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談舞鶴之「所有的都是當代的」

兩種說故事的方式，兩套規訓的法則？

與談舞鶴之〈所有的都是當代的 —《餘生》的反省思辨〉

吳介民

2003.01.08

舞鶴今天來講《餘生》這部小說，他把它界定為「非參與式的觀察」，我覺得今天他在演講的前半部的講話，對我們學院的人的意義非比尋常。今天我的簡短發言只想提出一個小小的、有點奇怪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在什麼意義之下、什麼情況之下，小說家可以取代學術研究，讓田野工作者這個可笑的勞動範疇，[1] 成為小說家之所以為小說家的存在理由 — 這個存在理由，直接說，不過是小說家在遊思寫作之餘，提供給她們嘲諷的材料和訕笑的對象。假如作為田野調查者的社會學家，永遠無法企及小說家的魅力，那麼，社會研究者最好、也是最守本分的態度，就是學好統計軟體，訓練自己和學生怎麼做量化的問卷調查，有時間的話，再溫習一下大學的微積分課本，努力做點大部分經濟學家拿手的數理模型，然後也不要忘記要常常跟上微軟升級版本的速度提升自己的電腦知識。總而言之，就是回到學院、回到象牙塔！或者換個說法，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話，小說家的揚言隱語，就是在哄勸學者回到學院的檔案庫、回到安全的避風港。

        但是，有沒有辦法樂觀一點？我們反過來想，在什麼情況之下，社會科學家的研究以及研究成果，可以發現那些小說家沒辦法探索、或者不曾探索的領域？這個問題我們回過頭來再談。

        首先，讓我們先看看，《餘生》這部小說中，哪些東西超越了、或者說超脫了，通常學術作品的條條框框︰

(1)     文筆的自由風格，很明顯的，舞鶴的寫作技巧已經以備受爭議的方式備受肯定，這毋庸置疑。但是，即使在文學界，或許仍然有人很不放心《餘生》這部小說文筆很不「通順」。讓我們想像一下，把舞鶴的「小說式田野」作品《餘生》，當作研究社會運動或歷史社會學的論文，投稿給《台灣社會學》，結果會怎樣？我想在座的各位或多或少都有被拒絕、被羞辱的經驗。我想再也很少人在我們這個社會能夠享受、或者承受小說家這麼高的自由度。學術工作者實在很難貼近自動書寫；很難自由瀟灑的聯想。

(2)     小說家可以徘徊遊走在社會權力脈絡的邊緣。學術研究者，相對他們關照的對象，內蘊著不對等的複雜權力關係，這已經是常識了。我們的學術前輩曾經耳提面命我們「學術中立」的重要性。然後又有人大力提倡「社會學式介入」的在倫理上的必要性。現在「田野的洗禮」對於一些研究者來說，幾乎已經是顛撲不破的信條了。所有這些，在《餘生》中都可以找到平行的影子。我們看頁172︰雜貨店的老闆說「我爸留給我一句話，生意人永遠中立，這是先祖遺訓」。套用這句話︰「我老師留給我一句話，研究者永遠價值中立，這是學術規範」。再看頁186︰「我傾聽到了沒有我的境地，傾聽便融入對方的話語，每一句話在這融入中無聲的被吸收…」

(3)     小說田野的身份，的確讓人神往。小說家字裡行間三不五時嘲諷田野研究者。為什麼這裡的小說家可以獲得如此的觀看如此寫作的特殊位置，甚至是特權？我想答案不難找到︰小說家可以極度自由地去「散步」、涉入、去想像、去再現他所想貼近的對象。而學術工作者卻很少享受這樣的自由，因為她們心中總是盤據著如何在規矩嚴整的學術書刊中書寫她們的研究對象。但是，其實我們也不需要假裝我們真的隨時在乎那些規矩。各位老師只要回想一下，我們曾經跟研究生提醒十遍一百遍也很難教他們把論文的格式「正確寫好」。還有，如果我們承認學生在研討課上傳紙條、開小組會議的權利，那麼我們也不難想像他們被派遣到田野現場時做白日夢的暢快感。

        這樣看來，我們究竟要如何渡過學院餘生？學術界的田野調查是否已經被證明是值得取消的勞動範疇？而田野工作者不過是一群亟待感化的惡靈？我希望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好了，現在我們回過頭來想想︰有什麼東西，我們可能超越小說家的田野實踐？這樣的想像，首先我們必須思考小說家是如何通過閱讀、模仿、解剖、嘲諷、揚棄傳統民族誌的方法 — 這個方法本質上乃是當學科逐漸成熟時學科規訓的嚴苛定律 — 來反抗文學傳統中內在的規訓法則。小說家說一個大家以為耳熟能詳習以為常的故事給我們聽，告訴我們其實我們的想像是最缺乏想像的。《餘生》頁51︰「我反省我當初來是抱著『研究弱勢族群』的心理，特別是針對他們歷史上發生一次著名的政治事件，我長這麼大從沒有想到我們漢人是可以研究、值得研究的，何況漢人人口多、人才多，該研究漢人的可能已被研究得差不多，報告資料放在某個大型社會圖書資料館藏中，要了解『真正的漢人』必須到那館藏去爬梳才得清楚，真正的漢人是怎樣我出發作探訪之行時其實是懵懵懂懂…」

(1)     書寫者的反身性︰通過「小番」和「大漢」的互動，而發現別人和自己的差異，以及這個差異在當下的模糊的身份認同的地帶。小說家隨時在反省書寫這個動作本身。但是，社會學家難道沒有隨時在反省研究這個動作本身？難道沒有籠罩在身份認同的日常危機當中？

(2)     小說家似乎可以來到沒有檔案櫃包袱的田野現場，來思索餘生的當代意義。小說家無需圖書資料館藏；而來自學院的田野調查者，心裡總是惦記著文獻脈絡、研究假設、理論貢獻… 我們是一個經過「常態化—規範化」(normalization) 的集體無意識社群；而小說家是未經馴化的一個個個體。但是，學術界難道不是已經把祖靈的規訓當作一個迫切而正當的觀看對象，把自己也置入括弧？

        學術道路上已經豎立著「小說社會學」的里程碑，我們能不能另闢一條「小說人類學」的蹊徑，幫助我們在退無可退的峭壁敲入一支牢靠的鋼釘？我想舞鶴的小說再度提醒我們，我們已經在這迷霧中慢慢看得見風景。

        期待那一天趕快到來，從此我們可以實踐那種想像存在的可能性，讓我們不知不覺優雅不沾血腥顛倒世界的秩序，也讓小說以及小說家成為社會研究者的存在理由。

[1] 相對於學院研究者的「勞動範疇」，小說家的田野乃是其「生活世界」、「遊戲」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