都站不住，快倒在地上了，就只好打的回家吃药。

23号老人呼吸困难，已经坐不起来，连翻身都很困难，在床上动也动不了了。这几天排队站久了，腿疼得厉害。

当天，我们打了十几个急救电话，都打不通，救护车没有来。

24号，大年三十的早上6点，老人就在家中去世了。写在死亡医学证明书上的死亡原因是“呼吸衰竭”与“肺炎”。

老人去世时，我不在老人家里，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过。我老公也很难受，父亲没了，失去了一个爱他的亲人。

1月24日凌晨，我们自己联系殡葬服务公司将遗体拉到武汉殡仪馆里火化了。谁也没有想到，2020年的除夕夜会是在汉口殡仪馆里度过？这个春节还没开始，就已经过得撕心裂肺了。

24号当天，我丈夫和妹妹到社区去开了死亡证明，再到医院去开死亡证。社区的人没有来处理遗体[6]。等送走老人后，家属自己买来84消毒液对房间进行了消毒。

现在家里人都不提发烧，很忌讳，都很崩溃。我姑姑已经确诊感染冠状病毒了。她开始是心率过速，医院一直把她当心脏病治了三天。后来医生建议她拍CT，才发现她双肺感染。核酸检测后确定染了新冠肺炎，然后上报社区排了三天队才住进医院。现在已经住院20多天了，姑姑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

妹妹的老公还有她的孩子也曾经发烧，因为年轻，扛过去了。我妈妈1月17号也曾发烧，靠自己在家吃医院开的药，也熬过去了。我和我老公有几天肺炸得疼，但是没有发烧，胸闷，口干舌燥，偶尔呼吸不畅。后来我去医院开了消炎药，有一点点缓解，但是口干胸闷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杨晚舟”、“陈慧珊”皆为化名。

注：

[1] 帕金森病是一种慢性神经退化疾病。它的早期症状为颤抖、肢体僵硬、运动功能减退和步态异常，也可能伴有认知和行为问题；严重的患者中常见痴呆症、重性抑郁障碍和焦虑症。[维基百科]

[2]据三联生活周刊，在1月16日前，整个湖北省都没有试剂盒，需送到国家指定机构进行检验。在此后，仍有部分武汉定点医院没有试剂盒。即使有试剂盒，当时的收治疑似新冠肺炎病人的门诊定点医院因多为中小型医院，不具有包括实验室、仪器、技术人员等检测条件。武汉具备检测条件的医院主要集中在同济、协和以及省市级疾控中心。[三联生活周刊1月25日报]

[3]武汉市政府于1月23日宣布，自当日早上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武汉市政府]

[4]实际上，12月3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就发布通知称，武汉市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1月8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初步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为疫情病源。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接受央视连线时，肯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此前，武汉卫健委皆对外称未发现明确人传人证据[见南方都市报梳理《记疫》]。

[5]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1月23日通知，整体征用武汉市汉口医院等7家医院，其门诊部全部作为发热门诊集中接诊全市发热患者[人民网]。

[6]武汉汉口殡仪馆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称，在疫情期间去世的人，死者家属应先到医院开死亡证明，并注明死因是疑似肺炎，然后找社区卫生院或防疫站对遗体做双重消毒，之后再联系汉口殡仪馆运送遗体。所有因疑似或确诊的新型肺炎死亡的人，其遗体只有汉口馆能接收[新京报1月26日报]。

经过武汉站火车依然停了几分钟，没有人上车，也没人下车，车站空荡荡的，我站在车厢门口拍了一张站台的照片，眼泪刷刷地掉，不敢用手擦。太突然太没有思想准备，没来得及跟姑姑告别，没来得及去看望生病的她，甚至都没法送她最后一程。

逝者：伍献

自述：逝者侄女 伍伊

姑姑在我爸爸的几个兄弟姐妹中是最小的一个，1940年生人。跟姑姑的感情非常好，因为从小我妈就说我长得像姑姑，我看过她年轻时的照片，对比我的照片还真是非常神似。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都是排球队员，姑姑曾经是大学女子排球队的。

姑姑大学毕业后就去了武昌的一个设计院工作，一辈子都在那里做工程师，因为年轻时是运动员的缘故，她身体很好，虽然快80了但身体很硬朗，去年底还和家里的几个亲戚一起去了张家界旅游。退休后她的生活也很充实，每天跟设计院的老同事打打门球，打打升级扑克，度过愉快的一天。

今年1月19号晚上我的一个亲戚来北京出差，我们一起晚餐，她跟我说姑姑病得挺严重，住进ICU有些日子了，好像是肺炎。我马上脱口而出：是那个传染性的病毒肺炎吗？那几天看到几个群里有在传武汉病毒性肺炎很厉害，医生都穿防护服了。亲戚说：那可能是吧，具体不太清楚。我马上给武汉的表弟打电话询问情况，表弟说姑姑就是感染了那个病毒肺炎，状况很不好，发病很急，1月7号晚姑姑外出打牌，回家都晚上7:00多了，她说很累都快走不动了，发高烧，当晚表弟带她去医院看急诊打点滴，8号继续打点滴，仍然没退烧，医院没有床位，找了熟人好不容易在ICU找了一个床位，9号住院，那时姑姑还清醒，给家里亲戚还发过微信，但是一直高烧不退，12号开始突然心衰昏迷不醒，测过12种病毒都不是，所以诊断结论是不明原因肺炎。

很难想像这个不明原因肺炎会跟身边最亲的人沾上，第二天20号电视开始播报钟南山确认新冠人传人，新冠病毒性肺炎在武汉新增136例确诊。在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会给表弟打电话询问情况，也开始担心他是否会被传染，表弟说他自己也开始低烧，21号晚上医生把表弟叫到医院去让他签署对姑姑的放弃抢救同意书，表弟在医院呆了一整晚，跟我说姑姑可能熬不过这个春节了，他自己也开始低烧。

22号我劝说表弟去做个试剂检测，我担心他也被传染了，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表弟说没什么能做的，这个病没有药可以治，如果真传染了也只能听天由命了。我当时在办公室眼泪就掉下来了。第一次觉得如此无助，如此突然。非典时我身在北京都没有感受到恐惧，不戴口罩，依然坐飞机去深圳出差，但是这次我深深地恐慌了，因为它实实在在发生在了我亲人的身上。

23号早晨7点我在床上打开电视，新闻里在播放武汉从上午10:00封城，还没听完新闻，就接到表弟的电话：姑姑早晨7:00走了。我问表弟后事怎么办？他说医院会安排立即火化，传染病不能留。我告诉表弟武汉今天10:00要封城了，你们怎么办？表弟说他还顾不上这些，先料理姑姑的后事吧。

我下午2:00的高铁经停武汉去长沙看望父母，一路严严实实地戴着口罩，路上7个多小时不敢摘口罩，不敢喝水不敢吃饭。经过武汉站火车依然停了几分钟，没有人上车，也没人下车，车站空荡荡的，我站在车厢门口拍了一张站台的照片，眼泪刷刷地掉，不敢用手擦。太突然太没有思想准备，没来得及跟姑姑告别，没来得及去看望生病的她，甚至都没法送她最后一程。

还记得大学第一个寒假去姑姑家，那是我第一次去武汉，姑姑带我去黄鹤楼，古琴台。还记得有一次姑姑来北京参加同学聚会，我正好要出差，就把她叫过来多住几天帮我看孩子。姑姑虽是我的长辈，但是她又像我的大姐姐，阳光，开朗，一点都不倚老卖老，非常理解年轻人，作为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她工作严谨认真，生活中也是我的良师益友。

24号是大年三十，表弟说一大早跟表弟妹去了殡仪馆，除了他们夫妇，还有一个是姑姑的徒弟，一个是表弟的邻居发小，四个人静静地送了姑姑最后一程。当天表弟拿到了他自己的测试结果：阴性。但是依然持续低烧中。他有点担心检测时会不会被传染，那天排队了一整天等了600个号才做了一个检测，所以他不想再去医院，就在家自动观察隔离。那时听闻武汉每天的新增病例，也挺替他揪心，表弟家里除了他自己一家三口，另外还有3口人，之前姑姑也跟他们住一起，因为生病了，长沙的亲戚也有2人去武汉看她，结果就封城走不了了，还有他老岳母。他们都是姑姑身前的密切接触者，万一传染了怎么办？

万幸的是表弟在家隔离观察了一周后彻底退烧了，家里其他人也没有症状。听表弟说姑姑一起打牌的四个人有3个人染病，2个去世，其中一个人全家都感染了。

常常想起姑姑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昨天，爸爸看电视里武汉新闻就问我姑姑怎么样啊，过年也没接到她的电话，我不敢把这个噩耗告诉90岁的老父亲，只好说他们都平安，只是隔离不方便联系。

春天都已经来了，希望武汉的疫情能尽快消退，我想去一趟武汉，送姑姑入土为安。武汉人经历了这样一个春节，经过了一个艰难的严冬，他们很多人都经历了人间炼狱般的恐慌，有些家庭一夜之间妻离子散，那种切肤之痛不是一句武汉加油就能消弭的，千万人口的城市封城，武汉所作出的牺牲，全国人民欠武汉人一声：谢谢。

此篇口述是一名曾接受我们访谈的逝者家属的衍生故事。这一故事无关统计外的死亡，讲述的是一位无人照料的残障老人在隔离点面临的障碍与困境，同样值得被记录与关注。

讲述者：陈慧珊（化名）

采写：黎明

我小姨是疑似新冠肺炎患者，她目前在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的教职工宿舍进行隔离[1]。小姨因为发烧，2月2号曾到武汉市第一医院做了CT，检查报告显示双肺感染。当时小姨向医生要求做核酸检测，检验结果是阴性。她没有住院，每天就去医院打吊针。

因为有医院的CT记录，防疫站的人查到小姨的住址和电话，2月20号那天联系上她，说要带她到宾馆隔离。后来小姨直接就被带去学校了，说宾馆已住满人[2]。她要半个月以后才能出去，也不被允许走出房间，家属也是不被允许进去隔离点的。她只是疑似的，就被像犯人一样关起来。

隔离点里没有照顾病人的护理人员，里面做检查的医生就只是负责进行核酸检测，然后让病人分批到医院做CT、进行治疗。

小姨进来后两天，有个医生给她做了核酸检测，还安排她去医院做CT。检验结果显示是阴性，肺部情况有改善，但还是要全部隔离14天。听说是因为指挥部发现有的病人检测是阴性的，但是还是具备感染性[3]。

最开始，小姨是住在学生宿舍。我和姨夫视频的时候看到，房间里就几个铁架子的床，没有烧热水的壶，喝口热水都很困难。地上有痰、有垃圾，很不卫生。因为没有清洁工，房间里都是自己打扫的。饭也是放在地上的，因为太脏了不敢吃，小姨就绝了两天食。

小姨是个残疾人，她眼睛瞎了一只，另一只眼是弱视。另外她腿还有滑膜炎[4]，膝盖弯不下去。学生宿舍里没有坐便器，厕所是瓷砖地，上面如果有水她就容易摔跤，上厕所很困难。

她在隔离点的厕所还摔了一跤。因为一个人关一间房，小姨没有办法求救，在地上一个小时都没有人来扶，最后是自己扶着墙爬起来的。她毕竟是一个残疾人、病人，还是一个60岁的老人，是需要有人扶着走路的人。

后来，小姨只好找了一个木头板凳倒下来，勉强可以上厕所。但我还是担心，万一木头板凳断了，摔残废了，瘫在床上了，那谁负责呢？隔离点对不能自理的残疾人、老人、慢性病人还有抑郁症病人照顾太少了。他们就把人往学校一间一间的寝室里一关，就完事了，也没有人问他们需要些什么。

后来我小姨闹的要跳楼，我也曾经打电话和隔离点的队长沟通过，我说我出钱让小姨住宾馆，让她稍微舒服一点，最起码有个坐便器。但对方不同意，还把我电话给挂了。队长和小姨说，宾馆里面住的都是家里染病死去的家属，那里比这里更危险。

为了我小姨这件事，我两天内总共打了60多个电话。社区、隔离点、纪委、防疫站、市长热线，能够投诉的地方，我都投诉了，有的地方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是占线，有的地方只是记录下来。隔离的点的队长还说你可以去投诉啊，打市长热线啊，这证明他不怕你向市长热线投诉。最终是打了纪委的电话才解决。纪委的负责人，一直催促隔离点的队长，最后2月22号晚上半夜去把小姨老公接过来。

现在小姨有她老公帮扶，稍微心情好些，起码上厕所不担心摔倒，也从家里带了个烧水壶，喝水的状况改善了。队长态度也稍微好了一点，给小姨和她老公换了一间稍微大一点的、环境好一点的职工宿舍，可以两个人住。好像饭盒也不放在地上了，但小姨说这几天的饭菜都是冷的，吃得让人胃有点疼。坐便器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3月2号，小姨被转去了古田三路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普爱医院[5]，而姨丈还是被留在了隔离点。

小姨进隔离点后，各项检测都正常，3月4号早上的CT报告还显示她双肺恢复得很好。我觉得奇怪，就打电话给纪委，说明了情况，表示希望回到隔离点。纪委回复说，小姨被送去医院是因为她CT片属疑似。

和小姨住在同一病房的是一位没有确诊新冠肺炎的疑似病患，这位病人因为瘫痪，隔一个小时，医护就会进来给他翻一次身。这两天晚上，医护都在用呼吸机抢救这位病人，小姨两个晚上都害怕得睡不着觉，生怕这个人半夜里走了。

进了普爱医院之后，小姨就是拍了一个CT，测了核酸，现在还没有打过针，也没有吃药，就等着被送去康复区。听纪委说，所有病人出院后都要到康复区隔离，但也不清楚康复区具体位置[6]。

注：

[1]据新京报2月9日统计，武汉共征用十余所高校宿舍作隔离点[新京报]。2月18日，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床位保障组发布通知，新增16所省属高校作为集中隔离点，新增房间数共计15000间[环球网]。

[2]2月2日，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要求对全市有肺炎症状的发热病人和新冠肺炎病人的密切接触者，由各区安排车辆分别送至集中隔离观察点。集中隔离点包括被征用的宾馆、酒店、招待所等[武汉市政府]。

[3]按照武汉市政府发布的发热病人就诊流程图，于隔离点采样首次核酸检测为阴性者，转普通医院就诊。若首次核酸检测为阳性，才需继续收治[武汉市政府]。若按照此流程图，因小姨首次检测为阴性，即可离开隔离点，转普通医院就诊。

[4]滑膜是内衬于具有空腔的关节。滑膜炎会引起关节压痛、疼痛、肿胀、硬块的问题。[维基百科]

[5]目前武汉市的床位相对是比较充足的。根据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月25日的最新统计，全市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病床共有5024个空床位，而小姨所在的医院共有233个空床位。[武汉市卫健委]

[6]按照武汉市政府发布的发热病人就诊流程图，于隔离点采样首次核酸检测为阳性者，若为轻症，留在原“收治类”隔离点继续治疗；若为重症，则转移至重症救治定点医院。待临床症状缓解，一次检测阴性者，转至“待出院”类隔离点，直至二次检测为阴性，即可解除留观[武汉市政府]。若按此流程图，因小姨并非重症病人、且首次核酸检测为阴性，并不会转至定点医院就诊。

"宏大叙事是空虚抽象的，它不顾及一个个独立的人和家庭面临的困境和取舍。如果个体的经历不被记录下来，就无法向后人呈现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现实。"

逝者：伍献

讲述者：逝者侄孙女 伍贤

采访、写作：冰河

一、没能等到试剂盒，也没能进入“官方数字”

逝者是我的姑外婆，她和她的儿子、儿媳一家住在一起，疫情发生的时候都在武汉。

我是从我妈妈那里知道整件事的，我的妈妈生活在北京[1]。她在1月19号告诉我说，姑外婆被隔离了，在ICU里已经昏迷多日不醒。当时妈妈还发给我消息说，目前只有62个人感染（新冠肺炎），19人已治愈出院，2例死亡，8例重症，其余轻症。出于对官方数据的信任，母亲默认姑外婆算是在那8例重症里面的[2]。

我的姑外婆今年79岁了，平时身体都挺健康的。她很喜欢打门球，我虽然不知道门球是什么，但我从小就有印象说姑外婆很喜欢打门球，身体一直都挺好的。

妈妈告诉我，1月7号的晚上，姑外婆突然开始高烧，两天都没有退，9号住进医院，开始输液治疗。到了1月12号的时候，姑外婆就突然开始不行了，被送进了ICU抢救。后来还出现了心脏骤停，陷入了昏迷状态，一直到逝世都没有再醒来过。医院的抢救从12号一直持续到21号。在21号当晚，医生让家属签署了放弃治疗的文件。到了23号的早晨，就是封城的那一天，姑外婆就走了。

姑外婆住院的时间比较早，9号就住院了，但那时还没有检测新冠状病毒肺炎用的试剂盒，所以就没有给她确诊，死因写的也是不明原因肺炎。但是她的儿子通过“内部”的人了解，我想就是一些熟人吧，说根据姑外婆的症状，早就可以确定是新冠状病毒感染了。因为没有确诊，所以最后姑外婆也没有被算在官方的死亡统计数字里。

二、没有上报的死亡，立即火化的遗体

因为姑外婆是得的是传染病，所以在宣布死亡以后，尸体就立即被送去火化了。送去火化的时候，是她的儿子、儿媳，还有生前的一个下属，三个人去送的她，冷冷清清的。我不知道现在骨灰的处理是什么，我看到好像说现在连死者的骨灰都还不让领，要等疫情过去之后才能去领[3]。

姑外婆的儿子一家是跟姑外婆一起生活，当时他们被告知说人传人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在1月19号时）就已经对ta们一家解除隔离了。

因为后来姑外婆的死亡也没有上报，所以也没有人来管控ta们，强迫ta们隔离。姑外婆的儿子从1月25日开始发过几天低烧，但是后来也没事了，测试结果也是阴性的。

三、来不及处理的情绪，未被统计的死亡

一月份时，我的公公婆婆正在国外和我们过春节。我的公公是一位经历过非典的退休传染病学者，所以我们一家人会关注国内的疫情。但像这种事情真的发生在你身边的人身上的时候，这个沉重感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人不在国内，即使在1月19号我知道我姑外婆被感染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和迫切的程度，没有深入地思考过传染性、传染范围、致死率这些参数，和家人的聊天记录也鲜有提到这件事。

我妈刚好是1月23日武汉封城、姑外婆走了的当天，从北京坐车去湖南老家和外公外婆过年，当时还路过了武汉。但是那个时候姑外婆已经走了，武汉已经开始封城了，那一站也不停了，所以也没办法去送她。我妈当时发了个朋友圈，说她坐的车路过武汉的时候，她就在哭。因为当时戴着口罩，不能把口罩摘下来，所以只能一直在哭，也没有擦眼泪。我好像点了个赞，除此之外什么也没说。这种时候感觉语言是无力的，我只是很迫切地回到亲人身边和他们共同度过。

我的外公是姑外婆的哥哥，过年的时候我还和外公外婆视频，给ta们拜年。我妈事先跟我说，不要提（姑外婆已经去世了）这件事，我外公外婆当时还不知道。本来今年是想给姑外婆过八十大寿的，但是就……在姑外婆八十大寿的日子那一天之前，我外公肯定会知道她已经走了这件事情的。我想等武汉的事情结束以后，他们应该会一起去送姑外婆吧。

像姑外婆的儿子、我的表舅一家现在还在武汉。很多在武汉的人每天还在为很多很基本的生存和生活的事情发愁，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来得及去处理这样的一些情绪。

在财新那篇文章（《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出来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姑外婆的离世没有被算在官方的死亡数据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如果连像她这样比较幸运地能够住上院的人，都没有被算进去的话，那没有被算进去的人到底有多少？我想个体的故事是应该被记录下来的，因为如果不被记录下来的话，他们就会消失了，我觉得，这是不可以的。过去两个月的种种迹象让我感到个体叙事和宏大叙事是不同的。宏大叙事是空虚抽象的，它不顾及一个个独立的人和家庭面临的困境和取舍。如果个体的经历不被记录下来，就无法向后人呈现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现实。人走得这么突然，总该留些关于他们的痕迹在世上。

伍献、伍贤皆为化名。

注：

[1]作者的母亲对逝者的回忆录可见《家属回忆录｜进不去的武汉城，无法送别的已故亲人》（同收录于《未被记录的Ta们：口述故事》中）。

[2]根据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1月19日的疫情通报，1月18日新认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59例，1月19日新认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77例，两日共新确诊病例136例。其中，轻症100例、重症33例、危重症3例（其中死亡1例）。

[3]1月31日，《南方周末》发布《疫情重压下的武汉殡葬服务：封城影响处理时间，患者遗体限定殡仪馆接收》一文。文中的案例显示，要等到疫情结束后，家属方可领取死者的骨灰。该情况在《财经》发布的《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中亦有被提及。 2月1日，国家卫建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遗体处置工作指引（试行）》中则提出：“（遗体）火化结束后，由殡仪馆服务人员捡拾骨灰，并出具火化证明，一并交亲属取走。家属拒绝取走的，按照无人认领的遗体骨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