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次 2

文明與野蠻的辯證：《紅色海洋》中的「現代」

林建光

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暨外文所副教授

近年來，中國科幻日益受到矚目，屢獲國際大獎肯定，其中劉慈欣的《三體》在2014年獲得星雲獎最佳長篇小說提名，2015年更是獲得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獎，這不但是華語科幻作家第一次有人獲此獎項，也是亞洲的第一次。科幻向來是西方的文類，但近年來中國科幻創作的快速崛起（以及伴隨而來的科幻話語權的迅速轉移）重構了世界科幻版圖，猶如中國正在重構世界版圖，速度之快，只能說比科幻更科幻。

從這些文類、文化、世界關係的重組變化中，少數不變的是論述能力與話語權的重要性，但很不幸的是無論從創作到評論的權力場域中，我們正逐漸流失位置。有鑑於此，本論文嘗試提出理解中國科幻的不同觀點，試圖在華語科幻場域中（此也是世界科幻場域的重要區塊）發聲。中國科幻主流論述存在著極為明顯（也是政治正確）的科技烏托邦主義與國族復興主義，本文試圖對這樣的科技、科幻、國族想像提出反思。本人將以韓松的《紅色海洋》為主要文本，旨在彰顯主流中國科幻論述中被壓抑的反烏托邦面向。不論在寫作主題與風格都與劉慈欣有著極大不同的科幻作家韓松向來善於描繪荒誕、怪異、甚至變態的主題，他往往能對中國社會進行嚴厲的批判，以鬼魅形式解構科技烏托邦的中國夢，並彰顯中國夢背後的夢靨。

《紅色海洋》是一部闡述現代性災難的反烏托邦小說，小說將文明底下的暴力與野蠻呈現的淋漓盡致，甚至入骨到令人作嘔的程度。小說出現許多關於吃人、性慾、殺戮等與原始衝動相關的描述，但為何韓松書寫如此令人不安、不解的作品？其次，韓松作品向來以隱晦、曖昧、荒誕著稱，我們該如何詮釋這種文學表現形式？本論文認為這些問題的答案應該與他對現代性的看法有關。本文認為，透過原始暴力、野蠻、與原始慾望，韓松表達出他對當代中國現代性以及科技烏托邦的質疑與批判，這一點是他與其他當代科幻作家（例如劉慈欣）最大的不同，也是最獨特的地方。本文主要包括兩個理論框架，第一是法蘭克福學派霍克海姆與阿多諾對啟蒙如何退化成神話的理論；第二是班雅民的現代性理論。透過這兩種相關的理論，我們更能理解韓松作品中的野蠻、廢墟、暴力如何表現出他對現代性以及烏托邦的批判，《紅色海洋》即是韓松歷史退化論以及反科技進步論的反烏托邦代表之作。

陳楸帆科幻小說中「受苦的賽博格」與中國的「後－後人類時代」

楊乃女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副教授

尚呂克．儂曦（Jean-Luc Nancy）曾經在《肉身》一書中書寫個人寫實版的賽博格經驗。儂曦所經歷的心臟移植手術使他被迫成為「受苦的賽博格」（a suffering cyborg），別人心臟這個異物「入侵」他身體的過程開啟了一段充滿挫折、折磨與痛苦的歷程，而且他必須不斷地與死亡對話。儂曦的身體經驗開啟了另一種探討後人類的面向，流變為賽博格（becoming-cyborgs）讓身體成為各種力量或角力、或融合、或互相排斥的場域。中國科幻作家陳楸帆的科幻小說總體而言即是以「受苦的賽博格」作為其想像的中心，《荒潮》中的小米戴上了神祕頭盔之後，在瀕死之際，能夠操縱機器人，變成「小米－機器人」；《深瞳》中因基因變異而多了一隻眼睛的身體具有特異功能，且能夠觸發世界的改變／毀滅；《未來病史》及《後人類時代》[1]個短篇故事幾乎都是科技介入人的身體所產生之扭曲欲望、「超人」身體、病態身體與美學等，人類因高科技的發展而經歷種種人機接合產生的歡愉與痛苦。陳楸帆關注的是人與科技之間形成各種衝突力量角力的場域，某種程度上，他的作品是中國版的「黑鏡」（Black Mirror）。然而，比較精確地來說，他的作品是對中國現代化的回應，當大部分中國科幻作家藉著這個文類想打造一個強大的中國夢，陳楸帆的科幻作品以「受苦的賽博格」更深刻的思考科技在中國複雜、曲折的面相。如同王德威在《如何現代，怎樣文學》中所提及，西方現代化的衝擊並非「『開啟』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而是使其間轉折，更為複雜，並因此展開跨文化、跨語系的對話過程」（26），陳楸帆的作品即是讓中國科幻這個文類脫離扁平的中國夢主題，不僅僅是進入現代化的討論，而是進入更具當代時代意義的討論，他的作品呈現了「後－後人類時代」，也就是從死亡的角度看待科技與人的關係。

關鍵詞：受苦的賽博格、後人類、身體、科技、後－後人類時代

[1] 這兩本短篇故事集蒐集的故事大致上相同。

與「廢物」共生：陳楸帆《荒潮》的科技狂想與生態災難

林介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生

鑒於我們處於科技快速發展的世代，除了享受科技帶來的便利與進步，其所引發的負面影響卻已嚴重危害到地球的環境，造成眾多難以修復的後果。這雖然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論調，但我想從這個論點出發，探討人類如何在看似艱困、走向浩劫的處境中，找尋另一種與「廢物」共生的可能。此處所說的「廢物」，指涉的是電子垃圾、塑料、重金屬等難以回收，且會造成環境極度負擔的「物質」，以及生活在這些物質周圍，而被社會排斥、邊緣化的「人類」──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廢棄。

本文以陳楸帆（1981-）的長篇小說《荒潮》（2013）為對象，討論被視為廢物的有害物質，事實上是由人類自身所創造而來，卻又以循環的方式重新入侵、擴散至人體內部，促使人類被迫與之產生連結與延續，創造出嶄新的共生關係。我想強調的是，這些遺留且多餘的「廢物」，並非再也興起不了任何作用，也並非是最終形式的呈現，而可能與人類重新建構起新的關係，以另一種方式再度活躍於世。在小說中，原本處於邊緣、受到排斥的低階人類，將自己的廢物「身分」與廢棄「物質」結合共存。這些廢棄物質中內含汙染因子、有害病毒遂成為低階人類用以反撲劣勢的武器。廢人與廢物結合而成的新型關係，除了用以抵抗與破壞原本佔據中心的權力結構，並反思科技過剩的後果之外，更能重新建構未來世界中嶄新的「人」「物」關係與相處模式。

「我是人！」：從早期恐怖片《夜半歌聲》看中國現代性裡的後人類想像

李馥名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

論及二十世紀初現代中國的未來想像，我們很容易聯想到科技、全球化，甚至太空旅遊或外星殖民，而這些想像的背後往往是中國國族現代化的隱憂，一個如何重新定義、優化「中國人」的問題，而所謂的「人」幾乎可以說是人種的代名詞。然而中國現代性的弔詭正在於面對了一個又愛又恨的過去，既懷疑傳統，又不得不繼往開來。我們要如何將這樣的矛盾心態納入現代中國的「後人類」想像呢？而除了「種族」，現代中國人還用什麼語碼去鋪展一個超越的「人類」？本文以1937年的有聲片《夜半歌聲》為主軸，論述中國早期恐怖片如何利用新興有聲片的特質，以恐懼情緒鋪演出人與後人類的連結想像。如果「後人類」在當代學界論述裏強調的是人類以外的可能，《夜半歌聲》便是藉由否定這個可能以刺激觀眾的超人類假想。根據1925年美國無聲片《歌劇魅影》所改編，《夜半歌聲》將原著中的魅影轉變成為舊地主階級所迫害的革命志士歌劇家，為化學藥劑所毀容而自絕於世，唯獨靠悠揚的歌聲撫慰憂傷成癡的情人。片中怪人之所以超越正在於他既先進（身為革命志士）又落後（隱身於破歌劇院的幽靈），就「人」的概念而言既肯定又否定，而他所提示觀眾的正是綜合兩者的可能，即他在片中以鬼怪之形一再重申的「不要害怕，我是人！」。這個「可能」在片中最終因群眾的盲目恐懼而自絕滅亡，他的滅亡卻一方面揭示了時人對「後人類」的恐懼，更說明了超越人類的關鍵就在於戰勝恐懼本身，即使恐懼造就了人與後人類最初最原始的連結。不聚焦於光輝先進的未來藍圖，中國早期恐怖片反其道而行，利用新興電影技術將無形之聲由夢魘化為真實，以鬼魅怪物展演「後人類」的寫實樣貌，讓我們有機會解析一個另類的現代中國想像。

後人類情境中的失城香港：科幻小說集《暗流體》的現實創傷與未來考古

賴佩暄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候博士後

香港因其半殖民地的歷史與九七回歸的「大限」，被形容為「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九七關鍵時刻的倒數計時，帶來的是惘惘的威脅與不可測的未來，也影響了香港文學的書寫。西西的《我城》（1979）挑明原來我們是「只有城籍沒有國籍的人」，反映出七○年代以來新一代本土香港人的香港意識；八十年代因香港主權問題浮上檯面，我城的未來不知何去何從，《浮城誌異》（1982）裡漂浮在半空中的城市，也成為香港處境的隱喻。黃碧雲的〈失城〉（1994）則投射出九十年代隨著回歸大限的愈加逼近而產生的焦慮與危機感。從「我城」、「浮城」到「失城」，即可看出香港意識發展的脈絡，尤其是「失城」之感，在九七之後成為具本土意識的港人愈加深切的創傷性體驗，並在雨傘運動之後，也對香港的科幻寫作產生影響。

科幻小說集《暗流體》（2017）的誕生，即是受雨傘運動所啟發，有意識地以科幻為方法，思考香港未來命運的文本。這一科幻實驗創作計畫是2015年由香港藝術家徐世琪所發起，邀請了一群本地藝文工作者，各自以科幻小說或圖像，預先演練香港的複數未來，作為一種「抵抗」的練習。七個實驗（故事），不同的變數，卻一同營造出幽暗的未來香港：大數據的監控、疫症的爆發、秩序的崩毀、恐懼的蔓延、後人類（人機複合體、再生人）的誕生……，社會危機與人的精神危機並存，也反映出港人面對「失城」的焦慮、困境與雨傘運動中的創傷。

本文即欲以《暗流體》為研究對象，借助後人類相關理論與詹明信《科幻考古學》的觀點，討論小說如何在後人類的情境中，站在未來的角度對已然失去的香港進行一種城市考古學，由此折射出人與城市的關係、科幻寫作與現實的關係、文學與社會運動的關係，以及香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關係。

流動與變異：論後冷戰時期華文小說中「流變為魚」的想像

黃國華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本文試圖描繪冷戰結束後華文小說世界裡「流變為魚」（becoming-fish）的敘事版圖，思考近三十年來香港、台灣、馬來西亞和中國大陸的華人作家們，何以不約而同地藉由一場化身為魚的哀傷幻想，開展出中國與民國、漂泊（drifting）與離散（diaspora）、人類與後人類等問題的思辨。

當我們將各地出現「流變為魚」的華文小說並置一起，可觀察到三個現象。首先，政經發展互為鏡面的香港和台灣，其島和半島上的作家們，如王良和、謝曉虹、陳果、郝譽翔、李維菁和夏曼•藍波安，在敘事作品中透過人體和魚體的來回切換，共同應對身體「異化」（特別是女作家）或身份「同化」（邊緣的達悟人和香港人）的困境。其次，東南亞兩位跨域書寫的小說家黃錦樹（從馬來半島北上台灣島）和隨庭（從中國大陸南下新加坡島），則分別在《魚》和《孕魚》中模糊人與魚的界限，借助各式「魚力」——逃遁力、原始慾力和短暫記憶力，引出華人飄泊的潮濕回憶，還有一直處在悲傷的存活狀態，重塑半島故鄉和島國異鄉的身體感。最後，我們看到正在崛起的大陸，其變形為魚的小說想像，如科幻作家王晉康《海豚人》和西藏阿來〈魚〉，不似島與半島的作家們強調人和魚的親密性，反而彰顯人和魚的物種差距以及「魚禁忌」，呈現「後人類」的未來景觀和「大躍進」的歷史創傷，檢討現時中國的巨變與霸權。

本文將進一步探析上述三個現象，嘗試回答：各自變形有著怎樣的動向、目的和效果？何以在這近三十年內大量變形（尤其是21世紀初）？其變形是否必須是魚？島、半島和大陸的華人作家，如何因地理、文化、性別、移動經驗和意識形態的差異，而導致「同一流變，各自表述」？彼此的流變，又形成怎樣的敘事張力？本文想強調的是，魚的變身，是一種啟示和書寫動能。作家們狂想人進化或退化為魚，讓各地華人有機會打開一次身體感和身份認同的「流動」思辨——「華/夷」、「人/獸」之辨（變），「中心/邊緣」之拉鋸，並且是呼應著冷戰後華人世界劇烈變動、相互牽扯、緊張曖昧的政經局勢——資本主義全球化、中國崛起和台港本土化風潮興起。

歧異／奇譯：澎湖蔡廷蘭之外國漂流跨域微觀

林嘉鴻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身心健康中心主任

在海難漂流外國文學之中，澎湖進士蔡廷蘭《海南雜著》跨域行腳觀察，這類著作在當時是很罕見的 (因船難流浪異國者不在少數，但能同時具有書寫能力及寫作意願的則是鮮少)，在這意外旅外與返鄉的途中難得地留下船難及異國風土文化的旅行敘事。1835年海難漂流到異國之後，蔡廷蘭婉拒越南當時禮遇的船隻遣返方式，選擇用陸路行走的方式回鄉。一路上蔡廷蘭觀察了越南的文化節慶民情服飾官司爭論異俗等等。這部《海南雜著》1837年出版後，於1877年被譯為俄文、1878年則為法文，在當時如此速度(從異國閱讀到正式翻譯出版)已是極快，足見其倍受重視的程度(法國於1882年攻打越南，令人聯想其中與1878年法文版《海南雜著》的關係)。反觀清廷政府，當時並無記錄顯示官方重視這部著作。這一人的行走與觀察，對於兩個國家文化之間的微細敘事再現，自返回澎湖途中遭遇船難而漂流外國越南，再從異界陸路返回故土，在這個逐步移動之中，除了解譯語言文字也轉譯文化異見，雖然相關研究大多主張蔡廷蘭是從天朝上國意識來書寫異國，但若從較細部來看，《海南雜著》第一版之中有蠻「夷」字眼的出現與使用，但是在第二版時便已移除，在這個細微之處，鮮少有人提及，雖然看似瑣微，卻有可能暗示某種意識考量的潛移。在這篇文章之中，筆者將關注在這個細微版本與字裡行間所涵蘊之清朝海難漂流者的眼界角度，在當時國際之間少有的行腳旅行、在生命威脅之後的倖存觀察、不同世界的碰撞是如何反應和轉譯這其中的歧異。

關鍵字：海難、外國異聞、蔡廷蘭、《海南雜著》、越南、澎湖、旅行、文化翻譯、漂流

微整形的殘酷樂觀：李維菁的少女學小說

周寅彰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微整形」從2005年開始在台灣風靡，醫美診所紛紛推出不用動刀、恢復期短的整形技術。2010年「美魔女」封號從日本傳入台灣，意旨35歲以上、駐顏有術的女性。本文主張微整形雖然提供女性「悅己者容」的樂觀想像，卻掩蓋女性遭焦慮折磨、受凝視宰制的殘酷過程。情感研究學者Lauren Berlant的殘酷樂觀提醒我，女性苦苦追求的美女皇冠，並未獲得幸福快樂的承諾。本文以少女學專家李維菁（1969－2018）的小說《人魚紀》（2019）為例，探討少女們如何把身體當作和新自由主義社會討價還價的籌碼。微整形的能動性，正好用來討論傅柯治理的技術（governmentality）：將主體的能動性引介為一種反抗治理的手段。女性努力雕塑體態、累積文化品味，並不為了在國際舞台與男性競逐，正好相反，是讓男性倍感威脅、恐懼。《人魚紀》的其他角色指責女主角學跳舞，不但浪費錢而且浪費青春。女主角學跳舞，一方面避開資本社會對「女大當嫁」的期待，另一方面讓男性感到自卑。男性角色可以為了跳舞比賽勉強跟不喜歡的女性配對，但女主角舞技精湛卻寧缺勿濫，堅持要找個夠好的男舞伴才肯罷休。女主角磨練舞技並不為了找個男舞伴得以安身立命，而是能在男性主導的跳舞比賽中與男性平起平坐。如同Berlant雖然批判新自由主義對人們造成壓迫，同時也肯定人們在夾縫中求存的能動價值。

為了方便說明，本文分三個層次探討微整形的殘酷樂觀，分別是階級、情感（affect）與性別。首先，階級部分，我受到後現代學者包曼啟發。我發現新自由主義所宣稱的「沒有醜女人只有懶女人」：一方面強調個體的能動性，鼓勵個體追求美貌；另一方面趁機把結構性的剝削、迫害，歸咎於個體的不努力。女性不美，並非偷懶不積極，而是受到男人、家庭、社會規範的凝視與測量。其次，我受到情感研究學者Berlant影響，重視身體的能動價值：身體既被動受情感影響，也主動產生情感。中年女性雖然受到更年期的焦慮而感覺沮喪，也能轉化焦慮作為自我治理的抵抗動能。最後，性別部份，我受到後殖民學者法農啟發。我借用他分析黑人遭遇時使用的「種族化的罪惡感分配」概念，說明微整形對女性的「性別化的罪咎感分配」情形。男性中年發福可以置身事外，女性中年發福卻要背負偷懶的罪名。透過李維菁小說的少女學，我發現人們對於微整形的樂觀想像，其實殘酷地剝削女性的剩餘價值。

關鍵字：美魔女、李維菁、少女學、殘酷樂觀、情感

後人類憂鬱──洪茲盈《墟行者》

鍾昀珊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過往學界認為憂鬱只是消極的負面情緒，無助於弱勢者起身改變困境。我受海澀愛（Heather Love）《感覺倒退》（Feeling Backward）啟發，肯定憂鬱其實可以產生改善困境的行動力。本文主張後人類研究不能只讚揚樂觀的正面情感，抹煞憂鬱焦慮等負面情感。本文以再現多種障礙者的科幻小說，洪茲盈（1979－）《墟行者》（2018）為例：後人類時代未必只有健全的樂觀英雄能生存，憂鬱者也能開創另類的未來。本文主要從三種方向探討後人類的憂鬱：第一，我重視主體因科技，失去實體情感連結的憂鬱。第二，我要探討，虛擬意識交流的隨機性造成的憂鬱。第三，我發現後人類研究強調分散式認知（distributed cognition），假設訊息能分裝到不同載體，卻很少提到其中的情感（affect）如何運作。我將意識離開原來身體的虛無感，視作造成憂鬱的分離焦慮（separation anxiety），重構後人類的情感狀態。

關鍵詞：科幻、後人類、情感、身心障礙、憂鬱、《墟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