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那是我在新加坡的第八年。

香港回歸的前一天，我和家人守在電視機前，看交接儀式的轉播，一插播廣告就轉台，深怕自己錯過什麼。

香港一百多年來的殖民歷史宣告終結，我不在現場，卻在一千五百九十九英里外的新加坡，收看電視轉播。還記得當時我邊看邊在心裡埋怨父母，為甚麼不讓我飛回香港，見証這一重要的歷史時刻。

午夜時刻，看著英國國旗緩緩降下，中國國旗升起，我告訴自己，以后有這樣的歷史事件，我一定不能再錯過。

那年我十六歲。三年後我入伍，依照新加坡法律規定宣誓為國效忠。

二零一一年，台灣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我在現場，距離新加坡兩千零一十八英里的台灣。

十月十日當天，我在離台灣總統府不遠的一條街上觀看閱兵。我把相機緊緊握在手中，目光時而落在路上的軍車，時而朝向天上的軍機，時而又轉到周圍的群眾，豎著耳朵聽他們對這一重要的歷史時刻有什麼看法和感受，深怕自己錯過什麼。

歸鄉之路

從一九四九年算起，民國在台灣已經超過一甲子。母親是台灣人，嫁到香港時，台灣還沒解嚴。我五歲那年，台灣開放居民到中國大陸探親。然而，真正等到我那國民黨老兵退役多年的外公踏上歸鄉的路，又是再過幾年的事情。

奶奶的父親以前是做小買賣的，他在文革期間的不幸遭遇，使得奶奶輾轉來到香港以後，就很少再回去家鄉，也不大願意提起往事。六四事件發生後，父母決定舉家移民新加坡，說是為了我們好。

就是這一件又一件的歷史事件，左右我父母以及他們的父母，是否得背起軍囊和槍，在甚麼地方定居，能否與親人團聚，當中會有多少心酸眼澀可想而知。

帶著落葉般支離破碎的家族史印象，懷著見証偉大歷史的心情來到台灣。此時台灣導演魏德聖一部以台灣歷史上著名的“霧社事件”為背景的電影《賽德克巴萊》正在上映。因為擔心無法在新加坡上映，或即使上映也因為其血腥畫面被剪得支離破碎，因此在台北期間便抽空去戲院看了這部電影。

在電影中，賽德克族馬赫坡社的頭目莫那魯道准備向日本人發難，被那個從小受日本教育，取了日本名，成為日本警察的賽德克族人花岡一郎發現。當一郎再三勸阻，莫那魯道問了他一句：“你將來要進日本人的神社，還是我們賽德克祖靈的家？”

族群掙扎

生你的人是賽德克，養你的人是日本，你要為哪個族群盡忠？看到這裡我不禁感嘆，要求一個夾在敵我之間、族群掙扎的人，在兩種身份之間作出選擇，這樣的要求實在太殘忍。又想到自己如果有一天也被這樣要求，該如何抉擇？

對於許多人來說，香港是香港，台灣是台灣。香港對台灣人來說，可能只有短暫旅游或出差的經驗，香港人對台灣也一樣，談不上甚麼感情。但香港父親台灣母親，香港出生新加坡長大的我，無論是香港或台灣，對我來說都有一份特殊感情難以掩飾。

細細琢磨，這種情感其實應該不難理解。一九八四年，中國和英國就香港問題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台灣土生土長的背景，不妨礙羅大佑創作出《東方之珠》這樣的不朽名曲，來描述香港的悲情。

瞬間釋然

即使是台灣作家楊渡，在回憶起香港回歸日當天，看著英國國旗緩緩降下，中國國旗升起那一剎那，也有“仿佛百年來的委屈與心酸，百年來殖民地台灣有過的悲哀感，竟與香港歷史重疊，讓人想落下眼淚”的心情。

在慶祝百年雙十節的台北街頭，看著象征三民主義和革命精神的青天白日紅在風中飄揚，我瞬間釋然，對於父母當年不讓我回香港一事，選擇體諒他們的隱衷。也許幾代人遭歷史事件撼動，本可平淡的生活因而風雨飄搖，他們已不忍心再將我曝露在任何政治紛擾之中，寧願我在星島安穩生活。只是長期沉澱在心的那一件又一件的歷史事件，交織而成的那份情感，對我而言始終難以割舍，不管一九九七年的那個夏天，我在哪裡。（完）

聯合早報（2011-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