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次 3

在世紀末的城市邊緣：《南國再見，南國》與《千禧曼波》的聲音新浪潮

王念英

靜宜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侯孝賢從九十年代末的《南國再見，南國》開始嘗試探索不同於以往的電影形式，音樂是他電影風格重大改變的關鍵，與獨立音樂人合作，共同開啟具有實驗創新精神的另類配樂模式，試圖呈現年輕躁動的世紀末情緒，困在過去不去，未來不來，疏離的此刻，而同樣在末世裡沈浮的青春世代在《千禧曼波》的電子樂的律動中奔向千年。這兩部作品分別詮釋角色的邊緣性格，並以開創性的聽覺途徑，呈現面臨新舊交替、政治經濟轉型的當代台灣社會。侯孝賢開創性運用音樂為作為突破電影作為視聽藝術形式的表現，更是藉此提出台灣當代性的問題，但問題意識並不來於自感嘆年輕世代對微弱的歷史聯繫與消解的真實依據，而是試圖理解，在混亂失序的世界裡，是否有瓦解既有結構與重組感知的可能性，如何透過超越以畫面為主的敘事邏輯，突破既有世界觀，重探聲音與畫面的關係。本文向聲音理論取徑，探討其如何界定、瓦解既有視點，產生聽覺感知作為現代性反思，動搖其理性進步的中心思想，表徵都市邊緣的音樂傳達出來自地下社會的反動，進一步詮釋世紀末的台灣經驗。法國聲音研究者米歇爾西昂（Michel Chion）的《視聽：幻覺的建構》（ Audio-Vision: Sound on Screen） 重新定義視聽的關係，不再以畫面主導思考配樂，而是以「聽覺場景」(auditory scene) 分析無所不在的環境聲響，讓音樂得以跳脫出拘泥劇情(diegesis)的畫外/內音(off/screen sound)的區隔，凸顯出各種聲響的媒介介質本身， 與相應的聆聽機制，提供以視覺中心的傳統知識論以外，屬於認識聽覺文化的另類途徑。跳脫視覺主導的敘事觀點，以聽覺界定畫面，融合音樂與環境音的設計，突破傳統的電影配樂方法，形成世紀末的聲音新浪潮，在城市中不斷穿梭遊蕩的個體，看似漫無目的，卻不曾放棄繼續移動，尋找安身立命的所在， 即使在迷失墜落的生命中，也能找到其意義，甚至自我救贖的可能。

科幻、機器與末世預言──德國電影《大都會》中的未來世界

周郁文

輔仁大學德語系專案助理教授

德國威瑪共和時期的著名默片《大都會》（Metropolis, 1927）被視為德國第一部科幻電影，導演弗列茲‧朗（Fritz Lang, 1890-1976）在拍攝過史詩鉅片《尼伯龍根的指環》（Die Niebelungen, 1924）之後，延續奇幻與類型電影的路徑，繼續與編劇妻子蒂亞‧馮‧哈堡（Thea von Harbou, 1888-1954）攜手合作，先後拍攝出《大都會》與《月亮上的女人》（Woman in the Moon / Frau im Mond, 1929）兩部科幻電影。兩部電影當中皆以女性為主角，折射出未來世界。這段時間的德國，受到經濟大蕭條以及左右翼勢力對抗的社會氣氛影響，國家正處於電影與文化評論家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 1889-1966）於《從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國電影心理史》（From Caligari to Hitler: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 1947）一書當中所界定的「穩定時期」（1924-1929），介於一次戰後的恢復期（1918-1924）與「前希特勒時期」（1930-1933）之間。

不同於《月亮上的女人》當中的火箭預言，《大都會》電影中的未來世界提供了更多的末世想像──透過一名「蛇蠍女性」（vamp）來體現「無情的機器人」，以煽惑大眾，造成「大都會」的富人與「地下城」的窮人更多的矛盾與衝突。《大都會》當中的充滿未來感的都市奇景，與陰暗潮濕、充滿被剝削工人的地下城，凸顯出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的時代切面，壯麗景致（mounumental landscape）的奇觀也預示著極權主義的到來。本論文運用電影文本、形式與圖像分析，著重探討《大都會》作為類型電影之科幻片意義，以及「蛇蠍女性──機器人」在此一敘事脈絡下的女性角色流動，最後則討論二十世紀現代性脈絡下，德國電影視角的未來世界與末世預言（Apocalypse），折射出當時人類與世界關係之嬗變。

關鍵詞：科幻電影、機器人、末世想像、德國電影、威瑪共和

以「微觀」之「非女性主義」論述：超越「宏觀」之性別研究的可能

劉彥良

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員

許多不以女性主義為出發點的研究，已在近幾年中，不斷挑戰並解構女性主義研究中，以宏觀之「父權論」（patriarchy）看待性別關係的主流論述。這些「非女性主義」及「非單性別」論述尊重生理性別（sex）與社會建構性別（gender）之間的存在、差異、與影響，但並不同意將「父權」或「性別」視為社會結構中、兩性關係如何運作的決定性因素。換言之，性別問題不只是一個概括化之「性別關係」上的議題，而是充斥著許多「微觀」的複雜性（如經濟、社會階級、生/心理等因素），進而造就一個「宏觀」的兩性現象。

本文主軸將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探討部分論述如何反駁女性主義中、常強調之（以Judith Butler為首之）後天建構的性別差異，並轉向討論生/心理差異及其影響；第二部分則探討部分論述如何解構傳統上常被視為「性別」問題之議題。本文從性侵論述出發，並以（Susan Brownmiller為首之）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與（Randy Thornhill及Craig T. Palmer為首之）演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之間的爭辯為例，探討當今不同的「微觀」立場，如何挑戰且補足以「父權」做為單一框架之「宏觀」性別研究，並輔以其他論述的回應與看法，進而建立一個由不同立場匯集而成的性別暴力觀點。以此觀點為基礎，本文接著將討論家暴如何不單單是性別層次上能處理的議題，而是具有一定的「性別對稱性」（gender symmetry）之超脫傳統認知層次的社會問題。

這些「微觀」立場的目的，除了強調論述的多元性之外，也同時希望以一種「超越性別」的角度，給予我們另一個處理男女差異現象的高度，以期能更健全地認識問題的複雜性，並設立更良好的解決方案。[1]

關鍵字：社會建構論、演化心理學、性侵、家暴、性別對稱性

[1] 本文的部分觀念，於本人之〈性別論述的多樣性：女性主義、男性研究、與男權運動〉（人社中心電子通訊Newsletter, No. 20, Dec. 2019, pp. 32-39）一文中，做過簡要概述，但未加以詳細解釋及論證，尤其是「後天建構論」的相關討論，於此文中隻字未提。

攸關語言：新麥士蒂索人的跨界／（媒）介

陳宛利

國立金門大學應英系助理教授

知名的美國齊卡諾文化理論學者，格洛麗亞·安札杜爾(Gloria Anzaldúa)以「如何馴養野生之舌」(“How to Tame a Wild Tongue”)為標題開展的篇章，回憶童年時期受到的語言欺壓 (linguistic terrorism)，例如: 當她只想告訴美國白人老師如何念她的名字，老師卻對她說，「如果妳想要成為美國人，就像個美國人一樣說話。」 (“If you want to be an American, speak ‘American.’ ”)。移民情境下的強迫社會化，安札杜爾尋求自己、拉丁族裔社群、主流文化認同的說話方式。根據其自身經驗所發展的語言交混策略(language hybridity)，即是她在《疆界：新麥士蒂索人》(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為麥士蒂索人賦予新定義的關鍵。安札杜爾說道:「如果你想傷害我，儘管指控我的語言。」(“If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 speak badly about my language”)。語言與自我認同的關係不言而喻，但此看似紀錄語言軼事的篇章，充滿「馴養野生之舌」、「剪舌頭」、「清理牙根」(trim or cut out wild tongue, clean up roots)等貶抑、規訓、屈從的意象，其身體譬喻下的創傷，與跨域經驗同樣無可逆返。

語言轉換(code-switch)不僅是多種語言符碼的使用，更是雙語人士專屬的資產，攸關個人身分價值、族裔認同。在安札杜爾的情境，發展語言轉換策略的主因是為了適應主流文化，不直接抵抗固著的邊界，而是運用自身語言的彈性，與權力關係協商甚至抗拒。近年來有諸多安札杜爾筆下的「新麥士蒂索人」，將雙語傳統與裝置藝術、表演藝術媒介結合，透過跨介開啟與現今美墨邊境或「川普牆」(Trump wall)不同權力關係的想像；如同2019年美墨邊境新設的「高牆蹺蹺板」(seesaw wall)，媒介的中介位置對於邊境產生「樞紐」(fulcrum) 的關係。本文針對科科•弗斯科(Coco Fusco)與吉列爾莫•戈麥斯培尼亞(Guillermo Gómez-Peña)兩位邊境藝術家在美國的劇場表演和行動藝術，試論其作品對文化再現的批判意識。除了承襲安札杜爾的雙語策略及其能動性，戈麥斯培尼亞與弗斯科利用語言及身體媒介，結合劇場的表演性，發展出何種不同於安札杜爾的混雜策略、搭建怎樣的橋樑、提供何種模擬邊境的經驗或反思空間?

包括在外的微關係：翻譯蓋婭的後自然寫作觀之商榷

蔡志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侯選人

台灣自跳脫清帝國遊記方志與各方博物學家書寫自然形態所走入的1980年代現代自然書寫，至今（2020），曾發展出一條從呼籲吶喊或道德控訴，進而轉向進入認同土地倫理與主觀審美姿態的內在「知識型」轉換過程。然面對人類世、怪物世、資本世與媒體科技控御等新歷史情境的接踵而生，筆者認為，自然書寫實正面臨思想策略與方法技術之危機。例如：在科技提供的視覺震撼下，文學表現自然美學時所受影音技術的挑戰。以及因「自然與文化」二分既定性，導致形成一種乞靈於自然秩序典範的社會神話；在自然/文化二分的歷史語境，「自然」似已變成某種難以喚起政治行動之遁詞，多少人至今依舊僅將「自然」視為「風景」。

本文論述分三部分，希望藉此打破因思想慣性而企圖整體化之思維。首先，筆者將持羅蘭‧巴特神話學精神，不帶嘲諷地解構「自然」如何已成一套自外於「文化」之言談方式，並說明解構前的「自然」如何侷限我們面對氣候變遷與生態問題的生命政治。其次，藉此「自然神話」之解構點出「後自然」寫作應嘗試形構並納入某種將自然包括在外，既相容又殊異的交織複雜「微關係」。最後，將以布魯諾‧拉圖《面對蓋婭》的迴圈式視域作為填充，並提出「蓋婭×文本×潛自然」的「後自然寫作」觀點，以供微關係的能見後，文學如何得以掌握其相關生命政治與權力流動之方式。

關鍵字：自然書寫、自然神話、後自然寫作、蓋婭、 潛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