龜山歷史行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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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地區受自然條件所限,漢人進入拓墾的時間較周圍南崁、新莊、桃園、鶯歌等地晚,由鄰近街庄向本鄉進墾的時間約在乾隆初年。漢人拓墾過程與交通動線關係密切,其中以橫貫本鄉的龜崙嶺道最為重要,隨著該路成為南北交通要道,不單刺激人口遷入拓墾,也帶動商業發展;最早的漢人聚落、店舖均位於龜崙嶺道上,沿線周邊的地權變動也最為顯著。依照入墾路線與自然環境,本鄉大致可分為北部區域、南部區域、龜崙嶺道舊路沿線、龜崙嶺道新路沿線等四區,漢人聚落、文化活動呈現分區發展的現象;各區水利設施以私修埤圳為主,同族聚居長期經營、地權型態均屬番產漢佃則為共同特徵。

乾隆、嘉慶年間,龜崙口閩粵械鬥頻傳,坪頂樂善寺的建立與之關係密切。道光年間,新路坑發展趨於飽和,由桃園進入以漳人為主的漢人,從新路坑沿溪流往北擴散至楓樹坑、舊路坑,並探入坪頂台地;同時,北部區域以泉人為主的漢人,也逐步往南深入坪頂。兩股勢力在坪頂南端交會,使楓樹坑、舊路坑、坪頂的土地交易在道光年間較為密集,道、咸年間亦爆發多次漳泉械鬥。械鬥停歇後,林本源家族積極參與壽山巖重修,且於同治年間陸續收購龜崙嶺道沿線土地,又捐獻土地予樂善寺,林家之舉除了藉宗教傳達停止械鬥、和平共處之意,更有助鞏固漳人在龜崙嶺道的發展勢力。

境內熟番有龜崙社、南崁社,人數與分布範圍均以前者為主。由於漢人入墾本鄉之初即以永佃權形式取得田主權,加上熟番農耕技術相對落後、屯番任務導致無力墾耕等原因,使番社業主權日益削弱。清領後期,龜崙社為減緩土地流失的速度,以免繳社租獎勵自行墾耕的社番,可視為積極展現業主權的表現。此外,社內大姓家族模仿漢人鬮分家產,番社以社租谷延聘教師授課、參與壽山巖觀音寺普渡與修建等情事,則反映了龜崙社社會經濟制度與漢人文化逐漸融合的現象。

(資料出處:于淑容(2014) 。《清領時期桃園龜山區的拓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