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書背後的中國身影

教科書背後的中國身影

吳介民

        東亞地區的教科書爭議，經常跟中國扯上關係。多年來，日本教科書關於中日戰爭的種種歷史書寫，引發中國政府嚴重抗議。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內地化持續加溫，港人則以本土化回應之。近年來中港兩地爭執的事例愈來愈多，最新一樁是，港府預訂在中小學實施「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必修課，背後的推力是擔心日漸流失民心的北京政府。根據一份最近民意調查，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只有16%。2011年，中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向香港訪問團說：要做好80後青年工作，引導他們成為「愛國愛港的新生力量」。很多香港人擔心，「國民教育」將成為「洗腦」的工具。而香港中聯辦的官員，也曾在微博上說：國民教育是必要的「洗腦」。台灣的變化，發生在2008年國民黨重新拿回政權之後。馬政府的親北京姿態，伴隨著去本土化的政策傾向。修改高中歷史課綱的爭議，正在台灣延燒。馬政府指摘說，現有的歷史課綱有「皇民化」、「台獨化」的問題。

日台港三地的教科書爭議起源於不同的政治脈絡，但背後都有中國的巨大身影。東亞的教科書問題，其實與中國的崛起與擴張政策息息相關。

本文把焦點放在台灣的教科書修改爭議。台灣從1986年進入政治自由化的階段，1990年代推動民主制度，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獲選總統，台灣正式進入民主鞏固的階段。這一段民主化的歷史，伴隨著國民黨大中華意識形態的退潮，以及台灣本土意識與台灣人認同的高漲。台灣的歷史地理教科書在戒嚴時代充斥著擁護統治者意識形態的神話，從歷史敘事、地圖編制中清晰可見。例如，統治中國的政黨叫做「共匪」、蒙古國仍然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台灣史課程相對於中國史不成比例的稀薄、避談國家（國民黨）犯下的暴力罪行。1990年代之後，教科書的修改，是民主化的一項重要課題，社會從此有機會步向正常化的過程；教科書改正也是轉型正義的一個重點。

不正常社會的一個重要表徵是雙重標準。日本殖民者於太平洋戰爭期間在其屬地徵召「慰安婦」，是一件必須被揭露、批判的劣行。國民黨與統派人士對此極力批判。然而，在戒嚴時代，國民黨也在金門馬祖設置「軍中特約茶室」，從台灣徵召「軍妓」送往前線服務中華民國官兵。但是，國民黨對於這個由軍隊管理的「軍中樂園」卻諱莫如深。

馬英九政府的主權觀，是冷戰威權時代不正常社會的遺緒。二戰後釣魚台的歸屬，牽涉到日台中三國。台灣曾經在1970年代初期爆發過保衛釣魚台主權的學生運動。馬英九即屬保釣世代。據說馬英九本人曾研究釣魚台的問題。近年來，釣魚台歸屬爭議再起，台灣又被捲入其中，而一部分抱持中國民族主義的人士，要求政府強硬保護「釣魚台主權」，並將釣魚台問題列入教科書中。專攻台灣史的周婉窈教授指出：

在近代國家興起之前，沒有世界上每塊土地、每座島嶼都要屬於某個國家的假設。十九世紀八○年代以前，東亞海域有若干島嶼是無所屬，或是多重隸屬，但是近代國家不允許這種情況，今天東亞國家之間的爭執有部分來自於近代國家的這種假設，而且，伴隨著近代國家而興起的民族主義更是「寸土必爭」。但是，如果我們回到東亞近代國家陸續興起之前的海洋世界，有些島嶼從來就不屬於哪一國，例如釣魚台，既不屬於日本，也不屬於中國；在琉球成為日本的領土之前，釣魚台也並不屬於琉球國。海洋史的研究很清楚告訴我們這個歷史事實。（周婉窈，「為了歷史的和解」研討會發言稿，シンポジウム「歴史和解のために」，日本朝日新聞社舉辦，東京，2008年4月19日。）

稍有海洋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在帆船時代，釣魚台群島、黃尾嶼、赤尾嶼都是無人島，沒有港口，船隻無法停靠──除非撞島擱淺。根據葉高華等學者的研究，1971年以前中華民國軍方的地圖都沒包括釣魚台，更不要說地理課本了。保釣運動之後，釣魚台才在地圖上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土。（通信。感謝周婉窈教授允許作者引用。引言中提及的論文，見Ko-hua Yap, Yu-wen Chen, and Ching-chi Huang, 2012, “The Diaoyutai Islands on Taiwan’s Official Maps: Pre- and Post-1971,”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39:90–105.）

周婉窈的文章指出，釣魚台並非任何國家的「固有領土」。根據最新研究，顯然是保釣運動創造了釣魚台主權歸屬中華民國的神話。教科書的編纂對於這一類議題本來就應該採取小心求證的謹慎態度。「中國的民族主義往往建立在『非歷史的主張』，也就是違反歷史事實的宣稱。例如，中國宣稱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西藏也是，新疆也是。那是遠離歷史的說法。」（周婉窈，「為了歷史的和解」研討會發言稿。）

但是，國民黨現在卻要扭轉教科書正常化的潮流，其動力是馬英九一向秉持的中華民族史觀。他在2008年的就職典禮上就曾經提過「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2010年教育部公佈新高中國文課綱，將全部是文言文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從「選修」改為「必選」。這一次，根據報導：

馬主席提到，辦公桌上現正放著一疊即將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看了覺得很荒謬… 目前他已責成教育部盡快處理這個問題，有關內容違反《憲

法》的一些台獨化、皇民化的內容，應該要刪除；台灣史、中國史應該要合併為「本國史」，這才符合《憲法》的既定國策。（《旺報》 2012.07.13）

數日後，國民黨發言人再次強調，「課綱編寫必須不違背中華民國憲法文字及精神，修訂時也應以憲法為標準」。（《聯合報》2012.07.16）

        教科書課綱修改由總統直接下令執行，並祭出憲法大旗，乍看令人驚訝，但這牽涉到國民黨文化霸權的保衛戰，並且藉之再一次貶抑本土價值。過去幾年來，馬英九政府總是用這樣的公式，來辯護他的政策：

（A）遵守憲法 +（B) 該政策自從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即採行 +（C）以生命捍衛中華民國主權

        備受爭議的「九二共識」、「一國兩區」，馬英九採取的都是同一套修辭策略。「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區」，向「一中原則」靠攏。教科書修改則向「中國文化」與「中華道統」靠攏。兩者都在抵制本土化的潮流，或是民進黨立委所說的「去台灣化」。然而，馬英九的大陸政策雖然讓兩岸經貿關係更加緊密，但台灣人身分認同卻愈加高漲；馬英九的聲望也滑落到歷史低點。在此民意背景下，馬英九的逆勢操作顯得極為突兀。是什麼樣的力量催化了這些「反動政策」？而馬英九的中國政策在台灣選民與反對黨的壓力下，又呈現了哪些擺盪？

馬英九就任總統之後，急速推動與北京簽署一系列包括ECFA的協議。近年來，台灣的公民團體（例如守護民主平台、兩岸協議監督聯盟等組織）一再要求政府將人權列入兩岸協議項目。2012年6-7月間，中台談判投資保護協議陷入膠著，爭議的問題之一是關於台商在中國的人身自由。因此，原來預定在6月底舉行的「台北會談」（名義上是學術研討會），馬政府拒發簽證給幾位具有官員與解放軍背景的中方代表，而使台北會談「破局」；而預定於同一期間舉行的第八次江陳會也延後。

《中評社》一篇發自北京的評論質問：「陸委會是否清楚台灣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到底是代表了誰的立場？究竟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扮演什麼角色？」這段粗魯的話語直指「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似乎在對馬政府嗆聲：是我幫你選上總統的，你怎麼不照我的劇本辦事？台北會談主辦者的「破局說」，破的是誰的局？

        長久以來，中共在香港培育了許多「愛國團體」。台灣也有類似的「愛國團體」。套用香港人的說法，熱愛祖國者，有「舊電池」和「忽然愛國」之分。台灣歷史悠久的統左團體「夏潮聯誼會」，其中許多成員曾經做過國民黨的黑牢，在冷戰時代歷經殘酷壓迫，他們一直把希望寄託在「祖國」。民進黨執政之後，統左團體微妙變化，許多人對「第三次國共合作」抱持歡迎的態度。

最近幾年，台灣則出現了一些新的組織，例如兩岸統合學會，根據這個學會的自我介紹，其組織緣起包括：「為抵禦民進黨政府台獨走向，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政治性社會運動團體。」2012年6月「破局」的台北會談，在台灣的籌劃單位就是兩岸統合學會。分析台北會談預定舉行的時間點，會發現這個「學術研討會」與延後的第八次江陳會、香港「回歸」十五週年慶典活動緊密排列。這些是巧合嗎？而馬政府顧慮台北會談「偏離到學術研討會以外的範圍」而拒發簽證，顯然也非突發之舉。

更加「巧合」的是：推動教科書修改的團體除了夏潮等統左團體之外，還包括兩岸統合學會的成員，而這個學會的要角還在最近被馬政府任命為「高中歷史教科書審定委員」。這一系列台灣內外的事件，指向一個事實，就是：台灣已然浮現一個具有組織性的統派的「國土復歸運動」（irredentist movement）。這個運動的目標，如其揭示，以「反獨」、「導正兩岸關係」為宗旨；並且延伸到反本土化。

讓我們複習一下揭開國共合作序幕的2005年「胡連公報」：

為中華民族實現光明燦爛的願景，兩黨共同體認到，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謀求臺海和平穩定，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維護兩岸同胞利益是兩黨的共同主張。

反獨，讓相互鬥爭仇恨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國共兩黨結合在一起。國民黨從冷戰時代的反共、恐共，忽然跳躍到國共合作。為什麼有這樣的歷史斷裂？原因再明白不過了。

台灣的歷史經驗顯示：沒有適當而生根的本土價值網絡，就不可能維繫民主化運動，因為本土化並非狹隘族群意識的反映，而是「生活在台灣」此一安身立命的社會需求。即便在「全球化」統御世界的潮流下，這個命題仍然有效。「國土復歸派」在台灣的操作，正透過蠶食本土的價值，進而毀壞民主的根基。過去二十年台灣民意調查，顯示統獨對立的格局正在緩解，代之以「維持現狀」（亦即，維持中華民國在台灣之實質獨立地位）。而新的衝擊則來自外部的「中國因素」。換言之，台灣人民如何看待自身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會決定他們的政治身分認同，以及總統選舉的投票抉擇。如何處理來自中國之政治軍事威脅以及經濟利益誘惑，已經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之一。

        觀察最近的事例，馬政府在兩岸後續協商談判上呈現擺盪。搖擺的原因一方面是中方在保障台灣人在中國的人權議題上不肯讓步（最近甚至以國家安全的理由逮捕了造訪中國的台灣人），另一方面北京對馬政府的「宗主姿態」，也讓民選的總統馬英九倍感壓力。然而，馬政府執行「大中華文化復興」是意志堅定的，因為這攸關國民黨長期以來在台灣享有的文化霸權地位。

        如果只從短期的政權輪替看問題，教科書的反覆修改，乃是受到政治力的牽引：藍--> 綠 --> 藍。當人們陷在這個層次思考時，很容易被主流媒體的烏賊戰術所迷惑，藍綠各打五十大板，而卡在藍綠惡鬥的思維。其實教科書的問題本質不是藍綠政黨之爭，而是更深遠的問題。

拉長歷史的深度，放寬地緣政治的視野，教科書問題其實「本土民主+轉型正義」vs.「CCP+KMT大中華霸權」的拉鋸戰，在這個歷史性的戰場上，本土派本來就處於劣勢，何況現在又是國民黨執政。即使在民進黨執政期間（2000-2008年），任何傾向本土化、社會正常化的政策，經常被主流媒體塗抹成「民粹」、「鎖國」。台灣主流新聞媒體機構的大腦，始終烙印著大中華思想：訴諸草根民主就有被指責為「民粹」的危險；對中國政策保持謹慎以對的態度就是「鎖國」。

教科書問題的根源是，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尚未徹底處理解除殖民化（decolonization）。作為一個「外來政權」（émigré regime），國民黨在台灣長期執行過「內部殖民」或「類殖民」的文化政策。（關於國民黨政權的類殖民性質，請參見吳介民，2005, 〈台海上空的粉紅色幽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6期，頁219-234。）1945年，國民黨從日本手中取得台灣之後，進行了它自己規劃的「解殖」，把日人資產全數收編為黨國企業；大量原先使用日文的台灣知識階層失去了公職與工作，在中國民族主義的霸權論述下遭受污名化。知識分子突然成為「文盲」，重新學習「祖國」的語言、歷史、地理、文化經典。一整套黨國意識形態透過教育體制灌輸到各個階層，透過廣播、電視、與報紙的壟斷進行「系統性洗腦」。

民主化勢必會解除這些殖民式的文化政策，也會損及既得利益與既有思維（例如主張中學國文教科書應該放入大量古文文本者）。因此，國民黨在拿回政權之後，諸種去本土化的施政，性質上是「反動政治」（reactionary politics）。政治學者赫敘曼（Albert Hirschman）在《反動的修辭》這部名著中指出：那些試圖推翻「進步」思想或政策的人，經常會動用反動論述的策略，他們會在口頭上贊同進步價值，然後再試圖翻案說，這種進步政策經常會導致一些非意圖的結果，而且通常是惡果。民主化之後的台灣，有人緬懷起蔣經國，美化了他對台灣的「貢獻」。這種論述所動用的話語策略就是赫敘曼筆下典型的反動修辭：民主雖然是好的，但是民主導致了黑金派系和政府無能。對比之下，蔣經國時代就成為「效率」與「廉潔」的美好回憶。威權的遺緒，這樣一寸寸爬了回來。人們淡忘了：蔣經國為了控制台灣社會，培育地方派系，施予這些派系經營特定壟斷產業的特權，並鼓勵派系之間競爭而達成分而治之的效果。

香港此刻面對實施「國民教育科」的爭議。背後仍是中國民族主義、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中國霸權文化擴張等問題。1980年代初期中英開啟談判時，鄧小平的一句香港主權回歸之後「馬照跑、舞照跳」，已經揭露了香港將來命運的不祥之兆。中共將延續香港物質主義的生活邏輯，但是並不允諾任何解殖之後的草根民主化要求。諷刺的是，香港公民社會之所以茁壯，正因為主權移交之後中共的諸種作為導致了港人的反感與反抗。一部試圖強化控制社會的國家機器，引起了一個自我培力的公民社會的成長。香港公民的反國民教育洗腦，其意義就是在抗拒財大氣粗的「祖國殖民主義」，在抵抗大中華文化霸權對地方社會文化的侵蝕破壞。

中國大陸社會本身，長期以來也深受惡質的愛國主義教育之苦。民族主義的重擔，已經把幾個世代以來的中國人民壓得喘不過氣。一直以來，中南海的統治精英都以廣大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作為國力擴張的說辭。這種愛國主義民粹的本源正是國家的教育政策。台灣的民主化經驗顯示：一旦國家宣傳機器不得不放鬆意識形態控制，愛國主義的情緒就會急速緩解，社會才有機會走向正常化、文明化的道路。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弊害，不止台灣人受害，今天的中國人受害尤烈。海峽和平論，應該是兩個社會的永久和平，而不是兩個不義政權之間的私相授受。

香港政府擬定「國民教育」、台灣國民黨政府恢復「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與修改教科書課綱，背後可見中華文化霸權的巨大身影。中台港的民族主義議題，有其各自的政治脈絡，也都有著共同的歷史地緣背景，亦即，中國崛起帶給東亞地區的衝擊。兩岸三地的公民社會，陸續展開跨海峽公共領域的溝通，拋除「國家之眼」，改以社會的角度看待問題。回到社會正常化的路途，讓社會與社會之間能夠互相讀懂對方，對民族主義霸權加諸社會的破壞，提出深刻的理解與批判。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

本文原刊登於《陽光時務》31 七月 2012 http://www.isunaffairs.com/?p=9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