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事件與中國模式（吳介民，廖卿樺）

富士康事件與中國模式

吳介民  廖卿樺

2010年05月31日 蘋果日報

富士康事件是中國發展模式負面社會效應的冰山一角。中國模式的一組重要特質是：低人權、強剝削、薄社福。

中國這個「世界工 廠」，是全球商品生產鏈的最末梢。在「精實生產」、 「降低成本」層層壓力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支撐起中國模式的亮麗外觀。這些農民工在工作的城市沒有戶口，因此也不享有城市居民的社會福利。大量外商與中 國本身出口企業，就是執行核心國家之品牌剝削的第一現場。背後的靠山，則是追求富強與財政收入的中央政府。其中複雜的剝削機制環環相扣。

首先，中國訂定了進步的工時政策，但很低的基本工資。中國法定工時每周不到40個小時，每月加班上限是36小時。表面上進步的工時政策，巧妙掩飾 了剝削。中國官定最低工資相當剛性，而且調整速度跟不上通貨膨脹。一個工人倘若只做法定工時，領基本工資，所得將非常微薄。因此，民工不得不競相加班。一 個月加班100小時以上雖違法，卻時有所聞。以富士康為例，一個普工（作業員）每月若領底薪（基本工資），只有人民幣950元，若加班98小時（平日加班 66小時，周末加班32小時），大約領1840元。在這工資制度底下，加班費與正常工作底薪的比例將近1:1。2007年深圳市月人均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國內生產總值）為6637元，職工月平均貨幣工資為3233元。對照之下，民工少了加班費生活有多困難。

我們在田野調查中，聽過許多台商說：「大陸工人很喜歡加班。你沒有班給他加，他還不高興呢。」富士康的情況 就是這樣。《南周》的「臥底報告」說：「中國的工人們主動向資本家要求加班。甚至要通過討好線長、組長來實現這一點。」由於基本工時定得低，企業為了生產 效率要求工人加班；也因為基本工資低，工人不得不拚命加班。如此一來，超時加班的現象就自然產生了。這樣的制度設計逼使工人「自願加班」。

再來是 社會保險。廣東地區給予外來人口的社會福利非常貧薄。按規定，在勞動合同法訂定之後，企業都要跟每個工人簽勞動合同，簽了勞動合同就必須上社保。但是，廣 東一向對社保率要求比較寬鬆，近年來遇到金融海嘯便對企業放鬆社保率，富士康誇稱是「全覆蓋」的「模範外資」。但是，深圳把社保分成一般市民與外來人口兩 大類。200多萬的深圳戶籍人口保的是「城鎮職工社保」；1000多萬外來民工不是沒有上社保的「幽靈工人」，就是保「外來人口綜合保險」。兩者保費與福 利待遇有極大的差距。上海等大城市也都採取類似的社保二元制。戶口制度幫忙全球資本省下一大筆福利費用。

社保問題直指中國模式的痛處，指出問題的核心在於城鄉隔離二元體制：外出打工的農民工沒有旅居城市的公民身分。為何城鄉隔離體制改不了？道理不難懂。一旦開放戶口，龐大民工隊伍的福利開銷，增加的城市基礎建設費用，誰來負擔？中央不願意拿出大塊財政補貼，地方政府只顧保護自己城市與市民利益。

中國「九名社會學者聯名公開信」呼籲：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企業公民」、「社區公民」。他們暗示了公民身分差序體制的壓迫與剝削性，但話還沒講到位，也沒把矛頭指 向國家，這恐怕是身處威權體制不得不然的「隱微書寫」。

有人說，富士康很冤，因為它「福利好，薪資高，民工排隊求工作。」厄運怎麼會發生在這家 「高科技樣板公司」呢？但，別忘了，這頭全球化生產鏈末端的工業巨獸，把工人拘囚在集異化勞動，超時加班，喪失意義感的非人園區。它是比卓別林「摩登時代」裡頭那部大齒輪，更大上幾千幾萬倍的機器。富士康削價大量接單，在第一線負責駕馭這頭怪獸，如今出了問題，誰要負責？誰設計了它？除了外商組裝製造業、還有賺取巨額利潤的全球品牌資本，以及只顧追求富強的中國政府。

（吳介民為清華大學社研所副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委；廖卿樺為清大社研所碩士生）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551605/IssueID/2010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