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

       人類不管在何時何處都大致相同，就這方面歷史不會告訴我們什麼新鮮奇怪的事。它的主要用處，就只是發掘人性中不變及普遍的原則。——大衛．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

        阿塔島上六個男孩的溫馨故事是不是反常案例？還是說它指出了某個更深遠的意義？它是一個孤立的軼事，還是一個人性的典範實例？換句話說，我們人類是比較傾向於善還是惡呢？這是哲學家千百年來拚了命想解答的問題。就想想英國人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他的《利維坦》（Leviathan）一六五一年出版時引發了震撼。霍布斯遭到嚴厲批評譴責，然而我們如今仍知道他的大名，並老早遺忘了批評他的人。我手上這版本的《牛津西方哲學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描述他這本代表作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政治哲學著作」。

       或者以法國哲學家尚—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78）為例，他寫了連續好幾冊讓他麻煩愈陷愈深的著作。他遭到譴責，書遭到焚毀，還有單位對他發出逮捕令。但那些不足為道的控訴者已經無人記得，而盧梭至今仍為人所知。這兩人從沒見過面。盧梭出生時，霍布斯都過世三十三年了。儘管如此，他們在哲學擂台上還是持續較量。擂台這邊角落，是使我們相信人性惡毒的悲觀主義者——霍布斯。那個斷言只有文明社會能把我們從更根本的本能中拯救出來的人。另一邊角落，是聲稱人人內心深處皆善良的那個人——盧梭。他認為「文明」根本不是我們的救星，反而正是毀了我們的元凶。

        就算你從沒聽過這兩人，這兩名重量級拳手的對立觀點，仍是社會最深刻分歧的根源。我沒聽過有哪個爭辯的輸贏有這麼重大，或者有這麼深遠的衍生結果。更嚴厲的懲罰vs更好的社會福利，感化院vs藝術學院，從上而下的管理制度vs賦權管理，老派的養家餬口者vs背著嬰兒的老爸——不管拿任何你想得到的爭辯來舉例，都會回歸霍布斯與盧梭的對抗上。

        我們先從霍布斯開始吧。他是頭幾位聲稱「如果我們真想了解自己，就得了解我們祖先怎麼生活」的哲學家之一。想像一下我們回到五萬年前。我們要如何在狩獵採集的日子裡交流？我們要如何在沒有法典、沒有法庭或法官、沒有監獄或警察的時候舉止合宜？霍布斯認為他知道。「認識自己，」他寫道，剖析你自己的恐懼和情感，然後你將「藉此讀出並知悉所有其他人遇上類似場合時會有什麼思緒和情感」。當霍布斯把這方法運用在自己身上時，他所做的診斷確實令人沮喪。

        他寫道，從前我們都很自由。我們高興做什麼就做什麼，而後果非常恐怖。據他所言，那種自然狀態下的人類生活，「孤單、匱乏、糟糕、野蠻，而且短暫。」就他推論，理由很簡單。人是由恐懼所驅使。對他人的恐懼，對死亡的恐懼。我們渴望安全，而且「對一股又一股的權力有種永久不得平息、只有死亡才會停下的欲望」。結果是什麼呢？據霍布斯所言，是「一種所有人對上所有人的戰爭狀態。」 （Bellum omnium in omnes.）但他向我們保證，不用擔心。可以駕馭混亂狀態然後建立和平——只要我們都同意交出自由。把我們的身心靈都放入單一位君主的手中。他用《聖經》裡的海怪來命名這個絕對的統治者：利維坦。

        霍布斯的想法，替一個在他死後將由眾多管理者、獨裁者、統治者、將領複述數千次——不不，應該是數百萬次——的論點提供基本哲學依據，而那論點就是「給我們權力，不然就完蛋了。」把時間快轉大約一百年，我們就會在某天遇到尚—雅克．盧梭這位沒沒無聞的音樂家，正往巴黎城外萬塞訥（Vincennes）的監獄走去。他正要去探視他的朋友德尼．狄德羅（Denis Diderot），後者是一位窮困的哲學家，因為講了一個政府首長情婦的不當笑話而被關了起來。而事情就是在那時候發生的。當盧梭停步在樹蔭下休息，並快速翻過最新一期的《法蘭西信使》（Mercure de France）時，他的視線落在一則將要改變他一生的廣告上。那則廣告是在徵人參加一場第戎學院（Academy of Dijon）舉辦的小論文比賽。參賽者按規定要回答下面這個問題：「科學和藝術的復興是否對道德的淨化有所貢獻？」

        盧梭立刻就知道自己的答案。「在閱讀的那一刻，」他後來寫道，「我看見了另一個宇宙，並成為另一個人。」在那一瞬間，他認清了文明社會不是一份福氣，而是一道詛咒。當他繼續動身前往那位無辜友人受監禁的地方時，他了解到「人性本善，且人們就只是因為這些制度才變得邪惡的」。

        盧梭的小論文獲得了首獎。在接下來那些年裡，盧梭逐漸成為他那時代的一位頂尖哲學家。而且，我不得不說，他的著作今日讀來依舊令人愉悅。盧梭不只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也是才華洋溢的寫作者。就看看這段對人類發明私人財產的猛烈抨擊：

       誰率先圈起一塊地，異想天開說「這是我的」，還找到頭腦簡單的人相信他，那他就是文明社會的真正創始者。如果有個人拔掉木樁或填平壕溝，並向同胞大聲疾呼：千萬別聽信這騙子，如果你們忘記土地的成果是由我們全體平等共享，忘記土地不屬於任何人，你們就是迷失了！那他可以讓人類免去多少犯罪、多少戰爭、多少兇殺，還有多少不幸和恐懼啊！

        盧梭主張，自從那可恨的文明社會誕生後，一切就走偏了。農耕、城市化、國家狀態—它們未能將我們高高抬離混亂，反而奴役我們並注定我們的下場。發明書寫和印刷機只是讓問題更加惡化。「多虧了印刷，」他寫道，「霍布斯那危險的白日夢﹝……﹞將會永久存續。」

        盧梭相信，在官僚和君主還沒出現的美好過去中，一切都比較好。過去當人類以一種「自然狀態」存在時，我們還是有同情心的生命。現在我們變得既憤世嫉俗又自私自利。我們曾經健康又強壯，現在我們懶惰又虛弱。在他看來，文明至今都是個大錯。我們始終都不該揮霍我們的自由。

        盧梭的想法，替一個在他死後將由眾多無政府主義者、鼓吹者、隨心所欲者、煽動叛亂者複述數千次——不不，應該是數百萬次——的論點提供基本哲學依據，而那論點就是「給我們自由，不然就完蛋了。」

        所以三百年後，我們就像現在這樣了。少有其他哲學家對我們的政治、教育和世界觀具有像上述兩人這般的深遠影響。整個經濟學科從此建立在霍布斯把我們看成理性、自私個體的這種人性概念上。至於盧梭這邊，他那種（在十八世紀堪稱革命性的）「兒童應自由不受約束地長大」的信念，則是在教育方面有著極大影響力。直至今日，霍布斯和盧梭的影響仍十分驚人。我們當今的保守陣營和進步陣營、現實主義陣營和理想主義陣營，都可以追溯至他們兩人。舉凡一名理想主義者主張要更自由平等，盧梭就稱許地眉開眼笑。每當憤世嫉俗者抱怨這只會激發更多暴力，霍布斯就會同意地點頭。

        這兩人的著作可不是給人輕鬆閱讀的，尤其盧梭留下了特別多詮釋空間。但目前我們正處在一個測試他們基本爭論點的時刻。畢竟，霍布斯和盧梭是只做抽象推論的理論家，而我們一直都在蒐集科學證據，至今已蒐集了幾十年。在本書第一部分，我會仔細檢驗這個問題：哪一位哲學家是對的？我們是否該慶幸我們的自然狀態已被拋在身後？還是說我們曾經是高貴的野蠻人？這問題的解答會決定太多事情。

出處：關鍵評論網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6129/fullpage

問題:

Q1：雖然是短短的一篇開頭，卻提點了西方政治思想如何思索人與社會的關係，你認為霍布斯和盧梭各自提出怎樣的方法或途徑來認識社會與人關係？

Q2：社會運作的基礎，到底是因為我們對於人性幽黯的恐懼，因此不得已才需要制度，還是社會不斷造就的競爭意識使我們逃不開對人性悲觀，反而忽視人性的高貴，於是該悲觀人性還是挑戰文明，要如何說明人們的互助與合作是可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