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次 1

仿生人和電子羊教我的一課：菲利普．狄克《銀翼殺手》中的物人關係

姜翠芬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教授

每一次工業革命後，人就因科技變革要調適重整。而每一次工業革命距離上一次的時間卻又越來越來短。第四次工業革命後，VUCA效應都還沒底定，似乎下一次（更迅猛）的工業革命就即將來臨。科技帶給人類的衝擊使我們對自己、對別人、對周遭生活環境、對科技創造出來的新物種的關係都有革命性的撼動，甚至可說是摧毀和再重塑。早在1968年美國科幻小說家菲利普．狄克(Philip Dick)在他的小說《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或譯《銀翼殺手》）中就預先看見了這個人類工業變革和科技發展給自己帶來的畫時代挑戰。2021年末日大戰後美國舊金山警局雇用的賞金獵人瑞克奉命追緝六名自火星逃至地球的仿生人。他打算用這筆賞金去買一頭真的羊，以取代他的電子羊寵物。就在一日內緊張危險的追殺過程中，他開始對仿生人和真人的差異起懷疑。最後，他雖然將六個仿生人都除役，他自己似乎也將老我除役；在小說結束時，瑞克對真實與虛幻、人的定義和價值、仿生人的存在與尊嚴、電子寵物的價值與意義都有徹底的改變；他跟自己、妻子、仿生人、電子羊、真羊的關係也都改變。本篇論文將援用後人類理論視野來探討《銀翼殺手》中狄克如何透過顛覆真實與虛幻、真人與仿生人、真寵物與電子寵物二元對立論證來重新詮釋人的知識體系重生和物我關係新意。

關鍵字：《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銀翼殺手》、知識體系重生、物我關係

《愛、死亡、機械人》：科技泛靈與機械之心

陳建龍

世新大學英語系助理教授

2019 年三月，Netflix 發佈迷你影集《愛、死亡、機械人》（Love, Death + Robots），以十八集各自獨立，每集不同導演執導、創作團隊跨國、為時 20 分鐘以下的形式推出。對人、機械、機械人的界定，提出種種的假設、反思，也投射出許多的 反諷與恐懼。

《愛、死亡、機械人》的影視文本中，呈現了：混合實境（MR）戰鬥與實境倒錯，探討戰鬥者與戰鬥獸之間流動的施控／受控關係（Sonnie’s Edge）；虛擬（VR）性愛與安樂獵殺，探討愉悅如何重新定義死亡（Beyond the Aquila Rift）； 蒸氣龐克（steampunk）與人狐情愫，探討有機與無機、人與非人的疆界模糊契機（Good Hunting）；有意識之施為者（agent）與無意識之施為力（agency）， 如何在戰士與戰機之間建構出跨越人本與物質中心的紐帶（Lucky 13）；人體植入機械與機械植入人性，當二者已糾葛難分，探討最後的本心為何？（Zima Blue）； 燃燒的鬥志與不死之身，當意識可不斷複製，搏命的意志是否只能淪為玩笑（Blindspot）？

本文的主旨，便是將上述文本的各種探討，在去人中心的當代，以科技泛靈（Techno Animism）與機械之心（石黑浩提出的 kokoro）的角度加以爬梳詮釋。尋求三項探索的解答：1. 人與物一體、虛與實不分，愉悅與情愛如何定義？2. 去人中心，兼容器械，人械互動，是否該適可而止？3. 齊物而忘情，視器械為伴侶，是否又回到原本人本主觀一廂情願的視角？上述種種人與物的關係、人與器械的關係，以及藉由器械建構的人與人的關係，早已在我們的世界中發生，也一再歷經不斷的演化。人工智能，甚囂塵上；而人械規範、人械道德、人械倫理， 也成為當前不可漠視的議題，逐漸成為影視文本，喚醒觀影與學術重視。

關鍵字：《愛、死亡、機械人》、科技泛靈、機械之心、機器人學（robotics）、石黑浩（Ishiguro Hiroshi）、A.I.

同理心的缺陷：《科學怪人》情動聯結間的微關係

蘇俞文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文學組博士生

有感於當今世界愈來愈強調人與人、國與國間需要以同理心做為互動的基礎，因此以同理心為主軸，我認為瑪麗雪萊在《科學怪人》中間插入怪人的視角，喚起讀者強烈的同理心後，卻讓怪人成為一連續殺人犯，敘事角度也未曾再回到怪人身上，削弱讀者的同理心。怪人無法被人類社會接納，因為他本屬於擾亂人類社會秩序的他者。雪萊將兩股力量的相爭形象化：怪人所代表的浪漫主義時期的熱情與混亂的力量，與維多代表的維多莉亞時期的道德與秩序。而書的末了其淒涼的結局呈現雪萊對於同理心的功能是悲觀的。此不信任感顯示雪萊對於自己所屬的、以激情與想像力為基調的浪漫時期的質疑：同理心不是解決問題的最終答案，因為同理心，如同熱情一樣，是浮動的;有高度同理心的怪人，正是因為他的同理心而感動人，但也因得不著人的同理心而成為殺人魔。

關於人類本性此議題一直是存在於維多莉亞社會中爭論，不同於達爾文所提出的「同理心是人類的內在天性」，而性情與道德是美好天性的外顯，雪萊認為在《科學怪人》中呈現人的本性是一張白紙，因此怪人性情上的墮落似乎不全是是他自己的責任。到底該不該同理既是書中反派但同時又相對在種族上弱勢的怪人，又該同理到什麼程度？又如何在公義與憐憫間達到平衡？在當今關於種族移民、性別、與階級的議題上，常強調對需對他者保有同理心，但同理心極有可能造成只關注與偏袒自己所認為的弱勢群體，而造成在彼此高舉公義旗幟下，形成更深的非我族類間的相互鬥爭（tribalism) 。早在帝國主義開始擴張的十八世紀中後，亞當史密斯與大衛休姆兩位重要的道德哲學家已探討同理心的局限性。但同理心似乎是不夠的：繼承十八世紀道德哲學家思維的雪萊，對於道德觀的重視似乎更甚於倚重以想像力為基礎的同理心。

關鍵字：同理心、《科學怪人》、道德、主體

我們與神的距離：邱常婷《新神》中的微神／人

曾瑞華

國立臺東大學英美系副教授

在邱常婷的《新神》中，時而隱現於芒草、煙霧與炮竹聲光之間的眾神並非高高在上全知全能的存有，而是碌碌兜轉於市井小民日常世俗中受苦受難的微神；其與社會底層滿受創傷的卑微小民之間，除了相互牽引、相互成就的依附關係，並無壁壘分明的界線。隨著小說中流離於社會與自然邊緣一些悲苦人物近似裸命的卑微存在，與其在傷痛中透過更多肉體摧殘與殺戮追求精神狂喜所幻化出的崇高與純潔聖境，邱常婷透過皮開肉綻的文字敘述呈現了千萬傷疤造就的文學之美。

從Karen Barad的《退一步理解宇宙：量子力學與物質和意義的糾纏》來看，萬事萬物與意義的形成本就是不斷去形體、再交織與再演化結果，應用於邱常婷的《新神》，傷痛與狂喜、殺戮與重生、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神自然也是量子化、微分化、或甚至數位化，進而相互化育、相互成就、相互連動的結果，本質上並無差別，從網路連動的角度來看，更無實質的對立存在。

以邱常婷的《新神》為討論文本，以Barad的《退一步理解宇宙》為理論基礎，本文將解讀邱常婷這部以台東為背景、以人神相互流動為主要關懷所創造的小說。此外，本文也將透過「去形體」概念中「非」的元素進一步演繹「微」與「關係」的重要性，藉以探討我們與神的距離如何存在於微人與微神的微關係之間。

關鍵字：非人、神、微、關係、《新神》、《退一步理解宇宙》、裸命

非人即人/人即非人：論伊恩．麥克伊旺《像我的機器》中的人與仿生人

張懿仁

佛光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一個艾倫．圖靈還活著，並依據他對人工智慧的研究製造了25個的仿生人的八零年代的倫敦會是個甚麼模樣？伊恩．麥克伊旺在《像我的機器》一書中細膩的描繪了另一個時空下的倫敦，人與仿生人之間不僅是此消彼長的競逐更是相依相存的羈絆關係。在科幻小說脈絡下的，人對於仿生人的存在所產生的　　焦慮與敵意，在《像我的機器》中依然可見。如小說透過書中一名仿生人的願景希冀人與仿生人的結合（marriage of men and women to machines）將能消解人的各種溝通失能—不論是在認知上的、自我覺知上的、殘忍、貪婪與愚蠢背後隱含的欺瞞，以心靈相通（community of minds）取而代之心靈隱私的終結（the end of mental privacy），而這不僅對應了八零年代的英國所面對的來自歐洲各國的移民問題造成的本國勞工失業以及在住屋、教育與醫療福利的所面臨的危機，同時亦諷刺地對當前備受爭議的演算法以及數位資訊中隱私權的侵犯提出了質問。除此之外，伊恩·麥克伊旺更巧妙地利用三個故事軸線（仿生人自主意識、性暴力與正義、失能家庭下的棄兒與領養）將這層人與仿生人共生共存的焦慮與敵意透過不斷地模糊、滑動、微分甚至衝撞律法定義下的人與非人之間的關聯切入更高層次的倫理議題：自主終結生命是否為罪？存活在阿岡本所說的無生命意識的身體（comatose body）是否為死亡？而裸命（bare life）是否為人與仿生人秘密連結？若是，我們如何思考仿生人透過自主竄改程式造成如同加速的阿茲海默症（accelerated form of Alzheimer’s）或失智症已達成其意識死亡？若腦死即死亡，我們如何思考眾多滑落在此定義之外的生命樣貌？何謂主體？「愛」是否能定義主體的成立？若是，又該如何思考「愛」上人的仿生人的主體性？仿生人之於人到底是人的財產、創生物還是手足夥伴？人是否有權終結、剝奪仿生人的意識存在／生命？我們又該如何思考小說透過圖靈對摧毀仿生人的主角提出的倫理責難：「我希望有一天你對亞當所做的會構成重罪．．．你毀掉的是一個生命．．．這是一個意識的存在，而你卻盡其所能將其徹底殲滅」（329-330）？而我們是否已具備這思考的可能？這樣的省思下，我們所召喚出的又是甚麼樣的人／非人的巨變與微關？

關鍵字：仿生人、人、非人、死亡、《像我的機器》、微、關、裸命

微關╱觀人與自然非人：吳明益的《苦雨之地》

楊志偉

國立臺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本文企圖探討台灣作家吳明益於小說《苦雨之地》中，所呈現的人與自然非人之間的微關係：一種自然非人能夠裨益人類，但卻非屈從於人類或僅為服務人類而存在、亦不與人類處在對立狀態的關係。吳明益曾在《苦雨》的後記中說到，「苦雨」一詞雖然譯自英文的little rain，但實際上「苦雨」之「苦」，「可以因為雨少，也可以因為雨多」（248）。縱使此處「苦」的雙重意義，標記著不同情況所造成的負面效應，但該字的歧異與反差特性仍可用於重新理解「微」一字：「微」所表示的，不再只是「缺乏」或「微少」，而是指向某種具有補強、修正或是療癒效果的關係；而如此「微」關係也正是小說《苦雨》中，所描繪自然非人（含森林、雲豹、海洋等）的視角與生命樣態，如何能帶給人類寶貴的存在啟示與生命動能。

更重要的是，《苦雨》之中所勾勒的自然非人，並非僅是為了人類而存在。事實上，《苦雨》所呈現的人與非人之間的微關係，也正相對於某種「宏大關係」，也就是相對於某種兩者截然二分、一者必然屈從於另一者的關係。誠然如吳明益所言，《苦雨》是部自然書寫（246）；但其中所書寫的自然，並不僅作為人類挪用與剝削的客體，也不單純只是超越人類理解、想像或存在尺度的雄渾（sublime）或超大客體（hyperobject），而是可以影響、滲透甚至改造至人類存有，打開人類視野的侷限，療癒人類存在傷痕的生命模式。換句話說，《苦雨》不僅是自然書寫，亦是關於人類、關於人類與自然非人之間生命糾纏的微關係，或是關於如何以微關╱觀而非宏關╱觀視角來重新理解人類、理解人類與自然非人互動的作品。如果說《苦雨》的六篇短篇故事，載滿了傷痕累累的裸命人類，那本文的目的，即在於探究小說文本所呈現的微關係，以「微」的多重意義作為切入點，觀察人與非人之間的關係，分析人類如何得以裨益於與非人的遭遇。

關鍵字：微、關係、吳明益、《苦雨之地》、人、非人、裸命

歷史震盪與記憶政治：論外省籍作家自傳中的「一九四九」書寫

楊佳嫻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一九四九」在台灣、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歷史與社會書寫中，往往被標誌為巨型國族歷史（gigantic history of the nation）的關鍵時刻。對於台灣史觀來說，這個時刻牽涉1945年以來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的「再殖民」的深化；對於中華民國史觀來說，這個時刻意味著國民政府遷台、百萬以上外省移民渡海來台而劇烈改變了台灣社會，但也因此促使台灣文化更為豐富多樣，並使得中華民國得以續脈；對於中共史觀來說，這個時刻則是「解放戰爭」的勝利，一個新的中國因此誕生。

至今距離「一九四九」已七十年，理當紀錄與反思。近年來在文化、學術的層面上確實有所反響。例如林桶法《1949大撤退》（2009）、張典婉《太平輪一九四九》（2009）、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2015）、楊儒賓《1949禮讚》（2015）等，以及國立台灣文學館舉辦的「逆旅•一九四九」展、楊儒賓以個人豐富文史收藏而舉辦的「回到一九四九──中華民國渡海七十周年紀念文物展」，均從不同題材、不同視角省察「一九四九」對於台灣或兩岸歷史的文化意義。

在前述基礎上，本文期望深入個人傳記文本，探討個人如何記憶、書寫「一九四九」，並著重探討個人與歷史、性別與家國等面向。因此，將以幾位二戰後渡海來台的外省籍作家自傳為研究範圍，包括羅蘭（1919-2015）自傳「歲月沉沙三部曲」（主要是第二部《蒼茫雲海》，記述抗戰期間到抵台之後）、柏楊（1920-2008）自傳《柏楊回憶錄》，齊邦媛（1924-）自傳《巨流河》、聶華苓《三輩子》與王鼎鈞「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主要是後兩部《關山奪路》、《文學江湖》，記述抗戰期間到抵台之後）為研究範圍。這幾位作家出生年分布於1919-1925年之間，年歲相對靠近，都是五四運動之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且雖然來台經過與原因並不相同，但都是在1947-1949年之間來台；更重要的是，他們來台前僅為中學或大學畢業，寫作可能在校園內或報刊上小試過身手，來台以後才真正開展文學相關事業。在家國遭際與個人寫作事業上，「一九四九」都是他們生命中難以抹滅的時刻，這一點也在自傳中充分表現。

　　歷來的女性自傳研究中均指出，過去女性較難在歷史大事中擁有發言權，她們的自傳中往往更留心呈現個人童年、情感、家庭方面的瑣細遭遇，也更傾向於打破線性敘事、忠實於內在感受。不過，本研究所聚焦的幾位外省女性作家，由於近現代中國的特殊狀態，往往是將個人遭際和國族歷史揉合來呈現，也頗為自覺到自身在變動中的社會的位置與軌跡。至於男性作家，則因為社會的性別分工與自我期待，以及其自身的階級位置與資源有限，經歷過更為曲折激烈的流亡過程，這一點也在自傳中充分展現。這樣的語境與自覺，會讓這幾部作家自傳怎樣在個人生命流變中形塑「一九四九」的樣貌？當中又透射出怎樣的性別意涵？是為本研究關注之處。

關鍵詞：一九四九，自傳書寫，羅蘭，柏楊，齊邦媛，聶華苓、王鼎鈞

妖怪身體如何作為歷史記憶的裝置

陳國偉

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崛起於2010年代的年輕世代書寫者，對於歷史記憶的書寫型態，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考進路。大眾文學類型成為新的敘事容器，乘載了新的歷史意識與書寫意圖。其中以「城市還魂」為訴求的團體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在瀟湘神的領軍下，創作了一系列以書中角色新日嵯峨子掛名的妖怪推理作品《臺北城裡妖魔跋扈》（2015）、《帝國大學赤雨騷亂》（2016）與《金魅殺人魔術》（2018）。在這個講述日本因為沒有參加二戰、台灣至1950年仍是殖民地，卻因為統治需求而派遣日本妖怪移居台灣，引發總督府、台灣神明界、宗教界之間權力角力的另類殖民史寓言中，妖怪身體成為通往歷史記憶的重要取徑。

在前兩部完全以日本妖怪為主的作品中，妖怪身體所連結的是殖民帝國的「喻體」，演繹了日本在二戰前後對於國體的執迷與野望，更充滿了建立文化血緣源頭的欲求。但到了《金魅殺人魔術》，小說回到日本殖民初始，現代性尚未覆蓋台灣的時刻，藉由作品中日本妖怪在台灣的生成裝置，「灣生」妖怪透過自身血緣的駁雜與混成，將原本充滿文化中國符號（漢字性）的妖怪神異世界，轉化為具有「超克」可能的台灣新主體。而正如Judith Halberstam 在Skin Shows: Gothic Horror and the Technology of Monsters所指出的，怪物（妖怪）作為一種「意義機器（meaning machine），他們可以再現性別、種族、國家認同、階級與性向於同一個身體中」，並且隱喻著現代主體性。因此本論文將通過展演這三部作品上述的問題性，來探討怪物身體如何作為歷史記憶的裝置，並回應了民族國家地緣政治與內部種族的權力圖景，進而提供台灣近代殖民╱後殖民史、以及主體性的辯證新可能。

關鍵詞：歷史記憶、妖怪、怪物、身體、民俗、推理

一種基於物而產生的時代敘事：記憶外部化與歷史書寫

金儒農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一直以來，關於「歷史」的書寫，多半不脫「名人」與「大事」，也就是傳統史書的「編年」、「紀傳」、「紀事本末體」三種體裁，彷彿我們對於歷史的想像只能建構在人或事之上，而且不只是官修史書，就連小說也幾乎不脫離這兩個範疇。

然而，隨著台灣的主體認同逐漸建立，我們開始有意識地去重構日治時期的歷史現場，而除去前述的傳統歷史書寫外，也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基於物而產生的時代敘事，它們與真實人物未必相涉，事件也可能是被放在背景所理解，創作者真正在意的，彷彿是一連串的關於物的清單，這包括了陳柔縉一系列以追溯日治時期商品的知識型書寫，或是楊双子建構在生活細節（特別是食物）的虛構性歷史小說。

我將針對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與楊双子《花開時節》、《華麗島漫遊錄》予以討論，以理解近來以重建物質基礎為前提的日治時期記憶回溯風潮，同時，我也試圖要將「現在物」與「歷史物」並置，分析我們如何靠著這種物質的共性來建立一個外部性的記憶途徑，儘管強調其「外於」我們自身，但卻反而奇特的勾連出了一個更為強烈的連結性。或許這也可以解放我們對於「歷史小說」的想像，甚至是我們對於「歷史」的想像。

關鍵字：歷史書寫、歷史小說、記憶、物質性、外部記憶

英譯台灣／中國文學的交混──論其在《哥倫比亞現代中文文學選集》裡的微關係

劉素勳

國立金門大學應用英語系副教授

由劉紹銘(Lau, Joseph S. M)與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合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哥倫比亞現代中文文學選集》初版於1995年, 後於2007年修訂改版，為一包含了詩、散文與小說的英譯現代中文文學鉅著；此一選集隱約有文學史的性質，亦反映出選輯編者的文學史觀。選集分別以1918年、1949年(大陸淪陷)與1976年(毛澤東去世)為界，分成三個時期，交混收錄了中港台（含原住民）三地作家的作品──雖然，黃金盛(2015) 指出此一分期方式對1949年後的大陸文學或許有意義，卻不適用於港台的文學發展進程。選集將中/港/台文學交混並置，顯得有些扞挌。如港台文學已進入都巿文學階段，大陸仍多為鄉土寫實、抗議（傷痕）文學的書寫。然而，由另一個角度來看，此一交混並置或許有其深意，如同樣是寫女性的覺醒，大陸作家華彤的〈延安的種子〉與李昂〈有曲線的娃娃〉並置，前者寫少女覺醒其命運為承續延安精神，在山村裡無私無我地與農民一起勞作，後者則是女性身體覺醒的私我寫作；又如選集裡分別收納了黄春明的〈魚〉，與大陸作家阿來的〈魚〉──諸多類此的參照對比，構成了值得深入探討的微關係。另一方面，參照構成此一選集的歷史脈絡，有關文學史的傳承，Chinese／Taiwanese Literature的討論(如60年代編選的首部英譯台灣短篇小說選輯名為：New Chinese Stories: Twelve Short Stories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正統／邊緣的複雜糾葛（包含原住民的多重邊緣化），亦為此一論文探討的重點。還有，這些交混的英譯作品是否反映出中／台用語的差異（如台語、原住民語），亦值得檢視。

關鍵詞：《哥倫比亞現代中文文學選集》、英譯台灣文學、台灣／中國文學、微關係

牽連的主體:試析《單車失竊記》中的感性體制與微關係想像

邵毓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副教授

當代美國研究猶太集中營浩劫的代表學者羅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 ），在2019年出版的《牽連的主體：超越受難者與加害者》（The Implicated Subject: Beyond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一書中，提出「牽連的主體」這個概念，他企圖建立一種新的政治思考框架，希望能夠將歷史的、結構性的、跨越各式身分界線的、與主體等的不同層次，帶入當代所必須持續面對與處理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場域中各式不平等的問題。羅斯伯格認為，在面對歷史與當代複雜權力關係之下所衍生的各種問題，我們需要一個更為細緻的概念與框架，能夠讓我們處理主體在許多政治議題上所具有的複雜面向與意義，如李維（Primo Levi）所提出的「灰色地帶」（The gray zone）所嘗試揭示的道德難題，簡化的二元對立概念（如受難者與加害者），無法讓我們爬梳在權力結構下主體所可能牽涉的複雜與曖昧的道德位置。羅斯伯格指出，我們必須設法釋出「複雜與曖昧」（implication）所蘊含的政治與倫理啟示，才有可能在政治的場域上打開新的倫理想像與視野，突破受限於簡化的身份政治或過度道德化而無法擴展的共群概念，促成各種新的政治連結與實踐集體責任的可能性。在這篇論文中，我企圖借助「牽連的主體」這個思考框架來討論台灣作家吳明益的作品《單車失竊記》。如羅斯伯格在書中所展開的思考路徑，他分析各種不同的文化表現，包含美學或藝術的實踐，將他們當作一種思考的行動（theoretical acts），討論其中所呈現的不同的牽連形式與主體的樣態。在《單車失竊記》中，吳明益納入了日治時期政治與物質文化發展史、二戰時期太平洋戰爭史、228事件、戰後庶民生活史與生態議題。在這部小說中，吳明益似乎實踐了羅斯伯格所架構的多重角度的記憶（multidirectional memory），他的思考行動是否展現了「牽連的主體」的倫理想像？是否成功地打開記憶與主體牽涉的複雜與曖昧？小說中所呈現的主體與歷史和自然環境的糾結，是否可以視為是一種「微關係」的展現？這樣的「微關係」，是否可以視為是一種新關係與新的連結的倫理實踐？

臺灣文學的跨國聯盟：張貴興《猴杯》的療癒中介

曹鈞傑

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除卻雨林與蕉園，在台馬華文學是否仍有其餘的書寫關懷？本論文以在台馬華文學中反覆出現的雨林意象為討論重心，研析其對於離散創傷的喚醒（traumatic awakening）與隨之創造而出的療癒中介（healing in-betweenness）。本論文將聚焦於張貴興的《猴杯》，探討身為在台馬來西亞華裔的張貴興，何以（半）自傳式地藉由從馬來西亞入籍中華民國的小說主角，具象化離散創傷經驗，進而消解多／跨國身份認同危機。透過創傷敘事的研究視角，本論文參酌拉卡帕（Dominick LaCapra）的《書寫歷史，書寫創傷》（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主張張貴興「由於被過往記憶附身而反覆展演的創傷景況」，實則亦為張貴興主動貼近離散之地的轉化手法，以重複召喚來達成哀悼與淨化的療效。也就是說，張貴興以虛構筆法對於故鄉自然景物的捕捉，旨在於過往與今日的相異自我之間開展連結，在一虛一實的慾望張力中見證離散主體的存有事實。

然而，正當史書美的華語語系論述席捲學界，血脈與國籍於今是否仍對個人生命經驗扮演著主要角色？更有甚者，每每談起第一與第二故鄉，張貴興為何總是心繫婆羅洲與台灣，反倒毫無中國、馬來西亞與中華民國之影？緊承前段所述，本論文更考察在台馬華文學之於中國文學、馬來西亞文學、台灣文學的中間定位，肯認游移其間的在台馬華文學具有鬆動霸權與聚結少數的潛在力量，一來提供飽受離散創傷所苦的作家、讀者予以在地化的可能，二來將台灣文學縫補於世界版圖當中，既呼應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學科之死」的跨界重要性，亦洗刷台灣作為海洋孤島的刻板印象，搭建亞際（inter-Asian）聯盟，重構台灣文學「多地共構」、「多語共存」的紛呈未來。

關鍵字：在台馬華文學、療癒、張貴興、跨國轉向、亞際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