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在他方？

革命在他方？此刻記憶1980年代

吳介民

Speak --

But do not separate the no from the yes,

Give your saying also meaning:

Give it its shadow.

Paul Celan, "Speak, You Too"

台灣，1980年代，是抖落恐懼的年代。但恐懼消散得不徹底，有些是歷史頑固的殘留，有些則是當年事件的餘緒。這是追索1980年代時，浮現腦裡的第一個命題。

這篇文字緣起《思想》編委汪宏倫的邀稿，不久即草擬了一份大綱，卻遲遲無法下筆。月餘，主編錢永祥來信說：

盼望您寫作的時候放鬆心情，無妨以較為personal的方式indulge一下。您有空的時候，何妨一讀尉天驄先生近著《回首我們的時代》？我個人是很受感動的。不過其中絕大人物多數已成古人，您們當然還未到那個階段。

「古人」兩字讓我心頭一顫。回想那日漸遙遠的年代，朋友如今安在？我想起幾個逸失、自殺、癲狂的名字，曾為他們的故事夜半難眠，寫下私密告白；我一廂情願認為，某些友人之逝往不過是不告而別的逃離，逃離這歷練我們的、不徹底抖落恐懼的時代。我們正在變成「古人」。但請讀者不要誤讀我的訊息，1980年代其實是個充滿熱望、令人精神抖擻的年代。

原先草擬的題目是：〈抖落恐懼：1980年代的台灣〉。大綱如下：（1）The Long Decade（社會抗爭的長年代，1977-1992年）；（2）1986年（自由化的關鍵時刻）；（3）個體經歷（時代炙焰下朋友們搖晃前進的身影）；（4）改革或革命（在第三世界反抗運動中找尋類比）。按照這個規劃，佇在電腦螢幕前爬格子。同時分析文件檔案，也努力搜尋記憶庫，許多塵封往事便經常在睡夢中或身體鍛鍊的時刻泉湧而出。這樣經過一個月，仍寫不過兩千字。困難在於，按照原計劃必須把時代大敘事與小圈子經歷見聞做有機扣連，但沒想像中容易，畢竟個體經驗太有限、太局部。想要在宏觀與微觀之間自由跳躍，仍只是遐想。我怕大敘事的鋪排過密而失去寫作此文的初衷；也怕個人故事的深描讓時代失焦。焦慮的日子裡，有天到張富忠紅樹林住處聊天，他很興奮地跟我說，剛看了吳耀忠紀念展，有一百多幅流落各處的畫作被找到，還配合系列講座，「非常動人的故事。」回程在地鐵上憶起：一年前在新竹，到林麗雲、陳瑞樺家裡晚餐，她們提及正在尋找吳耀忠的畫作。沒幾天，收到瑞樺寄來《尋畫》。這本畫冊回憶錄，改變了我寫作這篇文章的計劃，決定接受錢先生的提議，「indulge一下」。

心愛的，不能輕浮

2012年2月23日近午，我發了一封信給朋友們：

「對於心愛的人，絕對不能輕浮。」這是尉天驄描寫吳耀忠的浪漫愛情觀讓我醒來的一句話。

晨起讀書，拿起《尋畫：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1]，看著這位不曾見過面的「革命」前輩的畫，聽他老友們的回憶，不覺已近中午，我必須急急出門去，但忍不住要先寫下這幾行字。

陳映真以許南村筆名訪問吳耀忠的那篇1978年舊作（正是鄉土文學論戰的時代啊），如今讀來仍令人興致高昂。其他人筆下靦腆不善於言辭的畫家，在他幾十年老友的訪談中，談話是如此切中要害而深刻。吳的若干話語，經過陳的文筆，竟顯得具有專業術語涵養的理論性。從閱讀中醒來的一刻，幻覺似在和平東路巷子裡的「人間」，以及距離人間不遠的老任水餃店，看到了陳映真和他的兄弟人馬，他朗爽的笑意，他堅定的民族主義立場（我是愈到後來，才能覺知到他之所以堅定的原因），他對年輕人的愛護照顧。這麼多年了，應該要把陳映真的小說再拿出來讀。

「對於心愛的人，絕對不能輕浮。」

謝謝麗雲、瑞樺，以及不認識的淑芬，你們的努力，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戰後台灣左翼的視覺。

        通常，朋友們對我的群組信反應遲緩。這次不一樣。畫家「不能輕浮」立刻打動了好幾人，包括一位在北京打拚的詩人。拍紀錄片的T說：「我在網路上訂了這本書，感覺是個好的紀錄片題材，你認為呢，關於早期台灣的左翼。」M：「吳耀忠那一輩的人，有的人是以一種存心求死的方式過活，吳耀忠並不是唯一的。施明德的哥哥施明正不也絕食至死？...吳耀忠是走不出那個時代的人；已經走過的人，很難了解他們為什麼走不出來？」還有一個偶然的發現：1982年一個事業剛起步的企業家在李南衡引介下，贊助吳耀忠作畫，並送他好酒；吳耀忠回贈幾幅素描。另有三人不約而同，對我信中一句話深表好奇：

他堅定的民族主義立場（我是愈到後來，才能覺知到他之所以堅定的原因）。

他們的詢問，一層是：陳映真民族主義立場堅定的原因是什麼？另一層是：為什麼愈到後來，才能覺知到他之所以堅定的原因。這兩層如麵團揉合在一塊，無法分開回答。

2012年2月23日，晚間寫了一份筆記，回應朋友們的「疑惑」：

覺知是一段長期體會的過程，因此，說我覺知到「原因」，這可能是內在心靈圖像所連接的因果鎖鏈的一環吧。

陳映真是個祭司；他所凝結的祭司圈不大，但凝聚力很強；他的光芒持續吸引著渴望神聖性卻徘徊在聖堂外的靈魂。

我二十歲出頭時，第一次在尉天驄教授家與陳映真碰面，一道前往的，記得有吳叡人。那時的我，天真而無知，還沒有讀過鄉土文學論戰的重要文本，認為陳映真是在國民黨大中華思想的籠罩下為台灣本土（鄉土）書寫尋找一條出路。我還是一個懵懂的文藝青年，以「隱蔽書寫」解釋陳映真文字中的政治訊息。這次見面後很久，仍經常回憶，那個晚上陳映真已經在為後文革的中國發展進行他自己的批判思考。〈山路〉寫作於1983年。當晚，我們對於中國的「走資」與官僚腐敗激烈討論。陳映真告訴我們：中國只要還有劉賓雁這種人存在，中共與中國就有希望。當時，台灣有一小群讀者正閱讀討論著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但是，後來中共也容不下劉賓雁了，他流亡國外，最終客死異鄉。（劉賓雁1985年當選為中國作協副主席，1987年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中共開除黨籍，1989年他抗議六四鎮壓後被逐出作協。）我沒機會再跟陳映真討論。但觀察他後來的言論與行動，顯然這些事件都沒有動搖到他的本源信仰。

陳映真的左翼教義，是建構在中共革命的進程上，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則更進一步建構在反帝國主義侵略上。因此，這種左翼信念，在實踐中腐化或壓迫他人而遭遇批判時，可以在不斷上綱的反帝鬥爭中得到正當化的辯解（justification）。反帝的最終目的是達成中國兩百年來最重要的國族使命：富國強兵之現代化。（最大的弔詭於是浮現：國家資本主義服務於富國強兵，因而變成可容忍的、可欲的、可讚頌的。且暫時不談這個國家資本主義降落到官僚與私人利益的層次，已經產生哪些問題。）

陳映真，在他的教養過程中，左翼價值（通過中共作為歷史中介者的中國民族主義，進而在建國後的實踐與鬥爭中 [反右、大躍進、文革等] 轉化提煉為毛主義）在他的身上有著刻骨的烙印。他的家庭教養中的基督教人道主義養分；他青年時期為了左翼思想坐過右派國民黨的牢獄；他中期在反思中國文革到「改革開放」這段期間的作品，體現了轉變的壓力與淬礪。他的這種毛派中國民族主義的信仰，即使遭逢〈山路〉裡頭的「蔡千惠精神危機」仍然捱過了。蔡千惠對「走資」的自我批判，以及她的「求死」（表象上無理由的失去生命力），不是對革命的左統路線的否定，剛好相反，是對革命理念的最後一次獻身。是一種漠視現實性的，只想往革命火焰中撲跳的衝動。

陳映真為左統的理念獻身。他的獻身使他成為台灣左統的精神領袖。無法想像他能夠脫出這個他為自己獻身而打造的「聖堂」。他是這左統聖堂中「政治團契」（political fellowship，political communion）的祭司。情感認同中存在著複雜的層次：從最高層次的價值理念到日常關係中的親密性。反帝是陳映真左統的理念層次；而在左統信仰者日常生活中的親密互動，則需要日復一日的政治團契來滋養經營。也就是在這種政治親密關係（political intimacy）中，左統教義在生活中改造人、灌輸並強化信仰。這種生活的一個典型場所是監獄，以及出獄後的難友互助團體。藉由這個圈子將獻身精神拓展出去。政治團契，就像所有的宗教活動一般，是一種政治存在的模態，在團契中，政治教友伸出援手給尋找道途的人、落單的人、孤獨的人、譫妄的人、不受祝福的人、被排擠的人、殘疾的人、畸零的人、天才尚未得到賞識的人。慕道友們從祭司和教友的手感覺到溫暖，而重拾生命。這個團契原則適用於所有的政治教義，但是在台灣的政治史脈絡中，惟獨左統的「神聖性」特別高，是因為：

（1）白色恐怖時期遭壓迫屠殺；歷史記憶遭壓抑或遺忘。

（2）左派思想（馬克思主義經典、舊俄新俄革命文獻、中國三十年代左翼文藝、中共革命史等等）猶如《新約》般的魔力。

（3）左統信仰曾有一個遙遠的「祖國」在支撐；而當這個祖國質變了、逼近了、神聖性跌降到塵世，左統教義便以一個更高的原則，亦即反帝，來過濾、屈光（refract）祖國之現實性的逼臨。所有的質問被無上地置入括弧——這是個不能質問的禁區。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左統精神，若置入當代中國的政治脈絡都顯得稀罕。因為在那裡，「思想」必須受到現實的拷問。

左統的神聖性，恰恰需要其非理性主義的、忽視現實的眼光的凝視，才能夠存在。反觀台獨運動，其神聖性一直難以建構，正因為台獨思想必須在帝國夾縫下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日常現實中時時受到嚴刑拷打。

神聖性來自玻璃光罩中的掩映火苗。

        反覆觀想這份筆記，終究沒有寄出「回信」。原因？疑慮。我知道統獨左右這問題在我們社會很難談清楚，牽扯太深的情感與信仰。一份簡短筆記難以充分表達複雜意念。需要深挖，才能抵達讓我感覺舒坦的堅實岩盤。當然，我與朋友間有基本的信任，但終究沒有按下「傳送」。

「社會人的本質：群聚壯膽」。惟此刻需要獨處。情緒躑躅的這幾天，我隱遁在那個年代閃爍的光影中。

說吧！流言

我一直認為1977是當代台灣政治地盤裂變的關鍵年，也是1980這個長年代的肇始。那一年之不尋常，在於統治團體對付本土勢力興起的招數有失靈的跡象，而且來勢洶湧。1977年秋天我和弟弟在三重埔一家小型兒童膠鞋加工廠工作，那一年我十五歲，弟弟十四歲，都是童工。那工廠設在一排「販仔厝」（廉價公寓）的一樓，專做出口。我做裁切，弟弟在輸送帶上粘貼鞋面。每天下午三點多，十幾分鐘休息，總有一攤蚵仔麵線出現在工廠門口。記得入冬之後某日，賣蚵仔麵線的阿伯跟我說：「少年仔，你敢知影中壢分局去予人燒去矣！」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民眾抗議國民黨在縣長選舉中「做票」。這件事我當時半信半疑。小時候，常聽當地方記者的父親在家裡講政治社會事件；我還記得1975年在宜蘭目睹街頭抗議，回家問大人，知道是郭雨新在增額立委選舉中被大量「廢票」給做掉。麵線伯仔告知中壢分局遭火燒後幾天，報紙真的大幅刊登了這個消息：11月19日開票那天，民眾發現國民黨有做票嫌疑，聚眾包圍中壢分局，一個抗議者遭警方擊斃，憤怒的群眾放火燒了分局。這個「暴動」的消息，被官方「新聞協調」、「淡化處理」而幾乎封鎖了一個星期。原來麵線伯仔的消息是真的，他比官方透漏的早了好幾天。這件事在我年輕心靈留下深刻的印記。

我們全家在三重待了四年（1977-1981）。「三重時代」的第一年，我們三兄妹都輟學，家裡租了一間三角窗店面賣自助餐，一開始生意不好，兩個男孩才去鞋廠工作，不到一年生意做起來了，就離開工廠在家幫忙。三重時代的往事如今仍鮮活著——

弟弟有天夜裡驚醒，說做惡夢，我問什麼夢？他說夢見大熱天阿媽煮了一碗滾燙的紅豆湯要他吃下，便一驚而起，全身冒汗。那時候，我們店和家一體，在一個傳統市場街口，就十幾坪大，靠街兩面有騎樓，白天擺上活動餐桌，晚上休息鐵門一拉，完全密閉的空間。老爸在這個狹隘的店家，設計了一個簡單的夾層（duplex），我們三個小孩睡頂層，匍匐出入，無法站立。有電風扇，但夏天還是悶熱難受。

輟學一年後，我參加私立高中聯招，讀景文高中夜間部。有天，教官在軍訓課上說：治安單位在康寧祥（當時是增額立法委員）的萬華服務處發現一批警察制服。那陣子國民黨的內外危機逐漸嚴重，1978年底美國與中國建交，切斷和台灣的外交關係。傳言紛飛，空氣中瀰漫不安，但是我的年紀與我的生活環境只能捕捉到當時政治氛圍之一小部分。以美麗島雜誌社為核心的黨外運動正快速拓展。記得當時家裡也有幾本《美麗島》。這個教官散佈的謠言，連同那個麵線伯仔被證實的傳言，一直留存在我的內心。國家vs.民間，謊言vs.真實，暴力vs.反抗。這些都是年少親身經歷中學到的政治社會學ABC。

有個景文高中同學「阿祥」，白天在三重做工（黑手學徒）。那時我已經從遠在木柵的景文，轉學到自助餐店附近的東海中學夜補校（二重埔）。有天他來找我，攤開手掌，說：幾天前被機器壓斷一隻手指。無奈卻一副故作輕鬆的表情。斷指阿祥後來給我一隻扁鑽，拿報紙包著，要我幫他保管。他再也沒出現過。而那隻代藏的扁鑽，我擱在自助餐檯下的抽屜裡（幾次夜晚收攤後，趁家人沒注意時拿出來端詳），我們搬離三重後就不知去向了。（Ha，我想到《教父》第二集，不過老柯理昂卻把代為保管的手槍派上用場。）

有段時間，經老爸「特許」，在自助餐店門前騎樓，我開了一家魷魚羹麵攤當「副業」，目標顧客是附近國小學童。為了跟對巷另一攤麵店拚生意（那攤生意興隆），我推出（可能是）台灣歷史上第一套「兒童餐」。那時離麥當勞進入台灣約有七年之久。我賣一碗五塊錢的羹麵（對面那攤正規的成人餐一碗十五塊），沒有魷魚丸子，僅有勾芡加幾片葉菜。推出後，果然搶到不少小鬼的生意，中午下課經常蜂擁而至。但不到兩個月就收攤，因為利潤太薄。我的第一次創業，就這麼草草收場。

經營小針織廠失敗的父親，淪落三重開小餐館，經常債主臨門，很不好過。而年少的我們偶爾頂撞他，有時也莫名挨罵。記得有天下午，一個東海補校的同學（已經成年），長髮飄逸，騎著啪理啪理（時髦）的偉士牌機車（Vespa）來找我（還是來偷看我妹妹？），聊沒幾句，老爸突然發飆把他趕走，叫我不准留長髮，只能剪五分頭（跟光頭沒啥差別吧），指著我罵：「你若是給我考著大學，你頭毛留到土腳都無要緊。」三十幾年以來，老爸也去世多年，我一直沒機會把頭髮留長，未曾披肩。那幾年，我們的父子關係時緊時鬆，我開始學抽煙，他知道了，痛罵我一頓，有天卻丟給我一整包未開封的長壽。於是，我差不多十六歲就領到「菸牌」了。

我們的三重歲月雖然只有短短四年，但感覺悠長。那段時間有空便逛書局、舊書報攤、圖書館。我讀到一本評論七等生的書，循線買到他的小說集，在那個民間社會力即將大爆發的年代，善感悶燒的菜市仔少年家就在閱讀〈我愛黑眼珠〉、〈跳遠選手退休了〉、〈來到小鎮的亞茲別〉、〈散步去黑橋〉、〈林洛甫〉的時光中變成喜愛文藝的青年。見到七等生是十多年後的事情了。1993年左右，跟著《新新聞》的朋友到他通霄家裡採訪。與他較為熟悉則是2000年前後在老弟開的地下室酒吧Front；七等生正在籌劃出版《全集》，我幫他找到一篇以社會學觀點分析他小說的論文作者。這篇論文，據說是有人從中研院的垃圾桶裡挖掘出來的。這件偵探任務始末，以後有機會再詳述吧。

一九八六，鹿港之夏

回顧歷史，中壢事件揭開整個八十年代自力救濟社會運動風潮的序幕。許信良本是國民黨「吹台青」風潮中培養的本土明星，但是他在這次縣長選舉中脫黨競選，打敗國民黨提名的對手，並且在選舉過程培養了一批黨外運動年輕幹部（包括張富忠）。此後的美麗島組黨運動，導致國民黨在1979年底大規模鎮壓逮捕；1980年二二八當日的林宅血案；1981年暑假陳文成回台被警總約談後陳屍於台大研究圖書館的草地上（我在那個夏天聯考，考上台大政治系；老爸看報紙分類廣告，頂下和平東路師專對面巷子裡一家水餃店「老任」，於是全家突然「移民」到台北市）；台灣又籠罩在白色恐怖的氣氛中。但是國民黨的威權專制已是強弩之末，民間社會反抗國家的集體行動不斷衝撞國民黨設下的警戒線，自力救濟事件層出不窮，讓警方疲於奔命。而黨外運動年輕世代也快速集結；黨外刊物蓬勃，愈查禁愈暢銷，人們競相傳閱。1985-6年自力救濟行動規模愈來愈大，針對性也不斷升高，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街上看到新約教會的信徒舉著牌子，手拿大聲公呼口號，牌子上寫著：「蔣經國是暴君！暴政必亡！」新約教徒被憲警特務逼得走投無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句話一直在耳邊迴響。新約教會這一類集體行動者，把市民社會的抗爭空間撐開了。

1986年鹿港居民的反杜邦設廠運動搞得如火如荼。杜邦公司預定在彰濱設廠生產二氧化鈦，這個投資案因政府決策過程草率而引發抗議。通過張富忠、王菲林等朋友的引介，台大學生在暑假組了一團到鹿港（之前我和幾個社團朋友已經去過一趟），兩個星期住在柯銘祥（大學論壇社社長）家二樓，當作「公社」；其他時間流竄了幾個地方。我們發傳單，做訪談調查，出版報告書。當時我寫了一篇長文（〈彰濱「反杜邦運動」的初步考察〉），批評了跨國企業，陳映真讀到，主動拿給《自立晚報》副刊刊登。記得在台大校友會館發表調查報告的那天（我們在鹿港和彰化海邊鄉村總共做了四百多份的問卷），陳先生還特別來現場看我們。那段期間，我們窩在吳叡人陽明山上的家十幾天，整理資料，討論下一波行動，日夜打擾他的家人，伯父母的寬容與照顧讓我們得到喘息。報告書的出版耗費了頗多精力。黃武雄教授知道我們埋頭分析資料，鼓勵我們把書編得完整才出版，他並介紹化工系施信民教授寫專文分析二氧化鈦的毒性，並且幫忙找到牛頓出版社。《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綜合報告書》終於在1986年9月中出版。報告書裡整理了我們召開的一個座談會記錄，林志修提到學校派人來鹿港「關切」，調查局也來騷擾。我們最後決定化整為零離開鹿港。那幾百份問卷由許傳盛騎摩托車走縱貫線載回台北，找吳典蓉跑電腦程式。那個暑假前後經歷的事情密度太高了，真是一個發燒狂飆的夏天。《報告書》最後兩頁，列出了當時參與這個調查運動的名單，這些朋友們許多散落世界各地，疏於聯繫，有的不知去向，有的則在其專業中成為佼佼者。這幾年經常出現一個念頭：拍攝一組紀錄片，把參與運動的朋友找回來，談談這些年來的個人轉折，以及當年參與運動的經驗為他們（她們）人生際遇帶來什麼影響？記得我赴紐約讀書（1990年）前，王菲林即提過好幾次，說要留下影像記錄。待我回國，王菲林已經去世，他在盛年突然患病隕落，讓人不勝唏噓。

專制統治的特色是封鎖消息，因此謠言很多。受壓迫的反抗者這邊，因為統治者的分化策略、反抗者的不安全感等因素，有關「抓耙子」（間諜特務打小報告者）的傳聞也很多，這些消息真真假假，難以證實。James Scott所謂的「內部政治」(infrapolitics) 常常把受鎮壓團體內部搞得疑神疑鬼、四分五裂。但我親自經歷過的一件則是真的。1986-7年，台大校園從李文忠事件（1986年5月）、鹿港反杜邦（1986年暑假）、大新停社事件（1986年10月）、到自由之愛（1986年底到1987年）這一連串令人沸騰亢奮的運動中，有個學弟一直很積極跟我們混。有一晚吃宵夜，喝了酒，他告訴我們他被調查局吸收，負責盯我們打報告。怎麼被吸收的？他說他愛賭博，欠賭債，調查局幫他處理，從此就陷入其中。那次告白之後，他就從運動場合消失了。也曾經有同學「受調查局朋友之託」約我到仁愛路四季西餐廳喝咖啡。對許多校園活躍者，「四季」是個熟悉的名字。不知道為何情治單位鍾愛這家西餐廳；這餐廳早已歇業，網路上也搜尋不到踪跡。

那幾年，新刊物如雨後春筍，吸引許多學運分子投入。有位出獄不久（政治案件入獄）的長輩朋友辦了一份運動刊物，人氣匯聚，大夥經常混在一塊。當時學校社團有人傳說這位主編是抓耙子。在威權統治底下，人們的信任基礎是多麼薄弱？那時才剛解嚴，因為「線民學弟」的經驗，這傳聞一直困擾我。忍不住問陳映真，記得那是個大熱天，在《人間》雜誌附近的一家麵攤。陳先生聽到我的疑惑，微笑著篤定地說：「不至於」。他的回應讓我釋懷。陳先生知道我家開水餃館，經常帶《人間》同仁朋友來光顧。幾次遇到他，他都鄭重其事地、似要激勵我身為勞動無產階級的驕傲般介紹我的「出身」。我總面泛羞澀，那時候我大都在混社團搞活動，要不就在書堆中尋找行動或寫稿的靈感，已經少在家裡幫忙了。

1986年是台灣政治轉型的分水嶺。9月民進黨成立；這之前，林正杰入獄前在各地遊行，已經把街頭反抗運動炒熱。蔣經國決定不鎮壓民進黨（只是報紙仍然把「民進黨」置入引號之中），並宣布將解嚴、開放報禁。從此街頭更熱鬧了。這一長波段的街頭運動，一直持續到1992年底「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之後才逐漸緩和下來。（第一屆立委組成的立法院1948年成立於南京，國民黨自中國搬遷台灣之後從未改選過，只從1970年代開始允許少數的「增額選舉」。）此後，街頭的激情火爆淡出政治舞台，社運主流慢慢進入「制度化」軌道（工會、公民組織、工作室、基金會、國會遊說等等）。

1988年5月20日農民抗爭導致警察的暴力鎮壓，台北火車站一帶，深夜瀰漫著火、水、血混合的煙霧。那是解嚴（1987年）初期最嚴重的暴動與鎮壓。類似的場景，二十年後重現台北街頭，2008年11月中國代表陳雲林來台，引發大規模抗議，剛拿回政權不久的馬政府流血鎮壓抗爭群眾。然而，無論局勢如何變遷，這二十多年來的政治轉型，已經讓台灣成為一個選舉民主體制（或是左翼眼中的布爾喬亞民主）。公民社會也有一定的成熟度。

一個新的因素正在劇烈改變台灣的政治地圖，那就是急速崛起的中國，正以八爪章魚的魔力企圖掌控台灣。冷戰結束帶來地緣政治大變動，世界經濟結構再分工，加上歷史事件的偶合（例如，2001年911事件後，美中緊張關係趨緩），使中國的崛起如此耀眼而炙熱。中國已經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這個國家的性質，根據中共官方的標準說法，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事實上，三十幾年來，她的「社會主義」早已底漆斑殘，而「市場經濟」則飽受官僚權貴階級的干預剝蝕。「中國模式」的底蘊是剝削：剝削農工、土地、環境生態。但同時，這個模式也讓國家財力提升，國防壯大，滿足了「祖國站起來」的悲願。

陳映真作為小說家，社會主義理想國的追尋者，「祖國統一」的使徒，早在1980年代初，即已感知到歷史大變動的蛛絲馬跡。〈山路〉中蔡千惠敏銳覺察時代變動的前震，只是她跟所有同時代人一樣，沒能預知中國在當今世界的輕重。鉅變前，得忍受岩盤錯位的輾碾。吳耀忠與蔡千惠，不是同一種時代角色嗎？

革命在他方：否定的否定

        〈山路〉中，蔡千惠的死，一直很迷惑人。千惠在1950年代來到貧困的李國木家，她向李家的人佯稱是國木的大哥國坤的遺孀；李國坤被國民黨槍斃，同案還有一個黃貞柏被判無期徒刑；而千惠的大哥蔡漢廷向當局自首，背叛革命同志。幾十年後，國木受良好教育並成為會計師，讓家境改善，過中產階級的生活。這時候千惠卻無端生了重病...。

我找出一份多年前教學筆記（於清大人社院開設的「台灣社會民主化」）：

白色恐怖對台灣社會的長遠影響。從陳映真的〈山路〉和〈夜行貨車〉可以讀出一些重要的訊息。接續在二二八之後，掃蕩共產黨、清鄉運動，造成台灣社會很深的創傷（social trauma）。高壓恐怖統治，使人民對政治趨於消極畏懼，轉向其他方面發展。城市階級便將子女教育轉向商業、工程、和醫學。而由於美國在冷戰中對台灣的政策，鼓勵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台灣開放市場，因此造就了新一代的中小企業家和家族企業。

因國民黨移入台灣而受害的一代，心中充滿怨怒，但是無法公開表露和抵抗，只能在自暴自棄和苟且委屈中生存。他們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但是這種寄託的內在精神，不是鼓勵他們改革社會的理念，而是一種結合哀怨、虛與委蛇、與認真上進的「生存之道」。「避開政治、用功讀書、努力工作」成為主宰台灣社會的精神狀態。我們在〈山路〉和〈夜行貨車〉都不斷看到這種精神的複製。〈山路〉中，蔡千惠（為了愛慕革命青年和理想而獻身的偉大女子）竟也如此教育他的「小叔」（國木）；〈夜行貨車〉中，詹奕宏他那失意的父親，也是如此教育小孩。

情況極端時，偽裝、麻木和雙重標準，在這種精神狀態中表露無遺：

〈夜行貨車〉的林榮平維持著家庭和情婦的雙重關係；他愛情婦Linda甚於妻子和兒女，但為了維持不斷爬升的機會，他沒有勇氣離婚；甚至在Linda被美籍老闆性騷擾時，也裝作若無其事，繼續討老闆歡心。

美國人和日本人的「經濟和文化帝國主義」的心態，在〈夜行貨車〉和黃春明的〈莎喲娜拉·再見〉表現得淋漓盡致。性騷擾女秘書的美國老闆，開除了「狎妓飲酒」的守衛老張；日本人在台灣四處嫖妓的猖狂，昔日北投、礁溪的繁華（這讓我們反省近年來一些台灣商人在中國的所作所為）。黃春明和陳映真筆下，在跨國企業工作或與外國人有生意往來的台灣人，往往變成「皮條客」、「買辦」。

小說主角的出路和結局。蔡千惠的「慢性自殺」之謎：黃貞柏獲釋歸鄉的消息，倏然挑動了千惠自己所說已經遺忘多年的理想和往事。但是，她為什麼要如此自責、自我折磨？

第一，其兄蔡漢廷出賣革命，咬出很多同志，牽連甚廣，千惠感到一種家族的罪惡感。

第二，在專制、困厄的年代，為了贖罪和理想而到李家去；如今卻過著布爾喬亞般的生活。但是，細數小說中的物件，李家所過的生活，不過是當時台北一般中產家庭的生活，並沒有特別奢華。（作者反物質主義的潔癖，讓國木家的生活與「遠行」歸來的貞柏桑的牢獄禁閉，形成地獄與天國的對比？[2]）

第三，黃貞柏的歸來，觸動了千惠深埋於心底的既浪漫又刺痛的記憶。千惠佯嫁到李國坤家，在少女千惠的心中，乃是「背叛」和貞柏之間的愛情盟約。其實千惠第一次見到國坤，就深受震動，被他的理想和人格所吸引，因此，她曾經幻想著身處貞柏和國坤之間，同時愛慕著兩個革命青年。這是故事引人遐思的地方：到底千惠愛貞柏什麼？女人愛男人的心情，還是仰望著革命家的愛？如果是後者，則他愛慕著國坤也是必然的。國坤已經「殉難」，而被判終身監禁的貞柏竟然獲釋。千惠的心理籠罩在矛盾的情緒：既渴望見到貞柏，卻又不敢面對他吧？更令她痛苦的是，貞柏、國坤等左翼份子寄予希望的社會主義祖國如今「墮落」了，引起千惠的質疑，他們這樣的「犧牲」值不值得？如果不值得，那麼她自己的奉獻犧牲，是否值得呢？何況她所「教養」、呵護而成就世俗欲求的小叔一家（包括她自己），如今是生活在資本主義之物質至上的「家畜化」（何其重的詞？）的世界；這原本是他們要革命的對象啊！這一連串的矛盾和衝突，迷惑了垂垂老矣的千惠，終使她意志消沈、萎靡而死。

假如國坤等左翼革命家是把革命的希望，寄託於祖國，而當祖國的革命竟然墮落了，他們的徹底絕望是必然。可是，這裡不正徵顯著革命份子的幻夢弔詭：把革命的烏托邦寄託在遙遠的「他方」？正是在這裡，我們發現台灣歷史上反抗運動的一種悲劇類型：無法在自己當下生活的社會，紮穩自主自足的實踐腳步。這難道也預言了晚期陳映真的悲劇？

        蔡千惠，客觀上死於孤立、自我封閉、充斥悔罪情緒的病室。主觀上，她的求死，是對革命理念的再獻身，是漠視現實的，只想往革命火焰中撲跳的衝動，是對左統路線的否定的否定。

政治團契

        莫掀尋革命的皺褶，惟死亡逃離孤獨？浸淫在小說、詩、與社會史。「政治團契」，是我與E多方思辨人的政治認同為何轉向，得到的詞彙。2011年某個秋日筆記：

E要到湖北參訪，台灣方面是夏潮安排，接待方是湖北作協。E的外公叮囑她︰「你到大陸去，須小心。個人主義式的言行，在那邊仍然受到注意。」外公是政治犯（於1950年代因為XX鐵路工會案坐牢十五年），近十幾年信仰統派，看來他仍清楚中國的政治與人權實況，但這似乎不減他對統一的熱望，對共產黨的信仰，對國民黨的原諒，對民進黨的嫌惡。E說過︰阿公出獄後、與夏潮積極接觸之前，曾訓誡她們：台灣人應該會講台灣話。但是，阿公現在歡喜講國語。

夏潮聯誼會，作為一個政治團契。

E外公接觸夏潮後的轉變，其中關鍵因素是夏潮的論述與行動方針，團體內的親切互動，使他有empowerment的重生感；再獲歸屬；他沉浸在新的敘事認同中，enabling him to make sense of his suffering；政治親密關係。他開始參加神州旅遊團，回家興奮講祖國建設；每天上社區圖書館讀報紙，搜尋大陸新聞並且剪報；某一年，他開始把票投給國民黨。

當異象復臨

        2012/2/24下午，差不多讀完整本《尋畫》。心情變得沉重，一直想著「左翼」問題。心神疲憊不寧。

連續兩天大雨終停了，便往山上走。近黃昏，媽媽說：到福州山就好。我還是上了中埔山。一入富陽公園，原本的小水溝水量變豐沛，洶湧作勢。往鞍部陡升的盤根山徑，變成行水道，必須在泥濘濕土間涉水。往中埔山的一段山壁小徑上方樹木塌落，遂攀沿斷枝繞行山崖，無危險，有趣味。在山頂小寮停留不到十分鐘，空氣悶滯，雨霧不斷籠罩過來，怕黑太快不好下山。下山的路仍是泥濘鬆軟，只要不怕鞋子陷入泥土，走起來是舒服的。整個過程我的心並不平靜，急著想抓住思緒的流轉變化，這不就是一種病態的浮現嗎——不斷自我詰問，而詰問本身更強化了病的質地。經過長時間的反身思慮、琢磨與探究，我想我愈能夠趨近所謂身心症的內裡去觀想。

        昨日早晨讀了一半《尋畫》時，心思是上揚的。真有趣，今日讀完，如此深入那時代的人的困境，而讓我神志低迴。陳素香對於昔日左翼運動同志今日的歸向，有著深深批判，但批判是帶著幾分同理心的。她這樣寫：

魯迅有一句名詩：「忍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我一直誤讀這句詩的意思。以為「朋輩成新鬼」的意思是指「一起搞革命的同輩朋友們成了新統治者的黨羽了」。後來雖然知道了魯迅不是這個意思，但是我的誤讀，對照朋輩之間的選擇和發展，竟也覺得這樣讀魯迅，也挺能描述這三十年間人事情境的轉換。...

其實我一直耿耿於懷這樣的轉換，很想對那些「成新鬼」的朋輩說：革命又沒有成功，當年的浪漫/熱情/理想怎麼就算了呢？但是多半時候，我也漸失銳氣，苟且過日子了。...

追憶吳耀忠，莫忘我們的年少初衷，浪漫情懷雖然不足以完成「革命大業」（革命大業有太多瑣碎的事情要做啊！），但沒有浪漫情懷，怎能抵擋世俗的各種誘惑和腐蝕呢？[3]

陳素香的喟嘆質問，不單針對左翼傳統，而是對整個社會改革運動的批判。吳耀忠的寫實主義油畫創作，中斷於遠行；而陳映真的人道主義左翼烏托邦，也終結於遠行。[4] 他們以各自的方法，走向「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創作之路，在台灣當代史上，凝聚凍結於一個時間點，然後是分歧，蔡千惠、吳耀忠、陳映真，乍看角色迥異：

路已岔開

我們

四肢依然盤纏

在平行的軌道

時間，藝術，政治。貌離，神合？小說在時間的皺褶中撩撥細節。詩在時間岩壁的斷裂處尋找一塊新苔。而政治行動呢？

        2012/2/28夜：晨又傾盆，午後歇，到山中。在寫作中抒放「縱慾」的矢量。剛讀完尉天驄的〈理想主義者的蘋果樹〉，點字般一字一字爬行，印證自己的心象與體會。他「把莫斯科和延安設想成自己生命中的耶路撒冷。」[5] 而我們呢？我想漂回1986年的鹿港夏夜，喚起肢體勞頓但心志柔韌的同伴們，讓我們乘坐在L那輛小貨卡的車斗，靈視著這一幕：

當異象復臨

都城宵禁人們

早喪失個性。謠言

湧上街頭地底爬出

鎮暴機器加入造反的

隊伍。拾荒者停止乞食

揀尋花朵與石頭，在聖堂

發願：讓我們挨餓

餓到革命成立的那一刻。

當異象復臨，你說：

讓我們準備好

犬儒主義的最後晚餐[6]

後記

本文初稿寫於2012年3月。之後讀到林麗雲寫作的另一本書《尋畫：吳耀忠的畫作、朋友與左翼精神》（印刻出版）。無意中協尋到幾幅流落江湖的素描，其中一幅「工地連作」，無產勞動者身負重擔的流動光影，令人印象深刻。7月15日，解嚴二十五週年，應《蘋果日報》論壇版編輯之邀，寫了一篇〈一九八七〉，提及「野百合世代」，青年期受自力救濟啟蒙，社會力賁發在我們身上的印記；那個年代，每天都是美好的當下。唯一的遺憾是，我輩迄今沒有創作出引領時代前進的思想，也沒有走出自己的政治道路。把短文寄給朋友，寫道：二十五年前的夏天，掩軋這座島嶼的軍事威權的棘刺網，形式地被拔除了。掩軋的棘刺的形式，三個歷史關鍵字。這個省察，與本文遙通聲氣，故記之。

*作者感謝M與E的修改建議。

本文刊登於《思想》22期，頁157-178（台北：聯經）。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研究興趣包括政治經濟學、政治社會學、台灣、中國。著有《第三種中國想像》（2012）；與范雲、顧爾德合編《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走向下一輪民主盛世》（2010）。翻譯 Albert Hirschman《反動的修辭》（2013）。網址： http://www.ios.sinica.edu.tw/fellow/wujiehmin/

[1] 林麗雲、蘇淑芬、陳瑞樺編，2012，遠景。

[2] 遠行，即入政治牢獄。

[3]〈浪漫與遺忘：誌吳耀忠〉，《尋畫》，頁103。

[4] 兩人的遠行，在1968-1975年，因「民主台灣聯盟案」。

[5]《回首我們的時代》，2011，印刻，頁249。

[6] 林触，〈一九八六〉，《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1年0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