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聖令工作坊紀要
Post date: 2010/1/3 上午 10:22:23
時 間：民國98年11月08日(星期日)
地 點：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會議室
紀 錄：鄭裕書
今日唐律研讀會除了基本的唐律研讀外，特別安排四位研讀會成員發表有關天聖令的論文，而且邀請了五位中國學者與兩位日本學者，分別是戴建國先生、黃正建先生、吳麗娛女士、李錦繡女士、牛來穎女士、坂上康俊先生及辻正博先生。以下為這四篇論文摘要：
一、吳謹伎，〈從《天聖‧倉庫令》探究唐宋庫藏管理制度——以申報制、帳簿制及出納制為中心〉之主旨：
有關唐宋庫藏管理中的申報制，據《天聖．倉庫令》宋15條「庫物出給申報」條，得知宋代倉物或庫物給用，有一定申請手續及換物方式，大抵倉物或庫物給用，須「承三司文牒」，有急需，可先用後申報；若是「每年正常支付」及各州依條令合於給用時，「不須承受文牒」。唐宋庫藏管理中的帳簿制為：
（一）宋代地方倉庫每年終須造帳向上申報，對倉庫存物進、出、結存情況，有一套造帳申報程序，《天聖．倉庫令》宋16「倉庫雜物帳」條主要是規範倉庫入納、出給、現有結存雜物之造帳申報程序，凡地方倉與庫之存物進、出、結存情況須登入帳簿，年終時申報所屬官司，由所屬官司分類其名稱造成帳冊，呈送三司，作為年終核算與來年據帳徵納追欠之依據。
（二）宋代倉庫查帳時，須核對帳目文書點檢物資，倉庫帳目文書有一定分付送審及送還規定，《天聖．倉庫令》宋17「倉庫文案孔目交代」條主要是規範凡倉庫物及收支錢物帳目文書，專門負責官員交代之日，一併相繼分別送審計機關（三司勾院、磨勘司）審核，審核後，帳目文書須依一定期限歸還送回倉庫；凡倉窖雜種物，數目過多不可移動的，依據帳簿分別送付審計機關審核。
（三）《天聖．倉庫令》宋21「受物附帳」條主要是規範官司受物登錄造帳原則，凡官司收受任何物品，在完成繳納入庫後，都要登錄物品類別細目申報所屬官司列入帳簿。此條因《唐令拾遺》、《唐令拾遺補》、《養老令》俱無，李氏暫時無法復原。
（四）宋代雜物納庫須添零就整，帳簿內收支須各具整數。《天聖．倉庫令》宋22「雜物出帳及和市」條主要是規範「不滿整數的雜物」入庫與「和市物」入庫的用印和記帳原則，對於雜物不滿一匹或一端時，都各隨滿一匹以上或滿一端以上之雜物簽署蓋印入庫，不須個別記帳。
（五）附在《天聖．倉庫令》後面而不行用的現存唐令13（校錄本唐13、復原清本唐37）規定唐代各地應運送至京師之庸調等稅收物，都依現在所運送稅收物之數量種類、成色品級，各自造簿冊一道，簿冊盛置並封閉印記，交付綱典運送至尚書省。
有關唐宋庫藏管理中的受納制：
（一）在宋代倉庫受納，如果有欠損，有一套追徵及造帳申報程序，《天聖．倉庫令》宋5「出給附帳」條已約略規定倉庫有欠損要隨事徵罰，有剩餘要造帳。《天聖．倉庫令》宋19「倉庫出給欠者」條詳細規範倉庫受納有欠損之追徵及造帳申報程序，原則上是向負責受納的倉庫官員以下的典吏追徵，追徵後分別給付，仍有欠損，再向後來接替的負責受納的倉庫典吏追徵；追徵得到後，隨即方便輸納，有剩餘，要造帳申報。
（二）《天聖．倉庫令》宋20「欠失官物徵填」條主要是規範欠失官物之科徵與不科徵原則，大抵經過審核合於科徵時，則按照原物科徵；但原物不可齊備和鄉土沒有生產時，可準物價之直科徵；如果死亡和被發配流放，資產已窮盡者，則不科徵。
（三）唐前期稅物輸納入庫程序分為初至奏聞、輸場驗收、題以州縣年月、書牒為案等四個步驟，顯現出庫藏受納程序之嚴密。
有關唐宋庫藏管理中的出給制：
（一）在《天聖．倉庫令》宋5「出給附帳」條已規定倉屋、倉窟、府庫出給順序，每出一屋一窟一庫盡，然後更用以次者。《天聖．倉庫令》宋18「倉庫出給」條規範倉庫雜物出給之順序及雜物中有不堪久存、破舊時的處理方式，凡倉庫貯存積聚的雜物應出給者，先盡給陳年的雜物。雜物中有不堪長久貯存及破舊者，可申請用舊物換取新物。
（二）附在《天聖‧倉庫令》後而不行用的現存唐15（校錄本唐12、復原清本唐36）至唐18（校錄本唐18、復原清本唐42）規定唐代國庫賜物出給對象、賜物出給的種類額數、賜物出給手續等問題，這些是宋代不行用的法條。
（三）唐代中央國庫的支出，採木契檢驗勘合財物出納之法，形成金部（下符及給木契）→太府寺（下牒及給木契）→諸庫的三級出納體系，此三層的木契佈局及勘合關係，每級都有符牒、木契與之相關，形成一個木契勘合體系，對國庫財物出納具有嚴格把關作用。
（四）唐代庫藏出給必須經過據符牒、勘木契、稟判文、錄姓名及名數等四道手續，才算完成程序，木契、傍、符牒、判是庫藏出給中不可少的四項出納憑證，可看出唐代前期庫藏出給，庫官的上司及其他機構，層層把關，不輕易出給，庫藏出給制甚為嚴密。
與會大陸學者針對本文提出評論。首先由戴建國先生給予些建議：「簿」是由地方來存藏，而「帳」才是呈送於三司的。
其次，吳麗娛女士所給予的建議：1.研究是問題性研究，並非研究回顧，即是前人做得不足之處而我們所要做的目標是為何。2.在研究回顧中可只列重要或經典的著作和論文，其中應該列李錦繡女士的《隋唐審計史略》（北京：昆侖出版社，2009年1月1日）及王永興先生的《唐勾檢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3.制度的淵源與變革應該是由唐至五代，最後再到宋代這樣的脈絡為最恰當。4.應該要提到比部勾檢演變至三司勾檢的過程。5.三司內的庫務倉儲中的倉案應該要說明一下。
二、于曉雯，〈從碾磑管理看唐宋水權概念〉的摘要：
水碾因獲利甚廣，到了唐朝，隨著寺院與權貴的爭相競逐，碾磑大興，京城附近的鄭、白二渠上都有水磑沿渠建造。但水碾過度發展的結果，卻使得原本仰賴渠堰灌溉的農田水源被奪走，運轉過程中所帶來的砂質也堵塞渠堰，對農田、河渠雙雙造成損失。朝廷數次下令拆除破壞農田灌溉的碾磑，卻無法禁絕，除了碾磑利潤相當大以外，碾磑擁有者多為王公貴族，與朝廷關係密切，亦使得水碾之弊難以根絕。
面對社會中發達的碾磑，唐宋二朝政府都設立法規管理，並設法杜絕水碾之害。從《水部式》、唐令、《天聖令》、《慶元條法事類》，都對水碾的建造、運行進行規範，並強調不得妨害農田灌溉此等大前提，國家對於水資源的認識、控管，將影響到水權制度的內容，以及唐宋二朝的用水順序都是先農業次水碾，用水順序不僅在保護百姓使用水資源的權益，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統治者的思維。
針對本文，牛來穎教授首先認為是本文相當用心之作，但全文結構略嫌失衡，針對《天聖令》的討論相對不足，可再增潤；另外建議：可參考那波利貞的〈梁戶考〉（收入在《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77年）。
三、林麟瑄〈唐代法律對於蕃客的待遇——以《天聖令》為中心〉的主旨：
主要的問題意識為「蕃客在法律上所受到的待遇如何」及「釐清蕃客所指為何」。透過舊有史料與新發現之《天聖令》中有關蕃客的條文做比對，得出蕃客即是使臣之意，且有時候也會寫為蕃使。而蕃客所受到的待遇可從管理蕃客的涉外行政機構，以及法律上的實際規定，看出端倪。唐代管理蕃客的機構在中央主要有二，一為尚書省中的禮部，以主客司為專職機構；一為九寺系統的鴻臚寺，以典客署為專職機構，兩者的性質類似，其主要功能在於管理蕃客朝貢、禮儀、賞賜、宴饗、迎送、住宿、給衣、給食、協助就醫、處理喪葬等事務，另外也兼有蒐集蕃國國情的工作。
而法律上的待遇，從《天聖令》中蕃客相關條文，對照唐律之條文，可見雖然對於蕃客有一些特殊的優待，但整體而言，蕃客在法律上所受到的限制是多於優待的，而這些限制是基於防範國家安全，故對蕃客採取猜防的態度。
作者將研究中所遇到的問題提出：
（一） 如蕃客入朝納獻，有領送品官隨行，究竟是以禮待之的尊重？還是出於方便就近監控？
（二） 蕃客、蕃使雖同指使臣，但是在史書上的記載，內容卻仍有不太相同之處，究竟兩者的使用時機為何？
（三） 《天聖令》〈雜令〉卷三十復原第51條中，究竟應復原為「當大路左側」還是「當大路近側」也仍須解決，至於大路所指為何？與一般認知中的官道是否有別。
簡而言之，作者是認為唐代雖對外來民族採取開放、兼容並蓄的態度，實際上並非如此，從法律中的記載，確實反映出唐廷對外來民族的猜防。
戴建國先生對「當大路左側」提出一些見解：一般百姓多靠大道右側，蕃使則靠大道左側，以便監視。另外，先生也提出一個建議：可由蕃客、蕃商與蕃人的身分和地位去引證，是否為蕃使。
而黃正建先生提出一些建議：1.可查閱《唐令拾遺》、《唐令拾遺補》及《唐六典》等的記載。2.蕃客的定義為何，如唐律不用蕃客一詞而用蕃使，乃因前者含意較廣，後者含意狹窄。3.客可以包含蕃客、蕃使與蕃商，但蕃使並不同等於蕃客。4.不能只著眼於「大道上的蕃客」，應該看「住在京城中的蕃客」，其論點會比較完備。
四、吳麗冠，〈唐宋之間官奴婢制度的崩解──以天聖令為中心〉的摘要：
唐令中散在各篇的官奴婢制度，在北宋的《天聖令》中幾乎被置於棄置不用的唐令，僅一條保留下來，反映了北宋前期官奴婢數量的減少，應與官奴婢來源的枯竭有所關聯。但官奴婢的減少與制度崩解應可向上追溯至唐代中期。
安史之亂後，籍沒和俘囚的人數逐漸減少，使得官奴婢的來源逐漸枯竭；另一方面，因為賞賜、放免等因素，部份的官奴婢轉變為王公貴族的私奴婢，或放免為良人，使得官奴婢的人數日趨減少，國家便以和雇的方式來取代因失去官奴婢而缺乏的勞動力。加上簿籍的混亂，造成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分配、給糧、婚配、給假等制度，因為簿籍的混亂而難以實行，可能也是官奴婢制度崩解的原因。
作者再提出：聖令將官奴婢制度大量刪除，是否與官奴婢的減少有必然關係？還是有其他的考量？
戴建國先生所給的建議為：可以參酌白居易的《白氏六帖事類集》所引的唐令。李錦繡教授所給的建議為：1.除了對官奴婢的崩解有所研究外，應該也要對部曲制的崩解作一了解。2.可多引用政書（唐六典等）、筆記小說及吐番文書等。3.官奴婢的「給糧」問題的探討外，「給衣」的問題也可探討，進而推論官奴婢的數量、地位及官府中的比例。4.可參考王永興先生的《敦煌經濟文書導論》（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4年6月1日）。5.官奴婢的減少這一問題應該放在大環境中來檢視，從北魏至宋的時間脈絡會更清楚。6.宋代的商品經濟發展快，對奴婢的需求會相對減少。7.門閥制度的消失，平民社會的興起，使原本由賤民所作的力役改為平民來負擔。
另外，戴建國先生針對《天聖令》是否由《開元二十五年令》為基礎作一說明，先生他的論點主要在《天聖令》的語境、官品、官名（太史局的官之改名）及避諱（唐代宗之諱，多處使用「豫」字）等問題上來考證、斟酌，故推論出《天聖令》的條文以《開元二十五年令》為基礎來修訂而成的。但坂上康俊先生對《天聖令》的某些條文之記載並非是以《開元二十五年令》為依據，提出一質疑。
午後，全體研讀會成員、老師們和七位學者於台大校史館一同拍照留念。
(撰文：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鄭裕書)